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欧洲金靴
“践行宗旨，就是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
6月29日，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部来自于基层。
这个国家，这个党，我们的领袖，以及我们的人民，从来就是尊重并拥护最基层、最扎根进泥土里的劳动者的。这是一个属于劳动者的党，这是一个属于劳动者的国家。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中就曾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再度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毛主席一向认为：“官僚阶层不事劳动，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种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会妨碍创造性的发挥。”所以毛主席会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中，获得最高荣誉的共有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都是基层指战员、基层民兵和基层老百姓。反观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虚假抗战、躲避对垒之为，我先不多说，就说说国民党的“授勋文化”。国军当中，获得最高荣誉的共有172人，其中职衔明确的将校以上文武官员竟然占到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占到83.72%；所谓“国光勋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授予2人——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所谓“青天白日勋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授予170人，其中校官仅20人，占到11.7%；尉官仅3人，占1.7%；军士仅2人，占1.1%——而将官以上达到136人，占到80%，其中还含有4个美国佬：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今天我们讲着苏联笑话、嘲笑着“获得114枚勋章”的勃列日涅夫，殊不知，最早的“勋章收集爱好者”，是他国民党的蒋宋夫妇。授勋，是一种表彰激励突出贡献者的、仪式性的政治肯定，到了蒋介石等国民党精英的手里，却变成了贪慕虚荣、攫名取利的私欲之所。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勋章癖”，不得不说到一个苏联时期最著名的国家级勋章：「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也就是著名的镰刀锤子奖章，或称小金星奖章。劳动英雄奖章是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斯大林同志主政时期设立，获得者是对苏联工业、农业、交通、贸易、科学和科技的发展作出贡献、并能展示苏联的威武和光荣的苏联公民。获得劳动英雄头衔的人，在领取列宁勋章和证书的同时，还可以获得一面金牌，金牌上的图案是铁锤与镰刀。这面金牌的形状为神圣的星形，金牌的大小正是由斯大林同志制定。在制定奖牌的大小时，斯大林还曾邀请工人和平民戴上不同大小的奖章样本，以做规正。这一小小细节，生动体现了斯大林同志将人民、将最基层的苏联平民放在心上的政治形象。获得“小金星”的同志中，有205人两次获得过这一称号、16人三次获得过这一称号。三获此殊荣的人中，包括“伊尔”系统飞机的设计者伊柳辛、“图”系列飞机的设计者图波列夫、苏联核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东方之星”集体农庄负责人图尔苏古洛夫等。同时，外国公民累计有12777人获得过苏联劳动英雄称号，当中91.7%的获得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苏联卫国战争有过突出贡献的同盟国士兵及平民。这不仅展现了劳动英雄勋章的劳动阶级属性，还展示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极为夺目的国际主义风采。1991年12月，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帝国的轰然坍塌，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也被埋进了历史尘埃。2013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恢复设立“俄罗斯劳动英雄奖章”，沿袭苏联时期设立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这是俄罗斯当今仅次于“俄罗斯英雄”的第二大国家级荣誉称号，授予对象是那些为俄罗斯做出特殊劳动贡献的人，大多都是平民英雄。在首批获奖人中，包括了矿工、车工、机械师，医生与指挥家各一名。普京当时强调：“那些今天仍在辛勤劳动的人，需要一份对自己成绩的认可！”新中国建国前二十七年，五一劳动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庆祝规模仅次于国庆与春节，因为这是属于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的政治节日。五一劳动节时，天安门除了城楼正中悬挂毛主席画像，广场的东侧还会摆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广场的西侧会摆放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劳动人民也是最受到各领域尊重和爱护的。
劳动，就是工农阶级的本色，也是新中国“权力为谁服务”的导向。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就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一种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一个显著的对比：到了50年代后期，经历了二战胜利且在1956年后事实上以帝国主义形式吞并了二战红利的苏联，让毛主席看到了某种让人隐忧的“前路”。从1956年之后、特别1957年将朱可夫赶出苏共权力中心之后，赫鲁晓夫治下，苏联劳动英雄勋章的味道开始“变味儿”，逐步向官僚阶级上移。1964年8月，苏联通过了《改变兼施生产教学 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把建立在8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学的学习年限，由3年改为2年；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又强调“要把提高专家培养质量当做头等任务”。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就会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赫鲁晓夫上台后，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这其实与我国后来进入80年代后宣传的“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别无二致。毛主席在1958年时曾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那年7月，经过了1957年莫斯科社会主义大会的洗礼后愈发春风得意的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会见毛主席。在交谈中，毛主席向赫鲁晓夫介绍说，中共中央现在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中央委员每年也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而赫鲁晓夫竟然对此表示，他不赞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来补课，来研究这半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外交部半年来做了什么工作，等等。”对于我中共和毛主席下放干部劳动的做法，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显示出极端的不理解。后来直到60年代中期，他还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中国党让他们的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然而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我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治吏思想的一大体现。土地革命时期，朱德就曾亲自率众挑粮上山；抗战期间，毛泽东更是亲自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屯垦。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是摆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两年前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毛主席就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些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八大召开的一年后，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到全党各级党委，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毛主席的思路很明确：“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与赫鲁晓夫乃至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共距离群众越来越远不同，中国大地却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面貌。一、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甚至是去创办一些中小工厂；二、工人也可以像解放军一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也要搞四清，也要接受文化方面的教育；三、农民也一样，在有条件的时候，也可以由集体办小工厂；四、学生也一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向工农兵学习；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这样搞；六、毛主席认为这些意见不是新鲜的发明创造，我们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早已开始这样做了，现在需要更大的普及与发展。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它直接催生了红红火火的五七干校在中国大地的开花。五七干校的直观效应是收拢了极多因国家部委精简而被排逐的干部，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则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歼灭干部群体官僚化、权贵化、特殊化趋向的思路与实践。它让干部撸起了袖子、挽起了裤腿、扛起了锄头、滚起了汗珠，党用了二十八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之久的一化三改所创造的“阶级消失”局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护，社会各领域之间、城乡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没有出现“少部分人养尊处优，而大部分人面土背天”的分化格局。也就是毛主席解释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种“大学校”的实质就是延续社会化的生产和社会化的分配，在继续发扬“军队搞建设、抓生产”的优良作风的同时，也提升了军民融合、干群融合、城乡融合的程度。与之几乎配套进行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赤脚医生运动，共同谱绘出了一幅新中国最绚烂的图景：知识、认识、意识，这些直接决定一个群体如何在社会中自处的资源（或者说“能力”），被充分下沉到乡间的田野和工厂的车间，没有被某一阶层所垄断。正如1968年7月毛主席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严肃指出的：“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随着河南省回郭公社的五七化工厂和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一炮而响，以及工农兵大学的拔地而起，毛主席的号召得到了贯穿性的实施。1968年9月30日毛主席写下批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从抗战结束后留苏归来、被遣去吴家枣园的毛岸英，到1969年被下放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李敏，再到1970年被下放到江西井冈山干校的李讷，毛主席对于子女的严苛与对待其他党员干部别无二致，甚至“更狠”。他亲自教育学成归国的毛岸英：“你在苏联学了革命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李敏更是有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说：“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因为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五七干校其奇迹在于，纵观人类文明史，事实上「冰冷」才是一种常态，不论是冰冷的当权生态，还是冰冷的阶层格局。1957年2月，毛主席曾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1963年5月，毛主席再次就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发声：“干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去年，国防大学官微等多家官方媒体，被发现竟然早就悄无声息地把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的最后一句“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改为“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劳动者”改为“抗日者”，将自我主体从“工农代表与领导者”的阶级本位，改为“抗日代表与领导者”的民族本位。这样的变动方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国民党化，尤为蒋化。失去了阶级高位，这首原本斗志昂扬的工农战歌瞬间贬落尘土。乍一看，改动后的歌词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这首歌由蒋匪军、由国民党部队来唱，似乎也显得并不突兀。因为其与蒋光头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借民族性这一国民底线来煽动中国人帮他抗日的阴谋，别无二致。不代表工农、不领导工农，而仅仅想着“抗日”即抵攘外侵，那么这份“抗日事业”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罢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话在1944年由于湘桂战事危急，蒋府采行美国顾问魏德迈的整军计划，并提出此一口号，由国民政府组织中国青年军——实际就是在知识青年中选拔组建壮丁炮灰团，为他蒋某人送命、且是送给欧美诸强看（印缅战事涉及英国利益）。都1944年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早由5000万人上升到近亿人、敌后抗日正规军早由40万回升到47万人了——你蒋军才开始“一寸山河一寸血”？之前功夫花哪去了？忙着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忙着祈求国联调查团帮忙“调停”一番？从前，由《八路军进行曲》演变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其歌词也是底色赤红的“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这才是坚持阶级斗争初心的马列史观。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工农兵圣殿，其与国民党黄埔军校那样的精英官僚（买办统治军阀）孕育所，最大的区别所在。《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闹剧不免让人想起两三年前，中央党校上演的一台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在过往一直写在舞台小黑板上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时竟然被换成了“组织纪律”四个冷冰冰的小字……任何军队都要讲纪律，红军要讲纪律，白军也要讲纪律，日军也要讲纪律，美军也要讲纪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工农革命军是讲纪律，奸淫掳掠不亚日本鬼子的国民党军也是讲纪律………很多时候，问“军队究竟是为谁打仗”，其实就是在问这支军队“究竟是工农无产阶级军队，还是买办资产阶级军队”，也是十年前某些势力掀起的所谓“军队国家化”、“军队去党化”这样的80年代苏联（苏军）式改革的延续变种。从“劳动者”变成“抗日者”，从“解放全人类”变成“组织纪律”，从“反美帝”变成“反美国”，从“抗议美帝霸权主义”变成“抗议美国霸凌主义”……列宁曾在《五一节》中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工人们的每一次失败都推动更多的战士参加战斗，都促使更广大的群众觉悟过来，走向新的生活，准备新的斗争！”商务微信：ouzhouji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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