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偏要劝她“从良”，那我只好劝你就医

当我们为吴柳芳解封而高兴的时候，我们到底在高兴什么

各位好，昨天《鲜血与火狱，叙利亚正在发生什么》一文和前天《上帝能否创造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一文，写的都太长了，这样的长文写下去，我的身体吃不消，大家看着也累，今天写个短一点的。评一下刚刚在某直播平台上“获释”的前国家队队员、体操冠军吴柳芳。

根据最新消息，吴柳芳的账号在重新被允许关注后，涨粉依然迅速，截至目前，已经涨粉突破600万了。

面对这个刚刚诞生的顶流网红，很多论者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多之前（装作）力挺她的人转而开始说她的不是，并追问“难道一个跳擦边舞应该挣这么多么？”

还有一些论者，到并不嫉妒和瞧不起她的擦边舞，而是反过来。比如以为我很喜欢的前辈作者，就认为“吴柳芳解禁了，但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吴柳芳在被解禁之前，已经把她账号上那些跳的比较过火的视频都删掉了，今后这位姑娘如果聪明的话，估计也不会再跳太“擦边”的舞蹈博出位，因为爆火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以她目前的体量和热度而言，随便跳一跳也可以挣到不少。但社会是否应该允许“软色情”存在的争议却被搁置了。所以这只是吴柳芳个人的幸运与胜利，却难言在社会整体共识上达成了什么可贵的突破。

对于后一种观点，我其实是基本赞成的，但我又觉得这位前辈其实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面，归根结底吴柳芳作为一个无意中成为舆论焦点的女孩，她本来也没有义务承担帮助社会形成新共识、完成新进步的职责。想要打成这种期盼的，是我们这些以评论为业，并还有点“新闻理想”和“社会道义”残留的穷酸文人。对于吴柳芳本人来说，她的诉求是也仅仅是想通过跳跳舞、涨个粉，多挣一点钱，改善生活。所以她的“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我们若还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不属于人家姑娘。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人对商女的讽刺和指责做起来很容易，但你仔细想想，那被灭的南唐，本来也没有什么恩义给那苦命的商女，凭什么非要人家记得什么“亡国恨”？这岂不是自作多情兼神经病？要哀悼、要感叹什么“亡国恨”、什么“兴亡百姓苦”，文人自可去哀悼、感叹，这是知识分子自愿坚持的悲天悯人的宿命，但不可移情给他人。

而一曲《玉树后庭花》，对商女来说，并不承载那么多意义，人家为了也仅为了赚钱养家而已。

所以虽然曾经并不感冒，但此刻我对吴柳芳的解封，反而抱着一份有限但真挚的高兴——至少，有一个人从她并不当忍受的无妄之灾里走脱出来了，这是一个值得为其高兴、并羡慕的事情。因为我也算做自媒体的，我知道自己辛苦努力涨的粉一夜清零有多么痛苦，这样的苦痛，少一个无辜者承受，总是好事。

其实前两天了解了吴柳芳的人生经历，我对她的观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觉得这姑娘其实是个蛮值得敬佩的人——

她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体校，学习体操，吃了很多干这行不得不忍受的苦，好不容易在万人丛中拼杀出来，两次在奥运会前夕都拿到了国际大赛的好成绩，却都在冲击奥运金牌之前因伤病等原因不得不退出，与奥运金牌失之交臂。而对于体操这种没有多少商业前景的体育项目，拿不拿奥运金牌在退役后能享受的待遇、收入等方面有着霄壤之别。在网上跟她吵起来，指责她不应该“给国家队丢脸”的“师妹”管星辰和她的主要差别，其实就在一块奥运金牌上。可是没有这块金牌，吴柳芳就只能被保送去北京体育大学这样的二流学校，而和奥运冠军去的一流学校失之交臂。毕业后也拿不到有编制的工作，只能作为非编制教师在体制内外的边缘上游走。

所以吴柳芳在视频直播当中曾感叹自己“命不好”，我觉得这倒是一句大实话。甚至可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像她一样“命不好”。

中国人，尤其是我老家山东等地，喜欢向往体制内的铁饭碗，但往往忽略了活在体制内其实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自古华山一条路且一将成名万古枯。你在不得不接受体制内的种种管束的同时，还必须接受一旦被体制内选拔所淘汰，不得不忍受屈居于能力不如你的人之下、甚至被分流、被淘汰的宿命。

其实这样憋屈的宿命，在我们父母辈和我们自己这两代人身上是反复出现过的。

我们父母那一代，譬如前几年火过的网剧《漫长的季节》，里面的主人公王响少年时代就进了“体制内”，在桦钢厂当了一名火车头司机，本来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干这个挺有荣誉感、也挺自我满足的，结果某天“晴天霹雳一声响，单位减员要下岗。”他一下子被本已下注一生的“体制”甩了出去，你让他能怎么办？他算不算命不好？

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说我自己吧，从小我觉得我接受的也算是一种“体制式规训”，老师和家长从小教育我们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在我们山东，则一般还有个限定是“体制内的好工作”），像我这样的“乖孩子”“好学生”，从小也按照老师和家长的要求一步步做了，甚至在高考高地的千军万马里杀出一条血路，考了个好大学，毕业后真找了个“铁饭碗”。

可是到头来这一切的结果呢？我们不仅要承受那些不理解、不同情我们处境的人说我们“小镇做题家”的嘲笑。就算是真的一度进了体制内，我们还会发现自己不得不进一步接受的某些规训，是我们难以忍受的；而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或者在为人上不够圆滑、太方正，天生“克领导”，你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体制内继续走下去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其实都像吴柳芳一样，认识到了自己“命不好”。那随之而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权利走出体制，在一片更广阔的田地里依靠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加上一点点运气来“逆天改命”？还是说，哪怕我们知道自己“命不好”，也必须谨守着体制安排给我们的这个“命”聊度此生？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同情吴柳芳，归根结底是在同情我们自己，很多人支持她并期望她过得好，其实也是在隐隐的为自己争取一份权利和希望——我可以被体制所闲置、被分流、被淘汰，但我们这些“失败者”，至少应该有走出体制、走出被安排、自立更生，活出一份属于我们自己洒脱和自由的权利。

批评吴柳芳的管星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据我了解，国家对她（吴柳芳）是有保障的，她的路本是光明的，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管星辰的这个批评，其实代表了很多反对吴柳芳的论者的观点，他们的这种论述其实暗含了一个观点：你是活的不够好，但国家（体制）给了你一份保障，你又没有真的饿死，你的路是光明的。所以你本应该感恩，并且安分一点才对。

但我觉得，持此论者应该还是太年轻了、或者之前经历比较单纯，她并不懂得这层看似正确的论述背后，更深一层、更对一点的道理——人有没有选择自己的道路，哪怕是不那么“光明”的道路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天然权利，这个权利并不是被体制安排了才有，不给你就没有的。对于那些本来有着体制给的、“光明”的阳关道不走，却偏要走自己出走的小路的人，只要她拿出来展示的荣誉确实是她自己真实获得的，她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是法律所允许的，别人就无权非议她。

因为一个人怎样生活，不来源、也不需要感恩于任何“安排”，而是她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至于她这么做是否“给xxx丢了脸”，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是真实活着的人们的生计重要？还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些许“脸面”重要？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当问的，至少不当现代人来问。

因为只有明清时代的卫道士们才会为了死去丈夫的“名节”要求寡妇们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守节、守寡的前途明明也很“光明”啊！你死后自有一套贞洁烈妇牌坊立在路上等着你，你怎么偏不走呢？一定是“思淫”了，你这荡妇！

这就叫“名教杀人”，它属于那个悲惨的前现代，而一个现代社会的常识是，任何“名教”都并不高于每个人真实的幸福生活，以“不名誉”的名义强迫他人必须按自己想的方式生活，这个想法本身就很不名誉，甚至不清醒。

记得韩寒说得好， “我从小到大都是优！你叫我怎么从良？”

你若偏要劝我从良，那我只好劝你就医。

还是谁都别逼谁了吧，好不好？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各做各的，不开心么？

这就是我对吴柳芳解禁的一点观感吧——

我们替吴柳芳高兴，说到底，既不是高兴于“擦边”的问题就此解决了，那不现实。也不是吴柳芳以后发不发财，这个与我们无关。

我们是在替自己高兴。“不以名教杀人”、允许从体制中走出的人活出一片天地的底线，至少这一次，又守住了。

愿自由的我们，各自把生活过好。

全文完

本文3500字，感谢读完，

今天的音乐，来自歌剧《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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