【全文推送】生活取向：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实践逻辑及风险

摘要

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背景下，返乡青年创业成为新的热潮。调研发现，与“80 后”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实践不同，以“90 后”为主的新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以县城为创业空间、以成家期为创业时间、以小微创业为偏好、失败率高的特征，表明其非市场理性的创业行为背后，隐伏着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生活逻辑。实际上，被父代托举进入县城的农村青年，实现家庭生活的完整亲密和追求阶层生活的跃升构成其返乡创业的内在逻辑，这种生活取向的创业以父代资源的持续输入和家庭发展的合法性作为实践基础。然而，这种创业的盲目性和非理性会引发父代被迫卷入、子代婚姻不稳定等家庭危机。这启示：政府在创业政策设计上既要积极与返乡青年的需求相结合，又要引导他们理性创业、控制风险。

关键词

返乡青年；青年创业；县域城镇化；生活取向；创业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经济动能，开启了我国最大体量的“民工潮”，大量农民离开村庄进入城市获取非农就业收入，快速推进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但农村人口的单向流动也造成了乡村“空心化”问题。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快速变化，我国经济从持续高速发展转向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农民开始了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其中，返乡创业青年是一个数量逐渐增加的重要群体，2020 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累计达到1010万人(廖睿灵，2021)。他们经历了从离乡到返乡的流动过 程，兼具城乡两端的社会背景和经历，他们的创业实践既关涉青年群体的安身立命，又在流动中重塑着城乡经济发展的样态。尤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青年被视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动能，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返乡青年就业创业的政策，如2019年共青团中央发布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指出，要“开展外出青年返乡创业‘燕归巢’工程，力争到2022年，服务10万在外青年返乡就业创业”，返乡青年创业的发展状况和制度环境引起社会及政府部门的重视。

近年来，受政策鼓励的返乡青年创业也掀起了学术研究的热潮，已有研究做出了一些初探：一是，在宏观政策上厘清返乡青年创业的战略意义和主要困境，在我国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青年创业成为重要的经济动能(刘唐宇，2010)，能够发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王慧珍，2021)、乡村人才补位(林亦平、魏艾，2018)、城乡融合(赵联飞，2021)的功能。但同时，返乡青年也普遍面临创业资金、资源、技术不足的困境，要从金融贷款、技术指导和资源通道等政策上给予其创业支持 (豆小红，2017;崔春晓，2017)；二是，从主体行动的角度侧重于挖掘返乡青年的创业动机，主要包括乡村建设的发展空间(李冠源等，2022)、市场收益选择(程伟、陈遇春，2011)，以及经济收益下的自我价值实现(毛一敬，2021)和个体意义建构(林龙飞，2019)等。

宏观政策分析为理解返乡青年创业提供了基础背景，但仍需要结合这一实践的主体动机和行动逻辑才能对返乡青年创业形成系统性认识。已有研究做出了一些初探，但关于创业动机的分析都隐含着返乡青年创业的市场理性假设，认为创业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活动，是创业主体根据市场机会、市场资源和市场收益等综合考量下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创造行为(李练军等，2021)。实际上，这只提供了一种关于创业行为合理化的经济学解释，而从社会行为来看，返乡青年创业的实践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返乡青年群体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分化，“80后”和“90后”成长于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其职业选择、就业偏好、生活价值、家庭目标等都已经有所区别，他们的创业行为背后隐藏着不同的实践逻辑。当前，县域城镇化构成中西部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90后”青年正是这一目标的实践主体(王向阳，2019)。因此，立足当前县域城镇化的新阶段，需要将视野放置于县域空间，聚焦“90后”这一新群体的主体特征、行动目标，以此来把握其创业的内在动机。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前部分返乡青年创业并未完全遵循市场理性的原则，也并不是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是出现了一种生活逻辑主导的非市场理性创业，这一创业行为的逻辑反映出返乡青年群体本身内在特征的变化。基于此，笔者就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生活逻辑进行分析，以丰富对返乡青年创业的类型划分和实践逻辑的认识，在透视返乡青年群体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制度层面支持返乡青年创业的完善和优化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中的县域返乡青年是指在农村家庭出生、经历过在大城市的务工就业、之后返回家乡所在县城进行生产生活的农村户籍青年。这一群体以“90后”农村青年为主，其父代仍然在农村生活。受学历的限制，这一群体在青年群体分化中的定位仍是返乡“农二代”，与返乡大学生这样的精英群体有所区别(刘浩，2021)，他们无法通过学历直接实现在城市稳定地就业和生活，因此在其生命历程的某一时期选择返乡。他们虽然是农村户籍，但其“70后”父代作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所创造的家庭积累，已经能够托举“90后”子代青年进入县城发展。同时，这些青年从高中上学开始到毕业后的就业流动经历，都是以县城为起点，再逐步跨越到大城市。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并未保留厚重的乡土记忆，反而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习得了“去乡土”的价值取向。因此，县城成为这些青年的目标生产生活空间，故将他们称为县域返乡青年。近年来，返乡青年的创业行为引起学界关注，其中，以“90后”为代表的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行为特点和逻辑凸显出这一群体的内在特征和价值追求，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一群体——县域返乡青年中的创业群体。

鉴于本文会反复涉及“县域”和“县城”这两个概念，为明晰概念所指，特做出以下说明。“县域”是在县级行政单元管辖范围内的区域的统称。在“县域城镇化”这一表述中，县域是城镇化的空间单元；“县域城镇化”实际上指的是在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按我国目前的规定，县域内的城镇包括县城区(含县级市区)以及县城以外的建制镇，其余地区为农村地区。”(白志礼等，2007)由于本文研究的返乡青年群体户籍身份仍为农村户籍，但创业和生活的空间在县城，并且在县域城镇化的目标和背景下进行创业和生活，因此本文选取“县域”作为一个较为广义、具有政策性和学术分析性的概念来界定这一群体。“县城”是指县级行政机关所在的城区(即县级政府驻地镇或街道)，它是城镇体系的一种类型和层级，具有城镇的一般特征(黄振华，2022)，在本文中主要指县城城区。后文中使用“县域”和“县城”都遵循上述概念区分的标准。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法收集基本案例和访谈资料。笔者于2020年10月—2021年10月分别在河南焦作、辽宁丹东、四川成都三个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持续关注“90后”返乡青年的创业现象，积累多个县域返乡创业青年的典型案例，深入访谈并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家庭情况和创业动机。

笔者所调研的县域返乡创业青年案例共有30个，年龄主要集中在25 ~ 35岁之间，以“90后”为主，学历多为中专及以上，部分接受了大专和本科教育。为便于分析，笔者选取了8个典型案例，这8个受访对象均为农村户籍的青年男性，年龄最小的为28岁，年龄最大的为32岁，学历最低的为中专和高中，学历最高的为大专和本科。下文引用受访对象的访谈资料采取如下编码规则:20221205XXX，代表访谈日期加被访者的字母代号。

三、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实践特征

创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涉及创业环境、行业市场前景、资金投入及其风险等多种因素。当前部分“90后”县域返乡青年经历从乡村到大城市的流动后，在创业空间选择、创业类型偏好和创业经营状况等方面存在较高的同质性，这些构成了他们返乡创业的实践特征。

一

以县城为创业空间

创业青年的返乡主要集中在县城，而不是真正的乡村。从这些青年的个人经历来看，前期他们会从真正的乡村到城市、再到大城市，逐级流动。他们的童年及义务教育阶段主要在村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经历则必须在县城完成，而高等教育在省内的就近城市完成。后续的职业经历则会跳出县城， 进入大城市的正规或半正规的市场体系，尤其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为主，这是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的 最高点。而在这个外出流动轨迹中，通常会有3 ~ 5年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深刻体验。

在大城市就业，市场机会丰富，但以学历、技术、资源、素质为标准的竞争也极为激烈。青年群体在大城市的“追梦”体验，通常在现实中表现为以“异乡人”身份经历的残酷竞争和“漂泊无依” 感(卢晖临、潘毅，2014)，他们无法真正在大城市体面立足。“当时年轻，还想出去闯荡，见见世面，不想待在小地方，出去几年后就知道外面的不容易了，别人只看你取得的成绩，不会管你中间苦 不苦、难不难。”(20210517ZYQ)于是，部分青年群体开始返乡流动，并重新定位就业空间。在空间的选择上，一部分青年也会逐级返回流动，从大城市先退回省会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最终再回到家乡所在的县城，另一部分青年会直接返回县城，但不论返回的轨迹中是否有其他空间节点，县城通常是“90后”青年返乡的终点，参见表1。“回农村已经不可能了，我又不会做农活，回农村能做啥? 年轻人都不在村里......县里好歹还能做点小生意，也认识一些人，生活也方便，想买什么吃什么都有。”(20210520LSL)

“返乡”经常被狭义地理解为返回乡村，但随着城乡关系的变化以及青年群体的代际更替，选择返回乡村创业的青年以“80 后”为主，对他们而言，乡村仍然是可以提供生产机会和价值归属的场域，而“90后”选择的创业空间主要是县城。县城构成了城乡连续统的关键节点(王春光，2020)，城乡资源在这一节点汇集，对青年群体而言，县城不仅是就业空间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一代青年生活空间和价值归属的选择(王玉玲、施琪，2021)，他们通常是先决定回到县城定居，再决定创业。

二

以成家期为创业时间

对返乡青年而言，创业并不是进入市场获取收入的第一选择，而是在几年就业经历后做出的决定。从这些青年的职业选择来看，在大城市3 ~ 5年的就业期间可能经历较频繁的工作变动，却并未带来职业晋升的机会，只是工作类型有所变化，工作收入变化不大。由于大城市丰富的市场机会和较高的劳动力价格，青年群体至少能获得比县城就业更高的收入，因此在就业初期，大城市仍然是青年群体的主要选择，一般情况下并不考虑返乡创业。“实际上要比较的话，肯定是大城市工资高、工作机会多，县城就那么大，不可能有那么多岗位，有的行业和职位，县城都没有......再说工资太低了，挣的还没花的多，之前没怎么考虑过回来创业。”(20210521ZJY)此外，乡村或中西部县城的市场发展前景有限，在就业创业方面都存在诸多限制，虽然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提供了很多就业创业政策支持，但在产业市场、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大量青年群体不会轻易选择返乡创业。而最终决定返乡创业的时间通常是在青年的成家期，这一点可以从创业时间在家庭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看出，参见表2。

青年的成家期是指从准备结婚到结婚后小家庭形成及扩展初期这一阶段，一般是在25~40岁之间。农村青年主要在家庭生活的拉力下选择返乡，创业期与成家期高度重合。在上表中，返乡青年的创业时间集中在结婚前后这段时间，直到小家庭进入稳定期，创业热情才逐渐回落。如受访者所说: “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闯，家里也催着结婚，到了要成家的年纪，还是要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身边有几个同学都是这样，回县城找工作是没有出路的，最后还是要靠创业。”(20210517ZYQ)

三

以低门槛的小微创业为偏好

从创业类型上看，“90后”与“80后”也有所差别，“90后”基本转向了非农化创业。“80后” 的成长经历中仍然包含了“乡土性”，这种保留的“乡土性”有两种指向：一是他们的一部分价值归属是在乡村的，他们愿意且能够回到乡村，并且被乡村社会所接纳；二是乡村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能够成为他们的资源。这就意味着，“80后”返乡青年在这种资源优势下，主要进行的是由“工”转“农”的创业，包括特色种养产业、农产品加工销售、休闲农业等，他们依托农业资源进行高附加值、高投入和高风险的创业，其中高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重体力、时间不自由是其主要特点。“90后”的返乡青年创业人数增加，并且其创业类型偏好和创业逻辑发生了变化，主要转向了低门槛的小微创业，以时间灵活、轻体力、低投入、低风险为特点。

实际上，“9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时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掌握新兴信息技术和知识是其优势。从表3中的案例来看，返乡青年创业的行业类型主要属于互联网行业和新消费行业，只有少数高中学历的青年尝试传统行业，比如传统运输行业。在互联网创业中，电商类和视频博主类是新的行业热点，其特点在于学历门槛不高。掌握互联网技术虽有一定的要求，但对学习能力强的“90后”青年而言，只需要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就能掌握基本技术，具有资金投入低、风险相对可控、机会成本低、见效快且有一定的市场空间的特点，因此近几年很多选择创业的青年群体跟风尝试。“这几年互联网经济比较火，主要是不需要投入很多钱，会电脑的都可以学，时间也自由，里面空间很大，做得好挣大钱，做得一般挣小钱，风险低，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尝试这方面的创业。” (20210514ZHM)新消费行业和传统行业则需要较大的投资，基本都是通过贷款和部分家庭支持作为初始资金，县域市场空间有限，风险较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实体店比较容易赔本。“实体行业，我们(年轻人)很难挤进去，很容易死路一条，经验也很欠缺，风险太高，钱不够投入的，资金耗不起。”(20210514ZHM)总体而言，这些返乡青年创业类型偏好的共同特征在于时间灵活自主，从体力劳动转变成脑力劳动，并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门槛的新兴行业进行小微创业。

四

创业失败率高

县域返乡青年创业成功率与创业热情并不成正比，在创业实践中呈现出寿命短、次数多、失败率高的特征。这些青年在大城市就业的过程中频繁更换工作，职业不稳定，而返乡之后的创业也并未因为逐渐进入成家期而稳定下来。在创业实践中，返乡青年对创业环境缺乏全面科学的研判，更不拥有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技术、理念、设计和资源等，因此在实践中表现出盲目跟风和随意性的特点，主要依据他人的成功经历和网络信息选择同类型的创业模式进行模仿和复制。这样一来，创业很快就会陷 入困境。“原本想着做餐饮空间比较大，县城年轻人正好也有这种需求，看别人做得好像挺容易，进来做发现也不好做，本身不是这个行业的人......现在想想，留住客人很有门道，要有特色还得合地方的胃口，有人脉关系也很重要。”(20210520LSL)案例中的青年初次创业都选择了一个陌生行业，进入一个新行业之初能够掌握的行业信息有限，并且在同行中缺乏差异化的竞争力，再加上资金、技术、资源等问题，初次创业很容易就失败了。有趣的是，一次创业失败并不会让返乡青年放弃创业， 而是继续选择下一个创业。“在家乡工作的话，只有很少的死工资，看到别人成功了，自己还是不想放弃。”(20211021LXY)

通常实体店或公司创业失败后，县域返乡青年更偏向于进入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创业，原因在于投入成本和机会成本低，所以有了创业失败经历的他们通常一拥而入。然而，尽管在新兴行业中尝试的门槛低，但成功与否跟资本投入、个人综合能力、关系网络等息息相关，县域返乡青年在新兴行业中创业仍然存在着客观的资源限制和经营挑战，案例中只有20201026WCH这一个案目前在互联网创业中赚到了相对可观的收入，其他人的经营并不乐观，容易以失败而告终(见表4)。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案例中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实践特征表明，他们的创业并不是纯粹的市场理性行为。首先，他们的创业动机并非因行业市场机会的出现而产生，而是在返回县城后才热衷于创业；其次，他们的经营和投入也并不一定遵循市场的需要，主要以青年个体的主观偏好为重；最后，创业失败并不一定让青年回到稳定就业的轨道，而是继续尝试创业，背离创业的市场理性。因此，仅从经济学的市场角度并不能解释这部分县域返乡青年的创业行为。事实上，可以回到县域返乡青年这一群体的主体特征和生活逻辑的变化上，来探讨其创业行为的内在逻辑。

四、生活取向：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实践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与城镇化进程同时发生。有学者发现，农民的阶层分化和流动也蕴含在城镇化进程中(朱战辉，2018)。在城乡经济、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的差距下，农民群体阶层流动的首要目标并不在于实现阶层的跨越上升，而是要先实现脱离农民身份的关键一跃(周娟、舒丽瑰，2020)，也就是“进城定居”。对大部分中西部村庄的农民家庭而言，就近的县城是最符合进城需要的选择(孙敏，2017)，“70后”父代是县域城镇化的推动主体，而真正的实践主体则是“90后”农村青年。农村青年向县域青年的进阶是农民家庭阶层流动的重要一步，也是新一代农民 家庭追求新的阶层生活和阶层跃升的起点。对上述返乡青年而言，买房进城已经在其父代的支持下完成，子代小家庭不需要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能够实现买房进城说明父代家庭在村庄社会中至少属于中间阶层，接下来能否在县城实现长期稳定的体面生活则成为返乡青年新的生活动力。同时，返乡青年的个体性在长期流动的市场化实践中被强化和彰显，其个人的主观偏好也融于生活实践中。因此，区别于父代以生产性和发展性目标来安排生活的逻辑，在这些返乡青年身上，则出现了生活取向主导生产方式的转向，这构成了县域返乡青年创业行为的内在逻辑。

一

生活取向：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价值追求

1. 实现家庭生活的完整亲密

县域返乡青年并未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时代浪潮下转向完全的个体本位(彭大松，2014)，家庭本位仍然是他们的内在价值追求。但对家庭本位的追求在代际已然发生了变化，父代是对“形散神不散”的家庭伦理和价值完整性的追求，而县域返乡青年已经转变为对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完整性的追求，这也逐渐主导了他们的生产动力和方式。所以，对于父代而言，家人分离是为了实现家庭再生产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家庭发展这一更高层次的目标正是在牺牲家庭生活完整性的基础上实现的。但对今天的县域返乡青年而言，处于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青年家庭的目标是在父代的支持下从买房进城转为安居，家庭生活本身的完整性和亲密性成为其重要内容，这表现在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两个方面。

这一代青年家庭在县城完成子代的教育目标，对子代教育的重视要求必须以亲代教养为主，在中西部县城突出表现为母亲陪读(张一晗，2022)，即由年轻妻子在县城负责小孩的教育和照料。“小孩的教育由老婆负责，现在孩子还小，只是讲讲故事、玩玩具，上小学之后的学习就得家长辅导了，老人完全搞不定这些。”(20211018SXZ)除此之外，在亲子关系中，返乡青年接受并认同现代教育 的科学理念，更重视亲子之间的情感陪伴和相处以及孩子的心理健康，如上述青年都提及:“不愿意让小孩当留守儿童，这样即使挣到钱也没有意义......因为老人带孩子带着带着不怎么爱说话了，我姑提醒了我，我就赶紧回来了，回来我们(夫妻)自己带了两个月小孩就好多了。”(20210514ZHM) 在夫妻关系方面，他们也更强调亲密的情感互动，长期两地分居会极大地限制年轻夫妻的情感实践， 直接影响核心小家庭的稳定，有被访青年提及：“一直在外面打工，打着打着可能家都没了，夫妻更容易感情不好，身边有朋友就是因为这个离婚的。”(20201026WCH)总体而言，家庭生活的完整与亲密替代了经济积累成为返乡青年人生选择的标准，青年在小家庭的拉力下以县城作为生产生活一体化的空间。但是，中西部县城的产业类型和工资水平决定了较低的就业水平。因此，县域创业成为返乡青年打破“拆分型”家庭模式的可能路径(董怡琳，2022)，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享受家庭生活。

2. 追求阶层身份的跃升

以县城休闲性的生活追求建构更高的阶层认同，也成为这些返乡青年积极创业的内在动机。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消费作为一种符号更能体现阶层的地位和象征(布迪厄，2015)，休闲消费因此承担着建构阶层认同的功能。县域返乡青年的父代是作为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的，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认知明确。他们在相对完整的乡土生命历程中具有两重价值追求，即以“传宗接代”为依托的本体 性价值和以村庄社会交往指向社会评价的社会性价值(贺雪峰，2007)。对父代而言，在厚重的代际伦理之下，子代进城买房和家庭发展成为其人生任务；同时，为了实现社会性价值，父代积极参与村庄中的竞争。这两重价值构成了父代极强的生产和积累动力，以经济积累最大化来支撑家庭目标的实现，父代通常不惜从事“脏苦累险”的体力活，在利他主义的家庭价值导向下，休闲对父代而言并不 具备合法性。而对于今天的县域返乡青年而言，由于受教育、市场参与和城乡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与其父代的生活逻辑已经有所差别；其中，休闲作为一种生活价值和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关键的区分标准。

返乡青年作为农二代，个体性价值彰显，并且对阶层生活的差异感知更强，在流动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双重脱嵌”(朱妍、李煜，2013)，既不认同农民的生活价值，也并未成为真正的市民，需要通过个体的生活实践重新建构其阶层身份和认同(黄丽芬，2021)，即从大城市回流县城后通过创业来追求阶层身份的跃升。第一，“打工者”和“老板”的阶层差异体现在生活空间的自主性上，即后者的劳动时间更少而休闲时间更多。返乡青年将创业视为“老板梦”的实现途径，他们不仅重视劳动经济价值的获取结果，还强调自身在劳动价值获取过程中的地位和体验，“体面赚钱”的话语实际上是他们对“打工者”身份的反抗，因此，即使一次创业失败也不会轻易打消其再创业的念头。“谁不想站着把钱挣了，打一辈子工、辛苦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时间，不自由，也没出路......至少当老板的有工作、有家庭、有生活，打工人都没有(自己的)生活。”(20211021LXY)第二，返乡青年还通过休闲消费来建构自己的阶层身份。在县城成立小家庭并未抑制返乡青年的个体休闲，反而扩展为个体休闲和家庭休闲的共同发展，即家庭不能压抑个体休闲，个体又参与家庭休闲，但这些休闲都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并存在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特点(邢成举、魏晓丽，2021)。在家庭休闲消费方面，家庭旅游、观赏电影、放松足疗等成为返乡青年家庭的刚需，如受访者所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车，带老婆小孩在省内旅游是比较方便的，前两年附近的小景点基本都去过了......有合适的电影带小孩去看，有小孩后都是围着他转。”(20211018SXZ)个体休闲消费满足了青年个体的阶层认同的需要，尤其以个体兴趣爱好上的消费为主。“大家都有各自的爱好，我喜欢养鱼，有的时候还爱买鞋，我老婆就喜欢买化妆品、美容美甲、喝个奶茶以及点个外卖，另外有时几个朋友也一起聚餐吃饭。这些感觉也是生活必需的。”(20210514ZHM)更重要的是，这种县城休闲生活体验所带来的更高层次的阶层身份认同，是农村青年在大城市这一空间中实现不了的。农村青年不具备像城市中产阶层一样享受都市休闲生活的能力和空间，他们在大城市的残酷竞争、密集劳动和高压生活下，更容易产生一种大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体验。“在大城市又苦又不体面，那种舒适的生活不属于我，县城里虽然也有压力，但还是能享受比较体面的生活。”(20210520LSL)总之，县域返乡青年的职业安排 与个体和家庭的生活标准紧密挂钩，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阶层身份认同和生活体验，回到县城自主创业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

可以看到，创业不再以市场发展前景和超额经济利益获取作为先导动机，经济收入只是创业的部分目的；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返乡青年希望在县城开展更高层次的个体和家庭生活，这种生活取向主导了他们的生产逻辑，为了满足多元化、高层次的生活体验，返乡青年选择了在县城创业。

二

县域返乡青年生活取向创业的实践基础

创业虽然是县域返乡青年的主观选择，但其生活取向的创业必定面临资金投入和创业失败的风险，在创业成功之前将会长期面临家庭收入减少或收入不稳定的窘境，其创业背后是以代际的紧密联结、资源互动以及家庭发展的合法性作为重要支撑的。

1. 代际合力的家计基础和父代的支持

对县域返乡青年家庭而言，创业意味着短期内家庭经济收入的不稳定，而青年小家庭的生活还要正常运转，其背后离不开代际合力的家计基础和父代的经济支持。在中西部农村的三代家庭中，为了应对子代小家庭的家庭再生产压力，父代的资源被极大地整合进子代小家庭中，形成代际合力的家计模式(李永萍，2022)。在子代结婚之前，父代集中资源为子代购买婚房、筹备婚事，而子代回到县城后，小家庭在县城生活的开展同样需要父代的持续支持。对于农民家庭而言，父代通常还生活在农村，还能通过土地和灵活务工获取收入，子代小家庭的生活资料部分来源于父代在农村的务农种菜，降低了他们在县城生活的成本。“米面粮油这些倒还好，家里有，还有种的蔬菜，主要就是得买肉这些，跟大城市比节约不少了。”(20211021LXY)同时，在孙辈养育方面，父代也会输送资源贴补小家庭。“平时我们没空的话就是我妈帮忙带一下(小孩)，带回村里照顾，等我们忙完了，她再送过来(县城)或者我们开车去接......就这么一个小孩，每年过年我妈会给压岁钱，平时也会买衣服鞋子玩具。”(20210520LSL)在这种情况下，返乡青年不需要面对买房这种很大的经济压力，生活上的经济支出也有父代的支持，因此并非一定要选择能够及时变现的职业，这使生活取向的创业成为可能。但父代的这种经济支持也需要有基础，通常以父母两人的身体健康为前提，才能不断获得经济收入来持续支持子代小家庭，一旦父代失去劳动能力，这种生活取向的创业将不符合家庭的现实需要。

2. 代际伦理和家庭发展的合法性默许

县域返乡青年的创业决策能够获得父代和配偶(通常是妻子)的支持，其关键在于这种行为在代际伦理和家庭发展的话语下得到合法性的默许。一方面，父代厚重的代际伦理为无限的代际支持提供合法性基础，子代家庭的生活和家庭再生产构成父代的伦理责任，并且子代小家庭逐渐占据了主导的权力地位，父代在子代小家庭的生活中只扮演帮忙者的角色，而非决策者的角色。因此，父代默许了子代的创业行为，并为其提供最大化的支持。另一方面，创业目标内含了小家庭对更高层次生活的预期，也符合年轻女性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享受的要求，因此，妻子能够支持丈夫的决定，并且妻子通常在县城务工，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在创业期间可以作为小家庭生活的保障。而在这种灵活分工中，丈夫也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不至于因创业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分工变动扭曲家庭生活秩序。“她(妻子)还是比较支持吧，毕竟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过上好生活，她(妻子)在做教育培训，工资比较稳定，有时也用在家里的生活花销上。”(20210514ZHM)

五、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风险及后果

从上述分析来看，县域返乡青年以生活为导向的创业有极大可能面临发展的悖论：集中两代家庭的资源和力量创业，力图实现更高层次的县城生活目标，实际上随时容易陷入生活困难的窘境。县域返乡青年的创业热潮既凸显了他们“挣快钱”的浮躁心理，与踏实苦干的农民父代形象已经相去甚远，同时反映了这一代青年在父代的托举下进城，开始转向更高层次的生活目标。“定居城市的生计 转型目标达成，必须建立在家庭劳动力在城市稳定、充分的就业，以及城市就业收入能够支撑完整的家庭生活的基础上”(朱战辉，2021)，但他们的个人能力、家庭资本和消费型的县域经济空间无法 支撑这一目标顺利实现。县域返乡青年的创业可能让家庭陷入弱积累、高风险的状态中，导致父代被迫卷入，以及加剧青年婚姻的不稳定性。

一

父代资源被极大挤压

县域返乡青年创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依赖父代积蓄和贷款，一旦失败，年老的父代可能陷入债务风险中，连养老都失去保障。“70后”父代在代际伦理责任的驱动下，将子代的家庭再生产作为自己的人生任务，即帮助子代成家立业。然而在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下，子代的婚育与子代的城镇化绑定、 结合，构成父代新的人生任务，导致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力度增大、支持时间延长，父代不仅要帮助子代进城婚育，还要帮助子代家庭实现长期稳定的城市生活。因此，虽然子代进城在空间上造成代际县乡分居，但实际上父代并未退出子代家庭的发展，而是形成了“父—子—孙”的三代家庭(张雪霖，2015)，父代持续支持子代的家庭再生产。

县域返乡青年创业通常都是青年个人或小家庭的选择，父代在家庭发展的话语下只能以子代的选择为主。有调查显示，父代在帮子代买房结婚这一过程中的经济支出达到顶点，其中包括在县城买房 首付至少花费15万元以上(全款买房则达到35万元以上)，结婚花费20万元以上(包含彩礼、酒席仪式及其他花销)。因此，在帮子代买房结婚后，父代只剩下较少的积蓄，并且此时父代已处于因劳动 能力下降导致收入大幅减少的阶段。子代创业意味着前期需要投资且回报较慢，一般情况下，子代除了银行借贷还会向父代寻求帮助，那么父代不仅要投入自己的积蓄，还要用平时赚取的收入补贴子代家庭，并且子代创业失败后的债务有一部分也会转移到父代身上。“我爸妈他们帮了很大的忙，创业资金找银行贷款了一部分，找他们借了几万元钱，奶茶店亏了，他们也没说还(钱)的事，平时生活上还要贴补我们，这也是啃老吧，现在就怕他们突然身体不好。”(20211018SXZ)这样一来，可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需要稳定养老保障的父代既不能依靠子代养老，也不能积蓄资源自养，最终可能陷入债务风险和养老危机中。

二

加剧子代婚姻不稳定

县域返乡青年创业期主要集中在不稳定的成家期，主要动力在于买房进城后实现较高质量的县城生活目标，创业中的风险和后果会直接传导进入青年的婚姻中，导致婚姻不稳定。婚姻不稳定既包括婚姻缔结困难，也包括婚姻破裂风险。一般情况下，在农村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中，男性青年必须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女性基于追求家庭生活质量对男性有更高的经济要求，也就是说，家庭生活目标的主要经济支出需要男性青年负担，这就导致男性青年有更强的创业动机。创业既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县城生活目标，也是为了成功缔结婚姻以及稳住婚姻。

然而，创业本身的风险性在县域返乡青年的投机行为倾向下极大增加，加剧青年婚姻的不稳定。县域未婚青年开始创业，在地方婚姻市场上已经属于大龄青年，创业的不稳定性在婚姻市场上并不被女性所青睐，县域返乡青年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创业，一旦失败，不仅推迟了结婚年龄， 而且可能重新陷入失业和待业的状态，在高度竞争的婚姻市场中直接面临被淘汰的可能(朱战辉， 2019)。“要介绍(对象)结婚的话，你总要有个像样的工作，收入也要差不多，不然都没人给你介绍，回县里工作的话收入达不到(要求)，但是人家女孩一般不喜欢这个(创业)，觉得不稳定、不靠谱。”( 20210521ZJY)而已婚青年开始创业，虽然解决了成家的重要任务，但在家庭本身未稳定的阶段创业，让小家庭随时有可能陷入低收入困境或债务风险中。这种外部风险也会直接传导到家庭内部，因家庭的弱积累造成家庭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降低，导致家庭内部的紧绷和脆弱。“现在压力很大，前面(创业)失败了也没挣到钱，有时吵架，吵着吵着就说到这个，两个人(夫妻)都不高兴。”(20211021LXY)一旦创业失败，夫妻关系很容易破裂，最终导致离婚。

六、结论与讨论

从县域返乡青年的创业行为、过程和结果来看，仅从经济学角度去理解容易忽视县域返乡青年群体本身的特征和行为的深层次逻辑，本文从生活逻辑切入，为创业这一经济行为提供了社会学的解释路径。本文研究发现，当前县域返乡青年创业具有空间上以县城为主、时间上集中于成家期、类型上偏好小微创业以及创业失败率高的特征；总体来看，他们创业的根本动机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导向和经济理性，而在于新的生活逻辑主导了生产行为。首先，对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亲密性的追求要求这些青年结束高流动的生活，为了最大限度履行家庭责任和享受家庭生活，他们选择在县城创业；其次， 青年群体想要在县城这一新的生活空间追求更高层次的阶层认同和生活体验，只有通过创业才有可能实现这一追求。然而，这种生活取向的创业，离不开代际合力和父代的经济支持，表现在父代资源的持续输入，同时创业行为的决策和实践在代际伦理和家庭发展的话语下，能够得到家人的默许和支持。但其盲目性和投机性使创业失败的可能性更高，这将直接引发父代被动卷入和子代婚姻不稳定等家庭危机。

实际上，县域返乡青年生活取向的创业背后也反映了这一群体阶层突围的困境。他们不同于可以退守乡村的父代农民工，也不同于有能力在城市定居的新市民阶层，甚至不同于近些年热议的“逃离北上广”的都市白领群体。因为“逃离北上广”的都市白领在大城市有可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 并且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也已经认同大城市的精英文化，只是高企的房价和高生活成本等困境使他们留在大城市安居仍然存在困难，导致他们在大城市、二三线城市和家乡之间的选择中摇摆不定。但对于县域返乡青年而言，他们的学历水平无法实现在大城市稳定就业，其内在价值追求也不归属于大城市，因此他们选择县城作为个体和家庭城镇化的实践空间。进入县城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他们这 一代要实现在县城的体面安居，这意味着小家庭在县城的生活质量是他们未来新的人生目标。然而本 文的研究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在县城所追求的较高生活质量的人生目标是很难通过创业实现的，他们要真正在县城立足，就只能以牺牲家庭生活的质量和完整性为代价，使家庭长期处于“三栖”式的低 质量城镇化生活中(安永军，2019)。而体面安居和阶层突围的目标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问题在于，较高质量的生活目标与家庭整体发展跃升的目标存在矛盾，这部分青年已经很难以牺牲自我 的生活体验为代价来为下一代无限付出，家庭资源耗散在多元化、休闲性的生活需求满足上，无法顺利实现家庭的进一步发展。

当前，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各地政府部门出台政策积极吸引在外青年返乡创业，面对中西部县城的发展困境，返乡青年创业被视为改变这一困境的重要力量。但县域返乡青年期望通过创业实现从 流动生活变成稳定生活的人生目标，即使创业成功的概率很小也要去博取成功的可能。一方面，这容易引发浮躁的社会风气，使这种不顾风险的盲目创业被合理化；另一方面，这类创业进入门槛较低、 同质性高，在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容易陷入低水平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压缩行业的平均利润，无法为县域经济社会带来新的活力。创业不是一定会产生不良后果，关键在于要回归市场理性，能够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青年返乡的确能够作为人才要素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但需要正确认知返乡创业的市场竞争力和风险问题。县域返乡青年创业，一方面存在基础条件的困境，比如资金、技术和团队等，需要政府在政策门槛上减少梗阻，为其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另一方面，部分县域返乡青年创业也存在盲目性和投机性，政府需要引导返乡青年理性创业、控制风险，尤其需要将县域返乡青年创业嵌入在地方产业的发展规划中，立足地方基础资源的特色优势，引入专业性人才，提高创业的专性和市场竞争力，为返乡人才提供发展平台和务工机会。同时，大部分的县域青年则仍需要外出务工，政府要为这部分青年家庭提供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减轻家庭的负担。

责任编辑：康岚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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