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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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者或共同工作不仅适合艺术创作，也同样适合教育。我所倾向的是一种‘成人化’教育，或者说是一种无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体制中梯级化的传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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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青，艺术家，60年代末生人。他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者”，但对于很多艺术家和从业者来说是“灯塔”一般的存在。从早期曾参与的后感性小组、2010年代联合创办的激烈空间到之后的重庆工作研究所和江南基栈，石青参与并发起了很多艺术组织，并一直在与艺术家、研究者、写作者持续的对话和共同学习中。2021年夏天他在上海HABITAT空间策划了一场以“学习”为名的展览，探讨艺术家们的自我学习和共同学习。无论从知识还是实践经验来说，石青都是这个话题最有力的发言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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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大概千禧年前后进入当代艺术创作的中国艺术家，几乎是在还不完全清楚什么是当代艺术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当代艺术创作了。由于没有相关教育和经验，展览和展览画册、早几年入行的前辈，再就是一起进行组织和创作的同行朋友，成了我们学习的对象和渠道。大家边看边想边学边做，先有实践，后建立并完善方法和概念。后来在做有关的田野调查时，我了解到同时期的江浙地区工厂老板也有类似的做法：想起要做什么，先支起摊子，缺什么就临时补什么，最后都做到一定规模了，才想到整体的生产规划。难道这是“时代”使然？
时到今日，我也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我理解的所谓当代艺术，本来就没什么规划性和预设性在先。但这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没有模式和规矩，艺术家的学习不免千奇百怪，而“模仿”就成为最直接的捷径，甚至可以说，长期以来，乃至今日仍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方法。这不难理解，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一个或几个“祖师爷”的影子。我不反对模仿本身，缺失的是早该建立起的主动和自觉。这种风气之下，如果真的有点不一样的创作，反而不好被分类，被模糊和忽略掉。策展人、媒体和机构也如此来分辨和挑选艺术家。建立在策展、美术馆和画廊经验之上的当代艺术教学，也在这样的思路下展开。或者说，这种学习或教育的类型化，本身就与随后的市场需求和原有体制模式无缝接驳。当代艺术本不是一种被预设的知识建构和经验，当代艺术的教育在本质上也是没有方法的，也就是说，当代艺术可能无法通过“教育”来完成。但今天恰恰是“艺术家自我学习和教育”最火热的时期：不只是艺术基础，而是各种跨学科知识，如人类学、技术科学、生物技术与地质学等等，无一遗漏。对于这些系统化的知识和方法，艺术家拾起了“研究”的法宝。我不反对这些，甚至宁可矫枉过正。我在大学学的是设计，毕业后去了广告公司，当时还没有以从事当代艺术创作为职业的选项，艺术家都要上班。但我至今也没完成这个职业化的“任务”，生活和工作还得靠额外的“社会接活”才行。这期间我因为自己的创作所需要建立起的庞杂知识系统和工作经验，可以说与教育背景没太多直接的关系，是靠自我学习和向同行学习来完成的。前者主要依靠阅读，后者就是观察别人的工作和展览经验，最直接的就是交流——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十几年，这个方法确实有效。可以说，每一次的交流都会有各种收获，可能是双向的结果。而阅读就比较“传统”，更加书斋化和个人化。这方面的经验比较特殊：常规教育在我学习生涯中留下很糟糕的阴影，我非常不适和反感，自己分析后认为是节奏和活性问题。受不了课堂式教育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在应试中屡屡受挫。可以说，我在学习中的阅读始终在一种业余的状态中进行，自由地“不求甚解”和“珠胎暗结”。但有一点需要提醒，阅读的系统化也许见效没那么快。互联网的阅读虽然方便，但过于的碎片化，我认为帮助有限。其实，我自己也曾被卷入当代艺术教育的进程中来。前十年艺术院校的机制还没“成熟”起来，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几乎都是受到在校的艺术家朋友邀请）就充当临时的师资进入学校。我在川美和国美曾有教课的经历，也是在不太清楚什么是教育的状态下开始的。现在回想一下，大多数时候上课更类似工作坊性质，但无论其他，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生动。之后也曾和这些“学生”中出来的艺术家交流，他们也是通过一种对授课艺术家的“模仿”开始的，但这种模仿就显得有些微妙。我们知道，当代艺术的技术是架空的；而传统技术还有些类似手艺或武术等身体性的技能教育，但又不同于封闭框架下戏曲这类长时段的严苛训练方式。我一直认为，当代艺术家不是“教育”出来的，师生交流也是一种同伴学习和同行激励。比如我认为国美新媒体系毕业的李明就是在第一次个展中完成当代艺术学业的，而“老师”们要在方向上、方案上、布展上给予一些意见。这些当然是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来进行的，也不一定要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师承关系。自我学习和大量交流活动，虽然也可以作为一种“教育”，但总体而言，它仍是“业余”的。这是因为当代艺术本身就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历史阶段，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以20世纪的具体文化建构为直接背景，是一个社会-艺术大项目的“脚手架”，带着“过渡”和“临时”的性质。“有效”的当代艺术可以有，但别幻想着永恒和经典，这是与当代艺术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说这些，是要给研究性的艺术泼点冷水。艺术家虽然保持着对制度化的警惕，但在试图用学科知识系统来完善自己的创作系统时，别忘了主体这个事儿，否则越真诚越糟糕，想明白这个事儿，反而是怎么做都行，百无禁忌。这话同时也是说给当代艺术教育的。还有就是别怕“失败”，这也是当代艺术必然的结果之一。当代艺术过渡性和临时性的一部分，与业余化的自我学习和共同学习犬牙交错。谈到近些年的“共同工作”，就和几年前的“小组热”差不多，但其实两者有着明显的分野。这里还是主体状态的区分：共同学习直接建立在工作上，不是捆绑化的创作实践和共用署名权（这些的成因有点复杂，伴随着社会组织实践中一些或真或假的认识），与其说“共同学习”，不如说是在“共同工作”中完成，在交流中完成，在各种工作组织、制作和参展中完成。相对另一种艺术家共同学习的“读书会”方式，显得更加灵活和实际。同行者或共同工作不仅适合艺术创作，也同样适合教育。我所倾向的是一种“成人化”教育，或者说是一种无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体制中梯级化的传授方式。就像加塔利参与的“拉伯德疗养院”。这是最好的医院，每个人都是医生，也都是病人，这也是最好的学校，这里没有老师和学生，是自我教育和共同学习。但在现实的制度教育中可行吗？显然不太可能！我所焦虑的还不仅仅是老师的“独裁”，而是那些“学生”准备好了没？这里的“成人”不是指经济角色的独立，而是主体化意识和自觉意识是否达标。主体意识的饱满程度，是当代艺术教育的唯一入学门槛。学校不是“教育”出艺术家，而是真正成为了艺术家才能成为这里的学生——这些工作，反而比破除中心化的教育权力更难。这时才是当代艺术教育真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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