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的“变”与“不变”
编者按
今天，是第61个全国学雷锋纪念日、第25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全国上下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学雷锋纪念日源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雷锋精神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代名词。60年来，雷锋形象如何“变”，雷锋精神又如何“不变”？
《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2期即将推出论文《雷锋形象之变与学雷锋活动演变——基于近六十年《人民日报》的雷锋报道》。文章通过梳理1963年至今《人民日报》对雷锋的报道发现，雷锋形象历经了从政治典型到奉献楷模再到奋斗榜样的三次演变，雷锋形象之“变”的背后是雷锋群众属性的“不变”，具体体现为“平凡性”“效仿性”与“先进性”。
本公众号特推出此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回溯学雷锋活动实践历程，雷锋身上的群众属性是“不变”的核心，具体体现为“平凡性”“效仿性”与“先进性”。群众属性促使群众对雷锋产生共情与认可，推动雷锋从沈阳走向全国，也使“雷锋”成为各时期普通优秀群众的代名词，形成变化的雷锋形象。梳理20世纪60年代至今《人民日报》对雷锋的报道发现，雷锋形象历经了从政治典型到奉献楷模再到奋斗榜样的三次演变，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雷锋形象的“变”是雷锋群众属性“不变”的表征，赋予了学雷锋活动新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随着精神内涵的确立、学雷锋激励保障机制和协同联动机制不断完善，学雷锋活动日趋常态化。
[关键词]学雷锋活动；《人民日报》；群众属性；雷锋形象
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并将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自此，全国性学雷锋活动连年持续、超越代际、跨越地域，不断深入。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指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201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具体出台九大常态化项目。同年年底，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习近平也于当年强调“要把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并在此后多次常态化建设工作中作出指示。2023年，适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60周年，习近平再次指出，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随后，民政部与教育部相继颁布《民政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深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与《教育系统关于新时代学习弘扬雷锋精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方案》。
从20世纪60年代全国学雷锋活动肇启，到新时代被定位为一项常规工作，六十多年来，学雷锋活动不仅长盛不衰，还愈发蓬勃，逐步制度化、规范化与常态化，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这一历程演变及其内在机理值得深入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学雷锋活动起自军队，兴于共青团，而后在全国形成热潮。既往研究对学雷锋活动历程的回顾多分为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学雷锋活动开始兴起，并迅速扩展至全国，这是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历史选择，也是一代人对于“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的价值追求（向荣高，1989）；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左”的思潮影响，“雷锋叔叔不见了”（陈勇，1993）；三是从“四人帮”垮台到改革开放初期，学雷锋活动重新开展，但由于当时未能较好地解决学雷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统一问题，出现过诸如雷锋已“过时”或太“超前”等不同观点（李玉琦，2003）；四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雷锋活动步入系列化与多维化阶段，各界、各系统、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学习（刘巨才等，1991），将活动融入公德教育、城乡精神文明建设、青年志愿服务等（王申成等，2018）。
概言之，学雷锋活动并不是一路高歌猛进，中间历经数次波折。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学雷锋活动持续至今呢？众多学者将目光投向雷锋精神的恒久适用性上。有学者从精神谱系角度指出，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彰显与体现（刘建军、梁天卓，2023）；有学者从雷锋精神与中国思想道德建设的历史契合上指出，雷锋精神是时代与超时代的统一（黄凯峰、马丽雅，2013）；有学者从信仰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指出，雷锋精神完成了远大理想与具体实践、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性、整体事业与自我价值、民族美德与时代要求的和谐统一（欧阳晓东、李卫政，2003）；还有学者从现象学角度指出，雷锋精神的传承是社会需要（陶克、王跃生，2003）。
所谓雷锋精神，是指对雷锋言行事迹表现出的思想观念与道德品质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抽象概括（罗文章，2012），雷锋形象则是其具体表征（陈敏、曾令辉，2012）。目前对于雷锋形象的研究多集中在新闻传播领域。陶东风与吕鹤颖（2010）认为，“雷锋”进入大众传播话语后就脱离雷锋本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伦理符号，革命时代表现为政治—道德典型，后革命时代是具有普泛意义的公民道德典范。陈阳（2008）通过分析1963年至2003年的《人民日报》报道，指出雷锋形象由“高大全”转向“平凡”“普通”，媒介框架重心从思想精神转向物质利益。阴良、张志安（2009）抽样了1963年至2009年的《人民日报》报道提出，雷锋形象历经六次变迁，从政治性转向社会性。张明师（2015）提出，从1963年始，媒体对雷锋以及雷锋精神的宣传出现了分离，雷锋精神不断被拔高，雷锋本人反而落伍和边缘化。
总的来说，学界对雷锋精神的研究重在谈“不变”，指出雷锋精神契合于各时段；对雷锋形象的探究重在谈“变”，认为党和国家政策的转向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变推动雷锋形象在各时期有不同表现。精神与形象是“里”“表”关系，只有“不变”的雷锋精神与“变”的雷锋形象实现内外融合，才能使得学雷锋实践长期持续下去，目前学界对此内外机制缺乏较为深入的学理分析，值得进一步讨论。而且对于新时代雷锋形象与常态化机制的关系研究，目前多聚焦在建议与对策层面（罗文章、覃正爱，2015；彭蕾、孙波，2012），缺少从历史角度探究其延续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重回历史现场，以《人民日报》为基础资料，厘清雷锋这一青年榜样形象60年来的变化，探究“变”与“不变”的深层逻辑，探求学雷锋活动长盛不衰，以至常态化的原因。
二、研究设计
《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雷锋宣传的“定调者”。本文以《人民日报》为抽样对象可以准确把握雷锋形象以及学雷锋活动的重点。
首先，非概率抽取《人民日报》标题中含有“雷锋”一词的所有篇目，包括消息、通讯、评论、图片等各种题材文本。理由有二：第一，本研究属历时研究，需要掌握各年份学雷锋活动强弱的大致趋势，如果随机抽取若干年份，很可能略过重要事件，采用非概率抽样法能有效规避此弊端。第二，《人民日报》中包含有“雷锋”的文章数量庞大，很多报道仅是提及“雷锋”，与学雷锋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以此统计效度很差。标题是文章信息的概括与浓缩（彭朝丞、王秀芬，2005），能够迅速定位文章核心。
其次，综合统计结果，选定特殊年份，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文章为单位，概括梳理出现过的雷锋形象，以此探究社会变迁与雷锋形象、雷锋精神的互动关系，揭示内在逻辑。
通过检索和筛选，《人民日报》创刊至今，标题中出现“雷锋”的文章共有1869篇，图1显示了各年份的分布情况。整体上看，自1963年标题中首次出现“雷锋”字样后，此后每年都未缺席（除1969年），表明党和国家、社会对学雷锋的持续关注。从曲线看，出现九次高峰，分别是1963年、1973年、1977年、1981年、1990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12年。其中1963年、1973年、1993年、2003年是毛泽东题词发表当年以及“整十”纪念日。Forrest（1993）认为，新闻媒体的纪念报道带有很强的周期性，“整十”纪念日通常更为重要，特定年份是否处于“整十”，可能会影响新闻媒体呈现的强度。这一解释并不完全契合，因为从绝对数量看，这四个年份的差别很大：1963年78篇、1973年38篇、1993年99篇、2003年65篇。1993年的篇幅数明显高于其他年份，甚至大于学雷锋活动的初始年份1963年。但从这一现象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特殊时间点的特殊事件确实为新闻媒体重返历史事件提供了“话语契机”，譬如周年纪念。2012年之所以成为一个高峰，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年是雷锋逝世50周年。二是学雷锋活动没有因为间隔时间久而褪色，而且除周年外，还出现四个高峰年（1977年、1981年、1990年、1998年），这表明除周年纪念外，还有某种原因推动着活动高涨，值得探讨。
从报道绝对数量看，超过50篇的年份有10个，与九次高峰并不完全重合，增加了1991年、1992年与2013年三个年份，其中有两个时间段值得关注：一是从1990年至1993年连续四年每年超过50篇；二是新时代开局的2012年篇幅数高达304篇，不仅远超30.64篇的均值，还是排名第二的1990年篇幅数的1.84倍，这种热潮延续至2013年（92篇），随后2014年至2023年的篇幅数趋于平缓，接近总体均值。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本研究综合选定12个年份（1963年、1973年、1977年、1981年、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12年、2013年），以及一个平缓时间段（2014—2023年），对这些年份的雷锋报道内容进行具体分析，总结规律。
三、雷锋从沈阳走向全国
雷锋被大众熟知得益于媒体的宣传，最初动因是一篇群众来稿。1960年10月，《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收到一封反映雷锋向受灾公社捐款的信件，认为这是个新闻点，于是派遣记者佟希文、李健羽实地考察（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报社，2009）。两人在调查中才发现雷锋在当地已小有名气，还受邀到辽宁师范学院做忆苦思甜报告。报告中雷锋讲述自己原是流浪的孤儿，是中国共产党给他吃穿，送他上学，对此他心存感激，带着这份情感，他满怀热情投身建设（雷锋，2019）。朴实的话语、细碎的琐事、真挚的感情让台下学生深深共情，也感染了两位记者（佟希文、李健羽，2008），深入了解后，两人为雷锋撰写了专人通讯，经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平审定后，定名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1960年11月26日，《前进报》在头版和二版刊发了这篇长文，并附三篇雷锋相关报道，包括杜平给雷锋的批示、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消息以及一篇社论。这是雷锋第一次在全国性媒体上亮相。随后，《抚顺日报》、《辽宁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总社、《中国青年报》、《大公报》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戴明章，2015）。
1961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雷锋报道，题为《苦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民战士》，由新华社记者军奋执笔，采用三段式对比叙述，从雷锋的苦难幼年到获得新生再到成为优秀建设者，这种由苦到甜的对比叙述法是中国共产党党报人物报道的传统方式。在这篇文章中，雷锋对党的感情不仅有感恩，更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如文中提到“党就是我的家，人民就是我的家”（军奋，1961）。由对党感恩到成为主人翁主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一代人共同的情感体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由乱转治，人民从革命者转变成国家的主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是同雷锋一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们的共同经历。体现在个体情感上就是由苦难到幸福，且这种幸福包含着作为国家主人参与建设家园的喜悦。如《雷锋日记》中所言：“现在，我们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雷锋，2019：30）
雷锋的职业经历和日常生活也是同代人的典型代表。他一生从事过七种不同的工作，从生产队助理员、安庆乡政府通信员、望城县委机关公务员、望城县治理沩水河工程指挥部通信员，到团山湖农场拖拉机手、鞍钢产业工人，最后到解放军战士，覆盖公务员、农民、工人和军人等多个领域，涉及国家建设的各个产业，这使得学习雷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代入感。雷锋在这些岗位上的经历“平凡”，他没有担任过高层领导职位，也未做出过惊天壮举，他所做的就是在各个岗位尽心尽责，如勤学苦练开拖拉机、克服困难投掷手榴弹，以及关心身边人，如为受灾群众捐款和给医院送水果（雷锋，2019）。雷锋高尚的品质正是体现在这些平凡普通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
雷锋的“平凡”，让他成为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促使雷锋在普通群众中变得极受欢迎。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群众自发追悼，据参加治丧活动的陈广生回忆，追悼会当天，不请自来的学生、工人、居民济济一堂，礼堂放不下，就聚集在门外，为了让大家都听到追悼会情况，他还爬到门上安了大喇叭（陶克、王跃生，2003）。普通战士去世在人群中的巨大反响，引发媒体又一轮报道热潮（殷允岭，2012）。《人民日报》甚至在1963年2月7日用两个整版报道雷锋，这在其宣传典型人物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佟希文、李健羽，2008）。
群众的推崇与媒体的宣传引起了领导层的关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均表示雷锋值得学习。1963年2月中旬，《中国青年》杂志社请求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同年2月22日，毛泽东郑重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字（林克，1993）。继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陈云等1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众多领导人为一名小战士题词，这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次。领导人的题词进一步激发了群众自发学习雷锋的浪潮。《中国青年报》在40天内收到超1.58万件有关学雷锋的来稿，雷锋事迹展览展出仅三个月就吸引了超80万观众（安国启，1990），《雷锋》电影以及《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进行曲》等歌曲在全国广泛传播，雷锋从辽宁走向了全国，成为全民偶像。
回顾雷锋成为全民榜样的历程，媒体宣传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群众的推动。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曾言：“雷锋的宣传突破了我军历史上所有英模宣传的格局，这不是哪个人要突破的，是群众的推动，群众要求向雷锋学习。”（陶克、王跃生，2003：13）是群众在众多人物中推荐了雷锋，也是群众在诸多报道中感受到雷锋精神，更是群众发扬了雷锋精神。雷锋之所以受到群众推崇，是因为他具有“平凡性”“效仿性”“先进性”。“平凡性”使群众在雷锋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杜平给予雷锋的批示就是：“雷锋同志的苦难，是整个阶级、民族的苦难，在解放前有像雷锋同志那样遭遇的人比比皆是，他只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人中的一个。”（胡月，2021：191）“效仿性”使群众可以通过日常小事学习雷锋，并成为雷锋。“先进性”则使雷锋成为群众理想中的自我形象，这是雷锋被群众树立为榜样的关键。三种特性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雷锋的群众属性。
四、雷锋形象的演变
雷锋成为全民偶像的同时，学雷锋实践也由群众自发演变为政府自上而下引导加群众自下而上响应的双向联动。最先发起学雷锋指令的是军队系统，1960年11月，雷锋所在的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率先发出《关于在部队中开展学雷锋、赶雷锋运动的指示》。共青团随后加入，1962年10月23日，共青团抚顺市委发出《关于组织全市青少年参观雷锋烈士展览室，开展好阶级教育的通知》。之后，各地区、各部门纷纷下达学雷锋指示，至今不辍。但是，各年指令的具体内容却有不同，学习的重点也都有变化。结合《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可知，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学雷锋实践重点以及雷锋形象演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政治典型：“毛主席的好战士”—“共产主义战士”—“反对‘四人帮’的战士”
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主题。这一时期的建设以领袖主导的全民运动为特点，领袖题词的传播力度与信度对民众影响极大（许静，2004）。雷锋作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题词的首位英雄模范，1963年3月，《中国青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刊登毛泽东题词后迅速引发全国轰动，雷锋获得政治权威，成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典型（袁为，2008）。
20世纪60年代，雷锋被宣传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好战士”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无产阶级之愤”（甄为民等，1963）。《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一文写道：“雷锋所以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情，是因为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用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指导自己的行动。”（新华社，1963）因此，这一时期学雷锋的核心是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胡耀邦，1963）。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对雷锋的题词中均强调雷锋的无产阶级斗志和共产主义风格。
1973年3月，《人民日报》推出学雷锋系列报道，“共产主义战士”成为雷锋新的身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中评价雷锋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祖国人民的好儿子。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雷锋日记选》，总结“雷锋同志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1973）。雷锋行为被冠以政治立场，如称赞他做饭时节约粮食，用的称号是“又红又专的炊事员”（雷锋生前所在连队党支部，1973）。
雷锋的政治形象使“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四人帮”反对的对象。1976年以后，中共中央调整政策，雷锋形象得以纠正，并被用来反对“四人帮”，学雷锋活动也被定义为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重要实践（新华社，1977；骆飞，1977）。
雷锋的政治典型形象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领导人题词有密切关系。在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1971）时代背景下，他被塑造为按照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的范本，虽然报道内容多聚焦其日常助人行为，但仍侧重政治性。如1973年3月6日《人民日报》专栏“向雷锋同志学习”刊载了三篇普通青年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通讯，学习雷锋的三位主人公以及他们帮助的对象均是贫下中农、普通工人以及解放军战士，凸显政治含义。
（二）奉献楷模：“岗位雷锋”—“四有青年”—“青年志愿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国由此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逐渐取代“革命”，成为新的书写模板。这一转变引发社会对雷锋形象的质疑，出现“雷锋过时了”“雷锋太左了”“雷锋缺乏个性，抹杀了个人的价值”等论调（程明武、郭明真，1991）。雷锋的群众属性失效了吗？群众的回答是否定的。1981年元旦，《人民日报》刊登《登报寻找“活雷锋”》，讲述了王娇娥登报寻找救助过自己的一名解放军战士的事迹。王娇娥写道：“最可爱的亲人——解放军同志：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是哪个部队的？我们全家在想念你……”（钱华飞、董福生，1981），这表明群众对雷锋是渴求的，只是这种渴求不同于前一阶段的政治方向，而更集中在讲文明、做好事等服务层面。这一时期，各地学雷锋活动多以“为您服务”“学雷锋、树新风、做好事”等为口号，与“文明礼貌月”“五讲四美三热爱”相结合。据1981年5月《人民日报》报道，上海涌现六千余支青年服务队走向工厂、学校等开展利民服务（高叙法、徐义根，1981）。
1981年3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著名社论《再论雷锋》，从理论层面回应了雷锋的群众属性，《人民日报》以《八十年代更需要雷锋精神的大发扬》为题部分转载。该文驳斥了当时的论调，指出雷锋有三种品质是时代所需：一是针对“雷锋过时”的论调，强调“四化”建设需要雷锋的敬业精神和艰苦创业精神；二是面对“雷锋太左”的论调，强调在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各尽所能”的国家主人翁思想和共产主义精神；三是回应“雷锋缺乏个性”的论调，强调雷锋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创造个人价值。这一解读使雷锋形象由政治典型转变为奉献楷模。
依据第一个品质，雷锋在20世纪80年代被塑造为优秀的岗位工作者，报道中更加强调雷锋的不平凡成就，称他是种田模范、工作先锋、军人楷模（元明，1981）。1986年前后，在团中央等倡导下，各行业掀起学雷锋、创建“文明岗”活动，将学雷锋活动与劳动竞赛相结合。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结合更加深入，“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被定为学雷锋的主题。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题词3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101个学雷锋先进集体和100名先进个人，均是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模范。1998年，在毛泽东题词35周年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为当下应树立的精神状态（唐维红、周笑浪，1998）。同年，《人民日报》在评论《今天，怎样学雷锋？》中提出，学雷锋的关键是“岗位学雷锋”，要确保雷锋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岗位上扎根。这为之后的常态化奠定了第一个途径基础。
沿着第二个方面，学雷锋活动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20世纪初，党中央提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在此背景下，雷锋被誉为“四有青年”，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年典型。1990年1月9日，共青团中央明确学雷锋主题为“学雷锋精神，做四有青年”，其中最核心的是要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之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断具化。1991年2月，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将共产主义精神阐述为“爱党爱人民”。1992年4月，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中小学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将共产主义精神具化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此后，“共产主义”表述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等。
在第三个方向上，学雷锋活动专注于为人民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面临如何平衡个人与集体利益的问题。作为群众的优秀代表，雷锋就此被塑造成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无私奉献者形象。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称号的朱伯儒少将指出：“我们搞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共同富裕。我们提倡雷锋精神，反对为富不仁、见死不救，正是从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孙茂庆、肖璞，1993）媒体在报道时会将发展经济与扶弱济贫相结合，将承包者与雷锋形象相结合。如《人民日报》报道，辽宁抚顺大柳乡红砖厂厂长田宝璞苦心经营，却分文未取应得的承包奖金，而是用盈利帮乡里建起多个红砖厂，田宝璞的理由是“共产党员对金钱持什么态度，雷锋早有榜样，我搞承包，决不是为了个人多捞”（黄明松，199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志愿服务在中国兴起（谭建光，2014），成为实践“为人民服务”精神的重要途径，这与学雷锋活动的目标一致。共青团有力推动了两者的结合。1993年12月，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全国范围的“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该活动一推出就与学雷锋相结合，当时正值春运，全国铁路团委率先行动，打出的口号便是“铁路青年志愿者学雷锋迎春运”。同年12月19日，两万余名铁路青年职工组成“青年志愿者”小分队为旅客送温暖（唐维红，1993），雷锋由此获得新名号——“青年志愿者”。1994年3月，共青团中央在学雷锋月组织“青年志愿者学雷锋奉献日”活动，不仅将二者的时间相重合，还将二者的实践内容进行了融合，该年活动主题就是“弘扬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活动”（胡晓梦、唐维红，1994）。2000年，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直接将“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定在3月5日，原“学雷锋活动日”由此转为志愿服务活动日。这为此后学雷锋常态化奠定了第二个基础途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雷锋形象适应时代变化，转变为“岗位雷锋”“四有青年”和“青年志愿者”，成为社会奉献的楷模，展现了群众属性中的“先进性”。这些变化的形象为党和国家向群众推行政策提供了范本，是群众的行动标准。适值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的1990年至1993年是解决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层次理论问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规范需要重新确立的关键时期。《人民日报》在此期间连年多次重提雷锋，更新旧有雷锋形象，意在以“雷锋”为模板重修群众行为准则，以适应中国新发展需求。
（三）奋斗榜样：“公民道德榜样”——“最美奋斗者”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初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历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都围绕“小康社会”展开。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劳动群众发挥了主力军作用。“雷锋”作为群众的优秀代表，也参与其中，成为奋斗榜样。“他”遵循中央号召，与时代发展相结合，成长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公民道德榜样”，以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的“最美奋斗者”。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在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重视道德建设，旨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和诚信问题促使“公民道德”成为焦点。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开启了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时代。2004年，首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的举办进一步推动社会各界参与道德建设。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指导。雷锋在此时被塑造为“公民道德的榜样”（陈原，2012）。2012年，第九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的主题定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将学雷锋活动与公民道德建设相结合。《人民日报》在当年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发起“大家论道”专栏，讨论当下如何弘扬雷锋精神。编者语开头就指出，雷锋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楷模……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依赖每个人的奋斗。新时代，继承雷锋精神的“活”雷锋不断涌现，比如郭明义、庄仕华等。在《人民日报》报道中，雷锋及其继承者呈现诸多形象，如“草根雷锋”“公益雷锋”“时代先锋”“最美人物”“抗疫志愿者”“中国好人”等。2019年，雷锋被评选为“新中国最美奋斗者”，成为所有优秀奋斗者的代称。《人民日报》2015年的文章《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叫雷锋》提到，无论人们的身份如何，他们在实践大爱时都被称为“雷锋”，因为“雷锋”已是大家共同的名字（盖旭辉、张芳曼，2015）。
在21世纪前二十余年，“雷锋”以奋斗者形象积极参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主要途径是20世纪开始建立的“岗位学雷锋”以及“志愿服务”体制，如在完成脱贫攻坚以及抗击疫情任务时运用志愿服务机制，在科技创新方面采用立足本职工作的激励机制。与20世纪相比，这一时期的雷锋形象更加多元，出现在各个领域，学雷锋活动与各种项目的结合更为紧密。例如，在党政机关中开展“学雷锋见行动、争做好公仆”活动，在教育系统中进行“学雷锋精神、做雷锋传人”实践，在社会服务中推动“四关爱”志愿服务（关爱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空巢老人、农民工、残疾人）等。
五、学雷锋常态化机制建立
雷锋能以奋斗者形象广泛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得益于自2011年起开始建立的学雷锋常态化机制。习近平为此也多次作出指示，为常态化建设指明基本方向和根本遵循。2014年3月，在给“郭明义爱心团队”的回信中提出“雷锋精神，人人可学”（习近平，2014），指出了学雷锋的对象；2018年9月，在抚顺市参观雷锋纪念馆时强调学雷锋要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习近平，2021），明确了学雷锋的方式；2023年3月，在纪念毛泽东为雷锋题词60周年座谈会上，指明学雷锋的核心目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级党委和部门相互配合，锐意进取，不断将学雷锋实践融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中。图1显示2014—2023年雷锋报道数量基本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时代学雷锋活动已基本稳定融入现代化建设。这主要归功于精神核心内涵的确立、激励保障机制的完善，以及协同联动机制的形成。
（一）精神核心内涵的确立促使雷锋形象稳定化
雷锋形象作为雷锋精神的外在体现，随着精神内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尽管学雷锋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但雷锋精神的具体内涵一直未被完全明确。周恩来在1963年就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强调了阶级立场、革命精神、共产主义风格和无产阶级战士的特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江泽民则将雷锋精神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江泽民，1991）；学者王易认为，雷锋精神包含奉献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创业精神四个方面（王易，2012）；罗文章指出，雷锋精神包括“赤子”“钉子”“奉献”“螺丝钉”“百宝箱”“傻子”“牺牲”“诚实”八种精神内核（罗文章，2012）。
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首次明确雷锋精神包含五项内容：（1）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2）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3）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4）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5）弘扬雷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雷锋精神被纳入中宣部发布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由此，“雷锋精神”区别于雷锋的精神，成为一个专有名词。“雷锋精神”其实就是对雷锋群众属性中“先进性”的总结与概括，它的确定为雷锋形象演变提供了依据。
（二）激励保障机制的完善促使雷锋实践渠道化
表1统计了《人民日报》在2012—2023年为学雷锋活动开设的专栏及系列报道主题，可以看出学雷锋的路径基本确定为两条：一是立足岗位；二是志愿服务。
学雷锋的第一个途径是立足本职工作。自1990年中共福建省委提出“岗位学雷锋”激励活动以来，目前已建立起相对成熟的激励保障机制。2015年，中宣部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50个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50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涵盖社区、农村、企业、学校、机关、窗口单位等各基层单位。此后，这一评选活动每年开展，不断制度化与规范化。这不仅破除了思想上“谁学谁不学”“可学可不学”的疑问，还将学雷锋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为学雷锋活动提供了固定的渠道。
志愿服务是学雷锋的第二个途径。表1显示，《人民日报》多年以来通过专栏和系列报道将学雷锋与志愿服务相结合。2012年“与雷锋精神同行·志愿者风采”；2013年“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2016年“志愿服务进行时”；2017年、2018年和2020年更是直接开设了“学雷锋志愿服务进行时”。因此，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学雷锋活动。从2005年起，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开展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活动，在全国开展推选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2016年这项活动更名为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活动，将志愿服务奖励与学雷锋激励并行。
2015年，《人民日报》时评《今天，我们如何保护雷锋？》指出：“有了好的社会土壤和制度保障兜底，再给人一个向善向上的梯子，才能最大程度激励人们攀登人性的高峰。”（毕诗成，2015）除评选以及建立平台外，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确保这两个主要途径的有效开展。例如，《志愿服务记录办法》《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志愿服务条例》等政策从制度层面为志愿服务提供了保障。
（三）协同联动机制的成型推动学雷锋长效化
学雷锋活动是一项需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系统工程。因此，它的制度化常态化涉及国家整体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协同联动”理念，主张社会各界参与国家治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基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将各方力量纳入“奋斗者”行列，从制度上明确了学雷锋活动的广泛性与长期性。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新时代，党中央将视线下沉基层，将协同联动应用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即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即“五社联动”。由此，社区志愿服务被纳入治理平台，学雷锋志愿活动就不单纯是个人的学习行为，而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政部门探索出各种方式，如在社区设立志愿服务站点，推广应用项目化运作、“菜单式”志愿服务等，将学雷锋活动融入生活各方面。
协同联动也体现在学校与社会的对接。教育系统提出“大思政”概念，主张课内外协同，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践、“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博士服务团、“三下乡”等活动的成型与完善都推动着学雷锋活动长效机制的建立。
六、结论与讨论
学雷锋活动的持久魅力根植于雷锋身上的群众属性，即平凡性、效仿性与先进性。平凡性使他成为广大群众的缩影；效仿性意味着雷锋是人人可学的范本；先进性体现雷锋的高尚精神特质，即“雷锋精神”。这三个方面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是学雷锋实践中的恒量与核心。
雷锋从一出场就是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不仅感情真挚、事迹平凡，还身份多元，在仅22年的生命历程中，从事行业遍及工农兵各岗位，这使他可以不受岗位、阶层、年龄等限制得到群众的广泛共情。同时，他高尚的品德向群众展示着“我们应该怎么做”。柯岩（1963）在《雷锋》中吟唱：“你向全世界昭告：中国的党养育了什么样的英雄。你把千万人的心灵占据，千万人从你看到了他们自己。”“你活在工人阶级的事业里，你活在党对党员的要求中，你活在母亲对儿子的希望里，你活在老师对学生的教导中，你活在青年前进的脚步里，你活在少先队员的理想中……”概言之，雷锋是每个普通人理想中的样子。正是由于群众的共情与认可，从发现雷锋到全社会学习雷锋，主力军都是群众，这是学雷锋活动能迅速扩展至全国并持续开展的关键。
雷锋的群众属性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征，构成了雷锋形象的“变”。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方向是国家建设主题，雷锋表现为政治典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建设是主流，雷锋化身为奉献楷模；到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历史使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需要每一个人为之奋斗，雷锋又成为奋斗的榜样。雷锋形象的演变使“雷锋”符号破除了“过时”的桎梏，拥有了时代性，促使学雷锋活动获得新生，这是学雷锋实践能够代代相传的法宝。
雷锋的形象深入人心、学雷锋活动的持续开展离不开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雷锋从群众自发行为转变为政府与群众上下联动的实践。经过六十余年发展，学雷锋活动逐渐融入社会建设、国家治理各方面，并不断实现常态化，这是雷锋群众属性固化的体现。“雷锋精神”的明晰阐释使雷锋群众性中的“先进性”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达；激励保障机制的完善使群众属性有了较为固定的展示路径；协同联动机制的成型则是群众属性中“效仿性”的实践。回顾学雷锋历程，“不变”的是雷锋身上的群众属性，“变”的是雷锋形象，二者为“里”与“表”的关系，雷锋形象的“变”以群众属性的“不变”为轴，为学雷锋活动提供持续动力。
责任编辑：裘晓兰
《当代青年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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