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连这座城市永远的历史血敌

文 / 欧洲金靴

全文共计10846字，阅读时间约25分钟。

在大连的城市历史上，1905至1945这四十年的历史极为特殊，它是大连挥抹不去的旧日痛楚：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时期，也称“日据时代”。

更早一些，从甲午海战开始，到东北的日俄战争，再到全国范围的侵华战争，日本法西斯给大连这座海滨圣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创伤。

不论今天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局势如何变幻，只要日本的战争罪责一日不得到彻底清算、日本右翼一日不做出诚恳致歉并砸烂靖国鬼社等一众军国主义招魂所，包括大连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同那段黑暗的历史完成和解，两国关系也就无法真正意义上地“向前看”。

翻开大连的城市史册，满目尽是辉煌——除了那四十年，以及旅顺惨案。

1

1894年11月21日深夜，日军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随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规模屠杀。

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武器装备、动员规模和指挥纯熟度，旅顺惨案在某种程度上，其残忍性和恐怖性完全不亚于三十余年后又一波日本鬼子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2012年，大连籍著名作家素素历时四年创作完成了散文长卷《旅顺口往事》，经过大面积的走访和查料，那本书里详细记录了1894年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

素素在书中这样写道：“也许，只有人类能如此残忍地毁灭同类的生命，只有人类能如此沉着地描写屠杀场面。也许，连人类自己都不知道，在人性的最深处，隐藏了一个多么冰冷的角落。”

今天的我们其实使用再如何悲惨可怖的词藻去描摹日本鬼子在旅顺的疯狂杀戮，也绝对没有办法还原、更不可能去让读者观者能够体会到其真实骇人之分毫。

那根本就不是人类，它们是十足的魔鬼。

1894年11月21日傍晚，当北洋海军龟缩在威海卫的刘公岛，当守卫旅顺口炮台的北洋陆军统领和士兵们直接逃之夭夭，手无寸铁的旅顺口百姓成了魔鬼们任人屠宰的羔羊。

这一幕在明朝时的东南沿海是出现过的，官廷贪墨之下，海南、福建、浙江……被倭寇的屠刀染红，历史并不久远。

身处大陆的中国人确实很难理解，蜗居蕞尔海岛的倭寇民族在登陆广袤的大陆地带时有多么的亢奋。

对大陆的野望、对海岛的天然不安全感，全部被转化成一种发泄式的屠杀欲望，一群人就这样硬生生地变成了一群鬼。

踏入旅顺口的日军第一次体验到了肆意屠杀别国百姓的快乐，这与明朝时以偷袭骚扰为主的游击作战是不同的。

这一次，整个旅顺口，被这群日本鬼子挑在了明晃晃的刺刀尖上，它们成为了这里的人民的生命判官。

最终，血洗全城，屠杀两万，仅剩埋尸的36人幸存…

小野次郎，一个刚刚穿上军装才一个礼拜的日本中学生，在旅顺口，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杀人狂魔。

攻入旅顺的当天晚上，小野被另一个士兵斥为“刀都拿不稳的胆小鬼”，这让他感到尊严受伤害。

于是，他疯了一样，把手里的刺刀捅进了当地一家果脯店女店主的胸口……

那是他登陆辽东半岛后杀的第一个中国人。

后来在日记里，他这样写道：

“当一股激射而出的鲜血溅在我的脸上时，我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我浑身颤抖着拔出军刀，接连在那个女人尸体上捅了十几刀，后来一阵眩晕瘫倒在地上。”

“接着，我觉得疯了。从杀死那个女人后，我就不再是那个怀着一种神圣感参加战争的中学生了！我成了一头野兽，我和参加战争的每一个士兵一样，丧失了人性。”

“我见人就杀，和那些疯狂的同胞没有什么两样，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嗷嗷待哺的婴儿，我都杀！我以杀人取乐，还恬不知耻地让随军记者拍杀人的照片！我要给家人和国民们看，我是勇士！”

“我也像冈田、速见那样抢劫，凡是能随身带回日本的东西，我都抢。我也强奸女人，四天之内我强奸了十七个女人，最大的六十多岁，最小的才十几岁……太爽了！”

……………

美国《世界报》记者克里曼如此记载：“新生的日本国，它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却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但即使在兽类里面，也属于少见的别种。”

甲午战后归国的日本士兵，很多人在闲暇时整理了战争中写下的随军手记，部分真实的纪事后来都作为出版物遗存了下来：《征清奇谈从军见闻录》、《西征行军记》、《日清战役从军手记》、《从军实记》、《远征日志》、《从军日记》、《日清战争凯旋みやけ》……

铁证如山，血证如山。

大连与日本的故事，就是这样从血泊中开始的。

2

屠杀发生几天后，陆续有包括美国《世界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出于本国在清朝的利益考虑，开始对屠杀进行了揭露报道（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盎撒白人帝国主义当然不是同情中国人，仅是维护自己在华利益罢了）。

后到12月14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坐不住了，向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汇报：“《世界报》以极强烈的措词攻击我们！”

次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拜访陆奥宗光，对旅顺屠杀事件表示遗憾，称日本政府如不履行一定善后对策的话，“迄今日本所获之名誉，必尽消失”。

在此压力下，日本政府方面商议起了“危机公关”。

陆奥宗光向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请示善后，后者当晚指示：“旅顺口之事，其后虽与大本营磋商，但究竟问罪一事，颇多危险，亦非上策。似乎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手段外，别无良策。”

在此基调下，日本方面决定对屠杀一事不予理睬、死不认账的态度，他们迅速向《泰晤士报》和《世界报》发声明：“旅顺并未发生屠杀事件，因为日军所杀都是士兵而非平民。”

对此，《世界报》公开表示不认同，在日本声明之后继续深度报道，并以《日本坦白》为题撰文加以揭露。

12月20日，《世界报》再以头版和次版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克里尔曼的报道《旅顺大屠杀》，国际舆论为之沸腾。

次年1月7日，伦敦《旗帜报》记者维利尔斯发表了长篇通讯《旅顺陷落》，其中一个子标题明确写为“屠杀市民”。

一天后，科文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旅顺陷落后的暴行》一文：“他乘船离开旅顺后，才庆幸自己从疯狂漫延开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杀戮中活着逃了出来……最后听到的都是枪杀声、大肆杀戮之声，一直持续到大战役结束之后的第五天。”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外派了六十多家媒体、上百名记者前往中国战地采访，但由于日本军部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这些媒体事实上沦为侵略战争的鼓吹工具，甚至捏造事实，号称“日本对清友好”、“与清民交好”……

除了动用自己的媒体进行遮蔽，日本人还出手阔绰地收买西方媒体人，在内田康哉（1901年任驻华公使，1932年任日本外相）的指挥操作下，英国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收买，路透社直接压下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残害”的电稿。

类似的还有《华盛顿邮报》《日本邮报》（外国人在日所办媒体）等。

由于支出过大，内田康哉还向陆奥宗光告急：“能否再批准我些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

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如战后不久布莱克伍德在《爱丁堡杂志》中的总结：“日本人从战争开始就希望抓住欧洲媒体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就像他们在战场上那样凭借其令人钦佩的远见和组织而取得了成功。他们宣扬自己从事的是一场讨伐黑暗和野蛮的战争，正在传播光明——他们被基督教国家照亮的那种光明，这样他们首先消除了非议。在这种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们又以军事胜利塑造了一个新印象。”

1895年3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订《日美改正条约案》，这意味着美国继英国之后也承认了工业实力与侵略领土范围步步攀升的日本，是“文明世界”的一员。

在战场上、舆论上和外交上，日本从中国的大连出发，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也为他们后来进一步“经略”大连奠定了基础。

3

1905年，凭借甲午赔款而工业化崛起的资本主义日本，成功打败了腐朽的封建主义俄国，占领了中国大连。

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取得了原来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权益，但其时辽东半岛的领土理论上仍应属于中国，日本在名义上还“租借”，时间仅25年期限。

然而日本人为了永久占领大连，采取了诸如延长租借年限、诱迫袁世凯签订了卖国21条、非法将所谓“关东州”租期由25年延长到99年等手段。

随即，日本按照以大连为“经营满洲”基地的方策，先后在大连建立了侵略东北的政治中心——关东都督府（关东厅），包括所谓经济中心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及所谓军事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

大连，就这样成了日本进犯整个中国的侵华大本营、前沿策源地。

当时日本对大连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总体构想是：在沙俄前期规划方案的基础上，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建设一座东亚地区高标准的现代化城市。

一方面，日本人要保证在大连的各日本殖民机构的工作人员、满铁社员和银行商社职员“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则是谋求吸引日本国内乃至欧美资本到大连投资，创办工厂企业和从事商贸活动，并“见证日本人的治理管理能力”。

惟其如此，以促使大连城市的人丁兴旺、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最终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占领整个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提供便利。

这种设想，后来也被复制到所谓的“满洲国首都”长春（新京）身上，均是日本所谓“摆脱海岛束缚、建设东亚共荣 ”的法西斯计划的城建思路。

191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只有7万人，其中大连有3万多人；

193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已达到23万，大连有11万；

194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有106万，大连有20万——而那时大连的总人口也才约110万人。

大连沦为日本人的侵华据点，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内百姓的噩梦。

4

为了给侵华和东南亚战争筹措经费，日本在大连首先推行的殖民税收制度，从税制入手，以所谓“合法”手段压榨剥取大连人民。

1905年，日本颁布《关东州地区地租规则》，对大连农户租种的旱田水田，不分地势优劣和土质好坏一刀切地收税。

1936年，日本又颁布《关东州所得税令》，大幅度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两年后，愈发战事吃紧、国际大规模战斗阴云密布之际，日本颁布《关东州法人资本税令》、《关东州家屋税令》、《关东州中国事件特别税令》等多项税令，试图将大连全城的财富全部收拢。

到1938年，大连城市税收已比1931年增加9.2倍。

比税收压榨更恶劣的，是日本人在大连贩卖鸦片，妄图用毒品吸食城市的财富。

1906年6月，日本在大连设立“关东州鸦片总局”，规定“关东州内所有鸦片贩卖事宜，专归其办售”，并在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设立分局。

日本人允许大连居民吸食鸦片和从事鸦片经营活动，但鸦片原料的进货和鸦片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必须经日本人自己的鸦片总局统一办理，除此之外均为犯法，格杀勿论！

除了税收盘剥和毒品吸金，日本在大连进行的城市规划同样是其侵略蓝图之一。

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1905～1918年；中期，1919～1929年；晚期：1930～1945年。

1905年4月时，大连军政署长官神尾光臣亲自主持制定了日本在大连最早的市街规划法规《大连专管地区设定规则》和《大连市街住宅建筑管理临时规则》。

《大连专管地区设定规则》沿袭了俄国统治时期大连市区功能划分三六九等的方法，将市区划分为军管区、日本人居住区和中国人居住区。

军管区位于今天的铁路东站、中山广场、延安路三点连线以东的地区；日本人居住区由俄国统治时期的欧罗巴区的大部分加上行政区组成；中国人区还是原来的范围。

这样划分目的在于避免中国人和日本人杂居，维护日本殖民者在大连的霸道权益。

根据规则，本来在第四条中是允许原来已在日本人区居住的中国人可以继续在那里从事商业经营或居住，的但到了当年9月，日本当局借口“中国人在卫生风纪方面有值得忧虑之处”，动用日本警察下令将日本人区居住的中国人强行驱赶划定的中国人区居住，并酿成了小规模的流血事件。

1919年，日本废除了关东都督府，改设关东厅，也进入了对大连殖民统治的中期阶段。

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人对大连的城市规划进行了系统性的扩张，同时从大连出发，日本陆军开始向我东北渗透间谍和情报系统，为发动吞并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931年，由于蒋介石政府怯媚的投降主义，东北三省当着全世界的面儿，被蒋氏拱手相让于日本法西斯。

日本人收获东北的轻松程度在当时令世界咋舌，严重折损了反动无能的蒋记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人民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声誉，也间接鼓动了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的侵略野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解决战争急需的能源和武器生产，在大连甘井子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一些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的大型工厂也相继在甘井子建成投产。

非常有名的如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石油株式会社、进和商会、大华电气冶金株式会社等。

1938年，为了加强对甘井子临海工业区的规划和管理，日本关东州厅在大连成立了“关东州工业土地株式会社”，对甘井子土地的利用进行统一规划。

这些军用建设的背后，是大批沦为奴隶的大连人民。

他们给日本人做苦力、做劳工，在极度肮脏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并随时可能因为工作强度和毫无缘由的枪杀丢掉性命。

如相生由太郎为华工修建的苦力收容所为例，许多劳工所周围都以高墙和铁丝网相隔，用红砖盖成。

当时大连人将其称为“红房子”，相生由太郎则将其称为“碧山庄”。

5

军事奴役和经济剥削之外，日本人在大连的四十年占领时期里，还有一项十分重要、影响深远的动作：文化洗脑和推行奴化教育。

早在日俄战争还未结束时，日本人就在大连建立了“满洲军政管理委员会”，并从日本国内派遣教育工作、政治文书工作的相关人员封为“入华军政委员”，其目的就是“抚慰满洲民心”。

1905年4月时，辽东守备军军政长官神尾光臣就指出：“第一着眼点，应是教育”、“聘用的教师必须是日本人”。

与此同时，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也配合主张：“对占领地的民众，总的原则是实行人身征服即战争征服和精神征服并重的方式。”

1905年秋天，大连日军军政署正式颁布《大连公学堂暂行规则》，明确华人学堂的目的是“一方面为布施日本文化，一方面是把我国（指日本）之政治，公明正大示诸土著人（指中国人、大连人），培养一批懂日本语的土著人，以便我国公私事务。”

1906年3月，日本人在大连颁布了《关东州小学校规则》，并开办了第一所招收日本儿童的大连学校——大连寻常小学，开始了让日本后代渗入大连的步伐。

1914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关东都督府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出版的课本中有关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中国古代民族英雄抗御外侮内容的课文全部删掉，尤其是戚继光的名字成为绝对禁词。

至1937年前后，日本人对大连的奴化教育达到顶峰，关东局官房这个专门为大连奴化教育而设立、类似于教育局性质的文化殖民机构就由于事务繁多而建立。

1942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书房教育促进会”，进一步加强日本语的推进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强调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伪满洲国）是独立主权国家，是日本的仆从国，并伪造历史声称满洲、朝鲜半岛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44年，大连的公学校全部使用日本在华教务部教科书编辑部制作的教材，以便在东北、在大连推行战时体制，动员大连市民“随时为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慷慨赴死”。

在四十年的侵占时间里，除了在教育系统的大力推行奴化和文化殖民，日本人还在大连建立了成体系的矩阵化的媒体舆宣。

1905年创办的《辽东新报》是日俄战争后大连的第一家报纸；两年后，由日本满铁创立的《满洲日日新闻》是第二家有影响力的日文报纸。

1908年，大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泰东日报》创刊，后随着日本殖民军管的加强，《泰东日报》逐步沦为亲日媒体，服务于日本对大连的侵略政策。

1911年，《东北文化月刊》在大连创立，这是由日本的文化侵华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创办的，旨在推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也是近代东北第一家中文杂志。

1925年，“大连中央放送局”在日本人的操作下建立，每天以日语、俄语、汉语、朝鲜语、英语五国语言播报新闻，是东北最早的电台。

到1926年，大连已经有日汉双语报纸212种，它们都肩负着给日本侵华战略卖命的“重任”……

6

经济、军事、文化之外，日本在四十年侵占大连时期里还有一项重要殖民举措，就是在大连的司法领域推行法西斯。

日本殖民大连时期，其殖民地统治机构为适应侵略形势的变化而多次更易，按统治方式大体分为军事管制时期（1904年-1905年）、军民合治时期（1905年-1919年）和军民分治时期（1919年-1945年）三个阶段。

日俄战争时，为有效地震慑大连当地居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抵抗，也为开展对占领区的军政统治，日本人在大连地区设立军政统治机构，实施军管。

1904年5月，日本当局在金州和大连湾设立军政署，出于军队防御以及确保所谓“大后方稳定”的目的，又建立了专门的审判体系：对于日本殖民者之间纠纷导致的司法诉讼，通过临时军法会议、陆海军军法会议以及日本裁判所等司法机关，依靠日本国内的法律法规开展审判活动。

而对于大连当地的原住居民之间的司法诉讼，就不根据日本国内的法律法规进行审判，而是需要依靠截然不同的措施进行——通常是军事暴力手段。

在军事管制时期，日本军队发布的不同规定和命令充当了法令的作用。比如1904 年12月制定的《辽东守备军行政规则》，对大连的整个军政体系进行了统一管理。

1905 年10月，关东总督府成立，直接受东京大本营管辖，也是日本侵略军在大连的最高军政机关，可以对已经占领区域开展军事和行政管理。

关东总督府在1906年6月设立了司法机构审理所，对大连区的刑事以及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关东州”审理所条例》就是关东总督府制定的对审理所内部职责权力以及组织结构进行规定的一部条例。

日本人早期对大连一直实施军管，日俄战争停止之后，日本内阁中的元老派就开始对这一做法表示不满。

1906年5月下旬，在伊藤博文的召集下，军方代表、内阁以及元老派共同召开了针对“满洲问题”的协议会，对日本在“满洲”的统治方式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会议上，元老派政治家对日本军方殖民满洲的计划表示反对。

此后，日本在大连的殖民机构从关东总督府变成了关东都督府，其性质也从军事管制机构变成了民政统治机构。

关东都督府建立后，出于强化司法部门的目的，采用了较为专业的法律人士对大连地区的司法事务进行管理， 并从 1906年9月开始实施《关东都督府法院令》。

不过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加强以及巩固对大连的殖民统治，也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日本“治理大连”的水平与体面，对诸如《“关东州”裁判令》等文书开展了频繁修订，从而使大连地区的司法制度陷入混乱。

同时，这种司法体系对于大连当地居民来说并没有明显实际意义，和原先军管时期并没有根本区别。

7

时间来到1945年，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几大国际会议也相继召开，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败局已是注定。

此时，在大连的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撤退的问题。

1945年8月，日本人在大连开展了焚毁措施，大量销毁在大连统治四十年的罪证，焚烧了大量档案并就地掩埋。

在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至8月22日日军被解除武装投降期间，日军在大连的宪兵队、关东州厅、警察部、刑务所等敌警、宪、特机关随即焚烧了办公场所的文书档案、技术图纸、经济账目、特工人员名单等众多档案资料。

其中，沙河口日本警察署长，江见俊男，将特工人员名册全部化为灰烬；大广场日本警察署长，上村八藏，则在警察署后院偷偷将各种文书档案全部烧掉。

据知情人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刚一播出，大连的日军很快就将一批记录日本在旅顺刑务所犯下滔天罪行的档案资料集中烧毁，焚烧行动一直持续了整整三天。

日本战犯、原旅顺刑务所所长，田子仁郎，在1955年的审讯供词中供认不讳，原旅顺刑务所的档案是在他的指挥下烧毁的，“只有收容者身份账留了下来”。

不过，不少没有燃尽的档案在发生炭化反应后还是被保留下来，在80年代被研究人员修复和破译，被命名为“纸灰档案”。

在今天的大连市档案馆内，2006卷“纸灰档案”就在静静述说着1905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占大连时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纸灰档案”里，“查缴放火团”屡屡出现。

“放火团”又称“抗日放火团”，是以大连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以破坏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烧毁日军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反法西斯组织。

其活动中心在大连，其中姬守先、黄振中等中共党员是该组织的骨干，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的大连抗日力量与工人阶级武装。

据日军档案中的统计，1935年到1940年间，“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秘密实施放火57次，给日军造成了多达3000万日元损失——这些钱，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

“抗日放火团”活动是大连近代史上最大的抗日斗争事件，也是声势浩大的工人阶级性质的反帝爱国运动。

为追查“抗日放火团”，日本殖民者在五年时间里动用了3000余人，日本警、宪、特三位一体共同调查，野蛮残害大连工人。

据相关档案等资料统计，日本警、宪、特迫害有涉案嫌疑的大连工人达百万人次，其中盘查虐待60万余人，拘留、拷问、审讯10万余人，致死致残千余人，判刑下狱近百人。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是在全中国的抗日全局，还是大连的抗日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最重要的有生力量！

对比蒋介石反动派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一溃千里的组织羸弱，共产党的游击战术总能在敌后战场动员最广泛的人民力量，给予日本殖民者最致命的打击。

抗战爆发后，当时的中共大连市委即被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和中共胶东区委等分别派人到大连开展工作，特别是1942年6月18日(农历端午节)建立的中共胶东大连支部活动时间较长，在相当大的范围领导大连工人开展有组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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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中共胶东大连支部的党员已达六十余人，分布在大连市内的西岗子、周水子、侯家沟及金州的登沙河、杏树屯和城子疃的谢家屯、干岛子等地。

为配合苏联红军解放大连，中共胶东大连支部委员赵恩光在周水子“苦力窝棚”建立了工会组织，斗争了大工头，组织起200余人的工人队伍，从周水子日本关东陆军仓库里起出400支步枪、4挺机枪，成立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

中共胶东大连支部委员李彭华，则在杏树屯盐场组织盐工拉起3个中队9个小队共90余人的工人武装大队，后与赵恩光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一道开往庄河，同中共胶东区委派出的挺进东北八路军先遣支队汇合，在后来的东北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大连能够历经四十年的风雨沧桑，从日寇的魔爪中挣脱、重获新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数百万前赴后继的工农烈士用生命换来胜利！

8

去年年初，日本航空宣布，在获得相关当局批准前提下，将于去年3月29日新开东京羽田机场往返中国大连的航线。

这是羽田机场对国际航线难得的一次大幅扩展，中国仅大连、青岛、深圳与上海被纳入扩围计划中，大连也是国内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直航的城市。

紧接着是去年年中，7月1日，本田与东软集团投资3亿元人民币的合资企业，宣布在大连投入运行，负责开发车外通信的互联汽车服务。

而投资5亿美元的日本电产工业园项目，去年年中也在大连加速建设，宣称“该研发中心未来将达到与日本本部的核心基地同等规模”……

早在2004年，在一场东京推介会上，当时的大连市市长骄傲地表示：“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日企将开启对大连的第二波投资热潮。”

当时，在大连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日资企业占据了1/3的比重，达到2200余家；到当年年底，在大连企业投资的日企总数就达到2800家之多。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总裁赤星康此前的分析，日本在大连有数量巨大的侨民群体，日本国内的许多行业也希望投资内容多元化，比如向服务行业进军，中日两国企业之间也应“寻找更多合作模式”。

就在几年前，为增进大连市民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加深中日两国文化领域的友好交流，日本领事馆大连办事处还曾专门举办“日本传统文化展活动”。

根据报道，里千家茶道同好会讲师山崎爱女士和作为日本文化厅“文化交流使”的日本舞蹈艺术家藤间万惠女士，分别在大连进行了日本茶道和日本传统舞蹈的说明和展示，近100多大连市民前去参加了活动，其中学生、年轻人居多。

跋

大家也应该心有了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结合近来发生的事，以及某些一贯以来的国内风气（不仅是大连）……很让人难以释怀，或者说，难以容忍。

直到今天，在长春和大连这两座东北地区重要的城市里，依然可以看到太多日据时代的痕迹，尤其是建筑风格，甚至包括某些公共交通的播报语言……

但这些历史遗留文象理应作为痛彻心扉、警示今人的现实化景物，它们静静地伫立在压力，让人们看到就会想起那段黑暗的岁月，激励后世者们奋发图强，不忘革命岁月和革命情怀。

革命情怀一旦丢掉，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会让越来越多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人们丧失信念，在满目繁华的歌舞升平里忘记来时的路，以为幸福欢乐、霓虹笙歌都是天降天赐……

进而，开始鼓吹“客观”了，开始拥抱“开放”了，开始赞美“友好”了，开始反对“固执”了，开始要求“向前看”了……

你45°角仰望星空得傻白甜，人家可从来没有客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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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请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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