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历”是我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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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历’是我的伤疤。”

林奇找工作时，把所有想要投递的岗位信息都列在了一张表格上，在招聘要求那一栏，一些岗位明晃晃地标注着：“各学历层次所在学校均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这些岗位与林奇无缘。他本科就读于省内一所“双非”院校，考研那年“拼了命”，才考上位于城市另一边的“985”。

林奇本以为他拿到的是“逆袭”的剧本，却在看到这些招聘要求时有点泄气，“高中不该‘混’的，到了找工作的时候才知道第一学历的重要性。”他无奈地和记者说，“感觉一步都不能踏错。”

自救

他们用“最高学历”拉平差距

毋庸讳言，当下“第一学历”仍然在各类招聘中起着重要的筛选作用。为了摆脱“第一学历”的烙印，这些就读于“双非”院校的学子开始“自救”。

林奇学的是一个工科专业，在他就读的本科院校里，大多数学长学姐毕业后都选择进入工厂，“说是技术工种，但实际上也都是体力活儿”。同样就读于此专业的“双一流”高校学生毕业后的选择则更加多元，“大多数会升学，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可以直接进入研究院工作”。

一些学者认为，就读于名牌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开始就享受着更加优质的师资和更为丰富的科研资源，这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

林奇记得自己在本科期间找实习都很困难，几乎每次都会有面试官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学校与其他同学相比可能是弱项，那你认为你的突出优势是什么，可以补足自己的短板？”

尽管林奇评估自己的专业能力并不弱，但客观存在的招聘要求昭示着想要获得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考研。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伟、教授邬志辉对“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和“自救”实践进行了网络民族志考察，他们发现“考研”一词占据豆瓣网“二本学子自救协会”小组帖文高频词榜首。“通过考取精英高校的研究生，实现学历层次和学校层级的双重提升，成为‘二本学子’摆脱学历‘原罪’的首要途径。”但是，他们也指出，随着考研人数逐年递增，考取名牌大学研究生的难度显著增大。

李伟和邬志辉在研究中发现，为了在考研、考编和求职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多“二本”学子通过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企业实习等丰富履历积累经验。通过考取各类证书（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书等）将能力进行“符号化”。有受访者表示：“这样在考研、考编、留学或是找工作上，都能给人留下‘虽然你是二本，但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印象’。”

分级

非技术类岗位层次划分更为严格

作为一名本科就读于“二本”、硕士研究生就读于“211”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学生，秦阳起初不觉得自己在招聘中遇到了歧视。目前，他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

“只要有最高学历‘顶着’，过了简历初筛的门槛，后面就看技术了。”秦阳在找工作面试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他们需要一个立刻就能‘上手干活儿’的人。”因此，实习经历是比学历更为重要的筛选标准。

读研期间，秦阳在学长的介绍下，进入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实习，在他看来，这份实习经历在简历上的分量远比“第一学历”要重得多。

但是很快，秦阳就发现了一些不一样。互联网公司的应聘者通过同一岗位薪水的差异，在社交平台上把大厂录用通知书的等级从低到高分为“白菜（普通录用）、SP（special offer，即特殊录用）和SSP（super special offer，即超级特殊录用）”，“白菜”的薪水最低，“SSP”的薪水最高，“在有的大厂，二者之间月工资的差距就有4000元。”秦阳拿的是“白菜价”，与他研究生毕业于同个院校但本科也就读于这所院校的同学却拿到了“SP”，每个月的工资比他多2000元。秦阳无奈地说：“可能是觉得我潜力不足吧。”

目前一名就职于该大厂的HR告诉记者，对于技术类岗位的招聘，首先考虑的就是个人能力，“我们不会招聘一个空有学历但干不了活儿的人”，但是，如果双方具有同样的技术水平，“‘第一学历’和‘最高学历’确实都会成为公司评估薪水的参考”。

对于校招中的非技术类岗位，对“第一学历”的层次划分则更为严格。“相比于技术类，人事、运营等岗位会更在意应聘者各级学历就读院校的含金量”。这位HR观察到，这一届人力资源部门招聘的应届生绝大多数本硕均在“985”高校就读，还有部分是海外名校的毕业生。

上述HR坦言，应聘者在招聘过程中有“公司过度放大‘第一学历’重要性”的心理感受，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岗位释放有限，应聘者竞争压力变大。“在个人能力和岗位适配度差不多的情况下，‘第一学历’是肯定要参考的。”

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力量

张宇本科毕业于“双非”院校，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前不久，因为公司架构调整，他们一个部门都被裁员了。张宇陆续应聘了几家公司，有一家已经走到终面，但HR明确表示，“因为‘第一学历’的问题，老板觉得不太合适。”

经历过大学、研究生和第一段工作，10年前的“第一学历”仍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张宇的人生中。

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在评论区，他发现走到终面后又因为“第一学历”被拒绝的应聘者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疑问是，如果对“第一学历”有明确的要求，为什么会通过简历筛选？

有HR给出了回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内部理由向外归因，可能是有其他原因但不便明说，所以归结到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另一方面，‘第一学历’作为筛选条件，到终面时才发挥作用，在与能力近似的应聘者的竞争中，用‘学历硬条件卡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第一学历歧视’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层面的‘普遍违法’，容易导致法不责众和违法不究。求职者可能会私下抱怨，但却投诉无门，也缺乏有力证据支持劳动权益诉讼。‘第一学历歧视’的观念根深蒂固，甚至连求职者自身都可能默认和接受。”

张宇认为，对于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应该更加注重工作产出的对比，以“第一学历”作为理由淘汰应聘者不合理，“这意味着他们考察我的标准还停留在10年前，而没有关注我这10年的成长和发展。”

有专家认为，过度重视学历有可能形成某种“阶层固化”。在李伟看来，弱势阶层家庭子女受限于家庭教养方式和资源投入水平的劣势，更难在高考竞争中获胜。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劣势也将继续限制他们摆脱学历困境的机会。“让学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教育结果，而不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身份标签，才能真正破除学历歧视。”

马亮表示，想要破除“第一学历歧视”，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劳动违法的惩处力度，“让用人单位不敢越雷池半步”，想要做到，则需加大对劳动执法部门的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让他们敢于“亮剑”。

对于那些“暗箱操作”的“学历歧视”，要鼓励求职者警惕并举报、投诉，相关单位理应加强反馈和处理力度。用人单位也应该意识到，将“第一学历”视作选才的唯一标准，不仅难以保证获得真正的人才，还可能损害自己的公信力和声誉。

马亮建议，形成一种全社会参与的集体力量，建立、健全对人才的多元评价体系。

林奇说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真正的公平”是什么，他只是希望能通过每一次专业相关的简历初筛——哪怕只是获得一个用“海选笔试”证明自己的机会。

过去，他遮遮掩掩，只要面试官不问，他绝不会主动讲述自己的“第一学历”，但就像“遮掩不住的疤痕”，如果无法避免被一次次提起，就不如让它成为自己成长的见证。

后来，林奇在自我介绍里总会加上：“我本科就读于一所二本院校，但即使在松散的学习氛围里，我也努力地考上了研究生，这证明了我的学习能力和坚忍的意志。”

（应受访者要求，林奇、秦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