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罗吹了一本书的蜀汉，崩溃起来咋这么快

“蜀维埃”的奋发、腐败与解体

好久没写四大名著了，简单聊两句《三国演义》。

读《三国演义》小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令人尴尬的现实——作者罗贯中明明是尊刘抑曹，而且整本小说里都一直在吹蜀汉君臣的英明神武，什么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刘皇叔仁德爱民，哪怕托孤白帝城以后，还有千古贤相诸葛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打的曹魏哭爹喊娘，就算星落五丈原，还好歹留下了一个能文能武的姜维，九伐中原，一直对曹魏保持攻势啊！

可是，从公元263年8月曹魏发动灭蜀战争，到同年11月蜀汉正式灭亡，蜀汉在这场战争中居然只撑了三个月就被灭亡了。

而且，领兵偷袭的邓艾带了多少人呢？

两千多人。

这你让罗贯中怎么解释？好比某武术大师，平素又是“松活弹抖闪电五连鞭”又是“二百斤的英国大力士，顶不过我一个小手指头”，结果真以上擂台，被人家一拳就放倒了，败的那叫一个脆生。

万般无奈之下，老罗只能着力刘禅的昏庸无能，另外还有宦官黄皓、投降派谯周这些人从旁挑唆。

总之，都是昏君奸臣坏了先主和丞相留下来的大好局面。

这种观点，就是比较典型的忠奸史观，蜀汉亡要怪刘禅、谯周，南宋北伐不力，则都是赵构和秦桧这对昏君奸臣坏的事。把体系问题换算成道德问题，这是古代中国文人思维偷懒的一种很有意思的办法。

但事实上，哪怕你花点时间去读一下正史《三国志》，就会发现蜀汉的速亡，远不是“刘禅没种”或者“谯周卖国”这么简单。它是一种积攒了很长事件的积怨的突然爆发，导致了这个本就不该硬撑这么久的政权的突然猝死。

《三国志》里有一段，说蜀汉灭亡前两年（公元261年），东吴使者薛珝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吴主孙休问他蜀国怎么样，薛珝直接回答，我看蜀国怕是快要亡了，至于理由他说：“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者也。”

翻译翻译，就是说此时的蜀国经济凋敝，老百姓饿的脸都绿了，可是臣子们却为求容身免罪不敢反应珍视问题，刘禅那个皇帝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整个蜀国就像一群燕雀待在着了火的屋子里，丝毫觉察不到大厦将倾。

当然那联系前后文，薛珝说的这段话，其实有点冒死给吴主孙休上眼药的感觉，意思是陛下您看蜀国烂成这样了，咱得抓紧内修德政啊。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薛珝的这段发言确实点出了一个小说中被遮蔽的现实——蜀汉之速亡，实亡于经济、亡于民不聊生。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在蜀汉灭亡的时候，其户籍显示该政权总人口只有区区94万人，却养了士兵10万人，官吏4万人。出现了＂三家养一兵，七家养一官＂的离谱现象。财政混乱、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邓艾接管蜀汉国库中的时候，发现所有金银铜等贵金属存量加起来，居然只有区区四千斤。

与之相比的，刘备平定益州之初，打开蜀中府库，发现自己发财，一次性赏赐给诸葛亮、法正、张飞等功臣的金银数量，就有万金有余。

是的，蜀地本来是汉末乱世当中一块非常富足的土地，

刘备入蜀之前，庞统曾力劝刘备拿下益州，当时他说的就是：“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翻译翻译，就是益州这个地方有钱，在刘焉刘璋父子的治理下，益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部纷争，局势较为稳定，刘焉父子也没有什么争天下的野心，老百姓过得挺富裕的。庞统认为刘备正好可以“借”来“以定大事”。

刘备入蜀之后，为了安抚民心，倒也没有立刻开始对当地横征暴敛，但他的治理思路是法家思想，下车伊始，就提出“八务、八戒、六恐、五惧”的威刑重典。说白了就是以严刑峻法的威刑主义统治老百姓。其实蜀汉政府此时对民间财富的汲取能力，在这个时期已经初步齐备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备曾经执行禁酒令，觉得如今天下兵荒马乱，蜀地老百姓居然拿粮食酿酒，太奢侈浪费了。最后为了严厉禁酒，居然连酒器也禁，理由是民间私藏酒器就是为了酿酒，一并严惩！

后来跟他一起创业的简雍也看不下去，有一次乘车的时候就拿话点他，看见街上的男女就让人把他们抓起来，刘备问：你干嘛抓他们啊！简雍说：这些男女行淫。刘备说：我没看到啊！简雍说：可他们有作案工具啊！刘备这才醒悟。

可以想见，巴蜀本地的平民、士族对刘备集团的这种严刑峻法、最大限度搜刮民间物资以供军用是不满的——我们日子过的好好的，凭什么你来了就得拿我们的财货来成你的“大事”？你要复兴的那个大汉，它当年在的时候不也有桓灵的昏乱，前有党锢之祸、后有黄巾起义，搞的民不聊生么？

所以在刘备兵败夷陵、白帝城去世的时候，蜀汉政权本来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刘备还在病重时，汉嘉太守黄元就在益州本地士族的支持下举郡造反了，连带之后的南中叛乱，诸葛亮都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才勉强平定。

随后蜀汉进入了“诸葛亮治蜀”的时期，要说诸葛亮这个人不愧为千古一相，治国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这样的地狱难度开局，他能敏锐的抓住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挽救经济，民生搞不好，一切“兴复汉室”的口号都无法长久的糊弄人。

而诸葛亮搞经济的方式，其实是把整个蜀汉当做一个大型的国营工厂来运营。

比如诸葛亮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制度，“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还改进技术，用火井煮盐。此外他也很重视冶铁，四川许多地方至今都留有他当年冶铁的遗址。盐铁生产成为蜀汉重要的收入支柱：“利入甚多，有裨国用。”

此外蜀锦在诸葛亮治蜀期间也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的景象。优质的蜀锦，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蜀锦在魏、吴十分畅销，甚至远销东南亚以及西亚国家。

把整个蜀汉当成一个大型国营工厂，大量的创造财富，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刘备入蜀之初发行过一种“直五百株”，本来是用恶性通货膨胀的手段从民间进行财富榨取。但因为蜀国在诸葛亮期间经济搞得好，再加上魏吴这俩货色同期的经济更糟糕，所以三国时期居然一度出现过“蜀钱吴用”的景象，今天的研究人员在考古中发现，15座东吴墓葬中一共有三国货币4000枚左右，其中蜀汉货币有3900多枚，东吴仅50多枚，蜀汉货币占比达到了98%。

但要讲清楚，蜀汉这种经济在政府指导下的繁荣，毕竟只是一时之效。

首先，蜀汉兵多民少、官多民少的基本情况，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改变。因为蜀汉政权的性质，不同于刘焉刘璋父子这种汉末割据势力，它必须高喊“兴复汉室”的口号，刘禅的皇位才能坐得稳。而要兴复汉室就一定要北伐，北伐就得养兵，压服益州派、东川派又得给他们封官许愿，所以冗兵和冗官，一个也削减不得。

其次，诸葛亮执行的这种国营盐铁、蜀锦，再由国家通过出口提振经济的做法，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弊端，那就是官府掌控如此大的经济权利，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腐败。

这就是诸葛亮本人非常清廉自律，甚至曾经给刘禅上过一个表公开了自己的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诸葛亮是想通过这种以身作则，在最先限度上延缓腐败的发生。

此外诸葛亮延续了刘备严律治贪的法家政策，并且事必躬亲的亲自审定对官员、士兵的惩处，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要亲自过问。司马懿笑他这么干命不久矣，但事实上，这是法家政策能够相对保持不变质最有效可能也唯一的办法。

诸葛亮用这一套让蜀汉地区的官民对其都“既畏且敬”，进一步调慢了蜀汉弊病的时间表。

但诸葛亮应该是明白，该发生的问题迟早是要发生的，所以他在给刘禅上出师表的时候才会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国营盐铁、蜀锦的生意只能撑得住一时，其必然导致的腐败发生也只能延缓而不能彻底杜绝，一旦经济窘迫，蜀汉政权内部的益州派、东州派、荆州派，就会为争夺缩小的蛋糕矛盾激化。所以一定要在矛盾集中爆发之前赶紧打出去，死中求活，夺一条生路。

可惜诸葛亮最后失败了，临死前他指定的蒋琬、费祎、董允这些人接管朝政。其实蒋琬等人的军事主张都是较为温和，他们任内极力限制北伐的规模，这跟诸葛亮的激进战略是相反的，但如果你搞清了诸葛亮的思维逻辑后，会发现其内在又是一致的。

诸葛亮临死前大约也是想明白了，既然已无希望死中求活，那就用姑息疗法，放过百姓，至于蜀汉……就多撑一天是一天吧。

果然蜀汉经济，反而在蒋琬等人执行战略收缩时开始出现疲态、并都下坡路。

关键原因就是诸葛亮治蜀期间搞的那套官营盐铁、蜀锦模式有效性终究是暂时的。官办企业长期运转后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以及腐败滋生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在诸葛亮死后开始发作，而蒋琬、费祎等人是没有刘备和诸葛亮的权威（以及军权）的，也很难达成诸葛亮本人的那种清廉自律以及事必躬亲。

于是为了笼络被长期“战争边缘状态”拖得越来越不满的本地士民，在蒋琬费祎时代，蜀汉不得不开始进行频繁“大赦”，赦免那些触犯官营禁令、或者在官营盐铁、蜀锦生意中上下其手的人，蜀汉初期法家治国的模式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而权力内部滋生的腐败问题，又让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都开始在蜀中进行大量的土地兼并和财富积聚，并且彼此之间为了分蛋糕到了矛盾加剧、剑拔弩张的地步。而民生则日益凋敝。

在这种情况下，居于最上位的荆州集团和流亡士人为了获取军功，却依然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主战，去执行一个谁都知道不可能再完成的任务。而受损的益州集团则从主守逐步转向主降——赶紧投了吧，你们一走，我们有点好日子过。

而在朝堂上，由于三派势力都知道，蜀汉（或者更准确地说，古代帝制）体系下，利益的最大来源是权力，所以都为了保住自己官位逐步走向了一味逢迎后主刘禅。因为蜀汉前期刘备制定的法家政策到此时为止还没有被正式推翻，不愿意活的清汤寡水的群臣都处于一种“普遍违法”的状态，这就是薛珝所谓“臣下容身以求免罪”的原因所在——后主刘禅虽然暗弱，但确实相比同期魏吴统治者还是更仁慈一些，但大家都害怕话说的太直被刘禅取消了免罪权。

谯周的《仇国论》和其代表的投降思想，就是在这种前提下被广泛传播，并被接受的。谯周本人其实并非“奸臣”甚至某种程度上讲，人格上堪称道德君子。他看似“软弱投降”的主张背后，是蜀汉此时已经被战争边缘状态和内部各集团的矛盾加剧拖得“不闻正声，民有菜色”的事实。

所以在蜀汉末年，这个国家在财政上其实已经垮掉了，哪怕是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也还留下了这种财政崩溃的蛛丝马迹——

比如姜维在沓中屯田，小说中说他是为了远离朝廷避祸，但在真实历史上，那一年蜀汉发生了饥荒，军队没有吃的，姜维才不得不领军前往沓中进行军事屯垦。

再比如邓艾偷袭阴平小路，从悬崖上下来后发现诸葛亮在此处留下的军营已经空置了，其原因也不是刘禅暗弱、后人无能，不理解先丞相的苦心，而是蜀汉此时财政已经频临崩溃，不得不进行军事守备上的收缩。从阴平到绵竹这一路上，守备的蜀军都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状态，原因也无非是“皇帝不差饥饿兵”。

实际上，考古证据显示，在蜀汉末期，诸葛亮时代相当“硬通货”的蜀汉货币信用已经率先崩溃，众多粗制滥造的钱币涌入市场，其单枚重量还不到1克。历史上姜维最后一次进行北伐时，刘禅甚至连军马都无法为军队备齐。

简单的说，蜀汉最终的灭亡，其实就是一个曾经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复兴汉室的政治口号、刘备、诸葛亮的权威和以身作则、以及盐铁专卖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打鸡血般强盛一时之后，逐步走向必然的腐败、衰落与崩溃的过程。一定要做对比的话，这个过程跟后世苏联在冷战中的最终解体，其实是有神奇的相似之处的。

入其野，民有菜色

“蜀维埃”之败，败于经济。

最终邓艾仅率两千余人如蜀就刺破了这个已经被锈蚀掉的空架子。

甚至某种程度上说，刘禅和整个蜀地百姓最终得以保全，还要感谢那个谯周的谏言，刘禅在投降前对到底是降魏还是流亡吴国还存疑，谯周说您别墨迹了，如果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话，降吴，一辱也，吴国将来能打得过魏国么？等到吴国将来被魏国灭亡，还不得二次受辱？那还不如直接降魏好了。

所以《三国志》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这个评价其实还算公允，没有谯周，“不闻正声，民有菜色”的蜀汉也继续撑不了多久。更或者说，混到这份上，蜀汉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至少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蜀国民众们来说，是如此的。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最后“三家归晋”后的那个西晋，统治的也不怎么样啊！蜀汉时期被形容为“有菜色”的饥民，到了晋惠帝时就该被问“何不食肉糜”了。

当然，古代治乱循环中新更替的王朝可能还不如从前那个，老百姓总在“兴亡皆苦”中辗转沟壑，这是一个更深刻而悲哀的问题，归根结底，“打江山、坐江山”这帝制思维之下，一个国家很难完成真正的现代性破局。

蜀汉的速亡，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享安泰，更黑暗的两晋乱世，还在等着他们。

泽国江山入战图，

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

《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写的虽然精彩，却给人造成一种偏见，让我们喜欢崇拜那些杀伐果断、甚至屠戮百万的“英雄”，而对刘璋、刘禅这种看到敌军一路高歌猛进，仗都不打一下就直接投了的“暗主”瞧不起。可是我觉得，三国时代最宝贵的声音，恰恰是这种暗主发出的。

刘备打上门的时候，有人劝刘璋坚壁清野、坚持抵抗到底，刘璋却说：“不可！我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今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

我觉得，这才是整本《三国演义》里最清醒的一句话，因为刘璋这个人是三国演义里那一票“打江山”的军阀中为数不多眼中真有百姓的人。

与之相比，那些崇拜什么“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什么“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什么“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之类的“英雄”语录的人，真的是脑子抽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是现代普通人，读书、看新闻的时候，还是要多看看那些可怜的普通百姓。

毕竟，民得平安，天下安。

全文完

本文6000字，《三国演义》 的书评一篇，感谢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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