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该说的话，鲁迅早已说过了
怯者为何“抽刃向更弱者”
各位好。
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喜欢读书，而疏懒于写作——因为我总觉得，很多该说的话，前人们都说过了，甚至说的更狠、更透彻。
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这话是鲁迅说的，但却未必知道这话的前后文。这话出在鲁迅的《华盖集》里，把整个段落放在一起，才显得出先生的逻辑：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
以我读者的文化层次，很多人在孩提时代都就读过《华盖集》。但对这一段，可能当年就这么轻易划过去了，直到多年以后，把新闻旧事串在一起想，才会觉得先生聊的多么透彻。
其实，有些扭曲的人性中奇怪的点，不仅仅是“怯者愤怒，抽刃向更弱者。”更奇怪的应该是，那些愤怒的怯者总在选择“更弱者”时不找强者的弱处，却一定要选择最弱却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妇孺孩童。以及，为什么往往是这类怯者，在爆发前，特别喜欢给自己包裹一些看上去很美的大义名分，这一点，比如最近在瑞士刺伤三名幼儿的中国留学生，事后警方翻看他的社交账号，发现里面除了对女性的情色骚扰外，居然还写满了许多爱国言语。
这奇怪的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我想问题的根由，可能出在这些怯者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和随之形成的世界观上。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教育，这个世界是个黑暗森林、是弱肉强食且没有规则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只有成为强者，才能当人上人，才能“骑在他人头上拉屎”、才能践踏规则、予取予求。那么这种社会达尔文式的教育就会产生一个必然的后果：当这个人走向社会，他会发现这个社会强中自有强中手，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成为黑暗森林的大逃杀中的那个最强幸存者。甚至，可能因为出身、运气、以及自己能力不足等等一系列原因，他反而会沦入这个社会的底层。
这个时候，一种认知错位的恐惧就会包裹他，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弱即是原罪，就是被欺负的根由。为了逃避这种认知错位，他只能采用三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把自己融入到某个虚拟、但却宏大的集体当中去。
通过表现对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忠诚与热爱，活的一种被强大庇护的安全感和自豪感。这一点，是《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在他的书中重点谈过的，“个体加入群体后,由于人多势众,个人会产生一种力大无穷的幻觉,感觉自己不可战胜，什么都可以做到。”而由于他们的人生信条又是强者无所不可为的，“毁灭你，与你何干。”所以他们又往往无不为之。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第二种方法，就是将弱与强的观念进行倒置，认为弱才是强，强才是弱。并认定原先的强者是有罪的。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前些年某年轻人聚集网站流行的“资本家挂路灯”的弹幕刷屏中。其实你反思一下会觉得这些弹幕非常无厘头，企业家是这个社会中创造经济效能的最大源动力，你可以不喜欢你的老板，试图和他平等谈判，但你没必要把整个体系翻过来，非要把对方踩在脚下，甚至要把对方“挂路灯”才能后快，何愁何怨呢？
但问题就在于，刷这种弹幕的人，其所接受的教育中可能就缺乏“平等”这种观念，因为他们把强势一方肆意欺压弱势一方看做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那么在这种无规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叙事中，也当然就只有“倒反天罡”的变弱为强，将对方彻底消灭，才能获得自己的安全感。
而第三种方法，其实就是“抽刃向更弱者”、乃至“专向孩子们瞪眼”的恶行了。
怯者在这种行为中能获得什么样的心理补偿呢？名曰“扮演强者”。
因为这些怯者在真实的社会竞争中是屡屡扮演弱势一方的，他们被欺压、被揉捏，而悲剧的是，他们所认同的那个世界观，又恰恰是认为弱者就是应该被欺压、被揉捏、活的毫无尊严的。认同世界观就要甘受欺凌，不甘受欺凌就要反思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可孱头们之所以是孱头，就是因为你想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比刨他们的祖坟还难。
所以他们需要在某个地方去扮演强者。当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种解法已经不足以让他们过瘾时，他们就会“抽刃向更弱者”。
为什么不去挑战更强的冤头债主？因为他们已经怯于再去扮演弱者了。这个时候，只有在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儿童当中抽刃，他们才能获得一种“我很强大”的短暂幻觉。
所以，一曰“幻想集体”，二曰“以强为罪”，三曰“抽刃向更弱者”，这三种看似迥异的行为，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种错误世界观造成的认知错位的体现。
当一个人完全认同了弱肉强食、黑暗森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自己又人生幻灭，无法在社会中扮演真实的强者。他就一定会在这三种心理的“老鼠洞”中选择一个钻进去，以完成他的心理平衡。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其实就已经无解了。想要消弭以上三种恶，就必须要在根本上改造那些作恶者的人格，让他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并非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黑暗森林，弱者也当获得他们的尊严和庇护，强者也不能践踏一切规则去肆意妄为，妇孺更应该被所有人呵护善待。
可是，如前所述，孱头们之所以是孱头，就在于他们死活不肯变动自己的世界观，你想改造他们的人格比刨他们的祖坟还难。
所以鲁迅先生写文章，最初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但慢慢的，他发现国民性其实是不可被改造的，一个拥有卑劣世界观的人之所以卑劣，就在于他拒绝接受任何向善的改造。所以鲁迅又在《狂人日记》发出了：“没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信奉弱肉强食的人，可能已经不能被归正了，想要改造国民性，只能静待这些狼性的人们老死，一代新人换旧人，让孩子们学会文明。所以鲁迅说：“救救孩子”。
可是我们再看《华盖集》中那一段的论述，又会发现鲁迅陷入了更深一层的绝望——因为他发现“怯者之怒”恰恰是抽刃向更弱者的，且尤其喜欢去向孩子瞪眼。在瞪眼中长大的孩子，又怎样不去习得“弱肉强食”的世界观，和向别的孩子们瞪眼的本能呢？
鲁迅不知道，所以他说，这愤怒会延续“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鲁迅所说的这个愤怒，翻译翻译，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仇恨教育”。
仇恨教育其实未必是主动地，它也可以来源于一种环境的自然熏染和被动，它也未必一定会针对某个特定的他者，只要你让孩子觉得“强者有权践踏一切，弱者受苦活该”。你就已经让他深陷在了这种仇恨和愤怒中。
想要真正“救救孩子”，必须普及文明，教育所有的孩子去尊敬文明的规则和弱者的尊严。同时，让我们的社会，真正变得即便是弱者、失败者也有不可践踏的尊严与生存底线，强者也有不可践踏的高线。
可是这种教育，对个体而言却又是有风险的，因为在一个集体信奉“黑暗森林”的孩子群体中，你先让孩子走向后霍布斯时代的文明规则，很可能就意味着你的孩子在这个群里会因为守则而吃亏。于是这样的教育搞到最后往往变成了谁先动谁受损的公地悲剧。
我的一些读者，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苦恼，说让孩子看了一些文明的书，反而让他们更加吃亏了。
这样的工作，真的只能交给整个社会来一起做。而身为个体的父母，只能帮孩子选择环境。
但我又觉得，鲁迅在同一篇文章的末尾，其实是开出了更合理的药方的：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是的，在与野蛮共存时，文明的首要职责其实是对等，正如面对屠戮妇孺的恐怖分子，戮其首恶是大快人心之事，教育孩子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勇于抗暴，“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方才是我们的正解。
当然我知道，这很难，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能否打破如鲁迅所说的“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的魔咒的关键时刻，我们能否走出历史的三峡，我们能否让孩子的孩子免受戾气的折磨？全看我们自己的鼓呼与行动。
穿越百年，鲁迅先生的很多写给当年国人的话，放在今天，竟依然应景。这其实是一种先生也未料到的悲哀与黑色幽默。
打破轮回，结束不当有的应景吧。至少，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