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思考

关于政治社会学的几点思考

01

政治社会学

 首先，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告诉我政治社会学这门学科必定是离不开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所以我进行阅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连连看”,找共通之处，也就是说我需要找到一座桥梁来接通彼此的联系。第二个要点是“找不同”，找出各大理论家对某一概念或主题的不同理解。
        阅读期间我感受到了许多主题词 ，比如“政体”“共同体”“法律”“暴力或军队”“权力”“组织机构”、“权利”“正义”“道德”“平等”，“意志”“价值”……有些词比较熟悉，我尝试归类。我认为可以将“政体”“法律”“暴力或军队”“权力”“组织机构”归为政治制度的一类，而“权利”“正义”“道德”“平等”等等我认为可以归为与人相关的一类。而关于“与人相关的社会”这个含义就比较丰富了，首先是对于这类人的定义就比较多，可以是“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等等，也可以是文化的，观念的等等层面上的人。关于这个分类仅仅是我的假想或者说是预设，我其实并没有很强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撑，只能说是与我自己的感觉相契合。目前的能力也只能是依据感觉或者是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细碎经验来进行推理，可能也证明不了什么，我们与哲学家或者说智者的差距就在于此。逻辑严密，论证严谨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和锻炼的。我们应该向博学的苏格拉底学习，在《理想国》这本书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他的辩论技术和精神，尽管他有一些论据并不能说服我，观点也可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只有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达到他的眼光所在。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本书中认为“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简而言之就是人离不开社会，而后他又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结合他的观点也就是说人即是社会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对于从自然中跳出来或者说是脱离了自然层面的人来说，既离不开社会也离不开政治，人是需要要过政治生活的，政治生活的主体就是人。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也是离不开政治生活的，政治与社会互相交织。
       因此我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就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一部分，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是诞生于18、19世纪，当时并没有专业化这一说法，因为学者们基本上都是全能型的人才。我认为的政治社会学应包含着社会人与政治制度两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我推论政治社会学大致是研究人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以及政治制度对人的影响。在看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后我又阅读了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奥罗姆在书中认为，政治生活的主体由四大要素构成：一极是人；另一极就是制度。我误打误撞，押对了两个要点，但是我并不清楚我所说的人和制度与他说的是否一致，大概率上说应该是只有丝毫能相同了，因为后面他又说了，在这两极中间有两个要素，一是人的观念，可以概括为价值，二是作为制度基础的组织。也就是说我仅仅窥探了政治社会学的表面，政治社会学还有更丰富的各种理论需要我去学习。而我们和这些大家们的区别就在于我不能引经据典或根据社会经验来进行推理和论证，毕竟缺乏论据而只有观点是无法建构思想的，我只是在思维上进行了抽象的锻炼，获取了一些碎片，而后再去学习和吸收他们的思想体系。

   由于前文提到了政治社会学是与政治制度和人相关的，无非是各种形式的国家与不同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及其关系。比如国家，有多种形式或者说是组织形式的政体，有民主的，共和的等等，而人的社会，有马克思经济的、阶级观的社会，有韦伯的权力观的社会等等。制度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人是政治和社会的主体。由此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公民社会与政治”“经济与政治”的几大主题。

02

真理的发展

我的第二个思考是关于真理之发展的思考。在看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时候我从苏格拉底与各哲人之间的对话中感受到了一种很浓厚的对真理追求的氛围，以及他们对政治和公共性的关心。同样地，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尽管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柏拉图充满了敬意，但是他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敢于质疑，不畏惧权威。

孟德斯鸠在写《论法的精神》时雄心勃勃地说，他要像勒科莱乔一样“我也是一名画家。”我觉得我们人人都可以是画家，对真理展开描绘。我用数字的形式描绘了我所理解的追求真理发展的过程。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这个数字形式所描绘的历程既也代表唯心发展的历程，也可以展示唯物发展的历程，或许说这是一切发展的普遍规律，比如某某思想的发展。发展之间应该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

假定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0代表着真理，但是在我们建构出来的数字体系中却无法找到0的实体。偶然之下，一个智者提出了数字1，而且1能代表一个实体。而后又有一个人提出这个世界应不只于1，提出了2,于是1和2之间开始二元对立，尽管1和2之间有联系，我们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是数字的联系，但是人们认为1和2代表的意义不同。在二元对立形成之后，又统治了一段时期。直到另一位智者提出，世界不仅仅是1和2的关系，应该是3，或者是1和2或者是2和3。后来人们对此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百家争鸣的结果是，提出了更多的1,11,111，2和3以及456，让这个暂且称为“正数”的体系不断地完善；直到有一天，另一个智者又提出，如果按照这个发展，那么什么才是最大的数？这个数它在思想上是存在的，但是也无法找到实体来证明，只得暂时用认知中的一个无穷大符号来代替最大的数。所以他认为，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可能就不对，开始质疑一切，打破现有的规则，于是用逆向思维抽象出了-1，并且这个-1是没有实体的，我们暂且将此定义为“负数”体系。其发展历程如同“正数”发展一般，发展出了更多的负数，也发展到了负无穷。但是，正无穷和负无穷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无法认知的。
        后来人们开始反思，1和-1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可以将他们一起联系起来呢？有人意识到了，在不可知的世界里应该是存在着一个0，这个0就是万物之源，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真理。但是这个0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如何定义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或许只能通过1和-1去接近它，或者提出0到底是奇数、偶数，还是无数这个命题去类比它？但是我们仍没有解决这个0的问题。真理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完全认知，只能是无穷地、无限地接近于它。

  03

无最优政体

       各大家对政体有着不同的理解，政体的划分有多种形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政体分为六种，但其实是三类，分别是君主、贵族、民主，而僭主、专制、共和是这三类的变形；柏拉图在《理想国》认为有五种政体，分别是贤人政体、军阀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专制政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认为，政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他将政体分为三种，分别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认为，政体从来都是君主和共和两种；奥罗姆归纳了三种政体，认为现代政治世界的三种政体分别是民主政体、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

       上述中的一个共同点是，由一个人掌权为君主，由多数人掌权为民主，由少数人掌权尤其注重财产的为贵族。既然有那么多种政体，那必然就会有比较，孰优孰劣？哪一个政体是最优的呢？答案是政体并无对错与优劣，没有最优政体，只有适合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书中花了很多笔墨来撰写非理想的政体，而后他又说，这些形式在古希腊很有可能得到实现，也就是说这些政体放在现在并不适合了，但是在此前可能是最适合当时的政体，政体的选择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卢梭虽然认为当下应该要推行共和政体，但是他并没有说共和是最优的政体。马基雅维利也没有说僭主政体是最差的，政体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情况之下是不同的，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需要视情况而分析。孟德斯鸠也认为政体并无孰优孰劣之分，其好坏与否取决于它是否与该国的地理、风俗、经济等要素相适应，最关键的是要与该政体本身的原则相适应。

         因此，没有最优的政体，只有适合的政体，而最适合的政体必须是符合自身国情、符合民风民情的。

 04

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在没有进行阅读时我的大致构想是一个群体达成的一种约定，但是我仅仅是从社会行为层面上来理解的，也就是说社会契约是规定要做什么和什么不能做。同时我给自己提了个问题，并进行了思考，那就是社会契约是如何得以延续的？我的预设很简单，比如说社会契约诞生于我的父代，契约规定着父代的行为，也就是说的创生代，但是对于社会契约对于子代来说可以选择不遵守吗，如果它是错的，可以推翻它吗？但是看完《社会契约论》之后，我发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按照卢梭的意思来说，社会契约没有对与错，只有认同和不认同。不认同等于退出了社会契约，不需要社会契约的人只能是自然状态的人，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回不到自然状态了。由这个自然状态，我联想到了犬儒学派，这个学派是主张回归宁静的自然状态，但是其行为饱受争议，卢梭在书中也进行了批判。
       卢梭认为的社会契约的实质是“我们每个人都一致把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全部权力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在我们共同的容纳范围内，把每个成员都接受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有两个概念，主权者和公民意志。这个公民意志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公民意志源自于人们想要改变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中的私有出现、不平等随之而来状况而建立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维护便需要这种契约起作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结合和不为特殊利益所束缚的自由。

End

本期作者：王海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2022级研究生）

本期编辑：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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