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夫人 | “懦弱”的阎连科大胆的写作（下）
内容提要
阎连科说他是最懦弱的人，但他写出了最大胆的小说。与其说他的写作大胆，不如说他写得客观、自由，奔放。他的正直，他生命里满溢的悲悯，是他写作的终极精神源泉。他30余年共创作小说、散文、文学随笔等作品1000万余字，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荷兰、挪威、瑞典、捷克、塞尔维亚等30种语言，在30多个国家出版外文作品100余部。他是获得国内国际奖项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我们可以给他三个名号：高产作家；禁书作家；墙里写书墙内墙外都香的作家。但他自己却说：“请读者不要再说我是中国最受争议、禁书最多的作家了。说我是中国作家就行了。说我是一个有些正直并有些独立个性的作家就足够了。”
2、《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2005年发表于《花城》，刊载后引起争议，遂成禁书。其实禁书如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服务》后被译介到海外，受到海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原作九万字，递交杂志社的稿子已被作者自删为五万字，而后又被杂志社删到约四万字。是一个中篇。）
（1）小说《为人民服务》
小说的大致情节：公务班长吴大旺，因为能一字不差地背诵286条语录和老三篇，能在30分钟内连挖灶、切菜在内，完成色香味俱佳的四菜一汤的“紧急”任务的选拔赛中一举中榜，被师长选拔去做了家庭专职公务员兼炊事员。
临去师长家前，管理科长问：“到首长家里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吴回答，“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不该说的不说……要牢记为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
吴大旺走进了师长的家。师长找来一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小木牌，放在饭桌上，让它时刻提醒、检验吴大旺的革命品德。但出乎吴大旺意料之内外的是，这条最高指示，竟会被年轻的师长夫人刘莲用来要求他以特殊的方式英勇献身。在师长外出学习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吴大旺在对师长夫人的服务中，他被引诱着、也最终破釜沉舟地，进入了另一条服务轨道。刘莲不再是首长夫人，吴大旺也不再是下级和小战士，他们是一对共处一个独立世界的男女，两人演绎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情欲大戏，演得轰轰烈烈，摧枯拉朽。
期间，有几段吴、刘两人疯狂比赛损毁领袖塑像和语录等标志性物件以此反叛行为互表忠心的描写。刘吴两人性爱活动的诗意笔墨，也充溢小说。
（2）韩剧《为人民服务》
《服务》翻译到韩国，被著名导演张哲洙发现。张导曾执导过众多经典电影，2013年还拍出了打破韩影坛十一项记录，成为当年韩国最卖座电影之一的《隐秘而伟大》。此后虽片邀不断，但找不到“有感觉”的本子，直到读到阎连科《为人民服务》的韩译本，当即立断决定执导此片。据说在他第一次见到原著作者阎连科时，对阎连科行韩国磕头礼以表尊重和崇敬。
应该说，张哲洙拍出了一部呈现原著精髓的电影。演员阵容之强大和和演绎精准，感觉阎连科的小说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男主延宇振，圈内以演技著称的演员，这次却是首次挑战限制级情欲作品。女主池安也是该小说的忠实读者，她毫不犹豫地接受出演邀请，与延宇振共同诠释一段禁忌之恋。有人言，此片比《色戒》更为致命。徐锦川先生说过汤唯和梁朝伟有激情床戏太正常了，梁朝伟帅嘛。要是葛优演易先生，就不该设计床戏了。而延宇振和池安，两人都好看不说，气质还非常搭。勾引者不轻浮，就范者不猥琐。虽然两人身份位置差异巨大，但他俩表情都很冷峻，内热外冷藏而不露。
有人说，韩剧床戏太多了。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电影中没有一场床戏是多余的，是牵强附会的，是画蛇添足的，而是情之所至，性之所至，是滚滚狂涛冲决堤坝的淋漓尽致。非如此不足以表达这对特殊关系的男女之间的激情碰撞。
韩剧中的有些爱情剧不仅没有床戏，甚至没有拥抱接吻等。但深如海洋的爱被演绎到天上去，依然十分动人。比如《来自星星的你》和《爱的迫降》。但《为人民服务》不同，如小说所说，“始于性终于性”，或始于性终于情，但依然唯美，且有情有义。
电影通过语言和动作对人性的深刻剖析震撼人心。导演张哲洙曾言，此片乃其实现梦想的作品。他所追求的，正是对人性和欲望的深入挖掘，此片，不仅是一部关于情欲的电影，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的作品。这不仅是一部视觉和情感的盛宴，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作品。
我想说，影片和小说，具有珠联璧合的价值，从文字到视觉，完美地完成、诠释了一场人性的深度挖掘和魅力呈现。
有人说，在师团长外出的一个多月里，士兵与夫人度过了他们人生里最放肆、疯狂、愉悦、美好的一段人生高光时刻。整个故事由性而起，由爱而终。电影许多场面拍得唯美、销魂，男女主人公的选角养眼。
另，小说《为人民服务》的英译本，还是阎连科第一本译介到海外的小说。
（3）小说《服务》的内蕴含量
实际它是一部复线作品，政治与人性。且两条线，无分轻重或主次。政治层面，是讽喻。为人民服务的题目，木牌，绝妙无比，这条粗粗的主线，一贯到底。为人民服务=为首长服务及为首长家人服务。道出了某地的某些真谛。关于服务的对话，师长与吴大旺，指导员与吴大旺，师长夫人与吴大旺，皆妙不可言。现摘录一段：
师长夫人用移动服务牌的方式两次把吴大旺引诱到二楼卧室，吴大旺一次因为紧张而退却，一次因为恐惧后怕而明白告诉师长夫人他不能。师长夫人感觉难堪受辱，告状到指导员那里，要求辞退他。
下面是指导员对吴大旺的一番训话：
没想到你吴大旺会让我这么不放心，会给我闯这么大的祸，会让师长的老婆在电话上莫名其妙地乱发火。说你小吴是压根不懂为首长家里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那条宗旨的兵。说明天说什么也要把你给换掉，要我再派一个聪明伶俐的新兵送过去。吴大旺你到底哪儿得罪了师长家里的。我们勤务连，你是老班长，是我最放心的党员和骨干，每年的立功嘉奖，我都第一个投你的赞成票，可你怎么会连为人民服务那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说话呀，到底哪儿对不住刘莲了？哑巴了？看你聪明伶俐的，咋就一转眼成了连话都说不出来的哑巴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你看全世界的人民还有三分之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看台湾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老百姓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任重而道远。美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猖狂叫嚣，苏联修正主义在边境陈兵百万，我们每个军人，每个士兵都应该站高望远，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干好本职工作，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可你吴大旺，师长不在家，你连刘莲都侍候不好。说你侍侯不好刘莲，师长在北京开会、学习就可能不安心；师长不安心，那就影响的是全师的工作和学习，战备和训练；一个师的战备训练上不去，那就影响一个军的作战能力；一个军的作战能力减弱了，会影响全军的战略和布署，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打起来，你看看你吴大旺的一点小事到底影响有多大。那时候枪毙你姓吴的一百次都不够，连我这指导员都被枪毙也不够，连把连长拖出去枪毙也不够。刚才是往大里说，现在咱往小里说。说吴大旺，你咋会这么傻儿呱叽呢？你不是想多干些年头把你老婆孩子随军吗？你不是渴望有一天能提干当成军官吗？随军、提干，那对师长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解决了你一辈子的事。可谁能让师长吐口说出那句话？刘莲呀。师长的夫人、爱人、妻子、媳妇、老婆呀。最后指导员说，回去睡吧，我也不再逼问你怎么得罪师长的老婆了。刘莲要求我明天就把你换掉，我也答应明天就把你换掉了。可我辗转翻侧，思前想后，觉着还是应该本着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的原则，还是应该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明天再去师长家里烧次饭，当一天公务员。明天，师长的老婆怪罪就让她怪罪我吧，可你吴大旺――一切都看你明天到师长家里的表现了。命运在自己手里，一个优秀的士兵，不能总是让革命的灯塔去照亮自己的前程，还应该以自己的热能，让革命的灯塔更加发光、明亮、照耀千秋和大地。
吴大旺委屈憋屈，真想把刘莲勾引他的事说出来，但出于对女士对师长夫人的尊重，他委屈着憋屈着终于没说出来。
第二天吴大旺又去了师长家。以后的事情，就顺着为人民服务的轨道呼啸前行势如破竹了。
（可以说《为人民服务》是我看过的阎连科写得最好看的一部小说。）
小说在人性层面，传递的是爱无禁忌、情欲无禁忌的生命风景。吴大旺在师长家半年了，外冷内热的刘莲观察了他半年，极其喜欢他。因为师长身体原因，刘莲和师长系无性婚姻，刘莲比吴大旺仅大5岁，优秀又帅气的吴大旺使她充满欲望。天赐良机，她及时出击，把所谓的道德束缚不是抛向九霄云外，而是视为无物。“远观自在若飞仙，近睹分明似俨然”。她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傲然挺立的姿态。而吴大旺，起初有顾忌有恐惧，后来的破釜沉舟既有功利性的考量，也有内心深处的骄傲与喜欢。小说说他俩自始至终都是合作者、合谋者。但这里没有阴谋，唯有遏制不住的欲望。欲望，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命活力的源泉。
小说结局比较“温馨”。刘莲怀孕了，并且没有打胎。她无畏无惧，估计把这件事向师长摊牌了——事情就这样了，是打是罚，由你。师长回家那天，士兵在一片巨大恐慌中回了家乡，等再次返回部队后，一切都像是啥也没发生那样静悄悄，他甚至最终得偿所愿，尽管他所在团部以精兵简政的名义被解散，可他得到了新工作，全家也都有了城市户口。
夫人仗义，未把吴大旺当作牺牲品，还成全了他。吴大旺复员时一定下车专门去和刘莲告别，电影中的告别仪式是吴大旺一句话也没说，他站在刘莲面前，向刘莲敬了一个军礼，一个凝神注目的军礼。感人。
还有人说这件事师长是有意为之：借种生子，那就不可考了。反正这件事风平浪静风和日暖地化掉了，没有搞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鸡飞蛋打，而是似乎皆大欢喜尽如人意。
小说揭示了一种隐秘或显而易见的人性伦理，生命中的欲望，性，或爱，“即使在最危险、扭曲、道德洁癖的境地之下，也会野蛮生长，这种生长无视对错，不计代价。”是为生命本色。
我个人认为，在人类正常的阅读审美环境中，《为人民服务》不管从哪个层面，它的唯真唯美，包括政治讽喻方面不露声色的辛辣，都是一部佳作，它应该获得大奖。
在此提及一点，文学评论家李陀，在和许子东等人的对谈节目中说阎连科的小说越写越差，名气却越来越大，听说他现在带一大群学生呢！好像那学生还都挺服他的。对此他表示不解。越写越差，他举例说《为人民服务》不是好小说，是把文学跟政治直接挂钩，这么做是不对的。这哪跟哪呀。记得李陀还批评过林达，说“林达一不是学者，二不是作家，甚至也不是一个记者，他顶多是一个很糟糕的业余作者。谁纵容了这么一个业余作者不负责任的言论，这么一个肤浅的观察，这么一个充满了偏见的、充满了无知的思想在中国大规模的出版和贩卖？”没见林达夫妇回应李陀，但网上对李陀一片批评，说“面对历史研究，李陀才是业余的。”面对李陀的批评，阎连科有回应且是书面回应，很客气但很有意思，在此不缀。只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无论我的小说多么“狗屁”，以我的固执，改变起来相当困难，也只能“狗屁”下去了。
阎连科自我评价《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是我的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它一定是我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它的不凡之处，它来自作家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是作家穿越现实和历史独有的情感表达和描写，才使作品成为一只“报信的飞鹰。”
当然，《为人民服务》的后果较严重。书遭禁了。之后，阎连科的生活倒是安定的，写作也还是自由的，但仅是部分发表了（四万字）《为人民服务》的《花城》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却遭遇了很严重的处罚。这让阎连科感到异常内疚。
5
因为良知，而冲决边界
阎连科说，终于把自己称为“写作的叛徒”，让我犹豫了许久。因为这是一种太高的荣誉，我自知不配这荣耀的美称。
何为写作的叛徒？不再循规蹈矩的写作，没有边界框住的写作，不为出版而“胡写”的写作。他说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你可以不说，但你内心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是非观非常重要。
阎连科在剑桥有一个《民族苦难史与文学的空白》的讲座。他说，1949之后，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动荡不安的历史、苦难连绵的历史，但却没有与这种历史相匹配的作品，这是“中国作家和当代中国文学面对民族苦难历史的伤痛和内疚。”面对伤痛和内疚，阎连科一直在尝试。他不听命于谁，不循规蹈矩，他只遵从内心感受过的真实。不出版就不出版吧。他多次说这样的话。他说他的四处（16处）碰壁的《四书》（最终麦田出版社出了），其写作就是这样一次不为出版而肆无忌惮的尝试。
没有边界的写作，就会有创造，凡有创造，一定就有争论，有争议，一定就不够安全。
阎连科所说没有边界是全方位的。写什么，怎么写，用什么语言，一概都没有边界。比如《受活》，甚至中文的语法都没有边界。
人们常常把阎连科和禁书划等号，他还被称为“文学的脫北者”。何也？不是阎连科有多么大胆，他一直说自己是个懦弱的人，而是，他仅是个无法或不愿说假话的人。
阎连科还说，如果我們沉默久了，對命運中的現實視而不見，不言不語，不會思考，就如同總是吃飽就睡的豬狗。他的随笔集《沉默与喘息》在台湾等地出版。他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期許在權力的陰霾中寫作的自己，讓筆尖散發出光亮。
6
阎连科的悲悯
阎连科说他过着平静的生活，有着不平静的写作。为什么呢？他说他写不出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受戒》，原因就是出身、经历、世界观和文学观，使他不能不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他说他写作的重要资源是家乡那块土地。那里是一块不平静的土地。阎连科经常说，他的家乡是河南的中心、中国的中心。他写他的家乡，实际也是写中国。
阎连科说他不平静的写作源于他的经历。啥经历呢？贫寒。他长在红旗下，但太苦了。幼时吃不上饭，偷家里一角钱出去买个烧饼吃，被父亲打得鼻青脸肿。一想起父亲就是几次挨打的记忆。父亲、姐姐有病看不起，父亲59岁去世没过一天好日子，临去世前想在病床上看一场花10元钱请人去家里放映的电影，放映员都去了，母亲舍不得10元让放映员走了。阎连科当时正在家，除了回部队买车票，他身上尚有14元钱，可没舍得掏出来。为此他说他是不孝之子，等离开人世和父亲相会时，他要在父亲面前长跪不起。他的家族散文集《我与父辈》里面全是家庭的悲苦和艰难。他的另一本散文《她们》，里面有母亲、两个姐姐、她相过的对象、妻子，还有别的女性，也都是人生的不易。即使描写别人家的女性，她们是卖淫者、出轨者、杀人犯、情人等，阎连科的笔下也全是体恤。两本散文集，令人泪目。还有散文集《北京，最后的纪念》，因为他的小产权房子被强拆，他把院子里外的动植物写了一个遍，那颗柔软的心，也让人泪目。
在作家群体中，很少有人如阎连科这样写作。
再说一个悲悯或叫体恤下属的例子。阎连科25岁当连长，26岁当指导员，他退回战士们的礼物，但对战士所求之事尽力而为。虽然他自称有些“为”是“滥用权力”。战士有想回家看父母爷爷奶奶的，他会不按程序，偷偷放他们几天假；他将近30个表现较好的士兵的处分决定擅自从他们的档案中偷偷抽出来当他们面撕掉或烧掉。不到半年一个全师最差的连队在他的领导下“旧貌换新颜”，他还成了优秀基层干部。第二年他调走去军里做宣传干事时战士们哭成一片。
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一书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作为一个军人，我永远不会渴望战争，也不希望建功立业。我千真万确地认为，军人的建功立业不仅是国家的不幸，而且是民族和人类的哀乐。因为他刚当兵就遇上了中国对越战争。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父亲夜不能寐，夜夜独自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的母亲和姐姐也去庙里烧香磕头祈祷他平安。他说作为一个有儿子参军的父亲，战争会给他们投下深不见底的心理暗影。尽管当时阎连科有幸没上战场。
可能就是这件事促使阎连科写了给他带来麻烦的《夏日落》（1994年出版）——小说被禁，还写了半年检查。小说写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军事经典里不切实际的英雄，他说“当兵也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生存，为了前程。”那些空洞的高调大话和战士无关。同时，小说还充满对越战的反思。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一个读者叫袁牧的留帖，“建国后的军旅小说只留一篇的话，一定是《夏日落》。”
阎连科的作品里，就一个字：人。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的苦难；而谁让人蒙受苦难，谁就对人犯下了罪恶，他就会忍不住地口诛笔伐，用各种笔法。这客观上构成了他写作的所谓大胆。他只是悲悯而已，只是不做假而已。阎连科说，他关注中国的现实，只能写出不平静的小说，并非他有意而为之去“顶风作案”。他说他是一个在小说中感受不到故事和人物有某种内心疼痛就不会去写也无法去写的小说家。疼痛感，是他写作的发动机。
7
做好人，写“坏”小说
做好人，写“坏”小说，这是阎连科在挪威比昂松作家节的演讲题目。他讲演时说，非常遗憾，也非常悲凉和凄楚，在欧洲五六岁、八九岁的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就可以读到的公民手册，知道作为一个公民权利和义务，可我活了大半辈子也没看到那手册，不知道怎么做个好公民。但是，我用我五十几年的人生阅历和三十几年的写作经历，明白了另外一条简单却是神圣的道理，那就是——争取做个最好的人，努力去写最“坏”的小说。
关于做好人，除了好人的普世标准比如孝敬父母，对妻子好孩子好邻里好之外，他还说了作为作家的好人，他决不去“写堕落腐败的作品，为腐败和堕落而歌唱”。
他列出了堕落腐败的作品五个标准：
一、为权力和权贵的阿谀式写作。
二、为了金钱而欺骗读者的瞒骗式写作。
三、为名利借用媒体的恶炒、爆炒式写作。
四、不求艺术探索和个性的那种彼此雷同的模仿式写作。
五、以得奖为目的的迎合奖项标准和贿赂评委的堕落式写作……
关于“坏”小说，阎连科有三个标准：背叛性、破坏性和摧毁性。背叛、破坏、摧毁过往的条条框框。他说做好人不易，写出“坏”小说更难。阎连科用“五不”“三要”为自己的写作约法。
8
赢得高评
法国《世界报》：“中国作家阎连科跻身于大文豪的圣坛绰绰有余，没有人像他那样以小说的形式高屋建瓴地把握社会，其作品具有惊人的震撼力，作品中呈现出摧枯拉朽有时令人绝望的幽默。”
2014年阎连科获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卡夫卡奖，是卡夫卡奖创立14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协会评价说：“阎连科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很像赫拉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都对社会进行内部观察，在官方的灰色地带中徘徊。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方方称，“阎连科近年写了不少反映变形社会、怪诞人生的作品，与卡夫卡气质很相近。”
日本诗人田原认为，“阎连科对人性深刻的揭示，他的隐喻的深度，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思考，以及他的独特的想象力和结构虚构能力，都对日本人形成一种冲击力。”他的作品在日本相当受欢迎。
9
高昂的代价和回馈
阎连科把写作分为轻写作和重写作两种。重写作属于不太安全的写作。他说在复杂、怪诞的中国现实面前，作家的肩头上是开出一朵鲜花好，还是有着一条扁担好呢。就像他的父亲受苦受罪又早逝他对此总是充满愧疚一样，对民族的苦难，作为作家，他天然地觉得自己有一份无法回避的书写责任，他是主动、自觉把扁担放在肩上的作家。这样，他就总是把自己置于风险当中。小说写了，要么不能出版，要么出版后被禁。他曾说在近年出版的《速求共眠》之后，又写了《心经》、《中原》和《聊斋第三门》（将聊斋重写为长篇》，三部小说和两本文学随笔均未出版，心寒。他既不能改弦更张去轻写作，又不能不怀着责任和恐惧写作。挺难的。当然，有所补偿的是，他的作品相较其他中国作家，是翻译到海外最多的。他自己说，近年，他的作品一般先在法国出版，每年一本，已有七八本，然后再被翻译成英文在其他地区出版，比如《四书》在法国出版后，英译本随后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出版。这是一种文学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平衡和回馈吧。
另一种代价是健康方面的。因为常年伏案写作，他的腰、背都有伤痛，曾经病得厉害时，只能在床上躺着写作。他现在应该是康复了。一位好作家，好人，愿他安好，创作平安，身体康健。
（2024·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