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裔二代的挣扎与抗争,看北美精英选拔系统的“傲慢与偏见”
看点 种族不平等和身份认同,是北美华人群体的难言之痛。本文作者既是一位教育观察者,也是一位在加拿大陪读的母亲,她直言,尽管亚裔父母在精英教育上花费巨大心力,子女依然难以跻身北美精英阶层和融入主流文化。从入学门槛到职场招聘,北美精英选拔系统,实质是白人特权的制度保证。她呼吁,亚裔应该和各少数族裔一起挑战歧视,改变刻板印象,而非一味用白人文化定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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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方也 编丨Jennifer
八年前,女儿上加拿大小学一年级,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华裔孩子的困惑:我是谁?》一文,讲述了女儿身份困惑的内心挣扎。
当时在各大媒体上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尤其是海外华人都深有同感。身份困境和种族不平等是个沉甸甸的话题,是我们很不愿触及,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八年过去了,我问女儿:“你现在觉得你是个加拿大人吗?”“是的。”
“学校同学把你看作是加拿大人吗?” “我不知道。”
看到女儿脸色变得有点沉重,我不想再说下去了。进入主流社会是白人孩子唾手可得的东西,亚裔孩子付出巨大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得到。
随着女儿年龄渐长,她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差异,“永远的外国人”也许会是她心中永远的痛。
孩子们身份困境背后的原因是种族不平等,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始终占据着政治、经济和社会优势,也一直定义着主流文化,“白人至上”主义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民权运动以来,虽然系统性的歧视已经越来越少,但是,植于人们内心的不平等与隐形歧视依然存在。
在白人主流社会看来,亚裔是只会读书的考试机器,缺乏人文思想的技术人员,个性沉默胆怯,生活无趣,不擅长体育,不会社交,没有创造力和领导力。
一生背负着“刻板印象”的亚裔,从来都没有被主流社会平等地看待和接受,绝大部分人很难真正地融入北美社会。
亚裔父母试图通过精英教育来克服种族不平等,但是,无论是从小学到大学的精英教育,还是毕业后精英公司的招聘和晋升,都有着各种无形的障碍和高筑的门槛,跻身精英阶层的亚裔二代凤毛麟角。
美国社会学家Randall Collins在《Credential Societ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一书中指出,美国精英教育系统不仅仅是为了选拔和培养英才,更重要的是要维持盎格鲁白人文化优势,保持白人精英阶层的统治身份。
北美精英选拔系统,作为白人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和自我复制渠道,是白人特权(privilege)和优越感的制度保证,对少数族裔必然充满了偏见和傲慢。
亚裔二代从小浸淫在这种不平等体系中,他们对种族主义的切肤之痛是父母们无法深刻体会的。
亚裔孩子从小被父母教导做刻苦学习的模范生,孩子们的学业成就是非常惊人的。
美国加州的高中生只有11%是亚裔,他们却占据了近60%的加州国家奖学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获奖者;
只占纽约州人口7.3%的亚裔,却占据了30%以上的获奖者;
美国各学科的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也是以亚裔学生为主;
加拿大教育局每年公布的优秀高中毕业生的前几名,基本都被亚裔包揽。
但是,北美的校园明星从来都是白人孩子,而绝对不会是亚裔模范生。因为成绩优异正好符合刻板印象,跟白人文化对精英学生设定的标准不符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亚裔父母开始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升学顾问们也一直在告诉我们,亚裔孩子要考上名校,学业优秀只是一个基本条件,还要有出色的课外活动,要培养艺术体育才能以及领导力等等。
为了了解和适应白人精英文化,很多亚裔父母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让孩子接受原汁原味的白人精英教育。
但是,刻板印象的影响力是持久的,亚裔孩子的优秀常常不被看到。
我女儿就读的是以白人为主的私立精英学校,对亚裔家庭来说,白人精英教育体系的傲慢与偏见,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常常能感觉到的存在。
学校的白人孩子是闪闪发光的明星,他们不仅长得漂亮帅气,还擅长体育和社交,在话剧中当主演,在学生会当主席,至于成绩是否优秀不重要,他们永远是站在金字塔尖的精英学生。
亚裔孩子是班上成绩最好的,音乐艺术体育上的表现也都不错。但这并没有为孩子们带来多少荣誉,相反,还是常常会被视作只知道学习的“书呆子”而受到嘲笑和轻视。
学校各种重大活动或者庆典的主角是白人孩子,学年结束颁奖大会的获奖者也是以白人孩子为主。
白人孩子在体育和领导力方面,确实优于亚裔孩子,可是让人惊讶的是,各学科的学术单项奖以及音乐艺术奖也大部分给了白人孩子。
我为此专门问了校长和老师,他们的回答模棱两可、含混不清,难以让人信服。大意是每个奖项是由各个任课老师提名的,也就是说没有统一标准,老师想给谁就给谁。
而且他们认为很多亚裔学生在校外各种竞赛获奖,靠的是课外训练和补习,跟学校没有关系,学校只奖励通过学校教育有出色表现的孩子。
在这种不平等的精英体系中,无论亚裔孩子怎样努力,他们的优秀总是被白人孩子的光芒所遮盖,亚裔孩子的付出跟收获也是不成比例的。
相比于亚裔孩子每天奔波于补习班和训练场地的辛苦,白人孩子显然轻松多了,他们有大把的时间社交和娱乐。
他们不需要很高的GPA,也不需要担心名校招生官认为他们性格有问题或者缺乏领导力,他们只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可以了。只要在某个方面有专长,成绩还过得去,进入一所名校是不成问题的。
申请常春藤等名校,著名私校的推荐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亚裔学生却很难获得。
一位朋友愤愤不平地告诉我,她女儿学校每年都推荐学生上哈佛,但都是体育很厉害的白人孩子。今年学校有个亚裔孩子不仅学习成绩年级第一,而且体育上也很有成就,但是学校没有给她写哈佛推荐信,而是选择了各方面不如她的白人同学。
精英教育体系对亚裔的孩子的傲慢与偏见,从林书豪的经历也得到了证实。
林书豪在高中时期就是杰出的篮球校队队员,由于“亚裔美国人”不会打球的刻板印象,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都不愿意提供篮球奖学金,甚至将他拒之门外,他之后进入哈佛不是靠的篮球奖学金。
精英教育是精英选拔系统的第一道关口,对精英学校的争夺自然是十分激烈。对白人来说,是为了完成精英身份继承,巩固和维持其优势地位;对少数族裔来说,则是为了实现社会阶层的跳跃。
精英选拔系统是如何维持白人的优势呢?那就是对最具有竞争力的亚裔设置了配额限制。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加州议会第五宪法修正案(ACA-5),在亚裔社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焦虑。该法案旨在加州恢复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Act)。亚裔社区指责该法案以平权政策为幌子打压亚裔,对亚裔造成精英大学入学的逆向歧视。
加州优质的公立大学教育吸引了众多优秀的亚裔学生,以排名仅次于前20所私立名校的加大伯克利分校为列,亚裔学生的比率都达到了40%。而平权法案的实施势必导致种族配额,届时亚裔学生的入学率将会大幅度下降。
事实上,为了维持白人的精英教育特权,私立精英教育系统一直对亚裔学生实施更高的门槛和配额限制,只是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而已。
加拿大的私校招生中,白人孩子占有极大的优势,入学竞争主要是在亚裔之间展开,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我女儿报考私校时,我曾经问过招生老师,是否存在着对亚裔孩子的种族配额限制,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我所看到的情况是,无论面试还是笔试,参加者大部分都是亚裔孩子,但最后录取的大部分是白人孩子。
包括常春藤大学在内的私立名校,都对亚裔学生实施配额限制,而且一直在打压亚裔学生的入学率。
按照这些学校的解释是,亚裔学生缺乏个性多元化,而且需要通过种族平权,让弱势族裔诸如黑人、墨西哥人等更多地进入精英教育体系,以体现精英教育的公平。
但是,私立精英大学教育平权并不妨碍白人的入学率,所谓的公平只是通过挤压亚裔的入学名额,对少数族裔的入学名额进行重新分配。
为了保证白人的入学率,美国私立精英大学普遍采用了“继承录取”(Legacy Admit)和体育的系统性加分政策,让白人精英阶层的孩子获得额外优势。
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William G. Bowen对美国30所重点大学进行了研究,发现运动员被录取的可能性比普通申请者高48%,而少数族裔和继承录取申请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8%和25%。
根据哈佛诉讼案披露的数据:学术成绩为4分(从1到6分)的普通非运动员的录取率为0.076,而运动员的录取率约为70%——这一概率几乎高出1000倍。
以哈佛大学 2023届大学生为例,11%的人以大学运动员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其中76%是白人;有14.6%的人是因为直系亲属的继承录取。
精英教育体系不断对亚裔施加配额限制,造成亚裔上升通道不断被压缩,也导致了亚裔内部竞争越发惨烈。
北美亚裔的爬藤竞赛恨不得从幼儿园就开始,小学把初中课程学完,初中把高中课程学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陷入恶性竞争。
就我所知道的加拿大华人中,一个考上哈佛的女孩,从7年级开始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不免让人担忧她的身体,不知能否应付哈佛四年学习生活。还有两个考上藤校的女孩,高中拼得过于辛苦,因为身体原因先后休学。
不平等的精英教育限制了亚裔的专业选择,为了提高录取机率,亚裔更偏向于选择白人不喜欢的科学和工程等技术类专业,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刻板印象。
入学配额限制对亚裔学生是不公平的,而精英公司的招聘和晋升再一次延续了这种不公平,因为要成为职场精英,亚裔还必须拥有符合白人文化的精英气质。
Lauren A. Rivera在《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一书中,考察了美国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等高薪公司的招聘过程,她发现“文化契合度”被列为最重要的招聘标准,而工作能力则是放在次要的地位。
“文化契合度”是一种志趣相投的“感觉”,是能够融入团队“玩”到一起的境界。而怎样才算“契合”,是由精英阶层来定义的,公司管理层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自然选择那些与自己更类似的人。
“文化契合度”本质上是白人精英在挑选“同类人”。
Rivera指出,在精英公司的招聘面试中,管理层更喜欢问应聘者的业余兴趣爱好是什么,他们希望招聘那些周末可以和他们一起打曲棍球、壁球、网球、高尔夫的人,或者可以一起参加马拉松比赛,进行极限运动,或者去酒吧喝酒的人。
“文化契合度”显然对白人精英家庭的学生更有利,相似的文化背景让双方瞬间产生亲近感和舒适感。这种选拔逻辑是精英阶层自我复制的助推器,形成了其他群体向上流动的壁垒。
“文化契合度”蕴含了对亚裔的不平等和偏见,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ennifer Lee在《种族与种族研究 》一书中指出,亚裔进入职场后会发现,具有特定文化血统的白人享有特权,而亚裔仍然受刻板印象的影响,被看作口头表达、自信、社交技巧和领导能力不足。
“文化契合度”将亚裔美排斥在精英阶层的社交网络之外,不仅让很多优秀的亚裔学生与精英公司失之交臂,也大大阻碍了他们在职场的晋升机会。
Rivera的建议是,为了获得白人精英管理者的青睐,上私立学校或者尽量沉浸在精英环境中,尽量去了解精英文化和精英阶层的游戏规则。
但是,要做到这一切谈何容易。
对私立学校的亚裔孩子们来说,尽管他们很努力很辛苦地想要融入白人文化,在食物的选择上、在打扮和行为上尽量向白人孩子看齐,他们也会加入各种运动队,去参加白人孩子的派对,但是仍然很难打入白人孩子的圈子。
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种族意识没有那么强烈,亚裔孩子和白人孩子是能够玩到一起的。初中开始,族裔和文化差异的影响逐渐显现,刻板印象逐渐发挥作用,孩子们的社交圈渐渐以族裔来划分了。
即使如愿考到白人精英学生为主的常春藤大学,白人同学忙着社交活动,参加兄弟会姐妹会,建立各种人脉网络,视作“外国人”的亚裔学生大多只能活跃在亚裔社交圈。
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在亚裔一代和二代移民之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种族歧视大辩论,来自哈佛、耶鲁、斯坦福、康奈尔等学校的华裔学生纷纷致信父母,呼吁父母们跟非裔站在一起,抗议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这是亚裔年轻人第一次走到了历史前台,痛陈他们所遭遇和看见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并对亚裔族群的未来进行了深入讨论。
那么在亚裔二代看来,亚裔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种族主义?是不是归化到白人文化就能消减种族歧视呢?
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4月份在《华盛顿邮报》专栏发文,建议亚裔美国人应该拥抱并展示美国性(Americanness),随即引发了亚裔社区的巨大争议。
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学生许灿文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杨安泽提倡的“讨好白人”(white-people pleaser)的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行为。
华裔总统候选人 杨安泽
亚裔二代认为,亚裔要摆脱白人文化的行为规范,不要在意能被白人文化接受多少,不再强求融入到白人文化中。亚裔要和各个族裔一起,平等地做这个国家的主人,要一起改变“白人至上”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系统。
2018年10月,《纽约时报》的《亚裔美国人的未来》一文表达了亚裔二代的心声:我们已经厌倦了我们太美国或者不够美国,亚裔未来的成功不在于我们和白人的关系有多好,也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打破各种天花板,而是推动全体美国人的平等。
在亚裔二代看来,平等的制度体系是每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
亚裔之所以成为学历和收入最高的族裔,是因为大多数亚裔一代已经在本国完成精英教育,凭借着技术和勤奋在美国拥有了较好的生活。
但是,这种“奋斗就能成功”的生存法则不适用于美国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在“白人至上主义”的社会结构下,少数族裔面对着种种的歧视和不公,勤奋和努力不一定带来成功。
亚裔二代认为,亚裔不要再做模范少数民族。
因为模范少数民族是用来维护白人统治地位的,是白人迷惑亚裔的陷阱,会让亚裔错误地认为,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可以被白人所接受;我们虽然不如白人,但是我们优于其他族裔。
事实上模范少数民族不仅不能让亚裔避免被歧视的命运,反而会加深刻板印象,从而导致亚裔面临着更多的不公。
亚裔二代主张亚裔要支持平权法案,因为平权法案作为解决历史和系统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一种方式,对少数族裔总体上是有利的。
虽然教育平权对亚裔精英教育造成了逆向歧视,拉平了亚裔的教育优势。但是,亚裔不应该仅仅关注大学录取,还要考虑其他领域(例如就业)采取平权行动。
亚裔二代呼吁北美少数族裔应该团结起来,拆除制度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社会结构,共同建立一个所有群体都有平等待遇和机会的新系统。
这些亚裔年轻人,不再像一代移民那样沉默和忍耐,他们敢于叫板主流社会,挑战歧视,改变刻板印象,他们必将成为改变世界的人,是亚裔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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