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养士大夫的宋朝百姓究竟生活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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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有很多宋粉、宋吹，说起两宋就眉飞色舞，确实，两宋确实有令人眉飞色舞的地方。

易中天说两宋是中国古代文明程度最高的时代，而且宋文明是一枝独秀的。

何以见得？宋朝是一个很特别的朝代，武备并不强大，但经济、文化、科技比较发达，社会繁荣。

南宋更是如此，虽说只有半壁江山，但到了宋宁宗时期人口已过亿，其都城临安的人口更是高达150万。

而北宋的都城汴梁人口也已接近100万，这在古代农业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大宋朝说起来，真可谓是如梦幻一般的存在。

一曰政治开明。两宋的政治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有个错觉，常常误以为自己姓赵。是啊，宋朝的皇室姓赵啊。

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立下了不杀文人士大夫的规矩，这个是真的不杀，后世的一代代皇帝们也都遵守了。

当然，只是不杀文人士大夫，没说不杀武将啊。文人士大夫叛国投敌的并不多，但武将那就不一样了。

南宋抵抗元蒙的最后四十五年里，投降的武将可谓是前赴后继，而且有意思的是，投降前是草包将军的，投降元蒙后都成了名将、悍将。

南宋有长江天堑，水军极其强大，而北人不善舟楫。若没有南宋降将刘整为元蒙建立水军，忽必烈想要灭宋恐怕真的很难。

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为宋将时是草包将军，投降元蒙后打别人不行，但打宋军却成为了无敌悍将。

看起来，宋朝的武人似乎比文人士大夫更拎得清，都知道自己确实不姓赵。

文人士大夫则不一样，不仅有免死金牌（赵匡胤的遗训不杀文人士大夫），而且待遇很高，叫厚养士人。

这也是宋朝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文人士大夫有钱又有闲，政治还开明，当然就有闲情逸致搞创作了，文化事业发达是自然而然的。

二曰经济发达。说到经济，易中天认为宋代的铜钱相当于现在的美元，是当时的国际贸易硬通货，当时甚至还出现了走私宋朝铜钱的事情。

古代社会农业最重要，中国人历来讲究民以食为天，反正吃最重要。到了北宋真宗年间，中国从东南亚引进了占城稻，特别耐旱，高产，一年能收两次甚至三次，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

从此以后，水稻在才成为了平民的主食。到了南宋宋宁宗嘉定年间，中国人口能突破一亿大关，基本上就是靠的占城稻。

粮食产量上去了，就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也就能腾出更多的人手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不仅如此，开放的大宋欢迎您，欢迎歪果仁来华做生意，因此海外贸易空前发达。到了南宋，海上丝绸之路更是达到了巅峰时期。

源源不断的阿拉伯船队驶向中国的广州、福州、泉州等地，用真金白银购买中国的高附加值奢侈品如陶瓷、丝绸、茶叶等等，当时的中国可谓赚得盆满钵满，以至于当时国家财政的重头农业税已经让位于工商税了。

大宋确实很富裕，但问题是富裕了谁呢？南宋末代杨太后感慨“本朝厚养士人三百年”。

对了，就是富裕了这群被厚养的士人，富裕了和皇室共治天下的文人士大夫阶层。

按照现代的购买力计算，青天大老爷包拯的年薪相当于百万人民币，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也不能比拟的。

当然，也有可以比拟的，那就是草民百姓的生活和其他朝代基本差不多，可能在某些方面稍微要强一些，但基本面是差不多的。

北宋有个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要变法？很简单，政府的开支已经太庞大了，入不敷出导致发生了财政危机。没钱用了，自然就得想办法变通。

这么富裕的大宋还怎么会发生财政危机？三冗是其主因，就是冗官、冗员、冗费，也有说三冗指冗兵、冗官、冗费。

不管怎样，简单来说就是国家财政养的人太多了，费用太高了，大宋的财政成了“吃饭财政”。

“三冗”问题在北宋初期演变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情形。

费用从哪里来？包拯的百万年薪从哪里来？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两宋老百姓的负担其实一点都不轻松。

财政没钱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加税，王安石说不能这么搞，我有办法不加税又有钱，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所在，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变法直到今天仍争议很大，我不评判王安石变法的利弊优劣，但王安石变法核心所在的办法“不加税又有钱”其实就是与民争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王安石认为自己的理财术是动态生财，可以在不伤害老百姓的前提下，创造出更多的财政收入。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怎么可能不伤害其他运动员呢？

以青苗法为例，原意是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却衍变成了单纯的敛财工具。朝廷增加的财政，是从盘剥老百姓而来的，并非什么动态生财。

变法的最后结果是各级官吏弄虚作假，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呈上工匠所画的《流民图》，成了变法最直观的实际效果图。

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变法最终是失败了，那么，宋朝百姓的赋税负担又如何呢？

看起来，两宋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唯一没有发生过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朝代。比较有名的农民起义，除了初期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末期因为宋徽宗横征暴敛导致的北方宋江起义和南方方腊起义之外，就是两宋交替之际因为战乱在洞庭湖流域发生的钟相、杨幺起义。

宋朝之所以没有发生全国性的饥民起义，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一遇到水旱饥荒，朝廷就招募流民当兵，目的是维稳。当兵吃粮，自然就不会有造反的意愿了。

一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朝代这样看起来百姓的赋税应该不重，其实恰恰相反，宋朝是有名的重税朝代。

所以另一方面，两宋一共统治了319年，期间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434次，几乎平均每年1.4次，为历朝历代之最。但因为宋朝实行募流民当兵吃粮的制度，这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宋朝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北宋、南宋还没活到矛盾积累到农民起义发展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候，就被外敌灭了。北宋约160多年，被金人灭了，南宋约150年，被蒙古人灭了。

即使宋史大家邓广铭也认为：如果不是出现了民族矛盾激剧上升（金灭北宋）的情况，北宋政权势必是要被农民起义军所推翻的。（记载于《邓广铭全集第二卷》25页）

不过今天不讨论这些，还是回到两宋老百姓的负担的问题问题上来。

宋朝施行的是绝对的财政中央集权，朝廷收割了绝大部分正常的赋税，地方要维持财政，只好再磨刀霍霍向猪羊了。

地方在应该转运（宋朝有个专门的官职叫转运使）给中央赋税之外，在田赋正税方面，有额外附加的斛面、折变、加耗等税目，在田税之外，又有摊派、科罚、征榷等额外税种。

在南宋南渡，宋金对峙之后，为了供养前线大军，临时征纳“月桩钱”，又广收商税，称为“经总制钱”，在朝廷层层叠叠的剥削下，作为纳税主体的宋朝民户实在是苦不堪言。

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香港83版《射雕》，其开篇：数秒激昂的音乐之后，画外音解说：

宋高宗年间，金元进兵盘踞汴梁，岳武穆、韩世忠出兵北伐，以图直捣黄龙。岂料岳飞被秦桧用十二道金牌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处死。其后庆元皇帝登位以临安为都，大宋君臣只顾在西湖享乐。一时有南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之事。而地方县府更是苛捐重税欺压百姓，其中以临安府县长王道乾为最。他屡次勾结金人，惹得天怒人怨。大宋子民不甘欺辱，一时英雄豪杰辈出，展开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

港人拍的古装剧基本是硬伤满满，但83版《射雕》开篇这段画外音解说所说的“地方县府更是苛捐重税欺压百姓”说的却是历史事实。

南宋时地方政府加派最重时有正税一斛，附加杂税多至十五六斛的。

南宋民户面临的政府剥削不止田税一样，南宋时以国营专卖和经总制钱为特征的工商税占了税收的大部分。

为了征缴工商税，南宋在领土内处处设卡，物物收税，一件货物在运输途中就可能被收税十五、六次之多，南宋工商税能收缴巨大就是这么来的。

大宋百姓在朝廷和地方的层层压榨之下可谓苦不堪言，苦在哪里？就举两个例子，就是底层的贫民的生活状态和相对富裕的民户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

现在有个词很流行，就是“躺平”。富裕的两宋老百姓早就开始躺平了。

南宋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下发了一道谕旨：

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什么意思？“贫民不举子”就是老百姓生了儿子养不起，送人或者扔掉甚至直接溺死，这个现象很严重，以至于连皇帝都必须直接出面干预了。对于养不起、不愿意生的，皇帝下旨由政府出钱。

政府出钱帮你养不过只是个美丽的幻象，整个南宋以国家财力都没有最终解决“贫民不举子”的问题。

而北宋真宗年间，两浙、福建、荆湖与广南等州的底层百姓，“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释老”。

这是两宋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那么，相对富裕的民户中的中产阶层生活得又怎样呢？中产很多也躺平了。

何谓中产躺平？我们先从古代一个“官职”说起，说是“官职”，估计连宋江担任的押司、刘邦担任的亭长都不如，但却要一定身家才能担任，这个所谓的官职就是里正。刘邦肯定没资格担任，这家伙就是一流氓无产者，宋江估计够资格，但已经是县衙管理文书的公务员的宋江，肯定会尽量避免担任这一“官职”。

这个“官职”就是里正。里正，又称里君、里尹、里宰、里有司等，是中国春秋战国时的一里之长，明代改名里长。是春秋时期开始使用的一种基层官职，主要负责掌管户口和纳税。

严格说，里正根本不是什么官职，而是服徭役的一种。官职，至少有俸禄，再少也会有，但服徭役，帝国朝廷不仅不会给你一文钱报酬， 路费、伙食你还得自费。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为了吹捧诸葛亮，说他治下的蜀地，老百姓“但遇差徭，争先早办”。我靠，这多么的正能量，看看人家蜀汉老百姓的觉悟多高。

可惜这是小说家的臆想而已，真实的历史场景是“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老百姓是“民有菜色”，民有菜色就是吃不饱饭，营养不良，不知道拿什么来“争先早办差徭”？而且还是免费干活，自带伙食。

自费就自费吧，费的也最多是路费和伙食，再怎么不至于马上就会家破人亡，那就硬着头皮上吧。但担任里正一职却不一样，真有家破人亡的危险。

一次服徭役就会很快导致家破人亡，这也太危险耸听了吧？不，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历史场景。

里正，在宋朝又称“里正衙前”。就是一种被征发去为官府免费服务的劳役。“里正衙前”这项职务，须由乡里的一等户（由官府按资产多少来评定，乡里分五等，城里分七等）来轮流担任。也就是说担任里正必须是富户，至少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层。

中产人家被选中后，便要负责替官府去运输物资、征收税粮，并承担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运输物资的路费，须由“里正衙前”自己负担；物资有损失，须由“里正衙前”按官定价格赔偿；税粮征收不足，也须由“里正衙前”自己掏出钱粮来补足。

诸位，看到这个“官职”恐怖之处了吧？再富裕的底层中产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

担任里正，也就意味着这个中产之家很快就会家破人亡。很多担任里正的家庭就是卖儿卖女卖妻子卖家产，也补不上因这个“官职”而产生的债务窟窿。

何以见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这可是宋朝最宽厚仁慈的仁宗时代，在并州担任地方官韩琦，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奏章上说：

“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以茍脱沟壑之患。殊可痛伤。”

意思是说：老百姓最痛苦的负担，莫过于担任里正衙前。为了逃避被官府指派去担任里正衙前，底层百姓们想尽了办法，比如守寡多年的老母无奈改嫁，同居已久的亲族被迫分家，还有人把自己的土地免费送人，只求官府做资产评定时不要被定为上等。还有人选择自杀，好让户下只有一个男丁。

如此种种，都只是为了避免被选中去做里正衙前，进而遭遇家破人亡。这实在是一种见者伤心、闻者落泪的悲惨现象。

这种现象可谓一直存在，对于底层的中产之家而言，有社会关系的，可以选择将自己的田产藏匿到本地的大士绅名下（有功名者可以免除差役，他们拥有的社会关系也足以使他们不会被指定为粮长）。无社会关系者，便只能将自己的土地免费送给士绅，自己降格为佃户，或干脆离乡出逃做流民。

这已经不是躺平了，而是自残了，而且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中产之家的自残，为的也不是避免被朝廷割韭菜，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自保行为！

这就是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老百姓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两宋确实如易中天所说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程度最高的时代，而且宋文明是一枝独秀的。

只可惜这一枝独秀的宋文明只是皇室及其一起共治天下的文人士大夫的，对于小民百姓来说，这一切都是然并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