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艺术，请回答2023｜冯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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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此相信文学和艺术是可以自我教育的，不需要去学院里待着，但要（为自己）创造出对自发性和好奇心友好的学习场所，比如允许日常相处的公共性空间、平等和有开放性的对话、彼此鼓励并给予反馈的实践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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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念高二下学期，通过世界书店接触到“阳江青年”这个社群，那时还没有“社群”之类的说法，大家对集体性的想象要么是小组、团体，要么是流派、运动，比如“阳江青年”曾被描述为地方上的新浪潮运动、没有共同纲领的松散团体。现在回看，会觉得在艺术消费繁荣起来时，维系着“阳江青年”的情感劳动和非景观化的日常生活，被描述的不整全剥离了，让“阳江青年”逐步萎缩为成功学的背景至无声。
我记得是打摩的去的世界书店，它在新旧城区的交界，家人告诫我那边是白粉仔的地盘。从第二天起，我开始大肆逃课，也鼓动同学一同逃课。我相信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学习场所。我有一些写作的经验，而世界书店有足够多的新书。从书店、画廊、设计公司到街道、大排档、临时建筑，流动着背景丰富的人群。显然“教育”不在开辟了这些空间和关系网络的前辈的有意考虑中，但“阳江青年”是我的第一个替代性教育场景。“阳江青年”的活跃期在1999到2004年。我参与到其中时正逢其气势最盛，睥睨之余有一种跨阶层、跨领域的开放氛围。去广州前的一年半，我几乎没看过艺术的白盒子状态，或者说我更多的是置身于“后台状态”：艺术在生活中如何被讨论和生产。在这个四五线小城市，我见识到了一种不论身份的平等精神，艺术家、诗人、麦当劳经理、记者、小企业主、策展人、摩的司机混在一起，成为我度过青春期的公共环境。大多时候我在世界书店看书，帮忙用打印机做小册子，和同学、店员、来往的本地和外地前辈聊天。店员写诗，给我看黑皮的画册（《不合作方式》），说里面的艺术很猛，我们也一起看《新潮》杂志。在凝碧轩，我认识了徐坦和黄小鹏，他俩后来成为黄边站的创始人。
我因此相信文学和艺术是可以自我教育的，不需要去学院里待着，但要（为自己）创造出对自发性和好奇心友好的学习场所，比如允许日常相处的公共性空间、平等和有开放性的对话、彼此鼓励并给予反馈的实践氛围。离开阳江时，我已经有做空间的经验了。鲁毅的说法对我帮助很大，大意是“如果想要什么出现，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创造”。我去了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当学徒，还给自己定了“多看、多想、不要问”的规矩。“不要问”是想避免被告诉“为什么”和“怎样做”，希望自己去理解和在实践中印证。
其实到广州后，我也脱离了熟悉的共同成长氛围。当时艺术市场和体制开始形成，可以观察到社群的关系被话语和自我历史化的焦虑拉扯，后来世界书店也离开阳江，合并进了博尔赫斯书店。我于是想在广州建设有同样功能的社群生活。2006年，更多年轻的伙伴来到广州，我们开始做合作社，一个有公共性的集体生活、学习、实践空间。我们在城中村租了便宜的一层，用二手家具拼凑出个模样。有前辈批评合作社“不够专业”，也告诫说社群不合时宜了，这种实践“在体制中找不到坐标的”，所以没必要做。我们带着“阳江青年”的心气，说“名字就是ding-ding-fing！啊”，即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意思。合作社的两个场地都开放客厅和图书室，根据各自的学习需要组织一些活动，同时为路过广州、大多是通过互联网结识的伙伴提供落脚，这让我们能通过不同的遭遇去检视“阳江青年”的经验。当检视回到自身，我发现曾经让小地方洋溢起自信并刺激创造力和挑衅性的那个环境已经变了。怎么更新才能恢复对现场的反应能力呢？对这个提问的讨论带来了破裂。2008年初合作社解散了。因为彼此曾在情感和人格完整上提供了很多庇护，参与者同意保留一本同名刊物。
合作社的前后几年，我留意到对艺术学院的不屑逐渐消失了，身边会谈论艺术的都换成在其中从事或接受教育的人，设想“阳江青年”的年轻人（包括自己）如果穿越到眼下，应该感到无聊吧。期间广州还有些自由派的空间实践，我以为较单一、被（男性）权威主导，所以接触得少；艺术相关的话语讨论则多围绕着珠三角（广府）叙事，逐渐加固至与沙文主义合流。2012年，黄边站（编者按：参见替代教育在中国中的词条）成立，不论专业、出身的风气才有了恢复的可能。黄边站第一个课程的主题是“自治区”，也助长了这种乐观。我成为第一期的研究员。不过，黄边站在维持参与者的热情时遇到了困难，它的运作预设有某种学院化权力来保证教-学契约的执行，但这种权力和契约都不是真实的，也与它对自发性的期待有内在矛盾。我觉得黄边站提供的内容更多是补偿性的，到第二年就去得少了。
寂寞中我想认识新的朋友，于是从艺术中借用了一些方法，和自己作为编辑的手艺糅起来，在2015年和2016年发起了“实践论”，主要是用剧场的名义把不同地方和领域的实践者组织在一起共同工作。因为不以舞台或行业呈现为第一目的，所以大家的注意力可以放在日常相处和对方法、议题、伦理的辩论上。比如为了省钱，我们在沈阳短租了两套房子，分别安排男性和女性参与者，不同的作息和讨论习惯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并映射在性别上，由此开始了对共同工作中性别意识和议事机制的检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了某些能延伸入未来的“最低共识”——潘赫总结的说法包括“去权力惯性、去主体幻觉、不追求最大有效性的专业分工”。到“实践论”快结束的时候，参与者都同意“被实践”的是我们自己。
2015年底黄边站改制，我加入了新的工作团队，个人想法是能不能把“阳江青年”的经验公共化，探索新的替代性教育场景。我参与创办和编辑刊物《同时》，和张涵露（她为刊物写了《为什么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策划了第一次“同时工作台”，讨论艺术和文化场域中的性别问题。我开始有一种置身于实践网络中的感觉：不同地区发生的事情有共振，相互影响。2016年底，“实践论”发展出不依托于实体空间的跨地合作网络“44剧场”，它用“激情认领”的方式组织集体工作，形成了一种对个体和社群的才能进行不定期、临时性集结的节日形态。集体研习是44剧场的工作结构之一，参与者从各自的知识领域搜集和主题相关的文字或影像材料、文献，整理到一起后对它们进行辨认和讨论。我在概念上有些迟钝的，是第一回研习时读到《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柄谷行人），才在自己对替代性（教育、文化、生活）的想象与安那其之间建立了联系。
《同时》在2020年成立了独立策划的“同时编委会”，把工作朝向关于抵抗的自我教育。同年，回应疫情带来的地区间阻隔的“游动论”也发起于广州，组织了诸多社群实践单位到不同的地区去，通过与当地社群、场所的直接见面来交换感知、想象力和工具包。在2023年的7月和8月，我刚经历了它的第四回。“游动论”的“游动”不止是物理的移动，还指如何置身于动态的前线（包括克服自我的边界）——这可能会是对新的替代性教育场景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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