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的一代 ：日本青年蛰居的发生学机制及启示

编者按

《当代青年研究》编辑部于2023年上半年开展了2022年度好文章评选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朋友的积极响应。经过指标初选、专家复审和读者投票环节，最终评选出了五篇获奖论文。现将获奖论文进行全文推送。今天推送的是二等奖论文《“逃离”的一代：日本青年蛰居的发生学机制及启示》，作者罗昊。

 摘 要 

在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动策略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实践，对社会发展的可能面向具有决定性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青年开始从社会退缩出去，蛰居现象愈发严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蛰居青年”的类型学研究发现，这一群体经历了从组织退出到关系退出、再到完全社会退出的蛰居经历。从发生学机制来看，以母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文化、追求集团主义的组织文化、强调等级制的阶层文化及笼罩性的耻感文化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为了促进青年良性发展，当前社会亟须建立民主化的家庭关系、友善互助的学校氛围及多元化的评价和支持体系。

 关键词 

蛰居青年；社会退缩；集团主义；等级制；耻感文化

一

日本青年蛰居的兴起及其相关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经历了从快速经济增长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剧烈转变，这也影响到所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行为和心理，以至于涌现出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在这一时期，一种被称为“Hikikomori”的社会退缩现象开始在日本青年中兴起，一些青年喜欢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类青年的主要特征是，社会隔离状态至少持续 6 个月以上，拒绝基本的社交活动，又无法用其他身体或精神疾病进行解释。对于这种将自己长期限制在家里的行为模式，国内学者一般将其译为“蛰居”。根据日本内阁府在 2016 年的调查显示，15~39 岁的蛰居人口数量约有 54 万人，如果考虑老龄化因素，其规模可能达到国民总人口的 1.2% 以上。在此背景下，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日本政界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民生议题。

在既有研究中，对于日本青年蛰居行为的性质和定义仍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并分化出两种解释路径。一是立足于精神医学的视角，试图将社会隔离状态医学化，等同于精神错乱综合征的某种新形式。Alarcon 发现，大多数日本蛰居青年都出现过情绪、焦虑或发展障碍的诊断症状，符合 ICD-10 或 DSM-5标准分类中的某些标准。有学者对 4134 名社区居民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1% 的人有过蛰居经历，而有过蛰居经历的受访者患情绪障碍的风险将高出 6.1 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临床医生将蛰居青年诊断为“可避免的人格障碍”，两者具有相似的病理性特征，即社会逃避行为。但是，这种解释路径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所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总是基于一些简单的问卷调查，缺乏足够的横向和纵向研究能够为其病理特征提供科学依据 ；过于强调从医学类型上对青年蛰居行为进行归因，将发生机制简单还原至个体心理层面，忽视了塑造这一特定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因素。

因此，另一种解释路径倾向于将青年蛰居现象与日本独特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将其视为一种“文化束缚综合症”。Aguglia 等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入侵，简单西化的发展模式加速了社会文化体系的迭代速度和变迁进程，进而引起了日本青年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对现代文化的不适应。结合家庭环境，Teo 强调，青年之所以选择蛰居可能源自日本中产阶层对于子代的过度期望，通过学历考试来维系阶层或向上流动是日本青年社会化的重要目标，而相当比例的青年在这一竞争中面临着失败的风险。此外，个体主义的兴起也可能导致个体从社会关系中退出，蛰居青年可以通过回避现实接触的方式来抵拒主流社会所规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以此来保持主观意识的自主性。这些研究将日本青年蛰居行为融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叙事中，分析了这一现象得以发生的前置性条件，有助于揭示日本青年在社会转型时期所呈现的复杂心态和价值行动倾向。

在引入文化解释范式以后，关于青年蛰居的认识从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层面扩展到了文化和社会层面，尤其是对蛰居行为的社会意义进行了相对深入的考察，但也带来了“只见社会，不见个体”的研究缺陷，忽视了日本青年在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所遭遇的社会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蛰居体验差异。这些在“失去的十年”中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年为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成为“逃离的一代”？在这一行为选择的背后，又隐含着哪些塑造当前日本国民性格的社会构造？基于此，本文试图将蛰居现象放置于日本青年的日常生活框架之中，通过生命历程来分析青年蛰居的基本特征、主观体验与发生学机制。

二

日本蛰居青年的基本内涵与发展特征

进入新世纪，日本蛰居青年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了显著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按照经典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成员的越轨行为通常表现为居于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疏离状态，并被贴上某种威胁到社会秩序的“标签。”了解日本蛰居青年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趋势，不仅涉及特定的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还关乎着社会整合体制在何种意义上走向失败。

（一）“蛰居青年”：一个类型学的比较

在转型过程中，日本社会出现了诸多与青年蛰居现象相近的社会退缩形式，比如“宅男族”“啃老族”“网瘾青年”等。仅从外在表现来看，不难发现这些被赋予不同名称的社会退缩类型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常混合使用。为了进一步深化有关日本蛰居青年的认识，本文将对几种主要的社会退缩类型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蛰居青年所处的经验边界。

1.“蛰居青年”VS“啃老族”

早期，“啃老族”也被称为“NEET 族”，即没有就业、没有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人。一方面，“啃老族”和蛰居青年在进入成年阶段后都难以独立生活，在物质生活上高度依赖父母的代际支持，两者具有高度相似的经济背景 ；另一方面，“啃老族”一般指的是已经实现从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阶段性转变，并在制度上被允许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而蛰居青年最早发端于初中或高中时期的“拒学”，在个体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要略早于“啃老族”。尽管有学者将蛰居青年看作“啃老族”的亚类型，即与社会相脱离的“啃老族”，但至今未能对两者的转化机制予以解释。因此，“啃老族”和蛰居青年的核心差异仍在于是否排斥与他人建立社会交往关系，并将自身活动范围限定在相对固定的私人空间内。

2.“蛰居青年”VS“御宅族”

“御宅族”大多被用于指称对某种东西极其痴迷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动漫、网络游戏及其周边产品。从共性特征来看，“御宅族”和蛰居青年都喜欢独自宅居在家，排斥与外界的现实接触，但使用电视、网络游戏或互联网平台的频率较高。在这一现象背后，更多地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客观差异 ：前者往往对电子游戏、动漫及其文化怀有某种强烈的追求和认同，并沉迷在这一群体所建构的虚拟空间之中，而后者则将信息技术视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使其得以在远离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仍然能够自由了解想要的新闻和消息。相较于“御宅族”对某一流行文化的狂热，蛰居青年通常对社会保持着冷漠或无感的主观感受，由于从集体生活中看不到希望，往往缺乏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力和激情。

3.“蛰居青年”VS“网瘾青年”

由于切断了与外界的空间联系，蛰居青年表现出对网络的高度依赖性，因而常常与“网瘾青年”联系起来。通过对 1010 名青年进行调查，Wong 等人发现，青年蛰居行为与网络成瘾症状正向相关，但尚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正如前文所述，日本蛰居青年本身并不存在对网络媒介的心理依赖，无论是在具体网络使用还是在人生价值观念上均与“网瘾青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表达，其生命历程也有着明显差异。因此，将蛰居青年与“网瘾青年”等同起来存在简单化理解的倾向。

（二）日本青年蛰居的发展特征

在过去的 40 年，“蛰居”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典型现象。从既有实践来看，蛰居青年呈现出相对鲜明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为性别结构内部失衡、阶层结构集中化及年龄结构高龄化。

1. 性别结构内部失衡

日本蛰居青年主要以男性为主，且大多数情况下是长子。在 1998 年，齐藤环发现试图寻求心理援助的蛰居青年基本都是 15 岁左右辍学的男性青年，女性青年在其中仅占 10% 左右。而在 2007 年的一项抽样调查中，男性青年的蛰居发生率是女性青年的 4 倍，后者的社会隔离期也相较而言更短。这与齐藤环的结论基本相近。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男性主要承担着家庭经济责任。尤其是第一个出生的长子，一般被视为纵向代际关系的传承者，必须通过学业和工作上的成功来增加大家庭的集体荣誉。相较而言，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在战后的家庭体制中逐渐沦为专职的家庭主妇，远离了与工作、劳动和收入等领域相关的公共活动，这使得女性青年在面临社会压力时能够回归私人家庭，在家务劳动和照料下一代中实现人生价值。

2. 阶层结构集中化

从阶层结构来看，蛰居行为基本发生在中产阶层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的数十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具有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格局。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格差进一步扩大，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导致许多中产阶层家庭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和劳动收入，陷入整日忙碌却仅能保持生计平衡的自我维持状况，还存在因工作调整而沦为底层群体的社会风险。对于身处中产阶层家庭的青年而言，一方面，在心理上严重缺乏社会安全感和职业预期，不愿进入日益分裂的劳动力市场中参与社会竞争，从而引发持续的个体焦虑 ；另一方面，由于父亲一般从事政府公务员、教师、企业高管及其他管理者等传统职业，能够获得稳定的劳动收入，蛰居青年可以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保持与社会的隔离状态，不必因生存需求而被迫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因此，这也构成了日本青年蛰居的阶层条件和经济基础。

3. 年龄结构高龄化

随着第一代蛰居青年已经进入中年，高龄化和长期化已经成为日本青年蛰居的发展特征之一。按照乐观主义者的观点，青年蛰居行为通常发生在成年初期阶段，能够通过合理的治疗策略和介入方法塑造戒断体验，使其重新回到主流的社会轨道上。但有研究认为，40~65 岁的蛰居人数大概在 61 万人左右，如果将这一群体纳入进来，将会进一步增加蛰居群体的规模。这意味着引发蛰居现象的社会文化具有相当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日本青年在后续的生命历程中仍然无法摆脱相似社会环境的影响，蛰居行为将随着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而更加复杂和常见，进而向人口结构中的其他年龄层蔓延。可以预见，日本社会在未来不仅面临着就业市场亟须青年劳动力的问题，还需要承担高龄蛰居群体由于长期失业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压力。

三

蛰居历程 ：拒学、关系排斥与社会冷漠

对于日本青年而言，蛰居是个体应对社会压力和建构自主空间的能动性选择，因社会化目标难以实现而在行动层面契合了实践理性。然而，社会隔离状态并非一蹴而就，往往经历了一段从逐渐远离社会关系到完全与社会关系脱嵌的过程，最终进入与社会隔离的蛰居状态中。结合社会参与层次模型，本文将从组织退出、关系退出和完全社会退出三个维度探索日本青年的蛰居体验，立足于这一群体的主体性感受来分析蛰居行为的发展历程。

（一）组织退出 ：早期的拒学经历

组织从内容和形式上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确定了具体的规则要求，是社会活动趋于常态化和正式化的制度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组织退出至少包括规范退出和空间退出两个方面。组织的建立最初源自参与者自发形成的情感联结和道德认同感，在长期持续的交往过程中，为了降低个体互动的交往成本和冲突频率，产生了相对固定而清晰的群体规范。而空间则构成了组织的基础、载体和手段，使人们在特定的空间内相互接近、产生接触，并在各种活动中为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机会。

在日本蛰居青年中，大多数人具有早期拒学的人生经历，构成了蛰居生活的起点。在 1990 年到 2006年间，日本学生的拒学率增长了一倍，全国有 2% 的学龄期青少年选择从学校退出，将自己封闭在家里。在许多家长看来，拒学状态只是暂时的，在经过子女的阶段性调适之后，他们将重新适应学校和社会的压力，从学习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在空间退出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规范退出，这部分学生并不接受高度分化的学业竞争和以强凌弱的同辈交往氛围。在长期旷课的影响下，这些青少年几乎都选择了从学校这一次级社会组织中退出，回到作为初级社会组织的家庭。因此，青年蛰居的起始阶段常常以早期学习生涯时期出现的拒学行为作为标志。

组织退出的风险不仅发生在生命历程早期的学习阶段，还可能出现在成年以后的工作阶段。由于难以胜任工作或出现某种心理疲态，青年可能产生逃离工作单位的行动倾向。在脱离这一组织之后，类似的心理反应将会得到缓和，却也引发了青年对于社会隔离状态的主观依赖及由此形成的行为习惯。

（二）关系退出 ：己与群的交往区隔

对于蛰居青年而言，实现与组织的分离意味着逐渐丧失了个体所具有的群体属性，所从属的群体规范和共同体生活也不再对其产生吸引力。由此，蛰居青年与社会的联结纽带便只有和个体社会成员之间私人化的、即时化的社会交往。因此，关系退出成为蛰居状态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征。

随着从学校、单位和社区等公共领域退出，家庭关系便构成了青年日常互动的主要场所。但从父代角度来看，子女整日封闭在家里意味着家庭教育的失败，这将使家庭长辈背负极大的耻辱感和社区压力。因此，蛰居青年的父代非但不会帮助子女积极回到主流社会，反而会与子女“合谋”选择共同隐居，缺乏与其他家庭和公共组织建立联系的意愿。据调查，蛰居青年平均与社会隔离 4 年左右，父代才会试图寻求当地社区或社会组织的援助。受到自上而下的代际压力影响，蛰居青年与父代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家庭生活不再和谐，家庭关系也无法发挥弥合个体与社会断裂的功能。Hattori 发现，由于无法忍受来自父母的压力和冷暴力，将近 30% 的蛰居青年曾经对父母采取过人身攻击行为。因此，蛰居青年将自己彻底封闭在居住的房间，尽量避免与（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人接触，仅通过手机、电视或网络等方式来了解外部社会变化。

（三）完全社会退出 ：社会冷漠的价值取向

从发展进程来看，完全社会退出是蛰居状态的一种极端形式，大多数蛰居青年只是部分地呈现出这一特征。在这一阶段，青年已经基本习惯了长时间的封闭生活，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早期，青年之所以选择退出公共生活和组织活动，主要是受到恐惧或绝望情绪的影响，从而产生反向的抗拒心理。随着蛰居生活的持续发生，那些原本激烈的、高强度的情感能量得以释放和疏导，对社会漠不关心的冷漠感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所谓社会冷漠，指的是个体对任何社会事务都保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和行为。由于长期脱离社会，蛰居青年便经常表现出这种毫无感情变化的冷漠态度，与任何事情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这不仅体现在与他人相关的事务上，同时体现在与个人相关的事务上。Nabeta 指出，蛰居青年几乎无法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准确描述，他们很难对某种事物或价值观念产生认同感，在被问及自身的感受、情绪及兴趣时，常常以“不知道”或“没有感觉”作为答案。因此，长期处于社会冷漠中的蛰居青年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自我怀疑中，“我的人生如何才能有意义”，这也为精神病理学提出的“现代抑郁症”学说提供了经验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青年蛰居受到个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展现了个体主义伦理在突破传统文化结构时所要面对的重重束缚，但最终却可能产生完全背离个体主义的结果。在退出社会生活以后，蛰居青年并没有确立一套理想的、可供应用的生活范式，反而是在对社会隔离状态的过度追求中消泯了以己为中心的自我意识。

四

日本青年蛰居的发生学机制

通过对蛰居历程的分析，不难发现日本青年蛰居状态经历了从组织退出到关系退出、再到完全社会退出的多次转变。上述一系列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不仅仅是受到某一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更受到一整套对个体社会化过程起着支配作用的日本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这一文化结构包含着涉及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的文化观念，主要包括以母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文化、追求集团主义的组织文化、强调等级制的阶层文化及笼罩性的耻感文化。

（一）家庭互动 ：少子化与代际压力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社会形成了丈夫工作养家、妻子做家庭主妇的性别分工，横向的夫妻关系逐渐取代纵向的父子关系，核心家庭比例迅速上升，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家庭的战后体制”。在 1920 年以前，大多数日本家庭想要生育 4 个以上的孩子 ；但在其后的几十年，生育 3 个或 3 个孩子成为主流的生育模式。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女性“主妇化”与孩子数量的减少成为影响日本家庭代际关系转型的两个重要因素。

由于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日本女性开始回归家庭，通过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孩子在家庭纽带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巨大的养家压力下，父亲在家庭生活中基本处于缺席的状态，而母亲则将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子女身上，并不断将自己的子女与他人进行比较，教育子女在学业和工作竞争中胜出。这样一来，母亲与孩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基于家庭照料与家庭再生产的共生关系，女性最重要的家庭责任在于培养一位能够在主流社会中走向成功的后代。因此，母子关系对于青少年群体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代际互动中，母亲角色呈现出宠爱和专制两种具有张力的特点。一方面，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满足下一代的需要，教导孩子学习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规范，尤其是对孩子的错误行为进行宽容和保护；另一方面，在家庭教育中对下一代施加压力，要求青少年能够按照父母的预期进入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及好婚姻等，从而实现中产阶层的家庭再生产。这种具有双重性的互动模式导致青少年长期依赖母亲，难以形成相应的社交能力和抗压能力，过于紧密的母子关系使得子代容易产生柔弱、自卑、社交恐惧症等性格特点。而在社会压力持续增加的宏观背景下，子代也越来越无法平衡与母亲的关系，实现母亲所设立的种种人生目标，家庭生活变得沉重，甚至导致子代诉诸暴力或拒绝沟通的方式予以消极应对。

（二）校园压力 ：集团主义与拒学行为

随着学历竞争日益激化，日本青年越来越无法适应组织化的校园压力，被迫采取拒学行为，而这种压力本身根植于集团主义的组织文化传统。作为贯穿日本社会发展的典型文化，集团主义已然成为限制青年自由发展的根源所在。在家庭生活时期，母亲就开始教育子女学会融入某一集团，在集团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进入学校以后，集团主义管理模式也被教师和家长视为训练学生形成凝聚力和集体意识的卓有成效的方式。

首先，日本教育体系注重划一化的精英培养模式，将共同体的目标、价值和规范作为评价每个学生的标准和依据，任何违背集团主义的行为和观念都将受到惩罚。为了适应日本企业的需要，学生不得不适应各种各样的考试竞争，由考试成绩确定的资格证书成为进入企业的门槛，加剧了同辈竞争。囿于评价标准的单一化和绝对化，具有学业困难或追求独立个性的学生容易遭到主流群体的排斥，被划到“边缘群体”之中，导致许多学生即便想要参加集体生活，却又害怕在学校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最终退缩回到家里。

其次，来自同辈群体的校园欺凌行为构成了青年拒学的另一种压力来源。受到集团主义文化的影响，日本学生一般会加入某一特定的团体，团体内部具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团体成员之间保持一致行动，而没有加入团体的学生则会受到孤立和排斥，成为被欺凌的对象。因此，校园欺凌通常不是由个人偶然实施的，而是有组织的集体欺凌，包括下达指令的“决策者”、执行欺凌的“施凌者”、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及受害的被欺凌者，从而形成了以欺凌为目标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欺凌文化中，受害者不仅不会得到同情和帮助，反而会被视为无法融入集体，使其陷入道德上的自我否定，导致出现抑郁症、拒学甚至自杀倾向。

（三）等级制 ：社会流动的阶层困境

等级制是日本社会得以组织起来的基本原则，人们在各自的等级中“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封建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之间都有着明确的边界和鸿沟，形成了一套依等级阶梯而变化的制度规定和义务体系。尽管日本社会经历了多次改革，但并没有破坏等级制的运行方式，而是在新的秩序下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的特征。通过等级制，日本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着安全稳定的发展局面，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在各个领域中都有着详细的规定。

随着泡沫经济的瓦解，日本等级制度所具有的灵活性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社会中产阶层借以维护阶层稳定或实现阶层晋升的传统渠道日益窄化。首先，学历水平决定着日本青年能否进入高收入职业之中。随着教育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学业竞争变得越发激烈，高收入阶层的子女具有明显的教育优势，更容易考入国内外顶尖大学。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日本青年更可能陷入阶层继替或向下流动的现实困境之中。其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起来的终身雇佣制度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采取“中央集权主义”的工资决定方式和年功序列工资，而变成了与个人业绩直接相关的个别工资决定方式和成果主义工资，导致日本社会等级差异进一步扩大。最后，随着全国失业率的持续增加，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和规模有了极大增长，工资性收入和福利待遇显著下降，依靠男性养活全家的家庭分工模式无法维系。

对于日本青年而言，社会流动的困境不仅仅体现为向上流动的阶层壁垒日益固化，还体现为因社会竞争失败而向下流动的可能。在浓厚的阶层焦虑下，长期依靠父母的青年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和抗压能力，更可能采取蛰居行为，以此逃避来自社会的外部压力。

（四）耻感文化 ：社会评价与自我克制

面对种种压力，日本青年之所以采取自我封闭的蛰居方式而非对外探求的抗争方式，与以耻为基调的文化传统有关。在《菊与刀》中，人类学家鲁思 • 本尼迪克特区分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罪感文化”和以日本为代表的“耻感文化”，后者构成了日本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耻感文化中，极其重视来自他人的评价、看法和反应，个体需要考虑自身行为对别人产生的印象，并针对这一印象及时进行调整和管理，这种外在的羞耻感对于个体行为选择产生了某种强制性。

在耻感文化的指导下，个体必须保持自身始终处于主流社会结构之中，避免个体意识与社会道德之间出现冲突和分歧。因此，在退出社会生活的初期阶段，蛰居青年倾向于将责任归结为自身而非外部社会，从而维持在价值观念上的内在统一性。对于父母而言，总是试图隐瞒这一事实，寄希望于子女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重新回到学习和工作之中，以免带来家庭的“耻辱感”。面对无法实现的个体自由，蛰居青年只能通过自我意志的训练和驾驭，消除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渴望和追求，以此克制自身对传统文化结构的不满情绪，进入一种与社会隔离而又无欲无求的蛰居状态之中。

五

“蛰居青年”回归社会的政策启示

对于东亚国家而言，普遍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内在过程，而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确立的结构性位置和价值观念往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对日本青年蛰居实践的分析，不难发现蛰居青年经历了从组织退出到关系退出、再到完全社会退出的蛰居历程。这一现象与日本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复合文化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青年蛰居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日本，同样发生在韩国、西班牙及中国香港等地。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青年蛰居问题也将成为学术界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建立民主化的家庭关系

建立相对平等的家庭关系，能够促进代际互动关系的转型，改变两代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不对称地位。在传统中国家庭中，父母具有不可动摇的道德权威地位，即便在子女成年以后，仍然保留着对各种家庭事务大包大揽的行为习惯。在孝道伦理的要求下，即便父母提出无理的要求，子女也不得不遵从执行，这容易导致代际关系陷入紧张对立的境地之中。在新的时代，可以探索民主和睦的家庭互动模式，推动代际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实现家庭资源在不同代际间的合理分配，降低单方面的代际依赖，努力促成家庭平等地位的形成。

（二）形成友善互助的学校氛围

学校是青年实现社会化过程的必经阶段，也是许多次级社会关系汇聚交融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学校氛围能够帮助青年顺利成长，避免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在日常教育管理中宣传友善、互助、团结、合作等公共精神，促进社会正能量在学校这一教育场域中的传播，使青年能够在团体生活中建立起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完善多元化的社会评价与支持体系

在过去 40 年，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社会领域的发展与建设，但不可避免地导致拜金主义、经济至上等评价标准对社会道德伦理的冲击。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青年面临着个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为了逃避外部社会所带来的压力，有时也会采取一些极端的、偏离主流社会结构的越轨行为。因此，我国应改变单一化的、精英化的社会文化导向，倡导一种能够包容弱势群体和协调不同阶层利益的价值追求与评价标准，使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在道德生活中寻找到人生意义的归宿。

在政策层面上要逐步完善与青年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支持体系，留置出相当的社会流动空间。一是要稳定就业政策，优化青年就业结构，使青年在非正式就业中保持合理的规模和比例 ；二是加大扶持力度，建立起多层次的专业技能培训，为底层青年提供参与培训的机会和场所，构建有助于实现阶层晋升的职业发展规划 ；三是激励青年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摆脱自我封闭的行为倾向，形成积极的社会心态，在公共领域的讨论和实践中实现个体人格的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曾燕波

《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获取全文PDF

投稿方式：登录《当代青年研究》官方投稿平台(qing.cbpt.cnki.net)进行投稿。请勿一稿多投。投稿后，可在平台查看稿件状态，若三个月后没有收到反馈，可另行投稿。

更多推荐

赵琪｜审核

芦焱琦｜编辑

图源网络

侵联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