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跨性别｜理论篇｜①｜酷儿理论对跨性别主体性的抹杀（上）

本篇目选译自Invisible lives—the erasure of 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ed people

译者前注：

1 《看不见的跨性别一一对跨性别者的抹杀》是由薇薇安·纳玛斯特（Viviane Namaste）所著，出版于2000年的一部研究跨性别者及其日常生活的学术著作。分为理论，文化，研究三个大的板块。本文是理论板块的第一篇文章。

2 “跨性别者”一词是一个总括性术语，用来指性别认同与被指派的性别不符的人；包括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以及部分性别酷儿。某些有争议的定义中，跨性别者还包括异装者和性别非常规者（不符合社会对自身被指派性别基本要求的人）。译者倾向于采用前者定义（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跨性别者都希望接受荷尔蒙或性别肯定手术的治疗，部分跨性别者也可能因经济或医疗原因而无法接受治疗，仅仅从一个人的外表无法判断出ta是否是跨性别。

3 由于译者才疏学浅，如有疏漏，敬请指证。

正文｜约5600字｜18分钟阅读

近年来酷儿理论的研究中，有关变装、性别、表演和跨性别的论文、演讲与书籍大量涌现。然而，这些研究却很少关注那些现实世界中生活，工作的变装皇后与跨性别者。尽管对强制性的性别关系的突围是酷儿理论中最常讨论的话题之一，但酷儿理论却很少考虑传统性别制度对那些反抗它，生活在它之外，或因此而被杀害的人的影响。酷儿理论的批评家们写了一页又一页关于超越性别准则这一行为内在的自由与解放性，但ta们对跨性别女性岌岌可危的处境却只字不提。这些跨性别女性受到殴打并被拦在了女性空间之外，仅仅因为她们未被生作生理上的女性。

酷儿理论中有哪些著名的文献，它们是如何呈现（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如何忽视）跨性别者的身体和生活的？让我们就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¹的作品开始讨论。她的《性别问题》（Gender Trouble）一书的出版对酷儿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巴特勒认为，变装展现了想象中的异性恋关系。变装皇后并不是在模仿 “真正的”女性，而是以通过“转喻”²的方式来展现“女性”。用她的话说，“变装”隐含地揭示了性别本身的模仿结构——以及它的偶然性。”通过这种方式，巴特勒揭示了将起源做为意识形态神话的吸引力。³

1 译者注：朱迪斯·巴特勒：当代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酷儿运动的理论先驱

2 译者注：转喻：以略有关联的一件事物指代另一件事物

3 译者解读（仅供参考）：巴特勒挑战了 “女性”是一个固定的并且天生的概念这一观点，强调了“女性”这一词的建构性和偶然性。

巴特勒的研究对酷儿理论和性别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没有考虑到这些“性别表演”发生的背景。巴特勒所讨论的变装皇后是在男同性恋文化所创造和定义的空间中进行表演的。尽管巴特勒将这些空间与异性恋霸权相联系，但她拒绝审视这一领域自身与性别和性别表演的复杂关系。考虑到变装皇后所生活在的悖论：虽然许多男同性恋酒吧都有变装皇后登台表演，但其中一些酒吧却拒绝女性进入。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蒙特利尔的酒吧K.O.X.禁止非变性的女性、穿 “女装”的男性、涂口红的男性以及所有跨性别者进入。因此，“女性之夜”成了男人和女人——“娘娘腔”、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男双性恋、 女双性恋、变性者——希望一起社交的热门场所。这里存在着一个终极悖论：男同性恋酒吧拒绝非变性的女性进入，但在以后（K.O.X.酒吧每年只允许非变性的女性进入一次）又反过来利用这种歧视，允许她们进入。在男同性恋消费文化中，女性元素和女性气质被高度规范。

即使男同性恋场所允许非变性的女性、变性女性和男扮女装的男性进入，ta们仍然是当前活动的边缘人。例如，变装皇后只有呆在明确指定的表演空间舞台上，才会被允许。米歇尔·德·维尔（Michelle de Ville）在粉丝杂志《Fuzzbox》上接受采访时说：“男同性恋世界中的变装皇后应该是在舞台上或在街上‘走台步’。不要离开舞台，宝贝！就像镀金笼子里的鸟儿。”《Fuzzbox》的作者表示赞同：“K.O.X.说，在他们的‘女士之夜’上，他们不接受化妆、穿高跟鞋、裙子、耀眼服装等的女士。然而，他们却让一位女士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所有这些东西进行表演。因为她站在舞台上，他们可以应付她”。德维尔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变装皇后可以在男同性恋环境中自由活动，只要ta们遵守这种活动的潜规则。如果变装皇后不在舞台上，而是在K.O.X.的众多黑暗走廊中游荡，寻找性伴侣，会发生什么呢？男同性恋能够接受变装皇后出现在舞台上并不意味着性别解放已经到来。事实上，将这种性别表演归于舞台意味着男同性恋并不“表演”他们的性别身份：他们“就是”这个性别身份（男性）。这种对超越性别定义的行为的管控反过来又会以各种方式对跨性别者产生不利影响。变装皇后沦为一种娱乐，被修饰得光鲜亮丽，其唯一目的就是挑逗男同性恋观众。在纯粹的观赏性框架下，这就否定了人们在俱乐部中选择变装的各种原因：探索自己的性别身份、表示对政治的干预、消除无聊的创造性方法和/或支付房租的方式。

将变装皇后限制在舞台上还表明了：变装是你做的事情，而不是你是谁。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正是以这种方式否定了变装的主体地位，她建立了“变装表演与同性恋身份形成和展示之间的关系”。请注意在这里性取向与性别的范畴是相互对立的，即使它们在句法上是一致的。变装是关于表演，而同性恋则是关于身份。此外，塞奇威克声称变装表演巩固了同性恋身份。她没有说明为什么变装表演不能表现变装的主体地位。

在蒙特利尔，1992年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骄傲游行的组织者试图禁止变装皇后参加游行。ta们认为变装皇后和穿皮衣的人超出了“令人尊敬的”同性恋社群标准。当他们的反变装态度受到质疑时，组织者指出游行中有L'Entrepeau（一家变装皇后酒吧），以此证明他们的包容性。将变装皇后限制到舞台上是一种将跨性别者排除在外的措施。在这里，变装者/跨性别者是合适的观赏对象，但不是游行的主体。

1993年，蒙特利尔成立了一个新的骄傲委员会，名为“Divers/Cité”。正如其名称所示，该组织寻求尽可能的包容性，游行队伍前方的横幅副标题为“La fierté gaie, lesbienne, bisexuelle, travestie, et transsexuelle”（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而骄傲）。⁴尽管语义范围如此广泛，游行组织者仍未将任何双性恋和/或跨性别活动家纳入活动的政治发言人行列。不言而喻，变装皇后继续为游行当天的活动提供娱乐。尽管采取了修辞策略，但“Divers/Cité”的组织者还是以与蒙特利尔以往的骄傲游行组织者完全相同的方式将跨性别身份搬上舞台。

4 译者注：LGBTQIA+语境下的骄傲并不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是为表达真正的自己的勇气，做真实的自己而骄傲。

变装皇后被排除在舞台之外对HIV和艾滋病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桑德拉·拉弗兰博瓦（Sandra Laframboise）曾任温哥华跨性别性交易工作者救助中心“高风险项目”（High Risk Project）的执行主任，她指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即很少有HIV/AIDS教育材料涉及跨性别者：

(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一种生存条件，也是一位老师。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放眼望去，跨性别者在这方面一无所有。一切又重新开始了！然后我会说：“天哪！伙计们，这是不受在意的一坨鸡屎”你知道吗？就像，草，我们走在同性恋社群活动的前列，我们为你们的项目筹集了成千上万的资金。 异装/跨性别者为争取同性恋利益做出了很多贡献。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步，然后你们又把我们放在一边......这是底线。我（从以同性恋为主体的艾滋病服务组织中）发现的是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态度。

如果说变装皇后被迫留在一个明确指定的表演空间内，那么跨性别者在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社区内也会经历类似的情况。多伦多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艺术组织最近发生的事件验证了这一说法。第三届Inside Out女同性恋电影和视频节（1993年5月6日至16日）的节目包括一个名为“性别颠倒”（Gender Bender）的夜晚：

在“性别颠倒”之夜，将出现大胡子女士、有鸡鸡的小妞，和“变装皇后”等形象。这个节目探讨了异装、变性、雌雄同体和其他性反常现象（原文如此）。⁵

5 译者注：2018 年，《国际疾病分类》ICD-11 发布。其中跨性别相关的内容不再属于「精神和行为障碍」的分类，改称「性别不一致」，并被归类到「性健康相关情况」。

将变性者、变装皇后和其他跨性别者归类为“性异常”激怒了多伦多的许多跨性别活动家。⁶在ta们看来，这种描述代表了部分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将他人定位为“异常”以将自己描绘成“自然”的众多方式之一。该计划的出版催生了一个新的活动团体： 跨性别活动家集体（Transsexual Activist Collective ）

6 译者注：变装皇后不一定是跨性别者。

TAC制作了一张传单，上面转载了上述冒犯性的描述，同时宣称：“跨性别者不是你的娱乐！”。这一行为对跨性别主题在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环境中的展现问题进行了拷问。

TAC的干预为思考酷儿理论批评家如何表述变性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巴特勒对变装皇后的描述，就像Inside Out电影节节目中对“性别颠倒”的描述一样，忽视了变装行为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考虑到这种环境中压倒性的带有性别色彩本质，仅仅将变装作为所有性别的建构性的论述是有问题的。在巴特勒将变装解读为揭示性别和身份的偶然性的同时，我建议我们指出变装在男同性恋社区中的本质悖论：在它强调性别表演的建构性的同时，变装本身也是一种表演。与此相反，男性同性恋者的性别身份认同在表演之前就已经确立。

巴特勒最近的作品延续了这种对跨性别现实的扭曲。在《重要的身体》（Bodies That Matter）一书中，巴特勒对电影《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中的跨性别者维纳斯·埃斯特拉瓦甘扎（Venus Extravaganza）进行了解读。巴特勒认为，拉瓦甘扎对“女人”这一范畴进行了想象，以逃避其阶级和种族（拉丁裔）在纽约的残酷现实。因此，性别是一种载体，其功能是取代种族和阶级的物质和象征条件。当拉瓦甘扎被谋杀时，巴特勒写道，她的死代表了“对社会权力分布的悲剧性误读”。在巴特勒眼里，拉瓦甘扎并没有摆脱自己的处境；相反，她受到了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待遇。

在这种解读中，巴特勒既忽略了拉瓦甘扎的跨性别身份，也忽略了她的妓女身份。问题就在这里：维纳斯被杀是因为她是跨性别妓女。《巴黎在燃烧》明确承认了对跨性别妓女的暴力行为，尽管巴特勒选择了忽略。在拉瓦甘扎死后，她最好的朋友安吉富有洞察力地评论道：“但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跨性别者在纽约生存的一部分”。由于巴特勒将拉瓦甘扎的跨性别身份简化为寓言，她无法概念化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者妓女所面临的暴力的特殊性。在我看来，这是最悲惨的误读。巴特勒不只是简单地否认拉瓦甘扎的跨性别身份，而是利用她的身份来谈论种族和阶级。虽然巴特勒模糊地提到了纽约市拉美女性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但她只是通过对拉瓦甘扎性别身份的扭曲性的解读才得出了这些“现实”。

显然，作为学者和活动家，我们需要挑战巴特勒对跨性别身份的否定。此外，我们必须解释她的研究暗中划定的界限：变装皇后揭露了强制性的性别关系，跨性别者只能提供“对处在霸权地位的性别系统⁷不加批判的模仿”。这个框架是有问题的，具体有三个原因：（1）它可以以一种暴力的，反跨性别者的方式被使用；（2）它迫使变装皇后与变性者分离（这种分离在跨性别者群体中已经相当强烈）；（3）它阻碍了基础广泛的跨性别者政治的发展。此外，巴特勒赞扬变装行为而非跨性别身份，从而忽视了跨性别社区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废除变装法令⁸的努力。一旦我们承认跨性别者在废除传统的强制性性别制度的立法方面所投入的精力，我们就不可能将跨性别身份简化为“不加批判地模仿霸权”。

7 译者注：霸权地位的性别系统指顺性别霸权

8 译者注：变装法令：禁止穿与被指派性别相反的服饰

巴特勒忽视了变装表演发生的背景，而马乔里·加伯（Marjorie Garber）等批评家则以不同的方式削弱了跨性别身份。加伯认为，学术界对异装的分析大多将其纳入二元框架，通过异装来理解性别的建构本质。与这一论点相反，加伯建议我们观察异装。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可以观察到 "男性 "和 "女性 "类别的不稳定性。用加伯的话说，“异装是一个可能结构化和混淆文化的空间：描述性元素的介入不仅是男性和女性这两个危机，而且是类别本身的危机。”这种表述使加伯观察到异装癖将危机定位在其他地方，例如在阶级或种族关系中。然而，尽管加伯的主张可能很有趣，但它们仍然是可疑的。虽然我和她一样关注异装的理论，但在方法论上我们却分道扬镳。

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加伯对异装的表现形式很感兴趣。她的分析涵盖了各种文化文本，从歌舞伎剧院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舞台，再到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表演。但她的研究中缺少的是将异装身份概念化为一种真实、生活、可行的体验。她将本书的第二部分命名为“异装效应”。加伯暗示异装是一种表演的效果，而非其他。只要她将异装简化为一个纯粹的概念，一个指向分类危机和不同类型的危机的文本和修辞手段，她就选择性地破坏了“异装”作为一种可行的身份本身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我想把加伯的话反过来说，她所指的真正的“别处的危机”是异装这一行为身份的可能性本身。换句话说，“别处的危机”始终是此处的危机。

与巴特勒一样，加伯对跨性别文化的解读流于表面，扭曲了跨性别群体的多样性。她从讨论《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等好莱坞电影转向讨论《挂毯》（Tapestries）等由跨性别者制作并为跨性别者服务的杂志。加伯从未研究过这些表述的社会背景，这意味着学者们可以“审视”这些文本中的异装行为，而无需考虑其物质、话语和制度的环境。由于她忽视了她研究对象所产生的背景，难怪她会做出类似于“《沉默的羔羊》在某种意义上是坚定的政治正确一一巴甫洛·比尔（Buffalo Bill）不是一个变性者，变性者和性别肯定诊所都被免除了连带责任。”虽然不是变性者，但巴甫洛·比尔显然有性别焦虑。像加伯那样仅仅接受精神病学对性别认同的分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使该机构拥有去定义并且管控“跨性别”的合法权利。

加伯的“观察”范式是有限的，因为它忽视了定义所在的互文关系。这一框架还在学者和“我们”的研究对象之间制造了熟悉的对立：异装者是“我们”观察的对象；ta们不是“我们”与之交谈的人。他们当然也不是“我们”。酷儿理论学者卡罗尔-安妮·泰勒（Carole-Anne Tyler）采用了与巴特勒和加伯类似的方法论。泰勒以变装行为和男同性恋聚会为例，试图解释其中隐含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

如果男孩将成为女孩，她们最好是淑女。真正的女人是淑女，否则她就是一个女性模仿者，一个对不自然，低劣品味模仿一一就像对那些被工人阶级、民族或种族“另类”女性标志着的模仿。模仿女性气质意味着模仿白人、中产阶级的“另一种”理想的女性气质。

泰勒的观点充满了自我矛盾。虽然一些男同性恋聚会和变装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厌恶女性和种族主义，但奇怪的是，泰勒忽略了非洲裔美国人和工人阶级的变装行为，例如琼·杰特·布莱克（Joan Jett Blakk）、瓦级娜·克里姆·戴维斯（Vaginal Creme Davis）和德奥恩德拉·皮克（DeAundra Peek）的表演和表现。 从这个角度看，泰勒的论点是套套逻辑式的：她关注白人、中产阶级男同性恋群体中的变装行为，以宣称变装行为本身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主义的价值观。

巴特勒和加伯的著作定义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研究中关于跨性别者的辩论术语：在这些术语中，易装者和跨性别者被用作了文化文本中的修辞；在这些术语中，真实的跨性别者在日常社会世界中的声音、挣扎和欢乐却不为人知。

文：Viviane Namaste

翻译：DeepL，有机橙子（它/他/ta)

排版：有机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