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夫人 | 饥馑年代的碎片记忆

作家刘原说，在饥饿排行榜上，他们70后自然无法独占鳌头，但也算空腹一代。可说我们50后60后独占饥饿排行榜鳌头，不为过。

我出生后的那几年，起码是二十世纪最艰困的一段岁月。有人熬过了，有人未能熬过。我村里有些人，饿死了，比如一位嫁与邻村的女人死了，三个孩子回到姥姥家寄养，结果一个也未养活，都饿死了。他们的姥姥，就在我们胡同里。我们家，在那个年代不曾有人饿毙，是幸事。

小小年纪，我还曾下过关东。

姥爷带着除我母亲之外的所有家人下了关东，落户哈尔滨。因为母亲已经嫁给了我父亲不再算姥爷家的家庭成员了。后来，我父亲也去了关东，是岳父帮忙？父亲在哈尔滨市下辖的一个叫玉泉的地方做工。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姨妈和舅舅回山东，为减轻家里吃饭的负担，要把我带出去。据说我闻言非常高兴。临走时要到镇上去上汽车，裹着小脚的奶奶和母亲去送我们，她们擦眼抹泪，毕竟我太小了。但汽车来后，我一边拽不住地往汽车跟前跑，一边对奶奶和母亲说，你们回去吧，我到那里就不挨饿了。——这是母亲告诉我当时的情景。

如此这般，小小的我，下了关东。

在关东，姨妈给我拍的照片。

去了关东，分别在几个家庭待过：哈尔滨的姥姥姥爷家，吉林扶余县的大姑家（他们也是下关东去的东北），不知谁把我送去的。但主要是和父亲在玉泉。父亲干什么活我不清楚，长大后竟然忘了问父亲他在东北都做了啥。现在父亲母亲都已去世，那些早年往事无处可问了。但我一直清清楚楚记得的是，父亲带回宿舍一些牛皮纸的水泥袋子。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我会把那些纸撕成方方正正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摞起来放枕头底下，以备上厕所用。

还有，每天起床后，我把被子整整齐齐叠起来。父亲去上工，我自己在家。这些我也记得清楚。

大致在东北待了一年，父亲就带我回老家了。

为什么回去呢，据母亲说，父亲下关东后，我们家成了“外逃户”，母亲受了不少罪，承受了不少惩罚。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大家下地干活计工分，凭工分分粮食。因为父亲“外逃”，母亲下地干活不给计公分，白干；除此之外，母亲还要交罚款。父亲所挣微薄收入，还不够交罚款的。得不偿失，于是父亲就带着我回来了。

挨饿，讨饭的权利无，也不许外出讨生活，这是那时的政策和规矩。要饭外逃都是抹黑啥啥主义。但饥饿挡不住，一家人悄悄外逃的大有人在。看看现在东北三省有多少人是鲁籍的，就知道当年的下关东潮有多么浩荡。

记得我和父亲从东北回来是一个月黑风高夜。到家后，母亲端出一小碗切好的猪肚丝，一会我就都吃完了。从此后，我觉得猪肚丝是天下最好吃的食物。当然，现在早已对猪肚不再情有独钟了。

我家有过“外汇”。

在饥馑的年代，我们兄弟姊妹四个都能上学，是幸事，也是父母成就了我们喜欢上学的欲望。这部分还得益于我们家有点“外援”。姥爷一家在哈尔滨，大姑在扶余县，小姑随军和当兵的姑父在江西鹰潭，这些在外工作的亲戚，每到过年时要给我们汇款来。汇款单由邮递员送到我们家，汇款，当时被称为“外汇”。多少呢，10元，一家寄10元。过年时我们家有几十元的“外汇”收入，在吃不上饭的年代，这很给力，能解决一些饥馑问题。

因为我是四兄弟姊妹中的老大，收到“外汇”后，我负责给亲戚们一一写信致谢。

我们上学，是奶奶给我们缝的布书包，书包里除了书，还有黑石板，用滑石粉笔在上面写字算题。用石板书写，省去了买本子、纸的钱。

那时我们用粉连纸（这三个字不一定准确，不知道怎么写。也有说是芬兰纸误称）订本子，到本村的小卖部买几张大张的分连纸，回家用刀裁成32开，用纸捻儿把裁好的纸钉起来，就是一个本子。买纸或买本子，经常用鸡蛋换，一个鸡蛋一张分连纸，或一个本子。

学费不算高，几块钱，但穷困中几块钱也常常拿不出。记得要交大约两三块钱的学费，家里一时没有，大弟弟站在院子的角门口大声哭：没有钱我可怎么办啊！奶奶去邻居家借，没借到。父亲生气，要到角门处去打弟弟，奶奶拽着父亲，不让去打他。父亲一去，弟弟就跑，父亲回来，大弟再回来继续大声哭。

现在吃野菜是健康美食，那时野菜是家常便饭。我们吃苦菜、曲曲菜、马生菜，土露酸菜，扫帚菜，槐花，榆叶等等。

母亲用地瓜面做成小蝌蚪状捞凉面。母亲说，粗粮细作，改善生活。

记得在我们十几岁时，我和大弟一起去三公里之外的镇上去赶集，把母亲结婚时的裙子卖了，还卖了自己院子里枣树上结的已晒干的小枣。我不知道为什么让两个小孩去卖这些东西。把东西卖掉之后，买了半口袋地瓜干（生地瓜切成片晒干）背回家。回来的路上下雨了，地瓜干被淋湿了。淋湿的地瓜干变甜了，回家后，我们姐弟俩坐在淋湿的地瓜干前吃了不少。

小弟弟一直难忘一件事。他和父亲去镇上卖一只怀孕的山羊，因为价格没谈好，待了一上午也没卖出。中午他们又牵着怀孕的羊，悻悻然回来了。快到家时，父亲给小弟说我先回家，你牵着羊慢慢走，一会我回来接你。天太热，有孕在身的山羊站了一上午又渴又热又累，应该是中暑了，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小弟弟怎么拽羊也不走。有路人见了说，你这羊快不行了，你得找个阴凉地儿让羊凉快凉快。小弟把羊牵到一个桥洞底下，可羊躺在地上，后来竟死了。小弟弟很难过，也很害怕。他一方面心疼羊，也考虑羊没变现就死了，损失很大，另一方面还怕父亲埋怨他，和他发火。父亲到家后急忙回来，见了死去的羊和害怕的儿子，摇了摇头，满脸哀伤，啥也没说。小弟感到又难过又宽慰，他几次说起父亲当时又哀伤又沉默不语的情景。

到我和大弟上高中时，家里依然很穷。我们住校，一周回一次家。周日回校时，背着一袋子干粮，玉米面和地瓜面两种窝头。奶奶会给我和大弟一人切一罐头瓶水萝卜咸菜（咸菜是自己腌的，腌一大缸）。咸菜里倒点香油，觉得挺好吃。

在学校午餐时，不在食堂吃，食堂只有卖饭的窗口，没有桌椅。我们在教室吃饭。先到食堂把食堂的大锅里给我们加热好的干粮取走，回到教室再用缸子到讲台前去盛一碗菜汤。盛菜汤的是一个大铁桶，里边有一些菜叶，通常是白菜叶，汤上面飘着一层明油——炸东西后的熟油。为了多喝一点带油的汤，同学们会争先恐后挤着早一点去盛汤，晚了油就被撇没了。菜叶洗得不够干净，菜汤里经常有小蜜虫漂浮。但我们不在乎，觉得汤挺好喝。

伙食费一个月1.1元，1.1元的伙食费主要是菜汤费用。

食堂里一做饭的老师傅是我们村的，早晚饭有玉米糊糊。每次老师傅会给大弟弟多盛一些——粥喝多了，就省下点干粮。至今记得那个老师傅的样子，胖乎乎的方脸，和善厚道，但名字一时忘了。

因为家里、学校都没有暖气，我们每年冬天都冻手冻脚冻耳朵。手脚耳朵，只要一年冻坏了就年年冻，所谓冻伤了。脚后跟冻出红疙瘩，手背冻成疮，尽管奶奶每年冬天都给我们做了套在手上的棉套袖，也不管用。大弟的耳朵尤其冻得厉害，冻烂结痂后，一痒他就不停地去拽，一拽就流血，他常常抹得身上很多血迹。

恢复高考后，1979年，我和小弟弟同年考学出来，他考上天大去了天津，我考取警校到了济南。父亲很高兴，给我们姐弟俩一人做了一个木箱子，箱子外面刷上黄色的清漆，父亲并不是木匠，但自己做了箱子，一是没钱买旅行包，二是亲手做个箱子表达他的高兴和骄傲。他两次扛着箱子，先后把我俩送到济南和天津。大弟那时也当了海军离开了家。前些天我收拾地下室，还看到了那个箱子，父亲的手艺和心意。

于我，从贫穷的村庄到省城济南，算是平步青云了。警校，和师范一样，没有学费，没有伙食费，一月发32斤饭票，30%粗粮。不管粗粮细粮，有粮就满足，就幸福。女生吃不了32斤，省出来的退成钱款，可做零花钱。最后一年，我们还发了警服，就更不用花钱了。我上学没花家里的钱，有一次买暖瓶，我给在部队的大弟写信要钱，他寄给我20元。

自到济南后，我的手脚冻疮终于痊愈，再也没复发过。估计弟弟们的冻疮也终于好了。

小妹后来考上山师，她觉得考试成绩不随心愿，差点把录取书撕掉。后来她又去厦大读硕博。村里有人对父亲说，你家的门上应贴上个联：大学生之家。

历经饥馑年代，我们终于都熬出来，熬到改开年代，改变了命运。父亲在世时曾对我们说，我们家应该感谢邓小平。

父亲基本没文化，但他内心明澈，有是非。

饥馑年代，父母、祖母把我们带大，实属不易。如今，祖母、父母都走了，唯有他们的养育恩泽，让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