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旧闻逸事与张鸣教授的近代史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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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教授也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不过他在写近代史小故事时却很有意思。
请看他写的与辛亥革命湖南光复有关的逸闻趣事，题目叫《白银万两》：
张鸣教授这篇逸闻趣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基本历史事实是真的，焦达峰有帮会背景，陈作新也只是一个下级军官。他们被推举为革命军政府正副都督之后，因为太过年轻，难以服众，很快就被湖南当地立宪派大佬谭延闿取而代之。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结局比较惨，即被心怀怨恨的新军管带梅馨杀害。
梅馨何许人也？湖南新军52标2营管带。
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第一个响应，随即光复。梅馨作为新军军官，却鼓动满清巡防营旧军为统领黄忠浩复仇。
梅馨要为巡防营旧军统领黄忠浩复仇，不过是找个煽动的借口而已，但他确实把巡防营煽动起来了。
那巡防营又是什么玩意？
朝廷的骨干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到了清末已腐蚀已极。最后的八旗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可算清廷的嫡系王牌部队。
不过这个所谓的王牌部队“太能打”了，骑兵用的是40磅弓，跟现在缺乏锻炼的普通人一样，而八旗祖先入关前用的是130磅弓。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麾下的印度骑兵冲过来时，这群王牌还没交战就吓得如鸟兽散。
二鸦结束之后的1865年，僧格林沁带着最后的八旗追击捻军时，在河南范县境内的高楼寨遭遇伏击，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殉国”，清廷再无可用之兵。
至于绿营，战斗力更加低下。甚至会出现“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局面。
甲午战争时，1895年2月日军在山东荣成湾登陆，这附近就有驻防的绿营，但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坐看日军抄了北洋水师的后路，彻底断送了大清翻盘的最后一丝可能。
不得已，甲午战败后，朝廷开始彻底放权给地方督抚，按照西式方法编练新军，裁撤绿营。
新军的战斗虽然很强，但清廷对新军极不信任，怎么办？就在各省聚拢旧绿营和勇营的精壮，另招募民丁，编组成巡防营。
巡防营的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新军，这一帮由旧式军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对新军也非常仇视，比如湖南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就是这样。在湖南光复后，黄忠浩继续与革命军为敌，被剁了脑袋也属正常。
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勋，就是那个带领辫子军搞了十二天复辟的张勋。他作为一方军阀，主力也是原来的巡防营，只是他统帅的巡防营算是能打的，其他地方的巡防营和他们前世绿营一样大都不堪一击，比如黄忠浩统领的巡防营。
这些历史事实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张教授说张教授说焦达峰、陈作新起义是在巡防营士兵的配合下一哄而就的，这就有点搞笑了，明明是新军为主，怎么到张教授这里就成了巡防营的“功劳”了？
至于张教授描述的焦陈二人：
“每日大开宴席，大封官爵，大撒钱币。昔日的帮会兄弟，都粉墨登场，扎着英雄结，穿着厚底靴，挂着师长旅长团长的头衔，招摇过市。湖南在新政时期积攥的几百万两银子，几乎被挥霍殆尽。”
这可信度有多大？
焦达峰，于1911年10月22日 与陈作新率湖南新军最先响应武昌起义，攻占长沙。次日，也就是10月23日建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举为都督，陈作新被推举为副都督。
焦陈二人对辛亥革命的最大贡献是派兵援鄂，湖南新军倾巢而出。援鄂之举，对整个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极关键作用。
在革命首义之地湖北，北洋军已攻下汉口，并以大炮隔江封锁革命军所占的汉阳和武昌，革命军军心散乱，援鄂军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不但稳定了军心，也使湖北革命军得到喘息之机，各地革命党人也获得了信心和时间。
焦达峰和陈作新却忽视了一点：援鄂使得内部空虚了。其实早在援鄂军出发前，就有人建议焦陈留下首义军队保卫都督府，焦陈二人却不以为然。
新军管带梅馨曾找焦达峰要求升官，被拒绝。于是心生怨恨，看到都督府兵力空虚，就以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复仇为由，聚拢巡防营旧军，伺机而动。
10月31日，梅馨借和丰洋火厂挤兑事件，领叛军设伏于关帝庙(今文昌阁附近)，并通知副都督陈作新，要他到火柴公司去看看。陈作新不知是计，单枪匹马就出了门，结果在铁佛寺附近，遭到了伏兵的袭击。陈作新被乱刀砍死。
随后梅馨率叛军入都督府，将都督焦达峰乱刀砍死于府坪中。
焦达峰在都督位子上玩了九天，就可以把几百万两银子挥霍殆尽？
更有地摊文学说焦达峰召集老家浏阳的地痞流氓，每天几万人涌入长沙，焦则大摆宴席款待他们。
那个时代的长沙可不是现在的长沙是人口千万的大城市。
那个时候的长沙很小，南北长，东西窄，有一句俗语说“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即由南往北大概也就是从南门口到兴汉门的距离，还不到四公里。而由东往西更短，只是天心阁到湘江河边的长度。
这么个巴掌大地方，按每桌10人算，怎么为几万人大摆宴席？就是吃流水席也容不下吧？
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全城百姓倾城出动抗议。高峰时两万多人，他们可不是围着桌子吃席，就这两万人上街就把长沙古城挤得水泄不通。请看那时的长沙街道，这是民国初期的湘春门，就是这样窄。
焦达峰在都督位子上玩了九天就被砍死了，大开了九天宴席，湖南本地叫流水席，花费几何？大封官爵，大撒钱币，怎么撒币的？
按照张教授的描述，陈作新要白银万两都没要到手，这几百万到底是怎么挥霍殆尽的？
焦达峰、陈作新的败亡很大程度还是政治上不成熟，以两人的资历和声望，不足以胜任正副都督。
试想一下，假若武昌首义后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是由新军的下级军官张振武、熊秉坤等人担任，而不是公推在湖北有一定声望的新军协统黎元洪，那辛亥革命的发展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如果焦达峰、陈作新从一开始就按照武昌的张振武、熊秉坤等人操作，推举在湖南有一定声望的立宪派大佬谭延闿，也许就是另外一番场景了 。
可惜，历史不用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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