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输出革命」是一种罪过吗？

文 / 欧洲金靴

文章发表于2021年6月25日

近来，收到粉丝同志发来的一张图。

很有意思的论调和观点，短短几句话，直接体现了近四十年来的某种外交观与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相当一批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惠群体以食肉者的姿态，对这种转变施以近乎执拗、负隅顽抗式的“守护”。

1

“对外输出革命，这个概念是美西方集团用来攻击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这个论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确实是事实。

但是真正的的问题就在于：欧美势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远不止六七十年代）借此攻击中国，所以我们就要因为“受到攻击”便顺了欧美势力的道？

即：敌人指责我们什么，我们就要立刻慌不择路地动摇起来、乃至放弃？

那敌人还管我们叫“共Fei”呢，还指责我们是“马列Fei帮”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

《共产党宣言》都还大大方方得写着：“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资本主义世界攻击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主义中国“对外输出革命”，其实质是对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亚洲共运事业的一种恐惧。

这种对华恐惧与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指挥的欧洲共运事业的恐惧，是同步的，都是战后欧美垄断资本对新生崛起且带领反法西斯同盟在亚欧分别战胜日本和德国的共产党阵营的打压。

应该来说，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指责，看似是指责，实则于我们自己的政治属性而言，显然应当是勋章。

只有你的政治辐射在相当范围内的地缘区间产生了影响力，才能够引发敌对势力的不安。

除非，敌对势力即美西方集团，在沈逸老师的眼里并非“敌对势力”——故而，沈逸老师才会在不经意间竟然把自己放置进了美国的政治判别标准中，以美国的准绳为准绳，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

即：美国人指责中国“对外输出革命”，那我们自己也要跟着美国人的意见，“停止对外输出革命”。

难道美国人是中国人的主子？中国对美国要这么听话？

说好到的从朝鲜战事一炮而响之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呢？

怎么现在连架起几门大炮都不需要了，只要动动嘴皮指责一下中国“对外输出革命”，中国这边的舆论精英就会火速跪下、对美国积极响应？

天天学习的“四个自信”，请问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2

我也不在这陪着这帮体制内大爷玩文字游戏了，咱都实在一点，开门见山一点。

他们，哪里是反对所谓的“中国对外输出革命”，他们反对的是一切革命！

只要是革命的，都是反面的；只要是反革命、去革命化的，都是“现代”的、是“改革”的、是“新潮”的、是“与时俱进”的。

这和我之前评价过的胡锡进将苏联与德国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并列而举，是一个道理。

这种美国视角的美西方集团史观，竟然出现在中国的体制内人士脑袋里，简直让人不敢想象。

“中国和平崛起”，不禁想问问胡锡进，中国的革命、中国崛起，难道与苏联有什么不同？列宁和毛泽东两位导师难道不都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反动资产阶级军阀政府的方式吗？

苏联1991年的灭亡和1917年的崛起又有什么关系？苏联的1917难道有罪？

胡锡进们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因为在他们眼里，1921-1949年中国这二十八年的暴力革命史完全是不值得一提、甚至是反面的！

在他胡锡进眼里，“革命”是万万要不得的！只有1978年之后开始的历程，才算得上“崛起”，只有他嘴里那种“和平崛起”才算得上“崛起”！

这不，这两天胡锡进就俄罗斯黑海舰队武力驱逐英国越境军舰、正当捍卫国家海权领土一事，又婆婆妈妈得鼓吹起“武力不可论”、“小心翼翼论”：

什么叫“太极拳”？

在胡锡进等体制内投降派的价值观里，打太极是一种高深莫测、充满智慧的外交战略，仿佛你收起锋芒，敌人就会收起獠牙。

这与近百年前周佛海、胡适、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的“低调俱乐部”，事实上别无二致。

当年的那帮投降主义者们叫嚣对日本法西斯“战必败，败必亡”，主张对日“和平谈判”，要求应主动去和日本天皇老儿签订一出城下之盟，就可以永葆我中华江山“太平安宁”。

然而，中国的近代历史难道教育中国人民教育得还不够吗？投降躲闪，能够换来主权独立和民族自尊吗？

都知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们在机场仍不为所动得横挂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标语。

而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71年7月9日，担负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6人，在章文晋司长等人的陪同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时就遭遇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的“欢迎”。

基辛格当时看到标语并听到陪同译员的翻译后，还一度感到很愤怒。

这些，他必然是在回国后向尼克松作了汇报的。

但是一年后，尼克松仍旧愿意顶着我们中国对他美帝的“另类欢迎”，毅然决然地来到北京向毛主席取取经、讨讨课。

投降主义，能够换来生存空间吗？

出击主义，便会丧失生存空间吗？

形左实右者我们见得多了，“形强实降”者，今后同样要警惕。

3

不再对外输出革命，在某一个时期内是与“不再反对霸权主义”深度挂钩的。

说白了，就是一边不再对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底层，宣传共产主义；同时，一边不再反对苏修与美帝这两大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行径。

中国在六七十年代矗立起的“政治灯塔”的光芒，便也逐渐退去。

先把目光投到1977年的11月。

那时毛主席已离开中国人民一年多，但《人民日报》依然发表了雄浑的大字体、六整版的纲领性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社论肯定：“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比美国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要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打败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

到1978年，我们也仍然在向泰国总理重申毛主席讲过的：“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放弃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

但也正是在1978年，风气开始变味儿了。

那一年，小平同志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谈时，李光耀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担忧。

而小平同志郑重地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

当年8月，中国和日本经过三年半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日方当时一直不愿意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日本人害怕得罪苏联。

从诺门坎到东北收官，自二战一初一尾的两大苏日战事之后，日本民族从此对苏俄陷入难以自拔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日俄关系，更别说七十年代末面对军事力量达到峰值的苏修帝国主义。

最后，日本方面写入了一条非常模棱两可的“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那次中日的谈判条约草案过程中，也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或钓鱼岛问题这两大核心地缘矛盾点。

日本外相知道中国绝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但因为日本国内有指示，于是在签约前同小平同志会见时壮胆提出：“因为双方有不同主张，希望以后不再发生像上一次的钓鱼岛事件。”

小平同志竟然十分“大度”，表示：“那次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渔民们一追起鱼来眼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的方针一如既往，就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好了，我们不会动手的。”

1978年10月，小平同志正式访日，并互换了条约批准书。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一贯的对外意识形态姿态，是绝对不可以有半点的所谓“因势利导”。

1978年12月13日，小平同志同意了美国驻华大使提交的建交联合公报美方新草案。

在宣布公报的前一天即12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又紧急会见小平同志，要求澄清：一年后“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仍将售台武器。

小平同志表示应允，且表态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搁到以后再讨论”，只要不影响发表建交公报……

1979年1月29日，小平同志高调访美，回国路经日本时又同日本首相会晤。

然而3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宣布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4

谈及“停止对外输出革命”，不能不谈一位关键的同志：耀邦同志。

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耀邦同志在会议讲话中谈了几点体会：“我们过去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

但是耀邦同志的“个人体会”，还是被会议的总结报告否定了。

报告中，仍然坚持了立场：“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我们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我们的‘一条线战略’，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1981年3月13日，中央成立了以先念同志为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讨论了外交工作。

耀邦同志在小组召开的会议上就外交工作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其主题是：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棒转；不要提“反苏”……

耀邦同志的那次讲话内容还是很丰富的，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中有详细记载。

1982年9月1日，耀邦同志再一次在十二大报告中第五节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总标题，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

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彻底否定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耀邦同志此后又亲自对一些长住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做工作，对中国过去支援他们搞武装斗争作了“自我批评”……

1984年5月，耀邦同志在欢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讲话中指出：“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

这是我党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断。

后来，又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可谓强行的盖棺定论。

5

「对外输出革命」，真的是一种罪过吗？

不妨来看一看美西方集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势力疯狂打压我们中国党和人民向全世界输出的“共产主义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内涵与革命精神风貌。

早在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的领导和毛主席的支持下下，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了著名的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

中国、苏联、日本、朝鲜、印度、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工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

后来中国国内学界总是将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历史地位，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角度拔高，却完全无视了1949年的这场震动西方的“北京世界工人大会”。

这场工人代表大会标志着亚洲和澳洲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的号召下团结在了一起，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谋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保卫世界持久和平。

会议还确定在北京建立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少奇同志代表我党将中国革命道路概括为“三大法宝”，其中特别强调了“武装斗争”及“建立革命根据地”。

仅仅两个月后，1950年1月，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共产党）中央主席胡志明，赤足步行17天进入中国，秘密访华。

志明同志同毛主席进行会谈，请求我党援助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

最终，中越两党就中国援助越南的具体措施达成协议。

应胡志明的请求，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赴越南帮助其进行军事作战和经济建设。

为了更有力地支援越南抗法斗争，经两党中央商定，1950年7月，陈赓作为中共代表赴越协助边界战役和处理有关援南问题；同年8月，韦国清率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

到9月中旬和10月下旬，越南采纳陈赓和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发动了“边界战役”，歼敌近万名，扫除了中越边界地区的法军据点、打开了中越边境的通道。

1951年12月，中国援越顾问总团成立，任命原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当时中共和越共互派联络代表）罗贵波为总顾问。

1953年，顾问团协助越南党中央制定了土地改革法；次年年5月，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越南发起了著名的奠边府战役，大获全胜，为结束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

1954年9月，中国正式开设驻越南大使馆，任命罗贵波为首任大使，并向越方建议逐步撤销政治顾问团和军事顾问团，改派少数专家技术人员到越南协助工作。

1956年初，中国援越顾问团的工作全部结束。

也是在1956年，毛主席给出了一个深刻的指示：“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6

五十年代，除了帮助东南亚各共产党进行人民解放斗争，我党还与苏共一起，将红色的火焰燃烧进资本主义的亚洲前沿堡垒：日本。

和苏共一道，我党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帮助日本共产党解决过内部纠纷，还协助苏共为日共制订纲领和政策，并基本结束了日共中央的分裂状态。

1958年7月，日共召开七大，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巩固了党的统一、团结，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

中国举起的“世界革命”旗帜成为了全世界反对美苏帝国主义、反对戴维营“G2”会谈阴谋的国家，以及帝国主义底层被压迫工农阶级共同的精神支柱。

1967年，意大利的都灵、比萨、那不勒斯等城市相继爆发学生反对现行大学制度的罢课，后逐渐演变为占领大学的风潮。

同年6月的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学生运动大潮，使西德许多大学陷于教学瘫痪。

到1968年，意大利方面已发展到学生频频与警察发生冲突的红色民运。

同是1968年，法国这个“欧洲革命老区”更是“江山一片红”，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酿成5月10日的“街垒之夜”。

当时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工人罢工，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史称“五月风暴”。

法国接头的学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中高举着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的画像，和“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等大幅标语，向资产阶级统治者喊话。

1974年，法国还上映了一部喜剧讽刺电影《解放军占领巴黎》，红色成了整部电影最大的象征，用以嘲讽逃窜到德国的戴高乐。

接着便是50年代末的美国，兴起了“新左派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工人罢工、反战游行、环保运动。

这些对抗麦卡锡主义的底层觉醒运动，其理论基础来自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但是现实指导则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

除了有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这样明面上的社会活动家，还有黑豹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组织。

黑豹党大多数成员读过一本来自东方的神秘小红本，领悟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他们购买枪支武装自己，到处袭击白人警察，绑架白人法官，冲击美国监狱，有的甚至模仿爱尔兰共和军，和美国军警玩起了「城市游击战」。

再回到东亚的日本，1967到1968年，116所日本大学先后罢课；1968年春夏，东京大学等的学生高举毛语录横幅，与冲进学校的警方紧张对峙；冲绳民众开展大规模反对美军与美帝国主义的游行；

整个六十年代，几乎全球的学生与工人都在举起赤旗和毛泽东头像，无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还是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而世界工农学生革命的核心风暴眼，自然是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第二次建国”的中国。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文章有云：“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只是，1976年，这位国际共运的领袖在北京溘然长逝，世界左翼运动旋即陷入沉寂。

这一沉寂，便是四十年。

以致于今天，胡先生为首的官媒人开始聒噪吹嘘“我们不输出意识形态”、“我们是防守方”…

试问：凭什么我们就不能输出意识形态？凭什么我们要当防守方？

凭什么美国人逼逼一句“中国输出革命”，我们就立刻跟着美国人的强调也把“输出革命”打成洪水猛兽？

怎么，难道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输出革命的能力与身位了吗？……

7

敌对势力疯狂反对的，恰恰应当是我们要去坚持的。

因为太多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敌对势力往往极力在控诉、污蔑中国如何如何时，那些“如何如何”之事，往往恰是他们自己想要做或正在做的事情。

比如造谣中国新疆人权问题，比如曲解中国经略非洲，比如带节奏中国破坏地球环境和生态，等等等等。

这些凭空捏造的“中国过错”，反而全部恰恰都是美国人自己过去太多年全球行凶、无可争议的实锤罪行。

美西方集团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抢夺、把持舆论话语权和相关国际公共概念的解释权与定义权而已。

就以“输出革命”为例，美国指责毛泽东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掀起国际共运事业高潮，不过是因为美国人自己想要掀起“资本殖民高潮”罢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自建国独立以来，美国所参与的战争和对外的军事行动达200多次，仅二战结束到科索沃战争的半个世纪，美国发动进行的海外军事行动就达到170次。

美国自己不停地在满世界“输出革命”、“推销皿煮”，却还来指责毛泽东“输出革命”？

这种本就站不住脚的指责，我们有必要当回事吗？

如果有人把美国人的这种论调当回事了，那正如我前文所说，这种人不但不傻，相反，他太聪明了！他想反对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想借美国人之口，反毛泽东！

“输出革命”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政治大国对自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并且同情人类苍生的壮举。

如毛泽东青年时第一次看到一张硕大的世界地图时，竟会脱口而出：“这世界这么大啊……那得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呐…”

在1940年著名的、著名到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与世界属性做出过精确的定义：

“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国际主义”理念、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政党”的体现。

美国人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在用殖民掠夺的方式污化“输出革命”这个概念，此时作为中国人，就更不能够退出舆论战场、把舆论的阵地让给美国人，接受人家那一套“输出革命是罪过”的论调！把“输出革命”的任务拱手让给美帝国主义！

输出革命，我们是真，美帝是假；我们是正，美帝是邪；我们是共产主义，美帝是资本殖民。

如此局面，中国难道要投降退让？把“输出革命”的解释权和裁判标准权交给美帝？

跋

“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

“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

“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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