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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一个学校的想象，已经转向到一种基于个体自由联合的自我教育场景中。它通过在各处灵活组建的集体和空间为个人行动提供支援，自我教育则是其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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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华哥”的梁健华长期参与和组织非营利机构“黄边站”的各项实践，也一路见证了黄边站在线上和线下的各种形态变化。2022年下半年，梁健华与工作伙伴共同发起了“前台osf”，以此回应新的现实语境，鼓励不同实践背景主体的自由结合与相互联动。梁健华也是集体创作和写作小组“44月报”及游学实践项目“游动论”的成员。
90年代末我曾受训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这个阶段的学院正在尝试放弃苏联教学体系；尽管其时民间新的艺术实践还没完全“合法”，但旧有系统及其身后的价值体系正被社会放弃，只是新的东西是什么尚未清晰，或说正在建立中。此时美院师生间有一种共同摸索的气氛，师生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教学和师生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在回应外部变化。2000年左右，国内“当代艺术”（也称前卫艺术、实验艺术等）开始获得有限的合法身份。其中一个标志是官方开始介入并试图在文化层面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可惜这种接纳并不彻底；在学院教育中，这表现为在苏式体系退场后缺乏意愿去建立对当下更具解释力的知识谱系，同时，新出现的博物馆、美术馆也没有可以解释自身的收藏和永久陈列。因此国内艺术院校在整体上无法也无意说清视觉艺术的现代化进程究竟发生过什么、当下周遭在发生什么；虽然个别学院和老师能提供一些认识，但无法改变整体面貌。这导致学院在教学活动中无法说明实际立场，加上其自身的保守、与艺术实践现场刻意保持距离，就常常让新到场的从业者处于真空中；公共生活中讨论的缺乏也导致后者无法顺利对历史产生一些公认的基础判断，加之不同价值取向和地区导向的差异化理解和认知思路，最终，从业者对自身不同取态的判断和随后的创作都处于原子化，并失去了公共基础。因此，在国内接受教育的艺术从业者或多或少都要进行新的自我教育。最初，我自己也体会到国内艺术教育的特定局限。同时，作为70年代生人，我在90年代受益于艺术和社会环境合力下蓬勃迸发的创造意识；对比之后逐渐收缩的公共环境，会有一种目睹能量在消散的感受。我在学院中接受的教育显然无法解释上述变化，所以我更多是在具体议题的驱动下完成“学习”。这种实践-学习的困难在于缺少系统性支持，因此他人或者伙伴的协作变得尤为重要。小型而有流动性的群体能暂时充当“系统”的角色，补充自己的局限和资源不足。因此我是在工作及与朋友们的协作中进行自我教育的，这些要素包括：不同代际间经验（不系统的）传导、本地替代空间、国立艺术机构历史、东亚各地艺术、自组织实践经验、朋友们的出版物和相互推荐的书籍和电影。2022年，我参与了写作小组“44月报”的一个集体创作项目《历史、虚构还是现在？》，项目的主干是一个接力写作计划《玉良离开豆腐工厂》。项目参与者有艺术家、作家、学者和“闲散青年”，这种组合可以在短时间内贡献出各自能力所及的文献、书籍或信息。经过初步编辑资源，参与者在信息交换过程中迅速勾勒出一份知识地图。这能让个体按图索引——它不同于依赖知识谱系线性渐进的传统方式，而是基于共同兴趣，依托互补的知识、技能展开议题，更接近对知识的逆向求索。我想这并不是试图取代独立研究或系统教育，而是在个体和庞杂现实之间提供一个可以随时发起的中间模式。它提示了自学中有无法独立完成的层面，同时又给出一个不完全依赖系统的组织方式。因而，我对于一个学校的想象，已经转向到一种基于个体自由联合的自我教育场景中。它通过在各处灵活组建的集体和空间为个人行动提供支援，自我教育则是其题中之义。我更愿意用“基础建设”或“基础设施”来表述它们。如果从自发组建基础设施角度回顾80年代以来的民间艺术实践，不难发现这种选择从未离场过。众所周知，80年代为国内艺术家提供社会性支持的是国立美协、画院系统。彼时，学院更不会提供世界其他地方的资讯和知识。在少数破冰者倡导下，专业媒体、出版行业开始出现一些大胆讨论和外部资讯，急切的创造愿望也令90年代的各地艺术场景出现了依托书店、沙龙等自组织公共空间进行的讨论和交流。其时也出现了大尾象等带着互助色彩、有共同立场但各自创作的艺术小组。从业者在这些小规模集体中相互审视和学习，不久后，这些自组织开始演变成替代性艺术空间。它们建设自身的过程也是在重塑行业，也被期待作为新系统的基础，在未来完全替代旧有支持体系。国内当代艺术只获得了不完全的承认。虽然我们也有建立基础设施的浪潮，但这种不彻底让新艺术没能在真正意义上加入公共文化生活。随后的网络技术革新也在事实“脱钩”中变成治理工具。这时，90年代的自组织经验重新获得意义，只是它不再是新秩序来临前的一种过渡性策略，而是能对应现有语境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经验。它可以因应条件变为各种形态——酒吧、共治空间、“livehouse”、临时研究项目等等；它能促成不同背景的实践进入公共视野；有经过充分讨论的工作与相处伦理和依此建立的规则；也能容纳个体自由设问（确立问题意识）后，发起需要协作的各种任务——包括技能拓展、跨地域交流和实践计划；也即积蓄各种“工具”，让个人掌握行动力。因此它既要求也培育当中个体掌握自我觉知，同时敏感于“方法”，即参与到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中。由于需要随时调整策略以赢得存在空间，因此它无法成为某种建制；也因敏感于伦理问题，其内部权力关系会随时被审视，不能回避矛盾。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我目前能想到关于自我教育和回应当下的首选，也是黄边站和工作伙伴自2016年以来一直坚持的工作方向。2022年，在社群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共治空间“前台 osf”，希望以此持续参与到建设“基础设施”中。《艺术世界 ArtReview》2023秋季刊现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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