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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宅少
来源：宅总有理（ID：zmrben115）
1998年3月，中影举行看片会，各地影院经理到场。片子194分钟，中途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场。看完后，经理们排队上厕所，纷纷发表感言，说这是近年来看过的最爽的洋片。大家对高票房的期待，瞬间有了底气。更有底气的事，还在后面。3月9号，一位热爱文艺的老人，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段讲话被刊登在《羊城晚报》上。广东电影公司宣传科的同志，嗅觉很敏锐，意识到可以借力，赶紧传真各单位，给《泰坦尼克号》造势。后面的事，想必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还记得。因为老人一番话，杰克和肉丝的爱情故事，成了当年最大的话题。电影摘下11项奥斯卡奖后，4月1号，全国公映。各地观众都看疯了。有的影院，甚至为抢拷贝大打出手。当年的引进版本，显然、必须是删减过的。但由于中影手上只有300个拷贝，根本不够支撑全国院线。有的小地方院线，就私下里买了盗版拷贝，以至于某些观众记忆中，一直看的是未删减版，声称一刀未剪就上映了。最终，《泰坦尼克号》在1998年收获了3.6亿的票房。这还是由于上面发文，说差不多行了，别再放了。不然就破4亿去了。这个数据，占了当年总票房的五分之一。直到11年后，《变形金刚2》才给打破。“那份报道引起很多地方领导的重视，当初政府机关包场占了相当比例。”所以你看，这3.6亿票房，老人一番话，不知道起了多大的力量。在过去的岁月里，这种事并不少。平日里，广大人民群众不大能听见、看见的文艺作品，就因为某些老干部的一句话，一次历史性绿灯，突然就见光了。80年代，新鲜事很多，争论、帽子也很多。那时候，敢摁绿灯的老干部，都很有勇气。众所周知，在所有绿灯中，王昆摁的那一个，最有名。很多人都是那句话，要不是王昆让崔健上台唱了《一无所有》，中国摇滚还在马克西姆餐厅自娱自乐呢。那时候，“摇滚”二字，基本等同于流氓。一头长发的丁武，被警察当街教育，说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崔健的“七合板乐队”因为搞摇滚，乐器都被团里没收，还被北京市委宣传部约谈。他们说这是世界音乐，应该介绍一下。没人敢点头，乐队很快就散了。当年别说摇滚了，连稍微软性一点的流行音乐，都是批判对象。邓丽君的歌，更是文艺晚会之大防。但就在1984年春晚上，朱明瑛唱了一首《回娘家》。这歌一开始被传为“河北民歌”。后来大家才知道，出自邓丽君1982年的专辑《初尝的寂寞》，原名《小媳妇回娘家》。是一首流行歌。朱明瑛来自东方歌舞团。1962年，这个团成立时，王昆是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20年后，她成了团长兼党委书记。歌就是她让翻唱的。那一年，崔健去上海接私活，被单位劝退。崔教父谎称在家养伤，写出《一无所有》。团里同事一听，当场就哭了。歌在马克西姆唱过，但没机会公开表演。恰好东方歌舞团支持搞“世界和平年·百大歌星联唱”，崔健就去找王昆。王昆听完后，顶着巨大风险，让崔健上了台。演出当晚，中顾委的秘书长，76岁的老干部荣高棠，怒而质问，王昆，你怎么能搞这个呢！王昆笑呵呵地打太极，说不就是一首情歌嘛，小伙子搞对象没搞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这么着，中国摇滚乐，突然就地上了。除了《回娘家》和《一无所有》，王昆当团长时，还挖掘了郑绪岚、成方圆、程琳、李玲玉等女声，基本上都是唱流行唱火的。因此，王昆一度被指责为“引进流行音乐的罪魁祸手”。但王昆根本不不怕。一是人家自己硬气。当年延安首演《白毛女》，王昆演喜儿，把主席唱哭过。二是人家丈夫叫周巍峙，写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过文化部代部长。政治上，人家觉悟高着呢。所以王昆当时很自信：2014年，在筹备“把歌声留给未来——王昆和她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期间，这位优秀的老干部，突然头痛、晕厥，因脑溢血病逝，享年89岁。没有她，中国流行音乐的公开化演出，说不定还要走好多弯路。1996年，东方歌舞团迎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那就是李谷一。不过在成为干部之前，李老师是被批判的那一个。那首歌，中国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它叫《乡恋》，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李谷一老师当年受的委屈有多大，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很多了。《乡恋》是连夜写出来的。《三峡传说》本来要上一首《思乡曲》，作曲家张丕基五易其稿才写出来，导演马靖华却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很简单，《思乡曲》太过专业、高雅，很难在群众中流行。片子还有几天就要播出了，马导非让重写，让张丕基先回家睡觉，自己连夜写歌词。写词时，马导想到王昭君和亲，一步一回头，告别家乡山水，便把这山这水拟人化，写作亲人，于是有了：
第二天，张丕基看到歌词，瞬间来了感觉。李谷一拿到新作录音时，哭了：但《乡恋》有个问题，为了让歌曲洋气一些，张丕基用了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遭禁，是“资产阶级趣味”。以至于录音前，架子鼓是从海政歌舞团仓库里找来的。会弹电吉他的乐手，只有一个。据说当年录音时，洋乐器一响起来，在场人员全都屏住了呼吸。果不其然，《乡恋》一播，就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你要上街，经常能听见有人哼它。可惜，很快，指责就来了。有人站出来说，这歌很像邓丽君的唱法，是资产阶级腐朽产物，还给李谷一扣了帽子，叫“黄色歌女”。1980年初，某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直接点名《乡恋》，把李谷一称为“李丽君”。然后，《北京音乐报》刊文，说《乡》无论创作还是演唱，都是对洋音乐的拙劣模仿，毫无价值。批评文章，越来越多，措辞不外乎：“嗲声嗲气，矫揉造作，一股歌舞厅、夜总会的资本主义味道。”霸得蛮的李谷一老师，当然不服啊，自己写文反驳那些人，说这些唱法我们民歌里就有，跟资本主义有毛关系啊？结果，中央乐团一个领导直接派人捎话给她，说你要再这么顽固不化，这里就没有适合你的艺术土壤了。所以你看，李谷一就不像崔健那么幸福，遇到了王昆这样的老干部。这位领导，肯定不了解李谷一湖南人的脾气。李老师并没有放弃。1981年，上面迎春联欢，她听说邓公要来，提前跟演奏商定，人一到，务必演奏《乡恋》，让邓公来评理。可惜，当晚邓公没去。敢这么做，无异于跟领导对着干。李老师的底气来自哪儿呢？还是来自支持她的广大人民群众。当时，全国人民天南海北地给她写信，说“黄色歌女”的帽子是污蔑，群众的掌声，足以证明一切。甚至有公职人员写公开信说：“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时间来到1983年。那年，央视要搞一台联欢晚会。没钱做录像，决定直播。导演落在黄一鹤头上。为了让节目有意思，现场更热烈，黄一鹤说，不如搞个点播热线吧，这样可以跟老百姓互动，才叫联欢嘛。这就是第一届春晚。当时4部热线电话，被打得都快冒烟了。每接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就写一张节目条子。在所有来电里，《乡恋》点播次数最多。接线员每隔一会儿，就端一盘条子给黄导。黄一鹤和分管文艺的时任副台长洪民生，都不吭声，让端到一个叫吴冷西的老干部面前去。吴冷西是时任广电部部长，亲自来督阵的。此前，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首任总编，后来又做了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没多久，点播《乡恋》的条子就积了五大盘。吴部长一看，满脑门子汗。“《乡恋》只是曲调软一点，没有大问题的。不唱观众恐怕不满意。”歌曲一解禁，广大群众纷纷给央视写信，夸它是“人民的好电视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吴冷西给《乡恋》摁绿灯，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并不代表同类节目都能上台。第二年春晚，中央给广电部开会，讨论春晚开放程度，下面的人问，歌曲能不能软一点，芭蕾舞这类洋玩意儿能不能上？答复是，不可以，不应该，严防“精神污染”，要表现好“统一团结”。那时，黄一鹤跟洪民生正热情高涨，一听到“精神污染”四个字，心凉了半截。直到看见《中英联合声明》那个事，黄说，既然表现团结，干嘛不请个香港歌手呢？于是连夜写报告，并引用了《毛主席语录》的部分内容：“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这就有了找张明敏的故事。具体怎么找到的，这里不赘述。这段历史想必很多人都知道。然而，对张明敏“政审”通过后，黄一鹤却突然接到了吴冷西秘书的电话。那头说，黄一鹤，部长的意思是，港台演员不能用，晚会要调整，如果能调整，你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你黄一鹤撤了。也不晓得哪儿来的勇气，黄一鹤说，请转告部长，我的意见是什么也来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铺盖离开剧组！直到腊月二十七，副台长洪民生还跟部里打电话。从上午8点，一直打到11点半。最终把这事儿磨了下来。广电老干部，又摁了一次绿灯。春晚结束后，央视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说《我的中国心》这首歌，胡很喜欢，能否寄一盘录像带来，他想带全家人，一起学唱。感谢吴冷西这位老干部是肯定的。当时的环境，一场直播，任何港台演员说错一句话乃至一个字，其中的政治风险，都不可估量。2002年，吴冷西因病去世。那时的春晚，已形成了复杂的审核流程，俗称“过五关”。1983年春晚，洪民生连节目都没审。刘晓庆要求在电视上给父母拜年，他也没说啥。但1985年，春晚在体育场办失败后，洪民生代表央视向全国人民道歉，还去22家地方电视台做检讨，局面就变了。洪民生本以为会被撵走，结果不走反升，还被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做“春晚节目的把关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审节目。从此，春晚有了许多规定，比如每句话都要审核，比如彩排节目误差不能超过三十秒，比如港台演员申报。随着影响越来越大，审查规格也越来越大。1989年后，政治局委员亲自出面。老干部洪民生，主要负责问题汇总。当时，一个节目正式审查，最少两次，工、青、妇、少数民族、解放军等代表都会参加决策会，每个部门，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为了保住某些敏感节目，洪民生想了个办法。每次审核前，他先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争议点提出来，问可行否。李同意了，其他部门也不好说啥。春晚这么干，元旦晚会，他也如此。梁左写给姜昆的那段相声，《特大新闻》，想必诸位略有耳闻。里面有句词，说某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洪民生打电话问李瑞环，那里可以摆摊吗？李说，这种事情，相声里可以想象一下，办晚会嘛，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1992年，老干部洪民生离岗。他虽不做审核工作了，但一直关注春晚。二十年过去了，他心目中春晚最好的节目，还是黄宏的《打扑克》。在他的任上，无论《乡恋》解禁，还是请港台歌手，这都算大的文艺突破。那两年的春晚，洪民生办得最痛快。晚会一结束，工作组跑出去聚餐，又唱又跳，觉得给老百姓奉献了一台好晚会，太过瘾了。为了让节目好看，春晚头三年，他和黄一鹤变着花样创新，给不同节目摁绿灯。这才导致1985年技术手段跟不上，春晚办砸，向全国道歉。也因为这件事，杨伟光调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被空降到了央视。为了春晚好看，杨伟光也摁了一次绿灯。还不是小节目，是98春晚的主题曲。也就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相约九八》。写《一九九七，我的爱》的大佬靳树增，总强调这是自己的作品。实际上，这种重量级的歌词，要经春晚严格审查，并不是他一个人写的。这首歌是反复开会一个词一个词抠出来的。光歌词，就讨论了二十多天。为了这首歌，那年春晚导演孟欣，花了很多心思，从灯光、化妆、布景上，统一色调，突出唯美。人，当然也要找两个大腕。只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一整年的主题曲。结果，临近除夕，歌被拿下，大家都慌了。那英打电话给杨伟光问为什么，杨伟光打听了一圈儿才知道，春晚曾邀请王菲唱歌，要求她更改歌词。王菲拒绝改词，因此得罪了某人。所以，你看，老干部不但能摁绿灯，还可以随时亮红灯。“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那个年代，很可能因为老干部一句话，就改变一个演艺人员的命运。要不是黄一鹤一句“你们上，出了事我顶！”，陈佩斯也不会演《吃面条》，名扬全国。要不是王昆打哈哈，崔健、丁武这拨人，可能还在友谊宾馆嚎叫。崔健想把王昆叫妈妈。还有一个人，想把张永经叫爸爸。那是1991年，一个剧本送到了曾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时任广电局艺术顾问的张永经手中。看完后，老干部非常兴奋：“故事里这拨人朝气蓬勃，敢作敢为，尤其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十分可贵。”这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海马创作中心”为葛优量身定制的。1989年年底，大家在友谊宾馆侃片子，好吃好喝，24小时热水伺候。牵头的郑晓龙说，我们应该让大家欢乐一些。“海马”这些文青，都有杂志社工作经验。于是就说写编辑部。分工时，王朔6集，苏雷6集，冯小刚6集，葛小刚2集，魏人1集，傅绪文4集，马未都还得写1集。彼时，正值社会转型，于是编辑部里，有马列主义老太太，有势力商人余德利，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葛大爷呢，主要负责京圈文艺那套嗑。结果本子写完，北视中心搬家，剧本弄丢了。大家意兴阑珊。其他人都有工作啊，王朔没办法，只好带着冯小刚，用记忆力重写一遍。不久，广电局邀请张永经去北视中心宣布下马令。老干部谎称不舒服，连夜选了3集剧本，扭头送给主管宣传、文化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光，以及宣传部长李志坚，附上亲笔信。张与二人，革命友谊颇深。信上说，这是一部新颖的喜剧，内容不当处，我和编剧改，但不要抹杀青年的积极性：王光看完剧本，提出了具体的改编要求。李志坚觉得轻喜剧是新东西，北京能带这个头，于大局有利。有了这两人的肯定，剧本迅速通过审查。随后，张永经带着冯小刚，一集一集地修改。直到电视剧开拍，剧本仍在修改。年底，《编辑部的故事》大火。葛优一下子成了全国最红的男明星。后来双汇火腿肠拍广告，还拿李东宝和戈玲说事儿。同时，争议也来了。《北京晚报》连续20多天刊发争论文章。有老同学专门打电话给张永经：对此，张永经一度压力很大。好在有些老干部的反应，让他把心装进了肚子。那年他去看春晚彩排时，坐在前排的外交部长助理李肇星扭头问说：“这戏我家里人都看疯了，能不能给我家一套带子，让我们看周全？”在剧烈争论声中，北视中心向组织做汇报。王光高度评价《编辑部的故事》，说它善意地针砭时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汇报完毕，冯小刚又跟北视中心出主意，送了一套录像带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没多久，李瑞环到北视视察。冯小刚又问，瑞环同志，您看了我们的剧吗？李说，我没看，但这部剧很好，办公室的同志很喜欢。借这股热度，《编辑部》连续拿了飞天、金鹰和“五个一工程”等8项大奖。无论王昆、吴冷西这样的老革命，还是洪民生、杨伟光这样的开拓者，抑或张永经这样的好顾问，在给有争议的文艺作品摁完绿灯后，都算是完美收场。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要找一个能团结多数人、不搞大壮族主义的壮族干部，去做广西影厂厂长。广西农学院的韦必达，被点名上调。想必那年，韦必达听说了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事。4年后，这一届学生要分配。他赶紧去北电找院长和书记，要了12个名额。那拨人毕业后，本来分配了10个。结果大家都嫌弃，只去了4个。这四个人，是导演系的张军钊，摄影系的张艺谋、肖风，以及美术系的何群。爱才心切的韦必达，亲自去火车站接这几个年轻人，还给分房子。这都不算啥，最高级的待遇，是为这几个年轻人，开了先例，闯了禁区。彼时在电影界，一个毕业生，怎么也要干八九年助理、副导、联合导演，一点点熬成导演。1983年5月，厂长、书记、副厂长，跟几个生瓜蛋子窝在招待所，一起审阅剧本10天。这部《一个和八个》，就是所谓的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拍摄期间，韦必达去银川看样片，一看电影，整个人傻了。以前从来没有导演这么拍片。张艺谋在色彩、光线上非常大胆，采取不完整构图，经常只拍人物的半边脸或半个鼻子，给人一种奇异的视觉感受。广西影厂投了50万。年底，摄制组高高兴兴地把片子交到文化部，正碰上“人性论”大批判。北京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一个和八个》被当成“精神污染”的靶子重点批判。甚至连北电的教学方针，都被批判。显然，如果帽子被扣死，张艺谋四人的艺术生涯，将遭到巨大冲击。这时候，韦必达站了出来，在厂长会议上，面对一边倒的批评说：“我们对于这样一批勇于创新的年轻人，要关心爱护，肯定他们的成绩，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引导他们前进，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大胆放手培养年轻一代，我们的电影事业就没有出路。”这之前，在北影拍片无门的陈凯歌，揣着《孩子王》的剧本找到韦必达，希望给一次机会。韦看了剧本，觉得太沉重。《一个和八个》亏了50万，不能再冒险，就给了他《深谷回声》的本子，让他和张艺谋去陕西采风。这期间，韦必达爱护陈凯歌，给他开了北影厂四倍的工资。1984年7月，陈凯歌的《黄土地》也送到文化部，却遭到电影局领导的指责。在国务院第四招待所，韦必达不服，跟领导吵红了脸。如果没有韦必达给摁绿灯，张艺谋估计还要在广西熬十年。但老谋子的运气，实在太好。田壮壮没能走通后门，帮他留在北京。他去广西，反而因祸得福。先是遇到韦必达这样的老干部，不久，又遇到了西影厂的吴天明。吴厂长是从导演直升厂长的。他直来直去，性格不输李谷一老师。一上任，开全厂大会，就把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全撸掉，换新人。人家夜里打电话说我操你妈，他说我操你奶奶。为了西影，他只把机会留给有才华的年轻人。第一次拍《老井》，他把毫无演戏经验的张艺谋拖去做主角。拍戏期间，张艺谋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想拍。可高密早不种高粱了。当时连剧本都没有，吴天明说，等你种出高粱再拍，黄花菜都凉了。西影厂各个车间有副业，帮人修东西赚外快。这笔钱，本来是留给工人发奖金的，吴天明居然让各车间凑了四万块，拿给张艺谋去种高粱。一个干摄影的，突然被提拔成导演。在论资排辈的业内，这是闻所未闻。拿谢晋的话说，借手中权力帮张艺谋在艺术上突围：但吴天明不管那么多，只要年轻人能把电影拍好，他就愿意闯禁区。所以在北京拍片受阻的田壮壮和陈凯歌，拿着《盗马贼》和《孩子王》找了他。想当年，芦苇只是一个美工，因为剧本写得不错，他直接拿了1000块钱给他，说你出去采风吧，想干啥干啥。芦苇说太多，500块就够了。后来，芦苇写出《黄河谣》《双旗镇刀客》，吴天明就说：很难想象，那些年月，吴天明头上的压力有多大。如果《红高粱》没获奖，他拿车间的钱给张艺谋私摁绿灯，会被全厂人骂死。对此，吴天明从来不怕担责任。黄建新拍《黑炮事件》前，只是个场记，被他送去北影进修。回来，给机会，说你随便拍。黄建新刚开机，就有领导去看片，发现他那机器拍开会，4分钟不挪地方，而且一个彩色片，非要用黑白场景，就对黄建新说，学过电影吗，不会拍就别拍！吴天明说，你们别管，我让他当导演，他想怎么拍是他的自由。《黑炮事件》里，黄建新用了诸多先锋手法，而且只用了黑、白、红、黄色彩，完全颠覆了当时电影的美学。片子拍完，送上去过审，出了大麻烦。那年，国家要给厂里涨工资，只要片子通过，中影还给80万，到了年底，全厂每人涨一级工资，并补发三个月工资。全厂上下，盼着这笔钱过个好年。还是吴天明站出来，对全厂人道歉，说这是我的错，跟黄建新无关：最后，影片改了70多处。在吴天明的不断努力下，电影不但上映，主演刘子枫，还拿了金鸡影帝。看过《黑炮事件》的都知道，片子里讲的那些事，放到今天，估计很难过审。所以回忆往事，黄建新常说，当时你能拿到这样的机会，一定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还要有那个人。为了保护年轻人，让他们大胆去干，吴天明能做到什么程度？跟黄建新一起被送去北影进修的吕枫，拍了处女作《都市之声》。电影局一个顾问看了，觉得“问题极其严重”。厂里怕担责，要往上面送。正在拍《老井》的吴天明听说，叫赶紧送到片场来，在他审片前，任何人不得去北京！看完片子，问题确实不小。吴天明最终把片子压下来，锁进仓库，然后给副厂长写了一封信，让吕枫带回去，信上叮嘱道：“这部影片探索失败了，但绝不能因此影响今后她和其他青年导演上戏。我们提拔重用中青年导演的方针，绝不能改变。”不夸张地说，是吴天明摁下的一盏盏绿灯，照亮了第五代前进的道路。当时，厂里有个老人自己掏一部分钱，找吴天明，说离休前就一个心愿，想拍部电影，请厂里支持。说完就跪下了。吴天明说，抱歉，我们现在主要是扶持中青年导演，实在不能为你投产。说完，他也跪下了。在其任职期间，去省委告状的人不计其数。光是对他的经济问题审查，前后就有三次。为了那些绿灯，吴天明三天两头跟领导吵架。1989年，吴天明赴美访问。因为一些事，滞留在纽约。他在西影厂的工资，不到200块，出国时也没带几个钱。身上的钱花完后，只能在洛杉矶开录像带店维持生计。即便如此，得知彭小莲拍片没钱，还责怪她为什么不找自己。当上厂长后，吴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专心扶持年轻人。厂长不当了，他才四处找机会拍片。幸好那年，邵氏有个本子要拍。吴天明一口答应，赶紧飞到香港。看了本子才发现，是台湾编剧写的俗气故事，格调很低，什么“寡妇通奸被沉塘、大旱之年祭龙王”。剧本，张艺谋也看过，说实在太烂俗了，唯一能改的就是其中一老一小的情感，这东西，全国只有吴天明能拍。随后，吴找来四川编剧魏明伦改剧本，改成一个新故事。宁可不拍，也绝不拍烂片。因为这条底线，吴天明拍的片子越来越少。这位老干部，一生摁无数绿灯，给中国电影留下宝藏，结果到了晚年，很多电影梦没能实现。他想拍的《岁月如织》、《白鹿原》、《秦腔》都没成。遗作《百鸟朝凤》四处找人才拉到投资。直至病逝前，都没找到愿意发片的人。市场化起来后，长达10年时间，很多人拿钱诱惑他，拿剧本给他。不喜欢的题材，都被他拒绝了。人家问他是不是跟钱有仇，他说：写《百鸟朝凤》时，吴天明经常写哭。但因题材冷门，故事平淡，找了十几家发行公司，均遭拒绝。就在一位老板说要看片时，吴突然离世。随后，投《后会无期》的方励接下电影，为它下跪，呼吁影院排片。一个为中国电影发展挑战无数陈规的导演，就落得这样苍凉的结局。我相信，那些从厂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永远感谢他拍下的绿灯。为《视与听》撰稿的著名影评人汤尼·雷恩，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第五代还没起来前，他常到中国来，去北电看学生的片子。那个时候，汤尼·雷恩有一位影协的朋友，时不时寄给他一些包裹。在包裹里，他收到过《黄土地》和《黑炮事件》在剪辑室留下来的单帧35毫米胶片。胶片上的影像，曾让汤尼十分震惊。没想到中国导演已经拍出了这样的东西。后来，汤尼回忆说，显然，当局的一些高层人士，对这些创造性作品很感兴趣，希望它们能获得一定的支持，在海外得到消息。汤尼不愿透露这位朋友的姓名。可想而知，在往昔的岁月里，在争论的时代中，像王昆、洪民生、张永经、韦必达这样摁绿灯的老干部，还有不少。有些人是在台面上摁的，有些人，则是偷偷摁的。如果没有这些老干部，广大人民群众或许、也许、依然能听到《乡恋》，能看到《编辑部的故事》，中国电影依然能诞生《黄土地》这样的划时代之作，但其间的曲折有多少，弯路有多长，谁也说不准。好了，最后，讲个段子吧。那啥期间，林彪点名要看1968年西德电影《罗马之战》。上译的配音演员们，花九天时间，加班加点搞了出来。此片作为内参片，在某些礼堂放过，尺度不小，含裸露镜头。这件事，被一个叫姜小军的孩子拍进了电影。电影里，一群孩子偷偷窜进礼堂。方化饰演的老干部起身，他旁边的人厉声道：“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毒性非常深，小孩看了，会犯错误的，犯很大的错误！”给大家推荐一个优质的公众号：顶尖财社（ID:djcs2021)，点击下方名片，关注顶尖财社，这里有最顶尖的财经资讯，让你掌控财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