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 | 研究生是要研究的，要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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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

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文史哲》编辑部主编兼主任。1963年3月27日生，山东省滕州市人。1981年从滕县一中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5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7年该校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毕业，留所工作，担任王绍曾教授助教。1988年获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王绍曾教授。2000年晋升教授。2010年1月至2012年1月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2012年1月至2018年4月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4月至2024年1月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2022年1月至2024年1月兼任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2024年1月始任《文史哲》编辑部主编兼主任。2012年始任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国学班负责人。主要从事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四库》学和山东文献研究。1987年参加王绍曾先生主持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科研规划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任副主编。1993年至1997年参加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任总编室主任、常务编委。1992年至2000年参加王绍曾先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工作，分工《史记》《魏书》《陈书》校勘记整理。2004年开始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2005年开始参与主持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项目《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工作，任编纂处副主任。2010年开始主持国家清史纂修项目《清史·典籍志》。2012年开始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2017年开始主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项目《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2018年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2021年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2022年开始担任山东省重大文化工程《齐鲁文库·典籍编》主编。著有《文献学概要》、《四库存目标注》、《微湖山堂丛稿》、《尚书注疏校议》、《书林丛谈》、《治学之道与著述之道》、《求学与治学》、《人文化育》；主编《尚书注疏汇校》、《齐鲁文库·典籍编》、《订补大清畿辅书征》；合作成果《渔洋读书记》（王绍曾、杜泽逊编）、《山东著名藏书家》（杜泽逊、程远芬）、《韩诗外传选译》（杜泽逊、庄大钧）、《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处副主任）、《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副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常务编委、总编室主任）、《清经解三编》（刘晓东、杜泽逊编）、《清经解四编》（刘晓东、杜泽逊编）、《儒典》（王志民、杜泽逊主编）、《孟子文献集成》（副主编）、《静嘉堂秘籍志》（主持整理）、《经籍访古志》（杜泽逊、班龙门整理）、《古文旧书考》（杜泽逊、王晓娟整理）、《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杜泽逊、何灿整理）、《史记校勘记》（王绍曾、杜泽逊整理）、《魏书校勘记》（王绍曾、杜泽逊整理）、《陈书校勘记》（王绍曾、杜泽逊整理）、《王献唐师友书札》（主持整理）等。注释《修身教科书》。创办并主编学术刊物《国学茶座》、《国学季刊》、《山东大学中文论丛》等。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本文发表于《学衡》第4期。原标题为《研究生要成才——在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首先对2021年新入学的研究生同学表示欢迎。程相占院长要讲学习的方法，李剑锋院长、王萌书记刚才谈了一些注意事项，我就不谈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读研究生的情况，可能有借鉴作用。从1981年上大学，距今已经40年了，我上研究生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现在把当时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有一些参考价值，也可以借此来看到国家的发展。

1981年考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恢复高考的第5次招生。第一次招生在1977年春节，过了半年，又开始了第二次高考，就是1978级。在77年这次高考之前有10年的时间没有高考，那没有高考是不是就没有大学生？有，不是通过高考，而是通过推荐。

科举考试始于隋朝，唐朝就非常正规化了，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是要通过考试才能升学，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中国的科举考试不管考什么，都是通过考试来升学，这种方式具有世界意义。

在隋朝以前也有一些考察的办法，往往都很复杂。有关中国历代考试制度的书籍很多，早期的考试制度，如果大家感兴趣，要查原始资料的话，那么有几部书你可以参考。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武英殿校刊本

一个是唐朝的杜佑，他编了一部比较大的书叫《通典》，其性质是政书。比如说国务院设总理一人，副总理几人，国务委员几人，下设几个部，每个部设部长、副部长等等，这些都属于政书应该解决的问题。再比方说兵制，怎么招兵？怎么管理兵？现在有中央军委，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来管，称为四总部，以此来管理我们的部队，这是一种格局。再比方说，按一般规律说，中央的部门有对应的下级部门。中央有教育部，山东省就有教育厅，到了县里就有教育局，它是一个上下级系统。但是，清朝也出现了没有下级部门的中央机构，那就是军机处。清朝的军机处，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它没有下级部门，直接对皇上负责。像这种部门何时设立、为何设立、履行什么样的职能、内设几个官员、任务详情等，都记录在政书里。此外，还有货币制度，例如怎样来管理钱、印钱等。总而言之，关于国家机构、国家规定、国家管理的事情都在政书里。如果要关心一下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这个书里记载了选举等，很容易找到系统全面集中的材料，并且这些材料全都有出处。我们说这句话出自于《史记》，那句话出自于《周礼》，这属于专门性的资料汇编。《通典》是唐朝人修的，那唐朝以后的情况也需要，于是就出现了续编，《通典》是需要续的。

通志二百卷（宋）福建莆田郑樵撰

清乾隆十四年内府原刻初印本

宋高宗时期，郑樵修了一部《通志》，也具备这个性质。元朝初年，马端临修了一部书叫《文献通考》，和《通典》有点像。但是《通志》和《通典》有点不一样，《通志》里收了很多的人物传记，它有点像《史记》，但是里面又有大量的篇幅记载典章制度。总而言之，这三部书叫做“三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记载的制度比较多。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学术机构，叫“三通馆”，相当于一个科研项目组，是由皇上牵头，找合适的人来做。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三通”进行一次整理，进行校勘并雕版印刷。“三通”后来都收入了《四库全书》，但在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这三部书进行续编。对于《通典》，按照杜佑的这种格式来填写唐朝以后的材料，填到乾隆时期。《通志》《文献通考》也是这样续编的。马端临生活在元朝初年，他的父亲马廷鸾是南宋后期的宰相。这样，把这三部书都续编到了乾隆年间，就变成了6部书。《通志》有了《续通志》，《通典》有了《续通典》，《文献通考》有了《续文献通考》，就变成了“六通”。这六通的续编部分又各掐成了两段，进入清朝以后的部分，就不叫《续通典》了，而叫《皇朝通典》，“皇朝”翻译成“当代”。进入清朝以后的部分，叫《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于是就变成了9部书。杜佑的《通典》到唐朝，唐朝以后到明末，叫《续通典》，清朝开国到乾隆叫《皇朝通典》。到了民国年间，就不称皇朝了，《皇朝通典》改称《清通典》。加上《通志》《续通志》《皇朝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变成了9部书，称为“九通”。如果你手里有《九通》或者《九通》的电子版，乾隆以前的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规定以及它的演变过程，你就可以了如指掌。

清·刘锦藻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四百卷

民国排印本

那么乾隆以后的资料呢？到了民国初年，刘锦藻修了《皇朝续文献通考》。清朝的《续文献通考》到乾隆为止了，刘锦藻给它续上了乾隆到宣统末年，这就凑够了“十通”。显然还差两通，乾隆以后的《通典》《通志》都需要续，到现在没有人续，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依靠国家的档案。所以，按理说应当有“十二通”。《十通》是在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集中出版了这十本书，因此得名。里面有很多关键词，比如清朝有所谓的翰林，考上进士以后，再参加一次皇上主考的考试，成绩优秀的话可以到翰林院去学习，被视为“清贵之选”。如果你仅仅考上进士，没有考到翰林院去，你就只是进士。进士和翰林还不一样，翰林大概是博士后。翰林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完全可以借此厘清它的线索。这是政书。也就是说中国的考试制度史，宣统以前可以从《十通》中去挖材料，那么宣统以后的考试制度还没有这种资料，其实目前也可以去编这种资料。

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没有高考。即使没有高考，国家也还是招生的。它究竟怎么个招生法？主要依靠推荐。通过政书，我们就会很方便地知道数十年来考试制度的变化。现在缺少相关材料，但是材料本身是没有失传的。1977年恢复高考是邓小平亲自主管的，他当时分管教育科技，还不是国家的一把手。当时的主席是华国锋同志，邓小平是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教育、科技，快速恢复了高考，成千上万的青年就进入了考场。紧接着，1978年也恢复了研究生考试。

如果大家关心数据库的话，有个数据库叫《中国基本古籍库》，其中有1万多部古籍，是《四库全书》的三倍。大家可以登录山大图书馆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开发《中国基本古籍库》的建议是由两个山东大学的青年提出的：一个是七八级的毕业生，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他叫罗琳；第二个人也是山东大学81级的毕业生，他叫杜泽逊。1998年，我们去台湾参观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做了一部书的检索版，这部书是《庄子》，也叫《南华经》，是宋刻本。宋版书现在市场上一册大约值2000万。这个书非常珍贵，是《庄子》比较早的版本，他们就把它开发成了电子版。他们是怎么开发的呢？比如说原书第一页是彩色的，那么在你的显示屏上，在左方一页全文显示彩色图像，而在它的右半部分是全文检索版。比如我要查“北冥有鱼”，屏幕右方是检索版，在左方是彩色的宋版书影，我们就可以看到宋版书的这一页。如果检索版有错字的话，读者马上就可以对校出来，很方便。

我们当时都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数据库了，如果中国的古书都能如此开发，那该有多好！不仅是古书，像《鲁迅全集》，我们只能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过的，但如果想知道《乌合丛书》里面的《彷徨》是什么样的，并不是顺手就能抓过来的。当然我在市场上碰到过，5元钱，我没有买，后悔了数十年。《乌合丛书》是最早的版本了。我有郭沫若的《前茅》，1924年创造社出版的。它是64开，即32开的一半，封面上还有人用铅笔画了个小孩，当时的价格是2毛4。20世纪80年代，我买了这本书。我父亲是一位中学老师，他当时的工资一个月29块5毛，没有奖金。5元钱是大钱，所以那本《彷徨》是买不起的。5元钱，我是可以掏出来的，但掏出来以后我就不能吃饭了，那么在吃饭和买书之间还得先吃饭，所以我就没有买《彷徨》的《乌合丛书》本。

如果我们现在有电子版，彩色的《乌合丛书》里面的《彷徨》，一检索就出来图像了，无论用到哪一篇，都能出现最原始的版本，我也可以检索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的《鲁迅全集》。这样，早期的和晚期的版本，我都能知道，那该有多好啊。

《中国基本古籍库》经教育部立项，由北京大学刘俊文教授牵头。当时说让我当执行副主编，到北京去继续合作。但我已经与他们合作4年了，我说我不能再干了，再干的话，山东大学要开除我了。于是项目组让我在山东大学继续工作，还是要做副主编，我说这可以。我们建议刘先生开发这个古籍库越大越好，它的基本呈现模式就像台湾的《南华经》，因为他们只开发了这一部书。刘先生负责筹集大量资金，我只负责开一部分书单子。因为要开发1万部书，所以请了各领域的专家，其中文学类由我开书单。我开了3000多部，详细列出了每一部书的书名、卷数、作者、朝代以及版本。数据库纯粹是用金钱造起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要做这种开发数据库的梦了。小库没有用，数据库要足够大，足够准确，足够好使。

你们记着，将来你要想着有机会，比如你的老板有这能耐，就像我一样给人家提意见。我自己虽然不能做，但是我需要什么，我是清楚的。开发数据库的人很辛苦，他们自己并不用，是给我等用的。你开发得不好就是不好，正如你编字典，我用字典，你的字典不好，我能看出来的，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刘俊文先生能够挑头，而我不能呢？因为他可以筹集到资金。我为什么可以推动这个项目呢？之前我在北大待了4年，作为总编辑室主任参编了一部大书，而这部书的主编是季羡林先生，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刘俊文先生。刘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按辈分来说是我的父辈。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毕业的，那时他们北京大学毕业的都去了北大荒，在那里受尽了苦难。现在北大荒变成了肥沃的土地、国家的粮仓，可在那以前全是沼泽呀！那时有个电视剧叫《年轮》，反映的就是北大荒知青的生活。一位从北大荒回来的北大毕业生说：“看了光想哭。”1978年恢复考研，因为刘先生是北大历史系毕业，他就考回北大做研究生，成为王永兴教授的学生继续做学问，研究唐朝的法律制度。王永兴的老师则是陈寅恪先生。后来刘先生出了几部关于唐律的高质量著作，也当了教授，那的确是不简单。但是他说，自己大量的时间已经在北大荒耗尽了。1978年从北大荒考回北京大学，他跟我说：“小杜，两腿是泥，哪来的学问啊？都忘光了！”我说：“那忘光了是怎么考上的？”他说：“其他人也忘光了，大家都没学问。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他说：不能再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干了，就是干到“死”也比不上他们，必须要换一个干法。

我是搞古籍整理的。建国以来国务院第三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大概是1992年6月，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当时很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老先生还健在，他们在这个规划会上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意见，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当时开了大概6天的会，每天出一本简报，会议期间发出。那时候也没有电子版，这速度可不得了。一次我有幸看到了，就把这6天的简报复印了一份，装订成册，并全部看了一遍。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位先生提出，应当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其中一位叫周绍良。在座的各位如果对《红楼梦》感兴趣，可能会关心《红楼梦》方面的书籍——程甲本、程乙本、甲戌本、庚辰本这些版本，以及《红楼梦》衍生出来的东西，比如很多研究资料性书籍。有一本书为《红楼梦》的相关著作编了一个目录，叫《红楼梦书录》，作者是一粟。很多人都不知道一粟是谁，甚至还有争论。一粟其实是两位先生，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周绍良。周绍良是良字辈，他的弟兄都叫周某良。他的叔伯兄弟当中还有一位叫周一良，是《世界通史》的主编、北大历史系的教授。周绍良先生当过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很多，其中有一个门类是小说，里面就有一些《红楼梦》的珍贵版本。一粟的另一位先生叫朱南铣。这位朱先生的名气不很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央各部门的文化界人士例如中国科学院（那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都在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以及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包括钱钟书他们，全都到一个地方去劳动锻炼。这个地方就是湖北省咸宁县。你要是上网搜“湖北咸宁”的话，文献多极了。朱南铣先生也在那里劳动，据说他因为喝醉了酒，意外淹死在咸宁。除了《红楼梦书录》，他们两个人还编了一本《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也署名一粟。许多读者不知道“一粟”是谁，那就是周绍良和朱南铣。

因为周绍良先生在国务院第三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分组讨论的时候发表了关于《四库全书》的重要意见，所以刚才不得不提他。清修《四库全书》被馆臣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好书，收入《四库全书》；第二部分是有“问题”的书，比如说书中有骂满族、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内容，这些书就被列为禁毁书；还有一部分书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水平又处于二流三流，这些书编入“存目”，只保存目录，不全文收录。“存目”就是既非收入《四库全书》的，又非排斥在禁毁书的中间这部分。周先生说，《四库全书存目》记录的书目体量很大，是《四库全书》的两倍，《四库全书》有3400多部书，存目的书将近7000种；而且存目里也有很多好书，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袁宏道、汤显祖、戚继光的文集等等。所以周先生就建议把这批书收集起来，出版一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四库全书》配成一套。接着，在第二天的分组讨论上，另一位大学者胡道静回应了周绍良先生这个意见。这位胡道静先生曾经被李约瑟高度关注，因为胡先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注解过沈括的《梦溪笔谈》。这本书记载了一些科技史料，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而胡先生作的这本《〈梦溪笔谈〉校证》可以谈得上是古书注解当中的名著。胡先生在分组讨论会上说周绍良先生这个意见很重要，《四库全书存目》有很多重要的书。他举了一些例子，如李卓吾的《藏书》《续藏书》。这些内容都在那个会议简报里。会议的简报不是公开出版物，我复印以后全部学习了。

后来这两位先生的发言引发了一个国务院重大项目。有次北京大学的刘俊文先生到中华书局找历史编辑室的主任张忱石先生聊天，问他有什么项目可做。张先生是宜兴人，北大毕业，很有学问，他们这一代都是我的父辈了。我前面说了，刘先生是要转变思维的，对于爬格子他认为赶不上老一辈了。张先生就把会议简报拿出来说：“你看绍良先生、胡先生都说了，要把《四库全书存目》的书收集起来，印一套大书，并且周绍良先生已经说出来了它的名称，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什么叫丛书呢？一部书一部书摞起来，取一个总名称，叫丛书，如今叫作套书。在丛书里，每一部书的完整性是不被破坏的。办这件事情需要的资金可以盖一个五星级大酒店，在当年就需要数千万元。刘先生没钱，他怎么能想干这种事情呢？你有多大心，就能办多大事。刘先生胆子非常大，真不得了，真不得了。于是他们就给国务院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打了报告，上报的实施单位是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会。北大东方文化研究会的会长是谁呢？季羡林。刘俊文先生是什么角色呢？历史分会会长。他们打着季羡林先生的旗号申请国务院的项目，然后国务院就批准了。当时国务院古籍规划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叫傅璇琮，搞唐代文学的人想必是知道的。他是大学者，时任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先生说：“你们要印这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那《四库全书存目》中的书有多少呢？”有6793种。从哪里可以知道呢？有部书叫《四库全书总目》，《总目》里每部书都有提要，一共一万多篇提要。也就是说《四库全书》总共是一万多本书，每本都有提要、有介绍，这其中的三分之一收入了《四库全书》，余下的三分之二就只在《存目》里有记录。所以，哪些书属于“存目”是清楚的，可这毕竟是二百多年前乾隆年间纪昀他们编的，这些存目的书现还在不在，在哪里，有什么版本，这些问题都是有待解决的。如果这些问题搞不清楚，上哪里找这些书并印刷出来呢？傅先生就告诉他们，山东大学有一个人对《四库存目》有调查研究的成果，这个人就是杜泽逊。国务院项目，肯定一叫就来啊，一叫我就去了。那大约是在1992年到1993年，我29岁。你们在座的各位多大啊？那时的我比你们大多少？大不了很多，是吧？开玩笑说，我那个时候已经手里握着核武器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我是1981年考上的山东大学中文系，1985年大学毕业。在毕业之前，我入了党，那时入党的人不多，一百个学生中有二十来个入党的。接着我就考上了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班，那个班招了10个人。整个中文系才招十六七个，古籍所一下就招了10个，相对来说比较好考。我本来想考著名语言学家殷焕先先生的研究生，他招两个。我们班有位同学叫孟子敏，现在是语言学家，在日本当教授。上学那会儿，老孟整天跟着殷焕先先生，先生步亦步，先生趋亦趋，先生坐地上，他就坐地上，先生用包袱包书，他就用包袱包书。我一看，觉得自己肯定考不过老孟。全国招两个，老孟占一个，还剩一个，全国报，我冒不起这个险，就投奔了古籍所。1983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古籍所，1985年开始招生，10个招生名额是教育部直接批的。古籍所没有自己的本科毕业生，我一考就考上了，当时我每门课都差不多刚过关，没有一门不合格，也没有哪一门是优秀，将将就就地考上了。

考上以后，我在古籍所当了两年研究生，刚毕业就留校了，因为古籍所招生的目的是留住学生，那次是留了三个人，从那以后我就在山东大学工作了。古籍所第一任所长是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吴先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他做所长只是意味着领导重视（古籍所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正处级单位），实际办事的是中文系主任董治安先生。董先生是高亨先生的徒弟，是当时的副所长之一。此外，殷孟伦先生、王仲荦先生也都是副所长，不过他们是挂名的。当时古籍所出的招生简章上研究生导师那栏写的是“董治安等指导小组”。只不过一下子招了10个人，董先生指导不过来，做硕士论文时就分开指导了。于是我被分给了王绍曾先生。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者王绍曾先生是高亨先生的函授研究生，因为“文化大革命”等时代的原因，他没能毕业。尽管没毕业，他还是高先生的学生。但他比高先生小不了几岁，高先生都称他为“王先生”。王先生上大学时，他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者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想当年，钱基博是大江南北有名的国学大师，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务长。无锡国专培养了大批的国学专门人才，王先生就是从那里毕业的。王先生用文言文写的毕业论文，共6万字，叫《目录学分类论》。编目录需要分类，古今中外的分类法，包括杜威分类法，这篇论文里边都讨论了。钱先生给了他一百分，当时就予以出版。钱先生还拿到光华大学去给同事看，介绍他是自己在无锡国专的得意门生。王先生那时候也就20岁吧，毕业后他就去了商务印书馆，协助另外一位国学大师张元济先生校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先生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前清的翰林，国学大师，可以说是王先生第二位导师。王先生做了张先生的助手，参与校刊《二十四史》。王先生的第三位导师就是高亨先生。王先生原来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是高亨先生把他调进来的。1983年古籍所成立，王先生作为古籍整理专家又被调到古籍所，成了“董治安先生等指导小组”的一员。我的研究生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指导，就分给了王先生。那时研究生班读两年，1987年毕业后我就留下来了，一直到今天，都在山东大学工作。

在古籍所工作期间，我主要是跟着王先生干。王先生承担了好几个项目，有国家项目也有山东省的项目。他是宣统二年（1910）出生的，我毕业留校时他已经77岁了，而且还得过癌症，动过手术。古籍所的领导说，一定要把王先生这个本事继承下来。他觉得王先生年纪大了，学问需要传承。但王先生活到97岁，我师母活到107岁，他们家里的人长寿！王先生受过很多的苦，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都不见得活这么大。看来，寿命的长短还是遗传的因素多一些，也不在于吃得好不好。奉古籍所领导的命令，从1987年留校开始，我就跟王绍曾先生学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一直学到王先生去世。1985年到1987年间王先生给我们研究生班上了两门课，也就是说我从1985年开始跟王先生学习，到1987年就正儿八经地成了他的助手，法定助手。

王绍曾先生

从1987年留校工作到2007年王先生去世，这20年的时间我持续不断地跟着王先生学习。王先生生病住院后要找什么东西，都让我到他家里去找，他家人有时找不着，王先生和我的关系亲密到这种程度。后来王先生写信给别人的时候，总要等我到他家里去，让我看完后才会发出去。他为什么要让我看看？一方面是让我了解情况，学习文言文写信；另一方面他写信经常有错字，人年纪大了就没把握了。

我一个星期要去王先生家两趟，大概三天多就去一趟。每次去，他都说：“有日子没见了。”其实我来得不算少了。他晚年在家里有点寂寞。我跟王先生一起做的是国家项目，叫“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清史稿》是北洋政府修的，是上接《明史》的。历史上的规矩是，有一个朝廷灭亡，就要成立一个史馆给它修史，而给前朝修史的必须是正统朝廷。修史是一个学术活动，同时也是严肃的政治活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说他们要修清史，但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怎么能让他们修清史？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有修清史。但修没修呢？没修。为什么不修呢？没钱。

到了200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都圈定了要修清史。这个时候，建国初期的中央五人清史小组还剩下一个人，就是人民大学的戴逸教授；所以由戴先生牵头修清史。北洋政府时期修过一部清史，出版的时候叫《清史稿》。为什么叫《清史稿》呢？因为当时的负责人认为这个东西不是很成熟，可又不得不出版。《清史稿》里面有个《艺文志》，其内容是把清朝人的重要著作的目录排列出来；可是它的遗漏非常之多，一出来就被人批评。因此，王绍曾先生主持了国务院的项目，叫“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把遗漏的拾起来。《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拾了多少呢？55，000种。那《清史稿·艺文志》记载了多少呢？9000种。所以这个项目成绩卓越，获得了教育部一等奖。这是一个重大成果。

我留下来以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地去做“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在做的过程中，我常到北京中华书局去送稿子。稿子送达后，我就到琉璃厂的古物古书集散地去逛逛。在那里，我买到了一部书，价格高达80多元，这部书就是《四库存目》。乾隆年间，有人从《四库全书总目》当中把存目的部分摘录出来，其中没有提要，只有书目，介绍都是什么书、谁写的。这部《存目》一共四册，是线装的雕版印刷物。这部书本来不值钱，我手里有《四库全书总目》，给乔校长写了一篇近来的工作报告，塞到她的信箱，没有去见她。乔校长看了以后，知道我真的在做《四库存目》，并且知道我是王绍曾先生的学生。乔校长和王绍曾先生很熟，她也没再找我，直接给北京大学回信，说确实有这么一位同志在古籍所，是王绍曾先生的学生，确实在做《四库存目》；北大如果需要他的话，山东大学愿意把他派到北大去合作。北京大学就给我来信了，要我到北京去一趟，我就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加入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项目组。到了1994年，我就住到北京大学，开始干了，95年、96年到97年底，前后四年干完了。山东大学这边，我还有课，我一个月回来一趟，集中上课，上完了课又去北京。他们给我的往返车票钱是按卧铺的标准，我不坐卧铺，坐一夜硬座，因为要省这个钱。我买一部书要花80多块钱，但当时一个月工资才60多块钱，这书也太贵了，我一夜不做卧铺，就能省好几十，当然就舍不得坐了。

在北京大学参加“四库存目丛书”，我是总编辑室主任，季羡林先生是总编，另外有个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是刘俊文教授，我是委员，这个委员会一共有10个人，同时我在编辑委员会是常务编委。我的核心学术成果就是《四库存目标注》，但是这个工作刚到北大时没有做完，只做了很小一部分。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抓紧时间，提前完成他们所需要的进度。他们不可能一天都印出来，需要一部分一部分来。我的调研工作总是先于他们，这样好把其中的重要线索提供给他们用。

因为这个项目被列为国务院重大项目，我的调查工作就非常顺利了。国务院重大项目有文化部的批件、教育部的批件、国家文物局的批件。为什么这么多批件呢？国家文物局管博物馆，教育部管大学图书馆，文化部管公共图书馆，我拿着这些红头文件，就畅通无阻。

这项工作，我干了四年，才干完。《四库存目》有将近7000种书，第一批先印出来的是4508种，也就是说还有一两千种都没找到。当时把凡是人世间能找到的都印出来了，原样影印，不篡改，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料抢救工作。《四库存目丛书》卖完了，有了一笔钱，这是《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本钱。

我回到山东大学，在评职称的时候，有关负责人说：“杜老师这个书很重要。”我说：“是挺重要的。”他又问：“哪本书是你写的呀？”我说：“我是搞古籍整理的，如果说哪本书是我写的，那天底下人都认为你胡来。这些书的作者都在乾隆以前，怎么会有我写的书呢？”这个问题是很荒唐的，我也没法回答。假如我是一个士兵，我消灭了敌人，保护了自己，我就是最好的士兵；我是一个医生，我能看好疑难病症，我就是名医；我是京剧演员，我唱得好，就是名角；我是古籍整理工作者，难道让我去写古书吗？我可以对古书进行鉴定。你拿着一本线装书说：“杜老师，这是宋朝的书吧？”如果真是宋朝的书，价值在千万以上，对吧？我告诉他：“你这书是民国的，200块也卖不动。”我能鉴定，这是我的专业；我能够足不出户，知道天下的书在哪里。我调查《四库存目》的时候，寻找6793种书，我不需要跑遍天下，我有我的手段，这是我的专业。但是你问哪本古书是我写的，这就很荒唐了。他不了解我究竟学什么，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评职称就给我零分，零分我也认了。我并不认为你给我零分，我的工作就没有价值。有没有价值，学术界自有公论。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学习了古籍整理专业，得益于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董治安先生等，同时也得益于去北京大学参加项目。在座的各位要上研究生，可能是为了拿到一个硕士或博士文凭以便就业，这是无可厚非的，不吃饭怎么干革命呢？但是在此基础上再谋求发展是每个人的意愿，你得不断地提升自己。你将来可能会在学校教书，可能到出版社当编辑，也可能到杂志社、报社当编辑，甚至可以在网站、微信公众号当编辑，在哪里不要紧，你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打遍天下。真才实学从哪里来？学习！不学怎么会？但是人生是有限的，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到核心的技术，在经济学上这就是效益最大化了。所以，在座的各位要认清你前面的路，要搞清楚你是什么专业。比如我是古籍整理专业，却也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我在山大南门外新华书店买这本书的时候，狄其骢先生看见了，跟我说：“小杜，这个《小逻辑》还是要好好读的。”我读了，但读不懂，我们不具备那个知识结构。所以首先要认清你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要树立你的理想，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三，就是要搞清楚实现你的理想的道路。比如你要通向钱钟书，先得弄明白完成什么任务才可以到达。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向别人请教，或者看钱钟书的传记，看看人家走过的路。你想当鲁迅也是一样，搞清楚你的道路，然后就努力地去奋斗。一直奋斗，坚持下去，就像火车和高铁都会开到终点站，只是有早有晚，有慢有快。同时你还要搞清楚方法，要知道这个路该怎么走，也要知道该做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学。第一需要学，第二需要随时观察，随时分析总结。比方说，大家今天听了我的故事，可以扪心问问自己：我从他那个地方能借鉴到什么？过去有学者说诸子百家的每一句话都可以采纳，都是极其宝贵的，句句都是真理。其实没有这种情况。听报告也是这样，我们会请很多名家来做报告，他的话不是都有用，关键是其中有用的话你记住了，并用来指导你的人生。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之，就是要搞清楚你的理想，弄清楚通向理想的路，再搞清楚需要干什么才能到达理想。然后要学会方法，再加上勤奋，你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了。无论多么困难，你都要克服。假如你研究生毕业就工作了，工作以后你依然面临很多要解决的课题。不是说都要学这一种专业，我们国家需要很多的人才，说不定你摇身一变就到铁路局去修铁路了，那也要克服很多困难，要学会因地制宜。老百姓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是不行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你的方向，才能完美地走完你的一生。你现在上研究生了，不是大学生；研究生是要研究的，要成才！

我就说这些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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