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之：古朴小村
导读
《老屋》是一部26万字的家族史，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也是一部普通农家视角的断代史。
文 / 悠然公
广袤的辽西平原，京沈铁路由西而东穿过大红旗站，站北十二华里的西营子屯是我的故乡。五六十栋土平房散散落落的，轮廓有点像中国地图——一只引吭报晓的“公鸡” 。
“鸡头”部分，两排六七栋房子构成西南街，又叫“西五家子”（不止是五户，是五姓人家）。其前排靠东四间平房，是我祖辈传下来的老屋——我的出生地。
我们家被称为“前店（钱店）”。老辈人说我家祖上十分阔绰，开有店铺。
我猜是大车店，因为我家院东还有一大块土墙围成的空地，紧靠南北大道，很适合开大车店。
有一说是“钱店”，也有证据：小时候我在旧皮箱里曾翻腾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立升德记”红木大戳子。传说这戳子可不得了，纸上写多少钱，盖上“立升德记”大红印，到县城就可以兑成银子。
（大戳子要保留到现在，起码算得上晚清文物。可惜六零年，农村搞一阵子“漏改”要重新划定“成分”，风声紧，害怕了，劈碎了，烧掉了。）
从远处看西营子似乎是一大片树林，因为屯中家家户户的院外、道边有柳树、榆树，院内是杏树、桃树、枣树。柳树以我家院外为最多，夏天一到，满街满院荫凉。
大柳树和石头庙
最值得一提的是，“鸡脖子根儿”处的大柳树，它把村子隔成两部分。大柳树的主干，五六个人手拉手都抱不住，树龄少说也有二百年，仍枝繁叶茂，冠盖一亩多地。它靠近道边，是过往行人夏天歇脚乘凉的好地方。
大树下立着一大一小两座以整块石头凿成的石头庙。因附近住着惠家，俗称“惠家小庙”。其实，庙是公共的，传说来历很有趣儿：
很多很多年以前，一辆大马车拉着两座石头庙到大树下休息。车一停，车辕子喀喳一声断了，只好把石头庙搬下车放在树下。车修好后再往车上搬，说什么也搬不动了。
本屯看热闹的人云山雾罩地说，树有灵气，设庙享用香火是天意。赶车人只能认倒霉，赶着空车走了，两个石头庙留在树下。从此口口相传此树有灵。
本屯人逢年过节祭祀，大旱之年，全屯聚集树下，焚香求雨；谁家摊上事儿，去大树下烧香磕头，求其消灾。
配庙之后，树越发高大，气象森森。冬季，西北风吹来，树中响声奇异，有时如鼓乐喇叭齐鸣，有时如妇人哭泣；夏秋草盛，阴雨天大蛇盘踞其上，传为“长（虫）仙”；夜里，狐狸出没其下，传为“狐仙”，平添几分神神兮兮……
小时候，我天黑回家经此树下，远远望着夜幕笼罩下的大树黑沉沉的。我头发根儿发直，眼睛直勾勾地向前看，不敢回头，不敢侧目，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越靠近越紧张，走过大树后，加快脚步一路小跑回到家。有时大声喊叫、唱歌自我壮胆，提心吊胆地走过去。凡此情景非我一个人，屯里人夜过树下，头发根儿不发直的，没有几个。
然而，六零年大饥荒时，屯规乡约全无。“下放户”陈家起头，爬到大柳树上砍枝，附近人家争先恐后地锯砍，不到半年，大树枝杈主干都当劈柴烧掉了。再后来，连树根也被刨除了。全屯标志性的古柳荡然无存，如今连它的曾经的位置都难以确定。大树下的大石头庙不知所踪，小石头庙被一家搬去当喂猪槽子了。
喝庙粥
在“西南街”以北，即我家老屋的西北方，还有一座青砖白灰砌成的庙，坐落在高耸的土丘上。土丘往北绵延，老辈人说这是一条土龙。庙建在龙头上为了镇邪，祈求风调雨顺，妇幼平安。
兵荒马乱的年月，该庙逐渐香断烟冷。解放后，大破封建迷信之时，庙宇首当其冲，庙砖任人拆毁。
我上小学时曾同小伙伴们去撬砖、抠白灰，给老师当粉笔用。有一次，抠着抠着，庙顶一块长条形的青砖，擦着我的鼻子竖着落下来，鼻尖上留下一个白灰印儿，吓得再也不敢去抠白灰了。
我们小孩子不敢，很多大人抢着拆，为的是要那些有楞有角的青砖。所以不到半个月，土丘上只剩碎砖灰。再过一年，庙连影儿都没了。
西营子是锡伯族村，何姓、韩姓是锡伯族，每年阴历四月十八去白旗堡镇逛庙会。冬月二十五本村自有个集会，叫“喝庙粥”。我赶上四六年、四七年的两次：全屯凑钱杀一口猪，各户自愿量力而行，出小米、高梁米、粳米（旱稻米）都行；支起两口大锅，放进米、肉、盐，加满水，点起木火煮一夜。清早，全屯人自备碗筷去粥棚喝粥。
此粥内有肉，特别香。喝前的仪式是：全屯的男人一人领一卷佛经扛在左肩上，排成两行，鼓乐喇叭开路绕屯一周，在屯西的青砖庙前焚香、跪拜。
执行屯规
屯有屯规，虽不成文，但执行起来很认真，我赶上一次。
西邻何常水，脾气暴躁，人送外号“倔骡子”，三十多岁没有媳妇，因口角把他的寡婶（我叫八姑奶）给打了。
屯里的长辈们一商量：不行，这是忤逆，必须惩罚！办法是：
让他肩上扛一捆草，其他人扛佛经，排成一行，小铜锣开道，在屯里两条街上招摇之后，到屯西砖庙前，他一个人跪下磕头，再回到家，给被他打的五婶儿认错。
我们小孩子家的在旁边起哄，情景看得真切：
老太太端坐在炕上，他进屋下跪：“五婶儿，我忤逆，我是畜生，我打了您老人家，我知错了，给您磕头。要不您狠狠打我，消消气！”说着划根火柴，给老太太点上一袋烟。
老太太开口了：“你小子不学好，三十多岁没媳妇儿，今后不许跟老人犟嘴，驴驴马马的，还算我这老骨头结实，行啦，干活去吧！”气儿就算消了。
众长辈轰我们走：“散了吧，散了吧！以后你们长大了要学好，当个孝子！”这次拿出的经卷不多，轮不到我们小孩子扛，跟着跑了一圈儿觉着好玩儿。现今想来，这也是村民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适当保留也不错，当然不一定游街。
“白旗堡镇”靠近火车站，逢一、四、七日有集市，也是政治中心。上点儿岁数的人都记得“白旗堡”，在老中国地图上标志有名。
1958年大跃进，拔白旗，插红旗，赶时髦的地方干部们嫌“白旗堡”犯忌讳，改称“大红旗”。此后两年多，火车站，邮政局不肯改，但架不住政治压力，也改了。
改革开放之初兴起一阵复古风，人们觉得白旗堡古而有名，有人又提议改过来。但为时已晚，“大红旗”飘了四十多年，国务院不批准，只得延用至今。
白旗堡之西有个屯子原名“小白旗堡”，“大跃进”时跟着改叫“二红旗”。复古风行之时，重叫“小白旗堡”，此名县政府即可批准。所以今日家乡邻村有“小白旗堡”而无“白旗堡”。白旗堡被“染红” 四十多年，难以“复白”了。
西营子也曾改过名，只不过时间较短，没叫开。
那是1958年“公社化”时期，实行公社一级核算，下设大队，大队下设若干生产队。大概头头们喜欢军事化，以数字称谓比较简要、威风。于是西营子生产队改称“第七生产队”。
一次，队长到大队部开会，大队长点名：“七小队长来了没有？”生产队长不知道是叫自己，愣愣的不吭声。邻屯的队长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叫你呐！”他这才应声：“啊，啊！西营子的，来了。”大队长一脸的不高兴：“什么西营子的？以后不许叫，是七小队！记住了！”
小队长回屯传达，社员们大骂：叫“第七生产队”就能多打粮食啦？净他妈扯淡！于是，在民间“西营子”还叫“西营子屯”。
历尽沧桑的“西营子屯”的名字没变，但它那公鸡形的轮廓变了：我的祖屋所在的西南街住户，有的搬到街里，有的迁到别村；像我们家分布到沈阳、北京、新民、大红旗；而我的老乡、学友何世廉在北京怀柔落脚等等。西南街的房基都变成庄稼地，“公鸡”没了头，变成“鸡蛋”，呈椭圆形。
尽管如此，古朴的西营子屯——我的家乡，原来那散散落落的布局以及我祖屋的位置、模样，仍然存留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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