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推送】个体解绑：农村自由恋爱式早婚兴起——基于西南C村的田野调研
摘要
立足西南C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现代和传统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个体从家庭、社会和法律中解绑，形成了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式早婚。具体机制如下：低升学率产生了一批不读书、不就业的“空窗”青年，他们在手机网络的影响下形成了开放的性观念；在城市娱乐消费经济中获得了丰富的恋爱交往和发生性行为的机会；在当地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文化下拥有了婚恋自主权；在重生育和低成本的婚姻文化传统下选择了“怀孕就结婚”。当地早婚多以跑婚和离婚结束，如何加强学校教育、家庭发展与社会就业的有效衔接，让西南农村青年能够获得更多实质性的发展机会，是破解早婚及其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风险的关键。
关键词
农村青年；早婚；西南地区；婚姻家庭；现代化转型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伴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农村婚姻家庭发生了巨大变迁，天价彩礼、光棍、离婚、晚婚、不婚等成为公众热议的现象，也构成了当前农村青年婚恋研究的重点。相较而言，早婚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现象，受到的关注却有所不足。按照现代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初婚年龄会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外出务工而逐渐推迟，早婚现象会不断减少并成为历史。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青年的初婚年龄整体在推迟，但宏观数据显示，在“80后”“90后”的农村青年群体中依然出现了早婚潮流，且就早婚概率来看，西部高于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高于汉族（吕利丹等，2021；刘成斌、童芬燕，2016）。有趣的是，笔者近期在西南农村调研发现，当地的早婚潮流不仅存在于“80后”和“90后”，“00后”中也存在。作为与现代化一般趋势相悖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兴起机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对于“80后”和“90后”早婚兴起的原因，刘成斌和童芬燕（2016）将其归结为青年农民为缓解漂泊打工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伍琼华和张睿莲（2015）则认为早婚是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生理生育文化、年轻人难管、性别比失衡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王德福（2012）、宋丽娜（2017）、陶自祥（2011）等从家庭视角入手，聚焦分析了华北农村早婚的发生机制。在他们看来，华北农村的早婚是传统家庭主义文化与现代生育政策、婚姻市场竞争双向互动博弈的结果，是父母在日益激烈的婚姻市场竞争中为完成人生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家庭策略。一方面，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家庭代际责任伦理厚重，子代结婚是父辈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贺雪峰，2009）；另一方面，该地区性别比失衡严重，导致婚姻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彩礼不断攀升（桂华、余练，2010）。因此，不论是为子代获得择偶的先机，还是减少彩礼水涨船高带来的经济压力，又或是为提前养老，当地父母都有早婚的强大动力，而父母愿意女儿早婚往往也是为了借女儿彩礼支付儿媳彩礼，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对子辈而言，婚姻依然是实现家庭和个体幸福的社会性渠道（宓淑贤，2020）。
概括而言，华北农村地区的早婚是一种典型的父代主导型婚姻策略，与之相适应的婚姻模式是相亲介绍，父辈对子代婚龄和择偶对象有较大干预权。而子代愿意接受父母的安排一方面是因为年龄过小，经济、思想不独立；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婚姻成本逐步上升的形势下，子代必须依靠父辈支持才能完婚。可以说，华北农村早婚逻辑是高度竞争的婚姻市场中父子合力“抢婚”，体现的是围绕实现“传宗接代”这一本体性价值而形成的父子一体的家庭本位伦理，这也与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的以男性为主的早婚特征相吻合。然而，聚焦青年人的研究表明，早婚并不意味着子代不追求自由恋爱，在不得不与父母合力完成人生任务的情况下，他们会采取早婚不早孕的折中策略（聂建亮，2009），这背后反映的是青年子代对现代情感和物质双向需求的婚恋现实主义态度（王旭清，2021）。
既有研究说明，当下农村青年早婚在全国农村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反映出关于农村青年早婚潮流的发生机制依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首先，多因素归纳并不能构成早婚发生学机理的深度理解。例如，若早婚是为了满足情感需求，那情感背后的现代个体婚恋自由是如何获得发展的空间并促进早婚的呢?如果受传统婚育文化影响，那传统婚姻家庭文化又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促成青年的早婚行为呢?毕竟，再传统的地区也难以完全抵挡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其次，既有关于早婚的形成机制分析主要集中于北方农村地区，对我国农村其他地区青年早婚兴起机制的深入分析相对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如果华北地区早婚的发生机制是现代婚姻市场竞争导致的父子“抢婚”，那么，西南农村早婚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其发生机理和性质是否有所不同?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不旨在讨论早婚的区域差异，而是将区域差异作为农村早婚现象的事实背景，重点分析西南农村早婚特性及其兴起机制，以丰富学界关于农村青年早婚的研究。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西南地区农村早婚兴起的逻辑和性质与华北地区完全不同，它是以个体情感为基础的自由恋爱式早婚，个体解绑是其兴起机制，即是个体婚恋自由在现代和传统的双重力量作用下不断解绑的结果。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第一，经验呈现，重点分析西南农村当下“80后”“90后”和“00后”自由恋爱式早婚的特征及其性质；第二，机制分析，在社会变迁的视野中，分别从现代性力量进村和传统婚姻家庭文化维持两方面着手，分析西南农村青年的个体婚恋自由是如何完全从社会、家庭和法律中解绑，并形成“早恋—早孕—早婚”这一社会结果的。
本研究的分析资料来源于笔者2021年3月在贵州省东北部C村进行的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针对当地“80后”“90后”和“00后”的早婚现象，围绕其兴起的背景、特征、原因，以及家长和村庄社会态度等相关问题，笔者以半结构化方式深度访谈了早婚青年、父母、妇女代表、村干部等10多位相关人员，并统计了相关数据和个案资料。
二、自由恋爱式早婚：西南农村早婚特征与性质
（一）田野介绍
C村共5个村寨，420户，1475人；土地4620亩，耕地少，林地多，人均仅有0.4亩耕地。虽然从户籍上看，当地95%的农民属于侗族、土家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但在语言、生活习惯上与汉族已有较为深度的融合，呈现出与汉族趋同的趋势，因此，民族因素对当地农民家庭生活的影响较小。然而，由自然环境和工业基础所构成的经济发展空间，以及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等国家发展战略却对当地农民家庭生产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来说，该村属于典型的欠发达的西部贫困山村，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农业禀赋差，工业基础弱，农民家庭收入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是对当地恶劣的自然生产条件及由此产生的欠发达社会形态最为通俗贴切的描述。在人均耕地仅有0.4亩的条件下，当地农业产出基本只能维持温饱，且工业基础薄弱，农民家庭可获得的经济机会少，务工收入低。在2000年之前，C村依然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外出务工的村民不多，农户的房子是以泥土、木头为材料的低矮平房。2010年西部大开发和脱贫攻坚政策实施后，国家资源的大量注入不仅促使当地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当地城市经济创造了发展机会，农民开始去县城打工，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入。C村也因此在2010年左右兴起了第一波建房潮。但总体来说，当地农民家庭收入不高，家庭积累较少，在全国城镇化率超过50%的情况下，C村进城买房的农民不到10%。
第二，村寨是当地社会的基础单元。由于山地众多，当地形成了以村寨为中心的聚居格局，村民往往集中居住并形成一个个分散的村寨，因为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相叠加，村寨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共同体。作为西南山区的基本社会单元，村寨的基本功能是以互助和自治的方式解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回应国家治理需要，具有极强的公共性与自治性（秦荣炎，2020）。近两年来，随着县城建设高潮的减退，当地农民开始真正大规模到沿海地区务工，人口逐渐往外流动，以村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也开始有所瓦解。但是，当地“白事”依然能够实现户户参与协助，在城镇化率低于10%的情况下，很多外出务工的“80后”都有较强的归乡预期，因此在重大节日返乡时，村寨内部依然焕发出较强的活力。总体而言，以村寨为基础的社会单元是当地婚姻家庭和社会变迁的底色与基础。
（二）西南农村早婚的主要特征
本文所指的“早婚”，主要是指获得了当地社会认可但不到法定年龄的婚姻，结婚与否以婚姻仪式即有无办酒席为标准。笔者通过对本村比较熟悉早婚情况的妇女主任、早婚当事人与拥有早婚子女的父辈深度访谈，以滚雪球的案例收集方法共获得21个早婚案例。从表1梳理的21个案例来看，C村的早婚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早婚者中“90后”和“00后”多于“80后”。从年龄分布来看，“80后”中有男性3人、女性3人，“90后”中有男性6人、女性9人，“00后”中则有5位男性和9位女性。有7名男性年龄不详，根据女方年龄推测，也多为“90后”或“00后”，最小年龄为15岁。从不同年龄群体早婚数量来看，“80后”群体早婚数量少于“90后”和“00后”，且“90后”中有较多“95后”。据村民介绍，虽然当地传统上就有早婚的习俗，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家基本都按照法定年龄结婚，青年人早婚增多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现象，且近10年明显增加。
其二，早婚者通过自由恋爱进入婚姻。从恋爱经历和婚姻缔结的形式来看，大部分早婚青年在初中或初中毕业后谈恋爱，少部分在职校中谈恋爱，均未经父母介绍。由此可见，当地早婚主要是以子代主导的自由恋爱婚为主。
其三，先孕后婚，遵循“早恋—早孕—早婚”的过程规律。从怀孕与结婚年龄对比来看，大部分是先孕后婚，这说明怀孕几乎构成当地早婚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生育与婚姻缔结有较强关联，这一点也可从婚后小孩数量得到验证。在21个案例中，除了1例刚结婚还没有生小孩外，其他都有小孩。
其四，跑婚离婚多，婚姻稳定性低。当地跑婚离婚多以女方主导和提出。跑婚一般发生在婚后外出务工时，女方在未告知男方及其家庭的情况下私自跑掉，男方一般是在女性彻底不回来后才发现婚姻无法继续维持。相比于离婚，跑婚者一般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不受法律约束。21个案例中，跑婚7例、离婚2例、想离婚1例，还有2例早婚男女及其小孩完全依靠父母抚养，这充分说明早婚的风险性较高、稳定性不足。
（三）以情感为基础的自由恋爱式早婚
与华北农村地区的早婚现象作对比，可以发现C村的早婚有如下特点和逻辑：其一，华北地区早婚一般遵循先婚后孕顺序，而C村早婚则往往是先孕后婚；其二，C村的早婚是子代主导的自由恋爱婚，而华北地区是父代主导的相亲介绍婚。就其性质而言，前者体现的是基于个体本位的现代婚姻的情感本质，而后者则是基于家庭本位的“传宗接代”和“完成人生任务”的功能性需求，这种性质差异是两地早婚最根本的区别。如此一来，如果说华北地区的早婚兴起机制是婚姻市场竞争倒逼的父子“抢婚”，那么，C村以个体情感为基础的自由恋爱式早婚的兴起机制是什么呢?
事实上，早婚自古以来在中国农村都没有断绝过（李鉴踪，2003），西南贫困山区历史上一直都有早婚传统。但现代早婚与传统早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早婚作为一种普遍的地方性婚姻制度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相匹配（傅建成，1994）。传统的早婚嵌入在以农业生产为主且人口稳定的村寨中，受家庭和村寨共同体的约束。然而，C村随着当地外出务工的农民逐渐增多，村庄人口逐渐外流，早婚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改变。如前所述，当前C村早婚青年是通过以情感为基础的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的。因此，要揭示自由恋爱式早婚在现代社会的兴起机制，关键在于解释其背后的现代个体婚恋自由是如何在当地社会变迁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下面将从现代性力量进村和传统婚姻文化维持两方面出发，分析当地农村青年的个体婚恋自由是如何发展并导致早婚这一现象兴起的。
三、现代性力量进村：为何早恋早孕?
从“早恋—早孕—早婚”的过程链看，对C村自由恋爱式早婚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为何早恋早孕?为何怀孕就结婚?针对第一个问题，可以从现代性力量进村来理解，是现代化的进程让C村青年的个体婚恋自由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城乡升学差距在农村产生了一批升学和就业无法正常衔接，拥有较长“空窗”期的青年，由此构成了早恋早孕发生的主体条件和时间机会；其次，手机网络在农村的普及促进了C村青年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开放，并使得早恋早孕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最后，以商场、酒店、KTV为代表的城市消费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农村青年丰富的社交活动，孵化了早恋早孕。
（一）升学就业难衔接产生“空窗”青年
既有研究发现，辍学与早婚往往有较高的契合度（万媛、汪金峰，2018）。C村的调查也显示，21个早婚案例中的青年人大部分是无法升入高中的初中生，也有少量中职生，而且早婚的初中生基本上很难完成学业。2020年，C村所在县的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为60%，而C村所在的乡镇初中升学率不到40%，农村初中生上高中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区中学。这充分说明，教育作为一种有助于促进个体发展的现代性力量，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存在显著差距。城市学生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有明显优势，能通过升学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吴愈晓，2013）；而农村学生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明显处于劣势，更容易因升学竞争的失败而被分流到社会。教育不平等造成的城乡升学差距无形中产生了一大批有较长“空窗”期的农村青年，很多农村初中生眼看升学无望，到了初三后便不再学习，开始谈恋爱。
“我当时读完初中就没读了，家里条件不允许，也没考上。我们这里能上普通高中的人太少了!毕业后我就在市里打小工，认识了我老婆，她堂哥是我同学，那时候她还在上初三，成绩也不好。我们谈恋爱时她父母不同意，但她怀孕后我们就顺理成章结婚了。结婚时我21岁，老婆18岁。”（访谈编码：0320TZR）
调研发现，被升学体系淘汰的C村青年，不仅丧失了农业劳动技能，也无从事农业劳动的意愿，但因为往往才初中毕业，还未成年，不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打工。对于升学和就业无法正常衔接的初中毕业生来说，要么选择在家里玩几年再外出务工，要么去上当地中职。然而，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是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普遍薄弱，中职学校只能通过劳务派遣和生源输送维持低水平循环，根本无法实现农民家庭技能教育的目标，大量中职生缺乏学习的环境与动力（尹秋玲，2022）。如此，C村的“空窗”青年在职校和社会中有大量的时间谈恋爱，构成了当地“早恋—早孕—早婚”发生的主体条件和时间机会。
（二）手机网络促进性观念与性行为开放
开放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也是现代西南农村自由恋爱式早婚发生的前提条件。有趣的是，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通过庙会、集会等方式来促进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社会风气。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C村的自由恋爱并不像现在这样导致大量早孕现象，村庄社会舆论对早孕现象也不如现在这般喜闻乐道。背后的社会变迁机制相当复杂，但手机网络的普及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简言之，在依靠手机网络与外部世界开展互动的过程中，开放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也借助手机网络进入村庄、家庭和校园。开放性观念的传播，一方面促使农村青年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变得开放，另一方面则让当地社会和家庭对青年人开放的性观念和行为不以为意，不会通过社会舆论进行干预，反而对其予以认同。
“侄女初中时老是跑出去外面玩，不上课，一出去就一两个小时。她通过手机与学校外面的男孩子谈恋爱，我们也不知道，后来他们发生关系怀孕了，她父母知道后反对也没办法。毕竟国家也提倡婚姻自由，现在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抖音快手上都是这些!年轻人不得了!结婚时她才15岁左右，男孩19岁。”（访谈编码：0326QCY）
从上述案例可知，一方面，微信、QQ等现代社交软件的普及使青年人的恋爱交往突破了地域时空界限，网络的隐蔽性、隐私性也让恋爱和性行为的发生处于父母和学校管控之外。更重要的是，手机网络替代了家庭、学校或村庄等现实生活场域，日渐成为青年人寻求恋爱和性行为经验的场域。抖音、快手等视频直播平台在农村的兴起，方便了他们对开放性观念的认同和模仿，刺激了青年人体验式恋爱和性行为的发生（张娜、潘绥铭，2013）。另一方面，当抖音和快手成为中年父母的重要消遣方式后，开放的性观念和行为也逐渐被接受，整体舆论开始接受早恋早孕，认为这在现代社会具有合理性。这也构成了C村早恋早孕现象的价值基础。然而，随着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开放，当地学校和家庭并没有在青年性教育上及时跟进，这种错位导致早孕的发生。
（三）消费娱乐经济培育丰富的社交生活
费孝通等曾在《云南三村》之禄村中以“消遣经济和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来描述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状态（费孝通、张之毅，2006）。笔者在C村的观察与此高度相似，即便子女尚未成家立业，C村村民的生活状态也是“当下无压力、未来无计划”“特别热爱社交”，其生活理念如本地人所说“灶门口烧黄鳝，熟一节，吃一节”。随着外出务工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脱贫攻坚资源下乡后当地生活环境的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变得轻松而容易。虽然无压力的生活并不一定会推动青年男女恋爱和性行为的发生，但近些年来，城市消费娱乐经济的发展为青年男女创造了丰富的社交环境，为当地青年男女社交、恋爱和发生性行为提供了机会和场地。
“我们市里的人都以‘爱吃爱玩爱穿’出名。早婚的男孩女孩都是玩的多，在一起聚会喝酒，然后就发生关系了。市里的KTV晚上人太多了，男孩女孩谈恋爱，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即便结婚，也不管家庭，有钱用就行。”（访谈编码：0320TZR）
C村的案例表明，村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当地缺乏竞争、追求无压力和消遣生活的心态相叠加，造成了青年人追求恋爱消遣的生活方式。调查发现，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消遣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伴随着现代消费和娱乐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年社交活动的方式和场所日趋多元，男女交往和恋爱成为社交消遣的重要内容和结果。据调查，C村21例早婚的青年男女都不是在村庄和家庭的场域中恋爱并发生性行为的，相反，他们的恋爱活动和性行为的发生都是在城市商场、KTV和酒店，都是父母、家庭和学校无法监控的场所。如此，城市消费经济培育了丰富的社交活动，为青年男女交往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基础环境，孵化了早恋早孕。
四、传统婚姻家庭文化维持：为何早孕早婚?
从各地经验看，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和个体自由的释放，青年恋爱、未婚同居和早孕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并不一定会导致早婚。因为通常情况下，为避免早婚对青年男女未来的学业和婚姻家庭造成不利影响，父母往往会棒打鸳鸯乃至让女方流产。但在C村，早孕一旦发生，便自然而然地导向了早婚，早孕似乎已经成为结婚的前提条件，这可以从当地婚姻家庭文化的特点来解析。
（一）独立代际关系下父母的弱监管
家庭代际关系是指有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等方面的互动。从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看，农村代际关系是“抚育—赡养”的反馈伦理关系（费孝通，1983）。未成年子代和成年父代，以及成年子代和老年父代之间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被现代法律和传统伦理界定为代际责任。现实生活中，成年子代和壮年父代之间普遍还存在交换关系（王跃生，2008）。我国不同地区的代际交换关系在深度和平衡性上有着显著差异，这与不同地区的家庭是否追求“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相关（贺雪峰，2009）。具体到C村，从伦理、交换与价值三个维度分析可知，当地的代际关系呈现为父母与成年子女彼此相对独立的特征。
其一，代际维持了“抚育—赡养”反馈伦理模式，用当地人的话讲则是“我养他小，他送我老”。其二，子代成年后，代际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上无刚性责任规定，父代一般要负责子代的结婚花费，但结婚并不是父代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正如一村民所说“如果儿子结不了婚，在我看来，是儿子自己的问题，毕竟，父母的是背景，自己的才是江山”。当父代没有能力支持子代结婚买房时，社会舆论并不会谴责父代，父代也并不会有太大心理负担。其三，因为受儒家文化影响不深，C村的婚姻家庭文化中并没有对“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诉求，在生育观念上也无生男生女的明显偏好。因此，在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下，父子婚姻责任连带较弱，子代拥有充分的婚姻主导权，父代对子代的婚恋没有强烈的干预动力。因为在当地家庭文化中缺乏干预的合法性，父母对子女的早恋早婚往往不管，也管不了。
“我大儿子在中职谈的恋爱，不满20岁时结了婚。儿媳也是早婚，现在两人的小孩已经快3岁。当时大儿子在广东打工好好的，突然说要回来，又不是过年，也不是平常过节，我一听就知道是要结婚......但是他们自己愿意，我也管不了。反正现在我也不管他了，领不了证我也不管，生不生二胎我也不管，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访谈编码：0312TWY）
上述案例表明，当地子代拥有充分的婚恋主导权，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何时结婚，以及与谁结婚，而父辈往往只是基于经验给予一定建议。由此也可知，在子女尚不具备经济独立能力、教育上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时，父母对子女没有发挥应有的管教和引导职能，当“90后”和“00后”的生活场所从家庭和农田变成学校和社会后，父母更是欠缺管教的抓手。如此，“父母不管”让青年人的婚恋行为有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促进了C村青年男女的早恋、早孕和早婚。
（二）重生育文化推动“怀孕就结婚”
调查发现，C村一直都有较强的生育偏好和生育文化，女性生育能力依然是缔结婚姻的主要参考指标。部分女性因流产而不孕的案例在当地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重生育的文化之下，当地人极其排斥女性流产，即便男女双方已无感情基础或组建家庭的可能，双方父母也都不同意流产。走访过程中，村民们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曾有一对早恋男女，女方未婚先孕，男方不愿结婚，但女方父母也未让女儿流产，而是让女儿先生下小孩再送人，后来女孩外出务工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为什么无论男女，都支持一怀孕就结婚?其逻辑正如C村的妇女代表所言：“我们一般不会想着堕胎，男方不会反对（儿子早婚），反正迟早要结婚。女方父母一般出于对女孩身体的考虑，也不会让女儿打掉，害怕以后怀不上。现在女孩不能怀孕的太多了，社会风气比较乱，很多女孩子堕胎之后就生不了了，而我们这里还是比较看重女孩子的生育能力。以前是怀孕了可能结不了婚，都觉得丑，现在是先怀孕了才能结婚。当父母的都怕女孩子不能生育，如果生不了，就要花十几万去做试管婴儿，大部分家庭是没有这么多钱的。我也是等到儿媳把孙子生下来，才给他们办了酒席。”（访谈编码：0327CLH）
概括来说，C村父母支持“怀孕就结婚”有以下几个现实考量：其一，早孕早婚可以提前完成人生任务，反正子女早晚都要结婚，早一点父母还可以趁着年轻带孙子；其二，怀孕说明女孩有生育能力，男方家庭人口再生产有保障，女方父母也不用担心女儿嫁不出去；其三，生育是缔结婚姻的基础条件，早孕早婚可避免婚后不孕的风险。总而言之，重视生育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早孕行为达成高度默契，青年男女不再遵循传统先婚后育的婚姻顺序，未婚先孕作为传统时期被社会舆论谴责的行为也不再构成对女孩的道德约束，反而成为女孩结婚的必要条件。
（三）低婚姻成本助力“怀孕就结婚”
尽管从全国范围来看，性别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和婚姻竞争推动了婚姻成本的上升，导致农村男性缔结婚姻的难度提高、结婚年龄推迟，但诸如“天价彩礼”这类现象并非在全国农村地区均匀分布，而是主要出现于代际婚姻责任相对较重的北方地区。在这些地区，结婚是父代的责任，婚姻模式为本地相亲介绍婚，因此本地婚姻市场内部存在高度挤压，由此产生“天价彩礼”。相比之下，在代际婚姻责任相对较弱的南方宗族地区和西南川西地区，婚姻一直是子代的责任，这也与当地自由恋爱婚姻模式相匹配。当遭遇性别挤压后，年轻的子代一般会通过打工进入全国婚姻市场寻找对象，而开放的全国婚姻市场会拉平婚姻要价，故而在南方宗族地区和西南川西地区彩礼和婚姻成本并不高（杨华，2019；王向阳，2019）。
就C村来看，在相对独立的代际责任关系和自由恋爱的婚配模式下，婚姻也主要是子代自己的责任，父母出于情感会提供一定帮助，但一般不会为了子代结婚而自我剥削，其责任通常只限于帮助子女办酒席。当结婚仪式结束，父母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而且在家庭经济积累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高额的彩礼要价在当地缺乏实现的基础，因此不具有合法性。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女方父母向男方家庭索要高价彩礼是不合礼的，如一位村民所说，“上等人赔钱嫁女，中等人量女嫁女，下等人卖儿卖女”。只有生活极为困苦的家庭才会向男方索要高额彩礼，但这是极其没有面子的事情，会被别人耻笑。在当地的婚姻中，彩礼依然代表着男方赠予女方家庭的礼物，并且村寨中存在大量不要彩礼的情况。因此，C村的婚姻成本虽然相比过去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说仍较低。一般而言，男方结婚不需要进城买房，只需要在村中有一栋现代式的楼房即可，彩礼维持在2万元~5万元的较低范围内，且主要用于支付女方婚礼的酒席花费。这种低成本秩序意味着经济因素对青年男女的结婚行为并不构成约束，所以一旦早孕发生，就很容易选择结婚。
五、结论和讨论
通过对C村的调查分析，本文认为，西南地区农村早婚的兴起是现代性力量进村和重生育的家庭传统两股力量共同作用，将个体从传统道德、家庭经济、现代法律中解绑出来，进而推动个体婚恋自由和性开放而产生的结果。之所以称为“个体解绑”，是因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婚恋自由在法律上被确立为一项国家制度，但在农民大规模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前，在稳定的乡土熟人社会中，农村的个体婚恋行为依然要遵循地方规范，受到乡土熟人社会和家庭的结构性约束。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10年之后，西南农村人口大规模外流，村庄熟人社会秩序日趋瓦解，而手机网络、消费娱乐等现代性力量进村之后，个体的婚恋自由才有了生长空间。由此滋生了当地青少年缺乏约束的恋爱与性行为，以及随后的怀孕和早婚。
现代化背景下西南农村早婚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实质，是当地青少年因自身和家庭资源劣势，缺乏充足的向上升学与发展机会，在现代化的社会过程中难以实现求学、就业与结婚生子的持续、稳定发展。C村近50%的早婚都以跑婚离婚为终，给当地婚姻家庭和社会秩序带来一系列“震荡”。在C村，当早婚女性大量跑掉或离婚后，产生了一大批单亲幼儿和难以再婚的单身男性，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为了避免女方在打工时跑婚而导致家庭破裂，有些中年父母会让早婚的儿子儿媳在家里待着，年轻男性结婚不打工，陪妻守家，但他们既无农业劳动能力，也不愿进工地吃苦，家庭的生计压力完全落在中年父母身上。有的中年父母刚到40岁就当了爷爷奶奶，他们既要养儿子儿媳又要养孙子，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都较大。因此，C村青少年的早恋、早孕、早婚其实是家庭资源匮乏，缺乏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在人口快速流动、生计和职业稳定延迟、个体心智晚熟等现代社会情境下，早婚将使家庭的稳定发展产生系统性风险。我们的调研还发现，在个体解绑机制下，当地社会日渐出现了一群中学毕业后不想结婚、不想打工、整日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休闲娱乐场所的街角少年，他们的成长与成家也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国家整体的资源输入将进一步改善西南农村地区的发展环境与条件，如何强化西南农村地区学校教育、家庭发展与社会就业之间的衔接，让当地青少年有更多实质性的升学、就业和发展机会，破解早婚带来的风险，是亟须关注的社会治理问题。笔者认为，从教育层面可以考虑的方向包括：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赋予农村青少年更多的升学机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与中西部职业教育发展转型，为农村青年以“一技之长”进入工业社会和融入城镇化生活提供兜底保障。
除此之外，西南C村的早婚兴起现象对中国的婚姻家庭变迁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在走向家庭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婚姻家庭变迁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的家庭现代化变迁机制不一样。同样是早婚，西南农村早婚兴起的逻辑是个体婚恋自由的发展，而华北地区则是婚姻市场高度竞争与父辈刚性的“传宗接代”人生任务相互挤压，倒逼父子合力“抢婚”。西南农村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与华北紧密厚重的代际关系也有显著差异，但都是我国家庭现代化转型之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挖掘和理解不同地区婚姻家庭变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探寻我国婚姻家庭现代转型的丰富机理，需要更多细致的深入研究。最后需指出，因受调研行程及时间的约束，本研究中所统计的一些案例是由访谈对象间接转述而来，未能对所有的早婚当事人展开更进一步的访谈。未能通过第一手资料探寻早婚主体的深层次观念与行为的逻辑，这是本文存在的欠缺和不足。另外，本文研究结论只是基于一个村庄的调研，关于早婚在西南农村地区的发生机制和发展趋势，仍有待对西南地区进一步的田野观察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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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琪｜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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