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锚的铸造：一个职教本科毕业生职业困顿的自我民族志

摘要

职业困顿是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体会到的负向感受，会伴随职教本科生学习、求职、入职的全过程。职业院校通过学校规训向学生植入职业锚，但学校教学反而使学生丧失胜任职业的信心。朋辈交往过程中，学生会以兴趣爱好或身份“势差”为名主动调整社交网络，扩展自身职业进路，但周围环境易导致学生陷入“浅尝辄止、技能不深”的困局。步入职场，职教本科毕业生会首先渴望觅求本专业领域的岗位，但又由于资质过剩问题，引发其在职业选择上的矛盾。整体上看，机械式的教育方式通过规训、宰制改变了学生对职业的真实理解，为此需要发展福柯的反抗策略，为学生的“斗争”与“归顺”寻求铸造职业锚的中间栖地。具体而言，可通过理性探求与理智突围破除惯性学习与求职思维，凭借内在追寻与外在协调相融的方式让个体的职业价值更具韧性。

关键词

职业本科教育；自我民族志；职业困顿；权力；职业理性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诉求的必然路径（曾天山、陆宇正，2023）。职业本科教育致力于培养专业领域内的专门人才，然而调查显示，职业院校毕业生对口就业比例仅为 50%，且在毕业一年内出现极高的流动率（冉云芳，2015）。究其原因，职业本科教育重视培育学生“硬技能”，但在“软技能”涵养上，仍存在育人制度不完善、办学特色不鲜明、教学类型定位不突出等问题，易使学生产生职业困顿，影响毕业生就业前景（廖龙，2020）。

职业困顿是指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体会到行动受阻、激情丧失，或对职业理想产生怀疑的状态（阎光才，2020），该状态会发生在个体受教育、培训、入职等多个阶段。研究者指出，职业困顿的产生原因有：一是学校与用人单位在技能认识上存在偏差，所授知识无法帮助毕业生“脱颖而出”（袁玉芝、杜育红，2021）；二是教师在技能传授中存在“去技能化”认知，学生长期未谙“职业”真谛（杜连森，2021）；三是社会上弥漫“重普轻职”风气，选择职业本科教育的学生更多看重学士学位证与本科毕业证，“不纯动机”为毕业生职业发展埋下隐患（郭丽君、周建力，2022）。职业困顿产生原因受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聚焦原因的作用机制，导致相应的对策现实性不足（李胜蓝、江立华，2017）。此时，亟须寻求相应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客观全面地表达群体主观感受，从而精准把握消解职业困顿的个体诉求。在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背景下，学界产生深度剖析个体职业困顿的需要， 职业锚理论就是其中的回应之一。该理论借用“锚”的比喻，提出个体择业时所围绕的中心是一个人不会轻易放弃的有关职业的重要事物或价值观，它是人们内心深层次价值观、能力和动机的整合体，体现“真正的自我”（Schein，1985）。同时，自我民族志则是个体探索自我内核的研究方法。鉴于此，本研究主要基于职业锚理论，并采用自我民族志，从个体叙事视角展示笔者作为职教本科毕业生从入学到入职的全过程，厘清产生职业困顿的主因并剖析其如何产生影响。

一 理论回顾

（一）一种方法：自我民族志

自我民族志作为民族志的特殊类别，通过个体与文化相连的自传式个人叙事探索群体内核，以揭示文化与社会持续影响下的“脆弱的我”。学界意识到，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所谓“事实”不可避免地受研究者自身立场与主观因素（如情感、态度等）的影响（Denshire，2014），需要通过自我民族志的方法对自身文化、境遇和生活方式开展反思性分析。而自我民族志镌刻着“自传”与“民族志”的双重烙印，既是以自我为尺度的学理追寻，也是对个体生命体验和文化意义的“再审”，它是对社会形塑个体力量的方法观照。同时，不同于描述他人经验的民族志，自我民族志的特殊性在于将个体认知作为一手经验来源（Anderson & Austin，2012）。

自我民族志分为以个体内省、呈现高度个人化特征为主的情感唤起式自我民族志和以理论推演为主导的理论建构式自我民族志（卢崴诩，2014）。相比之下，情感唤起式自我民族志有其特点，一是认为个体情绪体验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二是研究者试图让读者去体验文化群体的情感，三是研究材料要关注叙述真实性和生活贯连，四是需要解释清楚“行为的根源”与“生命的延续”。本研究采用该方法在主位视角下夹叙夹议地撰写，摒弃传统民族志中冷静旁观下个体情绪的缺席。自我民族志多源于生活感悟或触动，而笔者的情感则是被自己作为一名职教本科毕业生的真实经历所唤起，从而对自身职业生涯定位与走向产生困顿之感，并试图进行反思。需注意的是，自我民族志与故事叙述有着不同，自我民族志不仅旨在揭示内部群体的隐秘行为，唤起外部群体的理解与同理心（Chang et al.，2016），而且不停留于单纯讲述“研究者个人的故事”，而是通过自我经历剖析验证或提炼理论， 并对相关群体提出建议。当下学界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自我民族志日益得到研究者重视，但相较国外，国内对自我民族志的认识和使用才刚起步。自我民族志采用自传式描述，相比于传统定性研究方法在个体成长、阶层“旅行”等主题上更具深描品质（董海军，2019 ；林晓珊，2019），尤其是在并不常见的职业选择、倦怠与困顿等研究中更具优势（马君谦，2021），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研究豁口。鉴于此，笔者将深描自身故事，并从学理角度反思一名职教本科毕业生的职业困顿。

（二）两个理论：对职业锚和规训理论的再思考

1. 职业锚理论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Schein（1975）提出职业锚理论，认为职业锚是个体在职业选择和发展过程中所围绕的中心，它是个体在选择职业时愿意坚守且感觉至关重要之物。职业锚在个体接受教育、寻觅职业、进入岗位的不同阶段都发挥着牵引作用，能帮助个体找到适合的职业，但同时它也是诱发职业流动、产生职业困顿的根源。该理论提出了个体职业选择的形成路径，认为职业定位是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持续构建并深化的，其出现破解了自由教育理念导致的职业发展指导地位瓦解的困境（Aghion et al.，2015）。该理论虽缘起于管理学领域，但也被运用于教育学研究中，强化了个体早期职业能力、动机和价值观三要素的作用。当前，许多职业院校都借助该理论形成特色化职业指导课程，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在新生入学之初便会开展专业认识课程与素质拓展活动，以剖析学生的发展期望。职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育高素质职场人，这与职业锚理论提倡的提升个体职业适应性与专业性理念相似。同时，该理论还提出“全工作生命周期”概念（Schein，1985），也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中提倡的“技能型社会”远景不谋而合。可见，职业锚理论与我国职业教育存在适切性，在职业观形成、个体与环境交互、社会交往等方面能提供研究视角。本研究还认为职业锚理论是对职业困顿的一个回应, 该理论不仅考查职教本科学生或毕业生诸如“内心感受”“职业理想”等关键要素，而且提出周遭因素会对个体职业选择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结合职业锚理论提出的八种职业锚类型，并将其划分为注重技能训练与提升的教育场域、关注差异化发展的朋辈场域、重视个性化与生活导向的职业场域，以此为框架开展研究（见图 1）。

2. 职业院校中的学校规训

规训理论是福柯提出的重要社会学理论。福柯（2003）认为，规训是对人进行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权力技术，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个体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谓的“正常”。现实中充斥着该权力技术， 如职业院校教师通过话语权力决定学生“学习何种技术”“怎么学习技术”，而在“为何学习技术”“学好技术有何用”上却鲜有提及。鲍尔和金蒂斯（1990）在对此做出的解释中指出，在大工业时期，雇主对工人的要求是“服从”和“尊重权威”，工人执行的是管理人员头脑中的概念，因此无须了解操作背后的技术理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指示。该现象在教育领域颇为常见，因为师生之间拥有的资源及影响对方行为能力的不对等性，所以会形成权力上的“势差”（陈恩伦、金哲，2021）。笔者认为，正是职业教育具有支撑产业发展的效用，其对技能与劳动盲目的效率化追崇，标记了职教本科毕业生的职业困顿，并展示出一幅福柯式的权力结构图景。

同时，福柯（2003）认为学校教育的本质已变成规训的过程，可归纳为肢体、时间、行动、空间分配上的控制，其中蕴含“他人期待”和“神秘化再现”。职业本科教育受国家重视，因此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管理无不笼罩着“特殊照顾”的气息，表现出一种“规训”的神秘化再现。在 W 学院的课堂上，职教本科生被专业课教师要求进行更严格的技能训练，然而其标准超过这批学生的可接受程度，更远超对同专业专科学生的要求，这种看似严要求的“强化训练”实则在实施学校规训。福柯（2003）还总结出个体抵抗规训的两种策略，即“局部斗争”和“现代生存美学”。在现实中，这两种策略表现为“转换职业领域”“从事相近职业”等不同方式。回望亲身经历，笔者认为职业教育与个体职业发展之间本就不具二元对立性，相反职业教育阶段应是青年人“职业生涯准备的最佳时期”（姜大源，2013）。但教师的超预期行为与学生的实际行动之间的“势差”构成了 W 学院中不和谐插曲的动力机制，这也诱发职业困顿的产生。为此，笔者将基于三大场域探索环境与个体的复杂关系，以展示职业本科教育对个体在职业选择中的影响机制。

二 研究缘起

该自我民族志的书写首先要从一个名为“何以为家的职业梦”的故事说起。

2013 年 7 月，我收到 J 大学寄来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快递信封里除了红灿灿的通知书印着“J 大学”字样外，其他材料都印着“W 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名与 Logo。原来我被高职本科专业——物联网工程所录取，成为 J 省探索职业本科教育进程中“吃螃蟹的人”之一。父母说，选择职业本科专业不仅能让我拿到知名大学的“双证”，还能让我依靠 W 学院学到真本领，未来谋求一份好工作，是一件两全其美之事。但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教育有何不同？未来，我能找到一份怎样的工作？这些话题对于一个刚高中毕业的男孩来说都过于复杂。

同年 9 月开学，我踏进 W 学院的校门。看着手上的报到证，我喃喃道：“从此便在这里读大学了，切不可忘记自己本科生的身份。”大一阶段， 我的成绩保持在专业前三，心中也产生了对未来的期许。在职业梦中，我是软硬技术傍身，有着丰富项目经验的优秀工程师。但旋即，梦想的泡沫便被戳破。随着课程和实践教学难度的加深，我愈发听不懂枯燥的专业课程了。我的成绩从班级 T1 梯队，下滑到中下水平，开始“泯然众人矣”。我的内心充满了对职业生涯的困惑，自己真的能成为工程师吗？我能学好这个专业吗？渐渐地，我曾经那些“技术成才”“技能报国”的梦想被抛至九霄云外。

2017 年 6 月，我顺利毕业了。求职初期，我专门选择本专业领域内的公司投递简历，却屡屡碰壁。后来，我开始和许多职教本科毕业生一样，尝试投递与专业极不匹配的岗位。在此阶段，疑团不断产生，我到底想从事什么职业？我曾经对职业价值的追求去哪儿了？就读职业本科专业对我的求职有何帮助？太多疑惑充斥在脑间，我不知该逃还是该留。

这个关于职业梦的真实故事透露着笔者从选择专业到入学、从就读到步入职场过程中产生的职业困顿。不禁让人思考，为何笔者会从狂热的“职业追求者”转变为“专业逃离者”？其间，笔者经历了什么才产生这样的职业困顿？对于职教本科毕业生而言，这种职业困顿又意味着什么？基于这些问题， 本研究将深入探究职教本科毕业生的职业困顿现象，以期发现此类群体职业定位与建构的根源、途径及影响因素。

三 在教育场域的发现：职业锚与学习场冲突

（一）入学初期便被植入的职业锚

职业锚理论表明，个体在受环境影响后会依据能力、动机和价值观等调整职业定位（沙因、曼伦，2016）。薪资水平、发展前景、社会认可度等都会成为学生确立职业锚的依据。和多数高校新生毫无二致，刚入学的我对未来的职业定位充满好奇。我唯一且正式听到关于工程师的介绍是在 W 学院举办的2013 级职教本科新生入学仪式上。站在台上的学校领导基于往年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向我们介绍就读职业本科专业的优势，其中有两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一是“W 市近年的工程师平均月薪超过 8 800元”，二是“学好技术会让你们有一个好前景”。对于一个 19 岁的青年而言，薪资与发展前景是我对于职业最关注的两个方面，此刻职业锚通过动机附着发挥着驱动功能。从薪资水平来看，本科毕业生会在求职时关注诸多因素，但薪资水平是最主要的考量因素。薪资导向虽源自西方消费主义的诱导，但在其长期统摄下，期望薪资在中国毕业生择业影响因素中已处于核心地位（郭娇，2019）。从发展前景来看，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促使许多大学生想要觅得一份稳定工作，因此他们不仅希望所在学校能够提供优质资源，提升自身竞争力，而且希望自己所读的专业极具发展潜力。作为刚入学的“小愤青”，听到校领导的鼓励，我在薪资与发展前景方面对自己的专业充满期待。不难看出，外部因素影响职教本科学生对未来职业的期待，而一旦真正进入教育场域，学生将会综合匹配自身技术水平，并通过与内心预期上的比较及时调整自身学习行为。

（二）专业课程引发的尖刺情绪

职业锚理论认为，个人进入早期工作情境后，其职业定位与价值观会受周遭环境影响（Bruce，1999）。而专业课教师开展的实践教学便是职教本科学生早期接触工作情境的重要环节，是逼真化的“预职场”。在该情境中，学生将面临复杂知识技能体系与微妙人际关系，任一环节的超预期变动都将引发学生情绪变化并造成职业定位漂移。

2014 年 9 月，我迎来本科阶段的第一门专业课程——电路基础课。因为渴望成为物联网工程师，我每周都会找授课教师 Y 教授交流电路学习心得。他的一句话让我铭刻于心：“不要觉得读了大学就轻松了，学电路一定要多写多背多算，还要多练。”听这话时，我抿着嘴唇用力地点着头。为了职业梦想，我下定决心要学好这门课。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还未意识到，接下来的事即将使我改观。完成前半段理论课程的学习后，我们进入电路焊接的实践阶段，而这恰好与我的软肋撞个满怀，由于肢体不协调，我在焊接电路时不仅会手抖，还常因错误操作而把手烫伤。班上同学都能又快又好完成训练，而我总是那个最晚提交作业的人。虽然理论成绩不错，但是蹩脚的技能训练拖了后腿，期末时我的电路课程总评分为“60 分”。我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这是我第一次对职业梦想产生困惑。

我在专业课理论学习上的积极状态，是前期入学规训时植入职业锚后所致的必然结果。但当我的努力遭遇同学能力“势差”的碾压时，不仅原有的职业规划受到质疑，自己在其他课程中的学习也因受压迫而产生妥协，甚至在与老师、与同学的关系上也要受限于《电路基础》课的精致控制。筛选假设理论指出，求职者身上都具有不同“标识”，而雇主会按这些“信息”选择中意的职员（洪柳，2012）。“标识”虽是职场文化，但早已侵入教育领域，学生依旧会根据作业或考试分数、教师态度、学生反馈等信号判断自身能力高低。受教师权力的影响，我从“实训反馈”“总评分数”等标志性事件中加强了自己与其他同学之间的信号反差，本次专业课的学习经历引发我对自身职业定位的怀疑。

（三）被室友冷嘲热讽后的反思

再次审视我在专业课上的“一战即败”，为反思教育作为学校权力剧场撕开了一道豁口，我意识到我和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影响着我对职业的态度。虽然老师偶尔会为我的学习提供一些“敲打”，对我的主动发问也是来者不拒，同学也会给我提供帮助，但惨淡的成绩却时刻警示着我：对于物联网工程师的追求，还有漫长道路要走。反观我的室友，一个每晚沉溺于网络游戏《英雄联盟》的“厌学者”却每次都能在实训课中斩获高分。记得一天凌晨两点，他仍沉溺于“王者峡谷”的快意恩仇，丝毫没有意识到我被他敲击键盘和大吼大叫的声响所影响。我夺过他的键盘，告诉他明天有一上午的实训课，不休息好怎么能学好。他轻蔑地说道：“我虽然不爱学，但我知道，小 H（另一位实训课老师的绰号）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这么看重学习，实训操作怎么总做不好呢？”自我民族志给了我反思和室友之间差距的机会，这不单单是职业院校教学对个体多样化发展的压抑，更是我国工科专业传统技能传授的真实写照。在扁平化训练模式下许多学生开始掌握学习“窍门”，即机械式学习与“不走心”训练。原来， 学习是不需要精通技能背后原理的，而室友的嘲讽暗含了他对自身职业的价值隐喻。选择成为一名物联网工程师意味着首先要听从授课教师的规训，严格按照老师指导进行操作，而深层次机理不必多想。其次，和高深知识相比，我们所学的技术知识是“机械”且“僵硬”的，即便不明就里，也可以学好该门课程，并有望成为一名工程师。室友的嘲讽，并未严重打击到我的自尊心，却在无意识地利用强者的权力压抑职场弱者理想主义的反抗。

（四）教育：现实教学使学生丧失职业信心

从微观层的教育架构上看来，我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均嵌入职业本科教育场域中相对较高且稳定的位置。可能学校领导的个人经历让他意识到可以通过外部动机强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授课老师也曾因填鸭式教学与备赛式训练而在教学中小获成绩。总之，学校为学生植入了职业锚，成为学生追求职业理想的起点。但同时，教学也催生了学生的学习矛盾。学生发现，对知识与技能的追求竟可以成为“无须探求本真”的机械式行为，而这种学习模式可以被定义为“精益求精”和“工匠精神”，这便使得学生产生了职业困顿。于学生而言，学习时作品的完成情况是学习能力的一种象征性符号，而拥有不同技能操作能力的学生则构成了这个符号的结构边界。但手握打分“红笔”的一直都是老师，学生得“59分”还是“60 分”，通过单一还是分层式方法学习，用何种职业观引导学生发展，教育的决定权被紧紧攥在老师手中，这也展示出教育中因地位差异而带来的权力图景。我国职业教育遵循“服务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原则，但从现实来看，部分教师通过严苛但刻板的教学手段压制了学生自主探索个体职业生涯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被植入职业锚的学生带着职业梦想进入教育场域，却在一次次的“课堂碰壁”中丧失信心，并对自身职业定位产生怀疑。

四 在朋辈场域的发现：环境催生差异化的选择

（一）通过团体融入强化职业定位

职业身份的确立是需要被强化的，一些“形式活动”可以避免个体产生职业定位上的动摇情绪。例如，职场中晨会被认为具有统一团队价值观、提振员工凝聚力的作用。国际研究表明，晨会通过“信息交流”“行为互动”和“理念共享”等方式加强员工的岗位在场性（Cornett & Quinn，2022）。类似活动有意无意地出现在职场或“预职场”的人际交往中。大二下学期，W 学院开始开设 C 语言课程。我想，这或许是我成为工程师的另一种可能，即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因为学习编程语言无须极强的动手能力，同时我所在的学院又成立了计算机集训队，我希望通过加入精英化团队开展自己的“预职场”交往。

通过刻苦训练，我向周围人宣告我是一个偏向语言开发的“软件工程师”。每周日下午，集训队同伴都会被要求来到学院二楼的专用机房进行 3~5 小时的编程训练，我会向集训队指导老师提前询问好训练内容，尽可能充分地了解编程知识以尽快融入这个小圈子。出于对编程语言的热切追逐，我们团队形成了“职场默契”。圈子里每人定期出钱购买一本编程趣味读本并在团体内传阅。通过书籍中关于编码技术人员的介绍，我们憧憬着成为软件工程师的未来。这些读本成为“圈内人”的身份标识，“代码”成为集训队“预职场”身份的符号，我们的小圈子成为学院里最受瞩目的群体。此时，小圈子成为一种“群体环境”，加强了圈内成员的职业定位。在职场上，人际交往层面的职业定位主要指，通过社会网络寻求到个体准确的职场规划与身份定位，并由此通过人际接触来获得感情支持、技术指导与物质援助。这是一种环境影响下的结果，所以许多岗位都会通过小组工作或团队协作使职场新人在人际层面予以定位和增能，完善不同技能群体的社会网络（李文祥、田野，2018）。我加入集训队重置了自身所处的环境与职业定位，反抗了硬件技术短板造成的职业困顿。

（二）职业身份转型与话语权力获得

身份转变象征着一种能力，更有助于树立利己的职场法则，所以许多人更倾向于跻身管理或行政岗。或许是为了打造一个“学历 + 能力”的学生干部形象，学校团委 Z 老师找到了我，询问我是否有意向竞选下一任校学生会主席，他能给我提供一些“出镜”和“锻炼”的机会，为未来步入职场精英队伍增加可能性。“职场精英”这个词打动了我，于是我开始开发自己“学业 + 集训 + 任职”上的“三线程序”。在 Z 老师指导下，我通过“支教队队长”“最美志愿者”“公众号主编”等身份被大众所知，并于大二下学期顺利当选 W 学院的校学生会主席。繁重的学生工作让我无暇学习编程技术，我对成为一名技术人员的热情骤降。最终，由于精力原因，我被迫离开集训队，一门心思投身学生工作。据说，许多“35 岁 +”的程序员会转到管理岗，我在想自己是否也在经历“预职场”上的转型呢？无论如何，学生工作与职业生涯上的微小联系依然给予了我些许慰藉。

仅仅由于任务加身，我就轻易放弃了对编程的热爱吗？其实，这件事隐喻着我对职场中话语权力的追求。福柯指出，建构主体最核心的力量是话语权力，它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行动权力，两者都是以认同为基础（胡铁生、夏文静，2015）。现实中，取得管理权这种职场特权意味着话语权力的拥有，这代表着更多职场资源与威信的获得。而符号学也验证了这一点，如果学生会主席的身份是一种所指，那么它所代表的管理能力、领袖气概便成了一种能指（索绪尔，1980），从而成为我加固话语权力的隐性符号。从“技术人员”转向“管理人员”实际上是我希望通过自己本科生的身份，加强身上带有的阶级话语，树立话语权力。学历在中国有着特殊象征意义，高学历除了对个人的职业地位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外，其本身也存在极大的象征意蕴（杨中超、岳昌君，2016）。在“学生会主席”笼罩着的巨大管理能力魅力和能指漂移所产生的符号吸引力的双重作用下，我从技术圈跳进了管理圈。

（三）朋辈：周遭环境影响下的两种职业选择

朋辈交往方式使我不断切换周遭环境，我经历了关于“技术”与“管理”的职场政治。随着场域的转换，个体开始意识到共同爱好与讨论是交往范式、身份构建和职业定位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以兴趣还是身份“势差”为名主动建立社交网络，或是关闭交往连接另寻他途，都是个体面对不同权力关系时的生存策略，主要呈现出两条发展进路。一是像“技术人员”那样以接受或迎合同事兴趣爱好或企业文化，强化自身的职业身份，避免动摇内心中的职业预期；二是转向“管理人员”身份，选择高调地展现自身“能者”形象，及时调整自身所处环境，树立利己的职场“丛林法则”，从而建立群体共识。以上两条发展之路看似都通往美好的职业未来，但在选择中，个体受所处环境、具备资源以及自身意愿的影响，可能不断在多个定位中反复横跳。而这恰恰陷入了环境改变下，“选择越多，越易失败”的“布利丹毛驴效应”中。美好的职业未来需要坚定不移的前期投入与专心经营，在职场政治中通过权力“势差”选择职业的最优解，反而容易陷入“浅尝辄止、技能不深”的职业困顿之中。

五 在职业场域的发现：职业困顿是必经之路

（一）毕业生通过表演反抗权力

职教本科毕业生虽拥有本科“双证”，但又难以割舍朝夕相处的所学专业，所以依旧会继续留在本专业领域中觅职。为此，首选剥离“职业教育”烙印的方案便是带着反抗态度进行一次身份表演，若失败了再另寻他法。

2017 年 6 月，我顺利毕业了，名正言顺地步入真实职场。在职业院校“蛰伏”了四年，我终于拥有了 J 大学“双证”，即将摆脱“职校生”的名头。和参加计算机集训队一样，我和同学们一起去互联网“大厂”参加面试也是出于对符号资本的追逐。但招聘官的提问是对我四年专业学习的灵魂拷问，我被问得抓耳挠腮，因为绝大多数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后来，当我询问班上编程考试几近满分的“软件大神”面试结果时，他也是皱着眉尴尬地笑了笑。互联网公司采用招聘题考核求职者是一种标准化方法，但多数情况下这种结构性考核存在“命题单一”“考官队伍不合理”等问题，忽视了对求职者职业素养的考察（夏文静，2016）。我看到如此的社会新常态气愤至极， 开始通过自己相较而言更为优秀的管理能力与口才去竞争非技术岗职位，来挑战考核主义在当今职场招聘中的控制。

出于初生牛犊的倔强，我开始包装自己学生会主席的身份与经历，精心制作求职简历与介绍视频。广撒网后的结果，也让我产生更客观的职业认知与定位，销售经理、保险经理、快递员等职业向我抛出橄榄枝。在我看来，薪资待遇和发展空间代表着它带给我的体面感与社会地位，因而我还是想留在物联网领域内做个体面的白领，于是有针对性地向几个非技术岗的职位发送求职邮件。我仍然坚定地寻觅着相关职位，因为我认为，求职是人生大事，如果未来无法在专业领域内供职，我为何要就读物联网工程专业呢？同时，我还认为这种求职行为是对企业“短平快”招聘手段和整个社会的反击。学历是一种“标识”，其在求职中的自主使用，也是一种个体权力抵抗的手段。福柯认为，反抗权力是无所不在的。至此，我彻底摒弃了工程师这一追逐四年的职业梦想，并将求职意愿转向本专业领域内的其他岗位，这是受用人单位过分关注求职者资质以及学校过度关注就业数据两个行为叠加影响的结果，它们使我产生反抗意识。于我而言，哪怕深知有些职位更适合我，但我依旧不愿去尝试。

（二）反抗败北与另一条职业出路

我还是不愿脱下职业本科教育赋予我的“长衫”，愤愤地想要寻觅一份体面的职业。但结果便是我中意的工作不需要我，而愿意接收我的岗位我并不满意。无力的反抗下，我成了一名求职失败者， 但时代机遇却让我迎来转机。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进一步重视，校企之间的“旋转门”被打通， 职业院校给懂得技术、具备优秀表达能力与组织能力的毕业生打开一扇门，我看到一条崭新的职业出路。于是，在家人的帮忙联系下，我成功进入 W 市一所中职学校担任专业课代课教师。此刻，回顾之前所谓的“反抗”，不禁让我惋惜起求职过程中花费的大量时间与精力，或许我早就应该把就职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作为一名中职老师，面对小我六至七岁的学生，我可以放下之前小心翼翼的能力焦虑， 而仅需传授好简单知识即可。我会利用擅长的沟通能力攻破学生紧闭的心房，会把知识点串成故事在班上神侃，会用极富亲和力的表现鼓励班上习技的良好风尚，我开始成为学校里人人知晓的明星老师。把课讲得越浅显易懂并能吸引厌学的中职生，就越有可能体现出自己的职业价值。为了早日转为正式教师，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把知识点包装得别出心裁，怎么把毫无关系的知识讲得“缠绵悱恻”。吕婷婷和丁三青（2019）在研究“网红知识”时指出，获取知识的快消方式易造成个体认知的浅表化。波兹曼（2015）在《娱乐至死》中也提出，电视教学若使人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 因此信息要以最通俗的方式出现，因为对于电视而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非学习者的真实成长。是的，作为一名教师，我更关注课堂趣味性，而非学生的实际成长，我的教育初衷被职场权力反噬了。稳定的职业归属使职业变得更具动力，“打工人”似乎感受到更多的价值感。但 DiMaggio（1982）曾说，当只强调职场发展而不谈及工作价值时，易陷入服务组织作为工具的一面，忽视其所赖以生存的价值理性。组织内各种正向反馈刺激着员工，驱使他们追寻更多交往、知识增长与技能提升，当个体过度关注职业晋升、外部反馈等功利属性时，易形成忽视工作价值的职场心态。这就是为什么过于追求职场权力，反而会让职场人徒增困顿，过于追求工作岗位中的即时反馈而不关注长久价值，并不能给个体带来真正的进步。

（三）职业困顿的短暂消逝与再现

本科生身份使职教本科毕业生能通过职场漂移，谋求一份其他领域的职务，但无论如何选择， 都难以逃离职业困顿的影响。

基于我对职业定位与选择经历的反思，我逐渐减少了对个人禀赋过剩能指的挥霍。我仍会使用“惯习”的组织策略安排课堂教学，偶尔也会试着用社交策略迈进学生内心，但对于职场权力追逐的虚无行为几乎戛然而止。我开始自铸职业锚，以加强其在职业生涯中的作用。我意识到从当初那个怀揣职业梦的小男生，到围绕专业领域寻觅工作的毕业生，再到现在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寻求职业所提供的价值感才是我在融入社会时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而无论是对职业名称的要求，还是对薪资待遇与社会地位的诉求，抑或是对特定领域的框定，那只是一个载体式的包装手段，是职业价值的附属表征。我与职业的对话应该归位于我对职业内核的尊崇，及其与我内心价值取向的适配。如今，作为职业教育研究者，我感知到对职业的理解不应基于大众定义，也不应过分依赖于教育推崇，更不应将它视作社会资源或身份标签获取的阶梯。我将自身经历的全过程与当前反思称为职业锚的自我铸造，它驱赶了我心头的职业困顿。

但是自我铸造的职业锚真的牢靠吗？重新翻开我 2018 年新年时定下的年度目标，其中写到“考技术证书”“熟练掌握 Python 语言”等，但到现在为止买回来的考证资料还未开封，对 Python 的了解还停留在浅表，这些原本有助于我成为更优秀教师的计划，却被我抛之脑后。反思心路历程，我一方面希望实现职业价值，另一方面在内心的抵抗作用下，仍对未完成的目标无动于衷。同时，我常会听到诸如“没事，理工男这么想很正常”“你不愧是学计算机的”之类的归因，而我听后也自然地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Machin 和 Mayr（2012）提出，“规则化”反映在语言上便表现为“理所当然”的语义。同事们对我的评价暗示了人们在潜意识里就将“理工科毕业生”与“直线思维”“高技能”等能力画像划等号。职业本科教育对我的影响与社会的思维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对职业价值的追求。这难道不证明了我自铸的职业锚已经破碎了，而职业困顿又重现了吗？

（四）职业：延续或漂移都存在困顿期

职教本科毕业生最初对职业的选择并非一定源于内心中明晰的职业观，也可能受四年专业教育的惯习影响。他们可以凭借本科“双证”拥有和普通高校毕业生同层次的求职身份，看似比接受职业专科教育更具吸引力。但“此本非彼本”，国家与学校培养职教本科毕业生的初衷并非希望他们将“本科”学历视为跳板而逃离“职业”，职业属性应是个体从接受职业本科教育到求职、就职全生命周期的贯穿主线。部分职教本科毕业生曾通过身份表演尝试打入技术要求高的职业圈层，但由于仅掌握皮毛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求职之路屡屡碰壁。这是企业中资质过剩与个体焦虑感互相碰撞，“化学反应式”地催生出毕业生在选择职业定位、确定发展方向时的困顿，他们开始陷入“盲目自信—职业反思—妥协与归顺”的程序中，“为了职业”到“畏了职业”的思想转变为这一论域下的显性权力逻辑。概言之，由于权力的流动性和日常性，职教本科毕业生可能归于与职场权力共生，即关注自身职业属性发展，也可能置身本科属性，通过漂移谋求其他领域的职业身份固化，但无论如何选择都会使个体经历一段职业困顿期。

六 结论与启示

贯穿本篇自我民族志的关键词为“职业困顿”。从入学到求职再到入职的全过程，笔者被一步步指引去适应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福柯（2003）所言的“把人引向正确之路”。但最后，本研究发现所有经历都被真实职场结构所影响，无论是学校植入的职业锚还是后期自铸的职业锚，其产生皆与外部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有关，而职业困顿始终贯穿于职教本科毕业生的思想构型中。为此，本研究通过理论反思和个人书写将自身在不同场域的生活经验作文本化处理，揭示职教本科毕业生群体在职业生涯思考上的纠结与矛盾。自我民族志深描了笔者经验，并打开了高主位意义的“黑匣”，这不仅反映出新生代职教研究者的理性价值，也是呼吁社会关注职教本科毕业生的重要方面。

本研究不仅展示了教育内核、社交网络以及职场现状之间的转换，而且揭示了职教本科毕业生与外部互动过程中职业定位变化的历程。在此阶段，笔者一直在经历对个人禀赋、教学方式、职业角色等的反抗，努力活成想成为的人。但从结果来看，坚持反抗并非优策，一味转行逃避也不是良法。针对福柯的两条反抗策略而言，实际上仍有第三条路径，即职业锚的理性铸造。也就是说，虽然职业锚很大程度上建构于社会环境和师生交往，但这不意味着职业锚是被动铸造的，它仍可以通过自主适配、持续反思、顺势而为等方式自我构建，而职业困顿的消解实际上就是要求实现个体内在追寻与外在环境的协调、融合。为此，个体不仅要在他人建议的指引下锚定职业身份与理想的方向，而且也要主动把握时代脉搏，聆听社会声音，深入掌握职业行为、职业发展详情，达成内外协调下职业锚的铸造。

笔者经历“被淘汰”“卷土重来”“再定位”等阶段，从中萃取出一定的经验与哲理，这也为现代职场人提供了一份“生存手册”。一是要将自身融入国家发展需求，求职者应主动贴近市场需求，把握行业企业发展情况，将自身能力与现实需求作适配性处理。二是个体不应被轻易规训、宰制，个体在面对具有挑战的职场情境时，切忌被动顺应，而要学会在与环境的交互中动态定位自身优势，在遭遇困境时，努力行动来创造破局机遇。三是要善于转化周围的信息，不断校正职业锚落点。个体要理智地把诸多的信息（如师生与同事的评价、学习与工作效率、个人状态等）转化为自身职业生涯塑造的源动力，及时根据各类信息调整发展方向，以此展现自身职业价值。职教本科毕业生应打破“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求职模式，让职业生涯的价值具有更大的张力与韧性。

责任编辑：张友庭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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