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数西算，20年一场轮回
从电力的迁移到算力的迁移，20年一个轮回，前一个发生在中国工业化进程最迅速的年代。而后一个，将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发挥着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西部地区再一次通过跨地域的互补，参与到下一个时代的浪潮中来。
文︱数智前线 芙蓉王
编 | 石兆
2004年6月，夏日炎炎，杭州市政府大楼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函。这是诺基亚派人送过来的，里面有一段加粗加黑的字体：“如果杭州研发中心的业务开展遭到电力供应的严重掣肘，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诺基亚，还有杭州招商引资的信誉和效果。可以想像，没有一家公司会投资在一片电力供应无法得以保证的土地上。”
两年前，诺基亚刚把研发中心落地杭州，结果不是招不到人，而是用不上电，这一点让诺基亚始料未及。当时不仅是浙江，全国超过24个省市陷入电荒，包括北京和上海开始拉闸限电。一切能发电的东西都是抢手货，分管电力的浙江副省长都亲自跑到山西、河北等地买煤，就为了能多发点电。
诺基亚该庆幸，还有渠道给市长写信。当年南京一家名为“世纪缘”的酒楼在营业高峰时遭遇停电，一桌客人因为不愿给钱把员工打伤了。而满楼的客人趁势一哄而散，酒楼损失惨重，只能自己认栽了。
各地方为了省电也是绞尽脑汁。上海发明了一种旅游方式——“让电旅游团”，因为企业限电无法生产，上百万工人需要放假轮休，而员工在家里肯定要开空调、看电视，政府干脆给点补贴，鼓励大家去旅游，给上海节省点电力资源。
发改委专门发布了《公众节能行为指南》，呼吁政府官员和白领们“适当改一改炎炎夏日西服革履的商务习惯”。指南甚至声称，27至28摄氏度是最舒适的室内温度。
2003年的夏天，清华大学的实验电厂竟然接到北京市电力局的电话，对方问能不能发电。
原来，在“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政策号召下，清华大学在1957年搞了全国唯一一个高校自办电厂。这里也成了自力更生的典型，还接待过外国元首。在漫长的电力短缺的时光里，清华的师生就很幸福，教学和科研基本不受限电困扰，还能往外送电。但到了2002年，考虑到污染环境，清华电厂就没有再发电，只提供教学实习服务。
其实，诺大的北京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长期处于供电不足的状态。
那时候，《北京晚报》频繁出现的新闻大多与电有关。比如1980年，《北京晚报》刊登了一则投稿，说的是作者看到北京石油学院有几个人开着100摄氏度的大灯在打牌，灯火通明。被停电困扰的作者非常愤慨：同志，节约用电。
比如1981年，西城区的三位年轻人用石块和砖头打鸽子，造成西城区花园宫变电站设施损坏，停电两个多小时。结果，鸽子被没收了，人也被带去关了几天。
80年代末，永外琉璃井的300多户居民还联名给市长写信，反映电压低的问题。“到晚上灯不亮，电扇不转，电视只剩下一条影儿，冰箱成了摆设，年三十儿晚上都是点蜡烛包的饺子。”
看得出来，这都是富裕家庭，电视冰箱一应俱全，只可惜电力跟不上。而当时北京供电的职员就给出一条处级干部以上才能想到的建议：“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观念比新建发电厂更重要”。
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解决生产和消费水平提升的用电需求，就得新建电厂以及向外省买电。
北京除了加大力度建热电厂，更主要的是依赖内蒙的火电。为了解决首都用电难问题，国务院制定了“9511工程”，大概意思是在1995年11月之前，基本满足北京城区的居民用电需求。国务院的一句“解决首都北京缺电主要靠内蒙古”，不仅给首都指明了方向，也给予了内蒙古很高的评价。
1993年，北京与内蒙古签署了“联合办电”和“向首都供电”两个协议，内蒙古也确定了“煤从空中走，电送北京城”的战略，当年500千伏丰沙线就正式投运。乌兰图雅站在草原望北京之前，内蒙的电先到了北京。
从1996年开始，北京很少再拉闸限电，一直到2003年。
2003年开始的电荒，背后是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和高耗能产业的狂飙突进。
1998年开始，国家对农村电网进行了“两改一同价”改造，以前农村的电价每度1.2元，而城里每度才6毛，现在大家统一按照城里的价格。而电力设施基本实现村村通，8亿农民的用电需求被激发出来。城市里则掀起了空调消费热，各种电器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与此同时，钢铁、电解铝等非常耗电的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最终导致了电荒。
当然，缺电也与之前的误判相关。
通常情况下，电力增长速度要大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当时的结果正好相反。
1997年之前，国内电力投资建设的规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千瓦以上。但此后三年，电力开工建设的规模一直在下降，尤其是1999年和2000年，每年开工规模只有600万千瓦。电力系统甚至有“三年不上火电”的说法。
这个误判主要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关。由于金融危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缓慢，甚至供应相对富裕。这也导致电力一度出现过剩危机，很多电厂推出了“优惠电价”。广东就曾在电多的时候，出台了“用电越多越便宜”的做法。
此时，人们一度认为当前的用电需求是合理的，不需要再大规模扩建。所以，2000年至2002年间，中国的装机容量分别比用电增长低四点五、二点七、六点三个百分点。电力基本建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电力部门当时的精力不是在建设新的电网和水电站，更多在谋划怎么分拆国家电网。
而外资也在该领域撤退。发电领域很早就对外资开放，为了吸引外资，中央和地方前期都开出了很多优惠条件，比如投资电厂还能保证回报率，最高能达到20%。这个回报率，A股股民听了都会落泪，所以全世界的电力巨头都跑到中国淘金。
但在1999年前后，固定回报率被取消，无利可图的外资两脚抹油，卷起裤腿纷纷撤离，充分展现出资本的逐利和冷血。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低估了国运。
包括世界银行在2000年给出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GDP每年增长5%左右。这也不能怪外国人，我们自己在制定十五计划的GDP目标时，定的平均增速是7%。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向前，基本每年GDP增速都是百分之十几。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跟开了挂一样，很快就成了制造业大国和基建“狂魔”。而背后对电力的需求也是井喷式增长。
因而，经济对电力的需求不是在减少，反而在迅速扩大，新增装机量远远没有办法满足需求。用时任云南电力集团副总经理陈滇生的话说：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大大高于原来预想。
解决电荒问题的探索来自广东。经济开始腾飞的广东最早出现电荒难题。2000年，广东算了一笔账，如果电力需求按年均增长7.2%测算，未来五年，广东共需新增装机1000万千瓦。
广东把新建100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方案上报了中央，希望得到批准。但中央的意思是，广东不要自己建电厂，污染环境，应该利用贵州云南的丰富水电资源，西电东送，实现“广东发财，西部发展”，先富带后富。
当时采取哪个方案存在分歧，广东有自己的小心思：一是担心西电东送成本更贵，毕竟从千里之外传输过来，路上损耗加工程建设就是天文数字；二是担心西部的电力无法满足需求，从而拖累经济发展。甚至还有人担心云贵经济发展起来后，就不给广东输电了。
总之，广东希望自己买煤建大型火电厂，求人不如求己，可控性还高，而且自己建电厂还能产生税收和就业。但中央觉得广东要把格局打开，当年改革开放先发展沿海，西部也是支持的。
现在东部发财了，但贫困落后的广大西部地区，能发展的产业其实并不多，不是烟就是酒。2004年，茅台还没有被神化，市值才勉强突破100亿元，给贵州贡献的税收非常有限。而当年贵州省电力公司上缴的增值税就超过20亿元，成为仅次于烟草的第二大纳税大户。
地大物博的中国，面临着地域资源不平衡的现实。而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二滩弃水事件，成为这种不平衡的一个缩影。
位于雅砻江的二滩水电站是20世纪中国建成的最大水电站，总投资超过了285亿元。虽然历史意义很大，但欠了一屁股债，投产两年，面临巨额亏损。亏损的直接原因是二滩水电站的上网电价定为0.45元，当时国家电网的上网电价平均才0.25元，价格差这么远，根本没人买单。所以二滩宁愿开闸放水，也不愿亏损发电。
之所以定价这么高，背后原因很复杂，有定价机制的原因，也有为了偿还世界银行贷款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事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清华教授胡鞍钢还发了《二滩水电项目严重亏损的调研报告》，指出这是人祸，呼吁电力改革，打破垄断。胡教授要是一直这么犀利敢言，也不至于后来因为“中国已全面超越美国”的言论被清华校友嫌弃。
但无论如何，一方面是东部沿海城市屡屡出现电荒，另一方面西部建设的大型水电站却频频弃水。二滩弃水事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
终于在2000年11月8日，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氛围之下，贵州洪家渡和另外几个水电站同时开工建设，西电东送正式拉开序幕。西部的电力通过特高压运送到东部沿海城市，一场深刻改变东西部资源分布的工程在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
“西电东送”从北到南有三条线路：最北是从三西（山西陕西蒙西）产煤区向华北电网输电，中线是从四川、三峡向华东电网输电，最南主要是从云贵两省到广东。
2000年8月，广东分别与贵州云南签订五年协议，每年按照枯水期和汛期，输送多少电量，建设多少水电站和火电站都有明确要求。
然而，当云贵两地的水电站还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时，云南和贵州发现自己都不够电了。
签订送电协议时，贵州的电力还有富余，想着卖电赚点钱。结果，等到真正要送电时发现，自己省内的电都不够用了。2003年，贵州全年向广东送电126亿度，而贵州自己就缺电60多亿度，贵州全年的工业产值预计损失400亿元。
在这一点上，贵州和云南人民牺牲很大。
毕竟签署了协议，没办法不执行。贵州时任省委书记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表态：即使拉自己的闸，也要保证（西电东送）协议的落实，要举全省之力保证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而云南的时任省长也要求，宁可自己勒紧裤带，也要保证“云电外送”的承诺不动摇。2004年9月，云贵等地向广东的电力输送能力达到1088万千瓦，比原计划提前了15个月。
不仅是云贵，整个西部都付出很多。2004年，全国性电荒时，国家电网“从保北京供电高度出发”，把内蒙、山西和天津的闸给关了，当时内蒙缺电情况已经达到总负荷的40%左右。
“西电东送”工程在过去20多年时间，总投资额超过5000亿元，截至2020年，云南和四川“西电东送”的电量分别累计突破10000亿千瓦时，而贵州的送电量也累计达到6230亿千瓦时。
这个改变资源配置不均的超级工程，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充足动力基础。这既是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也是战略纵深的最直接体现。
在“西电东送”工程实施20年后的当下，除了一些地方人为限电，大体属于供需平稳。但随着数字化进程加速，每天有大量的数据产生，算力成为比电力更让人关注的庞大产业。
在电力迁移之后，一场关联东西部的算力迁移大戏开始徐徐展开。
处理和存储数据的数据中心其实是电老虎，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除了自身运转，还要散热。大数据中心超过80%的成本是电力成本，像中国联通在廊坊的数据中心，其用电量几乎占了当地用电量的一半。
根据工信部的统计，2017年底，数据中心的全年耗电量已经占全社会总用量的2%。所以，在用电紧张的一线城市，这些年对高能耗的数据中心有需求，但不敢建。
2018年9月，北京公布《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中心城区全面禁止新建和扩建数据中心”。2019年，南兴股份还想投资8970万元在北京来广营建设数据中心，但最终夭折。
2021年，北京有11家数据中心因能效超标被约谈。北京市节能监察大队也很贴心，怕影响人家生意，并没有披露这些数据中心的具体名字。
而上海、深圳和杭州也都陆续下发了限制在城区建设数据中心的行政命令，都提到要控制电能使用效率值。
数据中心的能耗不达标倒不是因为主机太耗电，而是因为冷却设备太耗电，包括风扇、冷冻机和压缩机。主机是个娇贵的东西，温度不能太高。但因为24小时运转，只能采用外部降温设备。
但耗电并不代表大数据产业不重要，更不是不发展。一位云计算行业的创始人说：现阶段占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约2%的数据中心，支撑了占全国GDP约36.2%的数字经济规模。
只是，历史再一次站到了西部。
2022年2月，“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划了8个国家算力枢纽和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这被誉为继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和南水北调之后，又一大国家级战略工程。
实际上，“东数西算”的目的是将对时延要求不高的业务需求引导到西部，包括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业务，使得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说白了，东部经济发达的地方每天产生大量数据，而西部很多地方有充足的电力和适宜计算的自然环境。
因为数据有冷热和轻重缓急之分。你聊微信、逛淘宝或者乘坐一辆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数据需要实时交互处理，对时延要求很高，这些都是热数据。而你用iPhone存储到云端的图片以及人工智能企业大量的数据训练，这些不需要高速调用，属于温冷数据。
贵阳、张北、中卫、韶关、呼和浩特等这些地方对处理温冷数据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电力。贵州水电发达，张北有风电，中卫有太阳能，不仅便宜，还非常绿。韶关是广东主要的电源基地，2021年发电量270亿度，富余100亿度，关键是电价全省最低。在靓仔遍地的广东，成色这么好的靓仔并不多见，所以这里主要承接珠三角企业的数据中心业务。按广东的意思，70%数据中心都在省内建设，而大型的都要建在韶关。
其次是气候条件。北方城市因为纬度高，散热条件好，而南方城市多选择了多山的地方，韶关和贵安都是山体众多，气候比较凉爽。
阿里巴巴在千岛湖底建数据中心，腾讯挖空了贵州的两座山头，拿来放服务器，都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利用自然条件，减少能耗。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常见，亚马逊把数据中心放在美国的沙漠上，微软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小扎则把Facebook的数据中心放在了气候寒冷的北欧。
还有是网络带宽。数据放到西部，不是一车一车运过来的，而是通过光纤电缆传输。这次披露的东数西算枢纽，基本属于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基础设施已经配套，数据的快速传输完全不是问题。
以前，西部有煤炭、有水电、有清洁能源，照亮了东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现在，西部又有廉价的电力和土地，温暖适宜的气候以及诱人的政策，吸引一批批投资再次到祖国的西部去。
早在2012年，贵州就意识到，多彩贵州不能只有茅台。但生态薄弱的贵州，又不可能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最终敲定了大数据产业。因为大数据不需要太多的配套产业，而且对交通要求并不高，它主要通过光缆连接，正好弥补了贵州山多交通不便利的缺点。
不得不说，贵州这一点还是挺有眼光，其他省份城市这些年也在往新兴产业迈进，像南昌搞VR产业，福州搞动漫产业，但效果都比较一般。
当初除了战略眼光，也和决心有关。当时，时任贵州一把手出面，频繁会晤三大运营商的领导，诚意十足。贵州还把领导干部分批送往外地，学习大数据知识，后期决策部署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还要被问责。2013年底，电信、移动和联通分别与贵州签约，决定把数据中心放在了贵安新区。紧接着，腾讯、华为和苹果也来了，大数据成了贵州的名片。
2015年，最高层视察贵州，讲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两个月后，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大数据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里面专门提到了贵州。
但贵州有的条件，其他被国家认可的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都有。你有廉价的电力，我也有；你有凉爽的气候，我也有；你有优惠的政策，我依然有。所以，这些数据中心集群几乎都在强调一点：电力充足且电价最低。
当优势相差无几时，竞争也就出现了。
跟当年内地省份争抢富士康落地一样，各大云厂商和互联网公司也成了各地争抢的对象。当初，宁夏中卫为了吸引亚马逊AWS的数据中心落户，过程就非常曲折。
双方商谈了一年多，宁夏不仅免除了每度电1分钱的城市附加费，还按0.36元每度电的价格执行，这几乎是全国最低电价。光这一项就给亚马逊一年节省近亿元。宁夏还出面和运营商谈判，给亚马逊拿到了最低的网络带宽价格，这里又节省10％到20％。所以，别看贝索斯是世界首富，估计就是因为如此精明，才成了首富。
按照国家的规划，每个枢纽里面都有一到两个数据中心集群，而大型和超大型（3000架以上）的数据中心原则上都建在上述10个数据中心集群。
不过，在东数西算工程发布之前，很多企业已经在这些地方都有相应的布局。比如三大运营商属于老好人，哪儿都不得罪，基本每个算力枢纽都落地了数据中心。但云厂商还是有偏重，比如阿里巴巴主要在张北，腾讯主要在贵安、重庆和张北，华为主要在贵安和庆阳。
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一期 图片来源：E企研究院
2000年，西部大开发吹响号角，西电东送是最瞩目的工程，也顺利完成了一次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配置。2022年2月，国家再次定调，东数西算成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工程。
以前，西部把便宜的电力、天然气通过特高压和管道，运到沿海城市消耗。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大量数据，通过光纤电缆传输到西部去存储和运算。
从电力的迁移到算力的迁移，二十年一个轮回，前一个发生在中国工业化进程最迅速的年代。而后一个，将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发挥着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稍显滞后的广大西部地区，再一次通过跨地域的互补，参与到下一个时代的浪潮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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