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钰 | 在路上，触摸真实的中国（4）
4.成都：回忆是思念的愁
不知道自己为何选择去了成都。也许是因了赵雷那首《成都》，也许是因了两个读者朋友的盛情邀请。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去成都。
上一次是2000年冬天，那是我记者生涯第一次出差。当时去采访一起证券犯罪案件，自己在这方面的法律知识一片空白，加上是新记者，所以办案检察官介绍案情时，我听得云里雾里。没办法，只能下笨功夫。当晚吃完饭后，我让检察官把案卷拿来，自己一本本翻阅，把其中重要部分抄下来。当时是寒冬腊月，成都天气阴冷，我在办公室里冻得全身冰凉而不自知。夜里9点多，我终于觉得所掌握的材料够写一篇文章了，这才离开办公室，发现双脚早已冻麻。
稿子写出来后，部门主任把它从四五千字删到两千多字，稿子获评报社年度好稿。回头看，其实原稿写得很凌乱，可是当时敝帚自珍，对获奖一点也不高兴，气呼呼地对主任说：你把我稿子改得面目全非，应该署你的名才对！
二十多年过去，主任早已退休。想起他在新闻业务上对我的帮助，心存感激。可是当年那个不经世的小丫头身上的刺太多了，经常把人扎得不舒服。或许，青春本该如此吧，过早世故圆滑是对青春的辜负。
到了成都东站，读者朋友谭姐亲自来接我。远远的，我就在人群中看到一张齐刘海掩映下的美丽脸庞，谭姐！我们紧紧相拥，激动万分。谭姐听说我来成都，特意请假坐了五个多小时的车，从南江县赶来见我。
我们坐地铁到我所住的宽窄巷子民宿。一路上，我们就像一对认识多年的老友，聊童年、婚姻、孩子、社会……放下行李，我们就在宽窄巷子里逛各种特色小店。
让我过意不去的是，之前她问我，来成都是否可以喝点四川的酒，我性格一向爽快，于是不假思索回答：可以！这下好了，她果真背了一瓶沉甸甸的“五粮液”过来了，身材娇小的她，看上去不堪重负。我内心不安，一路上和她轮流背。
当晚，我认识的一个媒体朋友请我吃地道的传统川菜。我的另一个读者朋友也赶过来了。他是河南人，在成都教育行业工作。媒体朋友还叫来了他的两个朋友。就这样，我和一桌初相识的朋友，吃了一顿很难忘的饭。
席间，从事教育行业的读者朋友说，过去三年，经济下行，教育行业非常不景气。而媒体朋友沮丧地说，他没想到，女儿被送到国外读书后，回来竟成为小粉红。成为小粉红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初期，中国政府对疫情控制得不错，而她所留学的国家政府无所作为。她作为一个留学生，有种被遗忘的孤独感。
同为媒体人，我们聊了中国媒体的过去与现状，不胜唏嘘。我们数点20年前市场化程度较高、做得风生水起的几家地方性报纸，发现它们如今大都沉默了。我们一同经历了媒体的黄金时代，也经历了它的黑铜时代。而在其间被消磨的，是我们宝贵的青春以及对新闻事业的激情，还有一个国家蓬勃的未来。
如今，这代媒体人大都进入天命之年，成了“白头宫女”，除了偶尔“闲坐说玄宗”，还能做些什么呢？
朋友去了当地一家媒体的下属公司，与新闻渐行渐远，但是从他朋友圈转发的图片来看，他对新闻依然敏感，那颗新闻心依然火热如初，只是啊，它只能在胸口捂着，无法跃出喉咙呐喊。
我认识的一些优秀媒体人，要么转行，要么出国，要么不知所如，坚守新闻一线者寡。一代媒体人如秋叶般，在时代的烈烈风中飘散旋转，各有各的去向。
过去十年的旅美生涯，我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除了给国内一些媒体写专栏和写公号文章外，主要在做不同群体的美国华人口述史，算是进入“后记者时代”，但是比起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媒体工作，还是少了现场感，不再让人热血沸腾。我是多么怀念那些奔走在大江南北的青春岁月啊。
饭后，谭姐想多陪我一会儿。于是我们一起步行了三公里，边走边聊。在窄巷子的地铁口，我们拥抱道别，朝着不同的方向，没入成都的夜色中。也许余生重逢不易，但是这个春天的交集已足以让我们回味一生。
次日，我去了杜甫草堂、武侯祠和锦里古街。杜甫草堂似乎比记忆中大了许多，估计后来开放了很多新的空间。当年杜甫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如今被复制多处，摆放在池塘边，花枝招展的的小姐姐们在里面兜售当地特产。春风十里，钱味“飘香”。倘若杜甫重游，恐怕也不认识自己的旧居了。当年他有多落魄，如今就有多惊诧。
在书法碑刻前，恰好碰到一群春游的学生。看上去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个个脸蛋红扑扑的，营养良好，比起当年面黄肌瘦的我们好看许多。老师给学生大致讲了杜甫的人生经历，然后让孩子们主动站起背杜甫的诗。孩子们打打闹闹，推推搡搡，但是没有人站起。老师又说了一遍，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站起来背《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声音清脆悦耳，我听了竟然热泪盈眶——在杜甫草堂诵读杜甫的诗，这是一件何其美好的文化事件！好比秋叶回到了根须，云朵回到了天空。
正在一个历代诗人雕像馆里看得入神呢，一群中学生进来了。他们吵吵嚷嚷，甚至在室内互相追逐。我观察了一下，大部分孩子都戴着眼镜，这和美国学生大不同，美国学生戴眼镜的相对少，这可能与他们有很多锻炼时间有关。这些孩子对墙上的诗人生平介绍似乎不感兴趣，而对雕像本身充满兴趣。他们用手触摸雕像突出来的部分，比如手、膝盖、袍子等等。这些部位油光滑亮了，看来之前已经被若干人摸过若干次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国人在观赏艺术品时，那么在意触觉。
之前在不同地方的艺术博物馆参观时，我发现，但凡有国人在场，裸露在外的艺术品总要被他们亲密接触一下，甚至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是如此。他们的动作和表情那么自然，好像徜徉在自家瓜地里，顺手摸摸西瓜熟了没有。这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
到了武侯祠，导游大谈特谈诸葛亮如何忠君，听者如痴如醉。我心想，都已经是现代社会了，醒醒吧。倘若你的君主是希特勒，你还忠不忠？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三纲五常”当休矣，我们忠的应当是等造福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不是具体的个人。人都是有罪性的，有自身的局限性。即便他身居高位，周围众人掀起造神运动，拼命神化他，但他终究也成不了神，只是和你我一样的肉身。所以，任何与人类共同价值相背而行的个人和团体，都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要对此保持警惕。
出了武侯祠到了锦里古街。我注意到，虽然游客如织，但是真正花钱消费的并不多，古街两旁的小店相当寂寞，看店的小姐姐们百无聊赖，在春风中寂寂而立。我和一个卖牛肉的四川大姐聊天，她说疫情前店里生意火得很，现在清淡了许多。很多人上门只是品尝牛肉，最后买的人很少。
路过一家茶具店，出于对茶的天然喜爱，驻足停留。一个卖茶具的小伙子看到我，热情迎上来。我看上了江西吉州窑产的“木叶天目盏”，一口气买了四个，算是为“内循环”做点贡献。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他居然开心地说：今天总算开张了！
以前，成都是外国友人喜欢的中国城市之一，他们来中国旅游，必去的城市一般是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有的外加深圳。可是这次见到的老外非常少。只有在杜甫草堂里，我看到四个外国人在逛盆景园。其中一个外国老头拿着相机饶有兴趣地四处拍照，两个中国女孩跑上去，要求与他合影，老头欣然应允。
何止成都。我去年以来两次在香港机场降落，发现周围的外国人极少，零星几个飘过，其中大部分还是东南亚国家的。
看来果真如某些人所愿，内循环开始了。
突然想起前段日子《江城》作者、曾任教于四川大学的美国作家何伟卖车的消息。有人称之为“路走到尽头”，语极悲观。可是，路的尽头未必是dead end，或许是另一个开始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对于未来，我没有那么乐观，但也没有那么悲观。我相信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凡事皆有定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或许我们生不逢时，赶上的是一个拆毁而不是建造的时代，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当下这个时代，从而悬在半空等待另一个时代的到来。我们能做的，首先应当尽自己的本分，为改变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倘若环境逼仄，没有做事的空间，那么就在这个时代寻找一些可以让自己愉悦的缝隙吧，它可能是艺术，是山水，抑或是某项爱好、三五好友。宁可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于山水，也不要学静安先生自沉于昆明湖。
很多时候，耐心等待是一种美德。
回国两个月以来，可能是生活在小县城的缘故，我对宏大事情的关注越来越少了，而对早市上鲜嫩的竹笋、水灵灵的空心菜、生机勃勃的土鸡更感兴趣。给家人做顿好饭的成就感，并不亚于写篇佳文。
一菜一蔬、一箪一食的日常生活是强大的，像永不止息的河流，可以抵消政治、国际纷争等宏大坚硬的事物对我们生命的耗损；也是治愈的，当你看到四季轮转，花开花落，大地源源不断供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时，内心只会充满感恩。
一个人旅行上瘾了，本来还想去川西走走，可是想到父母在家巴巴等了我近半个月，一时间归心似箭，在成都住了两宿就回去了。
去天府机场的路上，和出租车女司机聊天。她比我大两岁，性格爽朗，笑起来像碎银掉了一地，脆生生的。不知怎的就聊到了中年人的婚姻，她说自己及周围一圈女友五十岁以后，基本都是与丈夫各玩各的，各睡各的，互不干涉。平时，她如果不出车，就和朋友打麻将，通宵达旦，丈夫也不问她去哪了。
“这就是中国式婚姻，中年以后基本就是搭伙过日子，没有什么爱情可言。”突然，她扭头问我：“妹儿，你还相信爱情么？”
唉呀妈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灵魂之问，一时间我竟不知如何作答，只好望向窗外——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新冠之殇》《潮平两岸阔：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与女书》等书籍。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工艺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