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心绣旗报党恩
你知道山城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出自哪里吗？这个故事，还得从九龙坡区一所中学校的红色之旅说起。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来到重庆的陶行知，站在被日军轰炸后冒着青烟的废墟上，心在滴血。放眼望去，满目疮痍、难民遍野，特别是那些失去双亲的难童，更是孤苦无依。因此，他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建立一所特殊的学校，为这些难童提供一个既可以避难又可以读书的“家”。这也是他的“回国三愿”之一。
图：育才学校创办者陶行知
怀着教育救国的赤子之心，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温泉小学举行了开学典礼，随后不久就迁往合川草街古圣寺。这一所为难童而建的“红色”学校，在党的关爱指引下，在红色基因的激励感召下应运而生，冲破重重黑暗，迈过道道坎坷，为祖国培养了不胜枚举的青年栋梁，用初心和使命谱写了一首与党心连心的青春之歌。
图：育才学校1939年-1945年的校址——古圣寺全景
周恩来的育才之行
1940年秋天，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当局认为：为难童开办的育才学校是“红色”学校，扬言要封闭。一时之间，地痞、特务多次到校捣乱。加之物价飞涨，办学经费困难，学校师生一日三餐眼看难以为继。陶行知整天穷于应付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心力交瘁，病倒在床。
就在陶行知一筹莫展之际，1940年9月22日，周恩来、邓颖超在《新华日报》记者张晓梅的陪同下，专程从重庆驱车到北碚，探望生病中的陶行知。
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到来，陶行知激动不已，并将育才学校指导部主任吴勃请来，共同汇报学校的情况。
听过汇报，周恩来对当前形势进行了分析：一方面育才师生要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另一方面要教育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坚持教学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周恩来还建议育才学校秘密准备一条大木船，一旦形势有变，师生可乘船溯嘉陵江北上广元，再由八路军办事处帮助转入解放区。周恩来的一席话，让陶行知不由精神大振，病痛不觉消减了大半。
两天后，周恩来夫妇跋山涉水专程来到育才学校看望师生。他们的到来，让整个学校都沸腾了起来。学校在礼堂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欢迎会上，周恩来作了主题为“一代胜似一代”的报告，给孩子们讲了老一辈革命家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怕千难万险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鼓励孩子们要有知难而进的勇气，更应该有一代胜过一代的精神，因为中国是属于奋发向上的革命青年一代的。
周恩来的报告像磁铁一样把孩子们深深吸引住了，全场鸦雀无声，大家听得那么专注认真。随后，邓颖超也讲述了周恩来到莫斯科治伤，见到苏联儿童学习生活的情况，讲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创造美好未来。
同学们仔细地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教导记在本上、记在心里。欢迎会结束后，许多同学拿出笔记本，请他们题字。周恩来为大家写了“一代胜似一代”的题词，邓颖超题写了“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的寄语。
图：周恩来题词
此次育才之行，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古圣寺住了两天，白天分别给老师和同学们作报告，观看同学们专门排演的音乐、戏剧节目，晚上召集学校地下党支部开会，研究和安排应变计划，布置转移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殷切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处于艰苦环境中的育才师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此次育才之行仅仅过去10来天，学校就收到了来自陶行知校长的信件和一笔汇款，信里专门写道：“周恩来、邓颖超二先生参观一下之后，觉得小朋友健康有欠，特捐助400银元为小朋友购买运动器具之用。”原来，这笔汇款来自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这让全校师生感动不已，陶行知随即在学校发出了“健康第一”的号召。
抗战时期的“小解放区”
育才学校从创办之初就设了两个平行的地下党支部，一个支部属中共南方局文委领导，任务是协助陶行知办好育才学校；另一个是中共四川省委下属的北碚中心县委领导，任务是广泛团结教职工，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完成。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育才师生在最艰难困苦的时代风雨同舟，披荆斩棘，破浪前行，育才学校被誉为抗战时期的“小解放区”。
图：陶行知与育才学生在一起
陶行知曾在1941年学校的一次朝会上讲道，由于物价飞涨，反动派的封锁迫害，学校经费已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之境。但他说：“为了人才幼苗的培养，我不怕反动派的恐吓、威胁。”“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你何必顶着石臼做戏，抱着石头游泳呢！”“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
周恩来一直关心关注着育才学校的发展。1943年初，得知育才学校经济拮据，运行困难，托人给陶行知送去一套南泥湾垦荒的照片和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毛绒衣，鼓励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应对困难。1946年在离开重庆前，亲自嘱咐时任重庆育才学校校长的孙铭勋要坚持战斗。
育才学校没有让周恩来失望。学校一直是地下党在重庆地区一个重要活动据点，组织参与了多次学生运动。1947年至1948年，育才学校党支部及校内外一批干部和进步人士在党支部书记廖意林的领导下，参与编印了地下党重庆市委机关刊物《反攻》。育才学校还为党培养出了多名优秀干部和进步青年，600多名育才师生中先后有300多名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中涌现出雷醴泉、任光、黄晓庄、王昶新、王继云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
山城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我解放大军所向披靡，解放大西南的号角已吹响。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加紧在国统区迫害人民，育才学校亦不能幸免。
正当育才师生食不果腹、处于十分艰难困苦的境地时，突然有人从外地给学校汇来相当于八百银元的港币，如大旱甘露，滋润着育才师生的心田。后来得知，这笔钱原来是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追查，周恩来专门用电报指示地下党员袁超俊从香港汇来的。
后来，育才学校又收到了周恩来委托袁超俊从香港寄来的新出版的《群众》杂志作为学习资料，杂志上载有五星红旗图样和国旗制作标准。在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惦记着山城一角的育才师生！
11月30日，重庆解放。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的师生们异常兴奋，商量着自己做一面国旗，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大家一致推举育才学校老师赵义熙、苏永静夫妇担此重任，赵义熙早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六一社”，苏永静一直跟着丈夫为党工作。当晚，大家悄悄地来到赵义熙、苏永静夫妇家中，育才学校梁承栋老师带来了自家的红色被面，大家一起按照当时《群众》杂志上红旗的比例，秘密赶制五星红旗。赵义熙同志是理科老师，制图技艺高超，主要负责计算旗子的长宽比例，在红色被面上准确标定五星的位置。苏永静老师心灵手巧，主要担当缝制重任。由于旗子很大，就将绸子铺在地板上，趴在地上一针一针地缝。夜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但却抵挡不住大家的激动心情，这面正在被缝制的五星红旗，寄托着大家对革命终于胜利的欢心雀跃和对祖国未来前途的美好向往。
五星红旗制作完成已是深夜。虽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但重庆的气氛仍很紧张。赵义熙、苏永静怀着紧张而兴奋的心情抱着五星红旗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图：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
12月1日，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的师生们高举自制的五星红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走在游行庆祝群众队伍的前头。大家从红岩村出发，一直游行到小什字市中心，将这面五星红旗插到了“抗战胜利记功碑”（现为解放碑）上，成为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解放后，育才学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正式转为公办校，解决了办学经费的问题，学校也搬到了九龙坡区谢家湾现校址，摆脱了颠沛流离的窘境。陶行知先生多年“爱满天下”“乐育英才”的梦想终于在新的时代成为了现实。学校也驶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1963年被评为重庆市百面红旗单位之一，是教育系统唯一的红旗单位；1978年被四川省教育局确定为重庆第一所省属重点中学；1981年被评为四川省首批重点中学。全国优秀陶研学校、国际象棋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等各项荣誉扑面而来。如今，站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育才学子都会涌起一股别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不论光阴如何变迁，这所带着“红色基因”成长起来的学校，始终践行着教育救国的使命，延续着教育兴国的希望。
历经时代洗礼，这所拥有82年历史的“红色”学校依然风华正茂。
图：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师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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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1眼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