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者”王安石想错了什么

一个十一世纪“分析法派学者”的先觉与歧途。

昨天的文章《没什么特别想写的了，大家留言给我点个题吧》邀请读者朋友帮我点题，有位学法律的朋友让我能不能结合历史和法律写一篇法制史的文章——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没有类似欧洲的法理学萌芽？为什么它最终没有萌发呢?

本着先到先得，再加上他又预付了打赏，那就先写这个题目吧。感谢他和所有留言支持和点题的朋友们。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算是个性格非常刚愎自用，又想法清奇的怪咖。他主导执行的王安石变法，在传统史学上被认为是引发北宋晚期政治撕裂的最大诱因，所谓“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而正是他的横空出世，以及朱熹等人对他的反思，造成了明清以后的中国知识精英从此慎言“功利”。

但到了近代，因为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某篇文章中的一句注释里不算称赞的称赞，对王安石的评价又咸鱼翻身，很多左翼史学家对其交口称赞。

不过王安石这个人的政治思路到底是怎样的，却很少有人做仔细的辨析的。

其实在宋史中，记载了一些关于王安石早年断案的小故事，而从这些案件当中，你能对王安石当时正在形成的思维逻辑得出一二判断。

比如仁宗朝期间，王安石曾任知制诰，奉命巡视纠察开封府的一些冤狱。此时开封正好发生了一起命案，有一个少年弄到了一只好鹌鹑，他的一个发小看到了也想，那少年不给。这朋友就仗着两人的关系不错，劈手夺过那个鹌鹑就跑，两人的追逐起初就是那种朋友间纯粹的打闹（恃与之昵辄持去）。岂料这追着追着就当了真，那个被抢了鹌鹑的少年追上去把那抢鹌鹑的朋友给杀掉了。

官司闹到开封府那里，开封府觉得这案子简单啊，两个朋友嬉戏打闹，你居然因为一只鹌鹑把对方杀了，这杀人要偿命啊，就判处了杀人者死刑。

可是巡视纠察的王安石大人看了卷宗，有不同意见——你们懂不懂法啊？来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哈：那个死者未经主人允许，抢了对方的鹌鹑，这是什么行为啊！这叫强盗。那主人看到自己鹌鹑被抢，跟在后边追，这又是什么行为呢？这叫“缉盗”，按照律法，缉盗杀人无罪，马上把人给我放了！（“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

王安石这个判决意见一出来，整个开封府都惊到了，因为你如果非要这么抠法条的字眼吧，好像确实是这么个意思，但所有身处当时那个环境的人都知道，案发时具体的那个情景，显然不是这样的——本来就是两个年轻朋友闹着玩么。怎么就成了强盗和缉盗的关系了呢？

所以开封府当然不服，上诉到了御史台和大理寺，所有这些部门都支持开封府的判决，后来宋仁宗听说了此时，也认为王安石没道理，命令他公开认错道歉（诣阁门谢），但王安石牛脾气上来了，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道歉。最后这个事儿就在仁宗皇帝和稀泥下不了了之了，宋史居然也没有记载那个鹌鹑主人有没有被判处死刑。

而宋史中还讲了王安石断的另外一个案子，说有一个妇人，平时性格就很凶悍，一次半夜起床，看见睡在身边丈夫，突然觉得自己丈夫怎么长得这么丑啊，我加了他真亏了，越想越生气，最后摸出一把刀，要把丈夫杀掉——“夜以刃斫之，伤而不死。”

这个案子当时也非常轰动，因为实在是太奇葩了，老婆嫌丈夫长得丑，就要杀他，那以后大家还敢不敢睡觉了、敢不敢信任枕边人了。于是主流意见普遍认为，应该判处这个毒妇死刑（朝议皆当死）。但唯独王安石，却又对此案有不同意见。他觉得这个妇人确实是想杀丈夫没错，但丈夫只是受了伤，没有被真砍死么。依律，应当以谋杀亲夫罪减二等处理，判处流行，不当死。

这个判处意见出来，朝廷当然又炸了，以这么奇葩理由谋杀自己老公都不判死刑，王大人你这脑回路到底是怎么构造的？

最后又是仁宗皇帝出来和了个稀泥，觉得上天有好生之德，既然丈夫没死，王安石又找出理由来可以不杀，那就免了那妇人的死罪吧。

中国历史上，除了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教化百姓”亲自主持修编的那本《大诰》外，极少有专门记载司法案例的史书，王安石的这两个判例，算是散见史册中的吉光片羽了。

但是从这两个案子中，我们似乎很难还原一个真实有说服力的王安石的执法思路，因为传统中国对官员的评价体系中，似乎只有基于儒家、道家思维的宽刑与基于法家思维的严刑两种。但基于这样的评价标准，极力主张两个死刑犯“不当死”的王安石难道是一个宽刑主义者么？这跟他后来严厉推行其变法措施时的冷面无情与执拗，似乎又是不相匹配的。

所以在传统的评价标准中，其实你找不到王安石思维逻辑的归属。

但这个归属，在现代法理学流派当中却是可以轻易划归的——以现代法理学的观点看，王安石属于一个典型的“分析法学派”的推崇者、甚至是先觉者。

那么，什么是“分析法学派”呢？

我在之前的文章当中，曾经向您多次介绍过，欧洲历史上存在过一个源远流长的“自然法学派”，从西塞罗到卢梭、孟德斯鸠、康德、托马斯·潘恩、杰斐逊，都是这个“自然法学派”的信奉者。

自然法学派相信道德与法律本质上是同律的，这个世界上先验的存在一套绝对正义的自然法，人世间所有的实在法，都在向着这个自然法无限逼近和靠拢，符合了自然法，那么这个法律就是正义的、合法的，不符合这套自然法，那么这个法律就是不正义的、非法的。

所以自然法学派存在“恶法非法”的概念，认为哪怕国王和皇帝制定的“王法”，如果不符合自然法，民众也无需遵从。

这也是为什么卢梭、孟德斯鸠、托马斯·潘恩、杰斐逊这些名字，既在自然法学派的名单当中，同时也是启蒙时代思想家和革命者中的大咖——应当说，自然法学派，虽然名为一种法理学理论，但它的主张，先天就是带有号召人们走向启蒙、自由与解放的气质的。

可是自然法学派统治了整个欧洲将近两千年后，在最近两百年中却遭遇了对手。反诘自然法学派的第一枪恰恰是分析法学派打响的。

1789年，英国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出版了他的名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首次把法律作为一种功利的、产生实际社会效用的规则，而非自然法或道德的附属品进行了讨论。边沁认为，法律虽然是出于追寻和维护道德的动机制定的，但一旦法律被制定出来，就必须符合其自身的精确性，以达其到功利主义的目的。换而言之，就是法条必须被精细的、基于功利目的制定、且一旦被制定，就应当被严肃遵守。在司法过程当中再去考虑某个判决是否符合自然法、进而随意解释法条是不恰当的，对法律的严肃性将是一种损害。

所以边沁说：“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真理成长于荆棘之中，要发现它们就需要有像数学那般严格的分析”。于是“分析法学派”就此得名。简单的说，分析法学派主张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两者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道德并不是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法律法规，只要它能“通过适当的方式颁布并运用”，就应视为有效的法律。而司法者关注的应当是“法”是什么，而无须关注法“应当是”什么。

于是“恶法亦法”，司法者只要严格的遵循法律本身的意思，就不应再受到人们基于“自然法”或道德的谴责。

你能够看出，分析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刚好是针锋相对的。自然法学派者很像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着重于讨论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力求在道德上达成世界的最大公益。而分析法学派则推崇功利主义，看重法律的本意和其实际效用。

而用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的分野，去观察王安石在这两桩案子中的态度，我们就豁然开朗了——王安石当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主张“慎刑”儒家士大夫，他是一个十一世纪的分析法学派支持者。

在这两个案子中，朝廷的公议都是把最朴素的道德认知（自然法）置于成文法律之上的——两个发小之间闹着玩，你非把人杀了，这显然不合道德。同理，妻子就因为嫌弃丈夫丑，非要拿刀杀死丈夫，这也太过惊骇物议。

但是王安石在这两个案子的判断当中，就像后世的分析法学派学者主张摒除对“自然法”的讨论一样，毅然决然的摒除掉了对道德的讨论——现行法律是怎样的？那咱就按照现行法律来断案子。只要是“捕盗”就是“虽死当勿论”。谋杀亲夫但伤而未死，就是应该减二等处置。

在王安石的评价体系当中，道德、人情这个东西是并不在场的，他眼中只有具体的法条，以及法条延伸所带来的某些功利效果。这其实就非常具有“分析法学派”的思维气质，因为边沁也同样是一个非常强调法律的“功利目的”的人。而仁宗这个看人很准的皇帝，借由这些事件，给王安石下的判断也堪称精准——此人不近人情，不可大用。

而当我们明确了王安石的这种归类，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到了神宗朝他一旦获得专任、一飞冲天之后，能够说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可法”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逆着一切潮流物议，一定要变法推行到底——从本质上讲，王安石确实是一个带有分析法学派的功利主义气质的人，这种气质让他在有能力时可以不顾及一切世俗物议，乃至自己心中的道德律，去推行一个他认为可能会在功利上有效的改革。

其实你说，以王安石的聪明，他能想不到青苗法、市易法、保马法这些法律在宋代那种行政体系下一定演化成扰民的恶政么？我猜他想得到。但他同样坚信，这些“变法”对于富国强兵是有效的，为了后一种目的，他决定付出前一种代价。

这就是王安石，一个生活在11世纪中的、有着分析法学派思维气质的人的最终思维终点——他从一个还不错的思维起点开始，却最终终结在一条“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歧途上。

写到这里，不免有些感叹，其实在现代法理学系统中，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两者着重关注的是法律与道德的不同侧面。甚至分析法学派对司法应该追求功利效用的主张也是没错的——只要这个功利所惠及是公众，就可以了。

甚至，诞生于18世纪末的分析法学派，在很大程度上为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助力，因为分析法学派的司法主张，更有利于达成现代司法最强调的“确权”，而确权又是近现代商业文明得以加速发展的最大基础。在这一点上，分析法学派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在一个前现代社会当中，一个有分析法学气质的人如王安石，却无法带来这样的变革，反而最终可能给其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撕裂与损失——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中国帝制的王法，其立法目的和功利所最终有益于的对象，并非公众而是帝制下的皇帝本人。这个根基在秦朝推行法家的时候根基已经打歪了，而一个“变法者”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再不让道德和自然法对其进行约束，而只是严守法条和追求功利，最终难免总会堕入酷吏的窠臼。

所以王安石之后，明清时代的中国士大夫在理学的影响下，陷入不敢言功利而只袖手论道德的死循环中，问题也出在这里。归根结底，不是道德错了、也不是功利错了。而是我们没有把道德和功利对象校准、缕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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