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努力便成功”的优绩主义，将学校变为分类机器
看点 对于“成功”的理解与追求，深刻塑造着社会氛围与价值观。目睹美国近年来政治、文化等各层面的撕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提出：广泛的怨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认可”与“尊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影响“成功”的大部分因素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而提倡“能者多得”的优绩主义则忽略了这点。它助长了精英的傲慢，剥夺了“失败者”的尊严——伴随而来的文凭狂热，则使学校脱离了育人的功能，变成一种分类机器与“精英资格”的认证平台。
支持外滩君，请进入公众号主页面“星标”我们，从此“不失联”。
文丨柯察金 编丨Leon
春节假期
外滩君精选往期好文，与大家共度佳节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闻到了一丝令人不安的气息。
1980年以来，桑德尔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四十年如一日，生活似乎未曾发生过什么大的改变，但有一点令他感到意外：“我的学生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理所应得。”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讲席教授”之一
桑德尔的这句话乍听上去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哈佛的学子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挣得”的席位怎能不说是当之无愧？
然而，这位声名显赫的政治哲学教授对人们抱有的“常识性”理念发起挑战：
如果努力，你就能成功么？
精英们的成功真的是靠自己的才能与努力得来的么？
教育真的能够作为解决不平等的方案么？
……以上问题，桑德尔在其著名的“公正”（Justice）系列课程中便有过涉猎。该课程连续多年创下哈佛“注册人数最多”的校史记录，推行公开课项目后，更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引发过广泛的讨论。
面对精英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现实，桑德尔教授不再满足于仅在课堂探讨。最近，他的新作《精英的傲慢》与中国读者见面，我们不妨跟随桑德尔教授，重新思考有关“公正”的问题，以及何谓“成功”、何谓“努力”、何谓“教育”……
“最后一个堂而皇之的偏见”
据调查显示，高达77%的美国人都相信“只要愿意努力，大多数都能成功”——亦即桑德尔书中所说的“优绩主义”。
优绩主义不相信运气或恩典，认为成功全凭借自己。在世袭贵族统治逐渐崩塌的时期，“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蜂拥而上，成为优绩制的信徒。
从表面上看，优绩主义将无功受禄的“人造贵族”赶下台，鼓励成长出一批真正有才干的“自然贵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人群。
然而，在全社会推崇“精英”的氛围之下，环境悄然发生转变。其中一个显要的信号是：文凭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人们获得社会尊重的基本条件。
桑德尔表示：“精英的傲慢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凭主义”。
即便身居高位的政客们也十分痴迷于文凭：
醉心于“智商遗传学”的特朗普，经常提及自己的叔叔是MIT教授、一位学术天才，以此证明自己优质的基因。这位口无遮拦的总统经常表达出对精英的蔑视，却又如此渴望得到精英的尊重；
美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2018年在回应“性侵丑闻”时，满口都是自己在耶鲁大学的辉煌经历，似乎文凭可以成为脱罪的辩词，成为一个人清白与否的证明。
桑德尔将这些现象概括为“文凭武器化” ：
“文凭主义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判断基础，成为通用的可信度说辞，被部署在远远超出校园大门道德和政治斗争中。”
优绩主义所暗含的对于“成功者”的道德判断，已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副作用：高学历几乎已经自动与“精英”挂钩；而反过来，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则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的尊重。
桑德尔认为，尽管政治判断能力与标准化考试的优胜之间几乎没有关联，美国仍将国会和议会变成了有学位阶层的专属领地——这些傲慢的精英阶层与劳动大众疏远，并在决策上失误连连。
歧视不止存在于社会上层。
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在欧美做过一系列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在“穷困”“肥胖”“人种”等各种要素中，“受教育程度低”成为各阶层一致歧视的对象——没有文凭简直成为一种原罪，而即便是底层人民也是这样思考。
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没有考到好学校是努力不够，而未接受教育更是自暴自弃、无可原谅。
于是，桑德尔教授说：“当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失宠时，文凭主义成为最后一个堂而皇之的偏见”。
被夸大的“努力”
奥巴马曾在广播讲话中说：“不管你长什么样、来自哪里，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成功。”
即便“文凭歧视”愈演愈烈，人们仍迷恋于努力本身。于是社会出现两类人群：
已经成功的，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
然而桑德尔教授“一桶冰水两瓢泼”，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存在问题——努力，至少在两个层面上被人们严重夸大。
1. 努力的效益被夸大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任时有句爱放在演讲中的话：“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上大学，因为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
优绩至上强调奋斗，许诺流动性的愿景。但桑德尔表示，这种“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的信念显然已不再符合现实。
他带领我们回顾了2019年轰动一时的美国高校招生舞弊丑闻：名流巨富花费斥资，以行贿方式为子女“购买”耶鲁、斯坦福等高等学府的入学资格。
如果说此类事件只是引发众怒而未动摇“努力”之根本，那么以下事实便让优绩至上略显尴尬：
整个常春藤联盟，仅有不到4%的生源出自寒门，而顶级富裕家庭（前1%）出生的孩子“爬藤”的成功率是贫困家庭（后20%）学生的78倍；
SAT的成绩与考生家庭的财富之间被证明高度相关：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与不到2万美元的家庭出生的孩子，得分超过1400（满分1600）的概率相差超过10倍。
并不是说努力完全没有作用，只是与精英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和地位相比，努力对于上升而言愈发乏力。
尽管美国高校与联邦政府为底层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经济援助，但几十年来，“一代生”（家庭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学生）的比例并无显著提高，流动率通常很难超过2%。
桑德尔做了一个精妙的比喻：“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像大楼里的一座电梯，绝大多数人都是从顶层进入的。”
2. 努力的道德意义被夸大
桑德尔提醒他的学生们，即便身处哈佛，也不要忘记自己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人们常常陶醉于“自我奋斗所带来的成绩”，但成功与努力之间并不自然地构成因果关系——成功是物质条件、社会地位、天赋、所处时代等一系列要素的综合体。
他表示，即使是相对公正的社会，没有舞弊、没有贿赂、甚至没有富人的特权，“靠自己的努力成功”也是一种错觉。
社会舆论和媒体都十分喜爱塑造“奋斗”的个人形象。比如对奥运会的报道，电视关注的不是运动员的壮举，而是他们如何克服困难、超越障碍……
但事实是，想要成为世界冠军，天赋是绝不比努力次要的因素，它在很多时候都对成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世上“努力”跑步的人千千万，但飞人博尔特只有一个——天赋很珍贵，且具有很强的偶然性。
何况，生活在“才干可以得到回报”的社会，也不是可以居功自伟的事情，很多时候或许只是运气好而已。
桑德尔说，世界掰腕冠军没有篮球明星受欢迎，但这不是他的错，只是碰巧这个社会的人更爱篮球罢了
——总而言之，有太多和“努力”同等重要的东西在影响着成功，但这些因素往往淹没在人们对于自身能动性的着迷跟陶醉中。
桑德尔举这些例子，其实是在向优绩主义宣战：在他看来，优绩至上的问题不是它未能顺利实施，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存在缺陷”。
血统上的不平等在大多数国家已被基本推翻，但优绩所划分的三六九等却在无形中被社会所“正常化”了。
桑德尔叹息道：“成功人士的谦虚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情感”，而“meritocracy”（优绩主义）一词自诞生起就遭到滥用，成为“赞美和渴望的术语”。
让学校回归教育功能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主流政党把教育当成应对不平等、工资增长停滞、制造业就业岗位流逝等社会问题的关键手段。
例如老布什曾说，“每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应以教育为起点”。
然而，一门心思将社会问题转嫁到教育问题，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助长了文凭主义，产生了破坏性的副作用：几乎所有群体在争夺“精英”的入场券时，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首先，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愈发感受到社会的偏见与歧视，即便付出同样努力，也很难获得对等的尊重。
在优绩至上的社会，“上大学已经达到决定人生是否成功的程度”，这大大强化了对低学历人群的社会污名化。
正如桑德尔所说：“如果教育被视为个人的责任，那么人们可能不会那么苛责源于教育差异的社会不平等”。
其次，精英教育的遴选斗争催生了“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文化”——1976年到2012年，美国父母花在辅导孩子功课上的时间增加了5倍有余。
尽管富裕阶层拥有巨大优势，精英大学录取的不确定性也随着优绩至上而水涨船高。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如果是在20世纪70年代申请，3个学生里面就有1个会被录取，但今天的录取率还不到1/20。
为了进入名校，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要经历充满压力和焦虑的青春期，备考辅导、体育训练、舞蹈音乐一样不能落下。
一些心理学家注意到，许多表面成功的富家子弟其实并不快乐，他们与外界脱节，缺乏独立性，容易沮丧和愤怒。
名校的门槛越高，就越能为“精英”这个标签背书，就连上层社会都不得不仰赖于此——在2019年的高校舞弊丑闻中，那些富豪名流考虑的可不是“给孩子一份工作保障”的问题，而是购买一份“招牌”、一份匹配身份的“名誉保障”。
这样一来，学校变成了什么？桑德尔直言不讳地批评道：
既然学校是“资格认证机构”，那么，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是哈佛大学里，同样堆满了学术不端的案卷——毕竟，谁又能对“精英”身份不蠢蠢欲动呢？
“对失败者吝啬，对成功者压迫，优绩至上变成了一种暴政”，桑德尔不客气地指出。
结语
桑德尔教授的理论，无疑是对这个充满“剧场效应”的社会鞭辟入里的反思。
长期以来，优绩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合理、高效的制度，它打破了血统的正义性，旋即把自己包装成公正的代言人。
然而，优绩制不仅于现实中大打折扣，在理念内核上，又潜移默化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分层（“成功者”与“失败者”）正当化，加剧了社会的撕裂。
当文凭主义充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桑德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优绩至上正使我们的高等学府“变味”。
大学越来越不像培育良好公民、启迪人类智慧的象牙塔，而成为钻营“高门槛”、“精英化”的“资格认证机构”，不仅伤害了“失败者”的尊严，也扭曲了“成功者”的身心。
通过对“优绩主义”的批驳与反思，桑德尔引导我们认识到：
一个好的社会，“成功”的定义需要重新得到审视，教育机构不该作为分类和筛选机器，而应回归“育人”的本质；至于社会精英，则不妨多点谦卑、少些傲慢。
“这种谦卑超越了优绩的暴政，为我们走向少一点敌意、多一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明了方向。”
关注外滩教育
发现优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