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生33-40•谈心与练兵
作者：连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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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忙假结束了，师生到校了。
早读课上，我表扬了同学们回队栽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也展开了一个小调查：“回队没有出工的同学举手。”没有人举手。
“回队后，天天在栽秧的同学举手”，全班都举起了手。“
回队后，为队里挑秧，不怕累的同学举手。”又没有人举手。
我高兴地说：“通过刚才的调查，我知道大家回队都在坚持出工栽秧。之前，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佩服的人，有一个同学，在放农忙假的第一天，不是下很大的雨吗？他头戴斗笠，穿条短裤，全身湿透了，天气很冷，你们猜他出工在做什么？”
“栽秧！”
“不，他不是在栽秧，而是在挑秧，一担秧上得又多，很重，遇到田硬上一个大沟，他跨过去了一只脚，可另一只脚登在原地不动，跨不过去……你们猜是谁？”
“……”
“好，猜不出来，这就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那么请这个同学站起来亮一亮自己的闪光，好吗？”
“好！”大家齐答。“
那么，就请这位同学站起来吧！”没有人站起来。
我更是高兴：“同学们，这个同学不愿站起来，才真正做到了我放农假前跟你们讲的，回生产队栽秧要发扬什么精神？”
“……”
“大家怎么忘了，我不是说了的吗？我们要把秧栽好，不要把秧栽稀了，只想多赚工分，我说这是什么精神？”
“不图名，不图利！”
“对了，这就对了。这个同学就具有这种精神，既然他不愿站起来，我告诉大家，他就是吴传学。”
班上自发地鼓起了掌。这回的吴传学，完全换了一个人，就像一个害羞的女孩子一样，红着脸低下了头。
突然，文国清问：“你是么样晓得的？”
“那天晚上，我去张店有事，也是一清早冒雨赶回出工，走到小吴生产队的田埂上，被我遇上了，吴传学同学还问我往哪里去了的。”
这样，用事实一表扬，又经常三言两语地和吴传学聊几句，老师们都说：“吴传学也成了你的心腹助手了。”
农假过后不久，在一次会上，老师们一致同意评六年级为优秀班，校长亲自将流动红旗送到班上。
虽说学生再不到两个月就毕业了，但我想，老师们和领导对我的认可只是一个开单的话，第一个成功的句号，就是要把这届六年级的同学成功地送毕业。
为了牵住牛鼻子，为了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中，我决定采取另一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让学生进行高层次的思想斗争。
一天，左港中学邀请大队青年来进行一场篮球友谊赛。新村队的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冯大国也来了。
因大队青年热情高，来的人多，冯大国就没有上场。看了一会儿球，冯大国就到小学办公室，与几个老师叙旧。
谈了一会，我又说：“大国，哪天有空，请你来我们六年级做个报告，好吗？”
“浩哥，你别开玩笑，打球凑个角还勉强可以。”
“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已跟学生吹风了。”
“那不行。你怕是部队首长，地方领导？我一个大耳朵百姓，有什么资格做报告？”
“那好，那好，算我用错了词，那来给我的学生上一次课，好不？”
“你又在开玩笑，我又不是老师，上什么课呢？”
“你老弟别光扣字眼，我们在新村前后门相对地住了十年，也算是一家人了吧，怎么光说两家的话呢？”
“我又没说错，我不是老师，怎么谈得上来上课呢？”
“那好，算我又说错了，来跟六年级的同学们谈个心行不行？再说，班上还有你的幺弟冯小国哩。”
“说谈心还差不多，那谈什么？”
“就谈你的部队生活。”
“你怎么想起要我来谈这？”
“我几天前就准备和校长去请你的，你今天来了，更好。开门办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嘛，转业不转心，退伍不退色，这是你们军人的老话，你不会却意思吧？”
“不会，不会，谢谢你瞧得起。那谈部队生活的哪些方面，才能使学生受启发呢？”
“好，再才归了正题，你去打一场球或看一下也可以。我写个提纲，你再回去准备一下好吗？”
“好，好，那就麻烦你连老师了。”
“你看你说哪里的话，麻烦的是你冯大国同志。”
两天后，冯大国应邀提前而到，他一来到办公室，各班将课一调，学校领导和全体班主任参加这次活动，由左祖奇一人负责没有老师的班上的学生的纪律。
他们都先到教室里坐好了，我陪冯大国最后进去。冯大国一露面，班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一身新军装，一个有力的军礼，全班师生又一次热烈的掌声。
冯大国回过头，见黑板上写着：第一行“热烈欢迎”，第二行“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冯大国来我校”，第三行“作报告”。
他笑着拿起黑板擦，将“作报告”三字擦掉了，改写成“交心谈心”，老师们又鼓掌，同学们也跟着鼓掌。
冯大国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想：部队是出人才，一个小学毕业的人，却讲得这么有条有理，还举出很多战友的名字。
班上是空前的安静，我递上去的凳子，他没坐；递上去的茶，他没喝。虽没写讲稿，但按我列的提纲逐一给了生动的阐述。
当他一口气讲了近二节课，讲完后面对师生又一个神气、漂亮的军礼时候，全体师生都站起来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事后，我先集中一节课趁热打铁地回味冯大国的报告：一、为什么要当兵？二、为什么有的战友提了干，对提干应抱怎样的态度？三、为什么有的战友退了伍？对退伍又要抱怎样的态度？
对些问题，要联系战士的部队生活找答案。
随后，我就花三个星期五的班会时间，再联系学生自己讨论：一、为什么要读书？二、为什么有的同学升了学，升学后应怎样？三、为什么有的同学回了队，回队后应该怎样？
为什么要读书？作为讨论的重点，还是让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讲，最后就梳理出了三种情况，为个人前途，为家庭幸福，为国家富强。
不是喊空口号，而是像冯大国那样，摆具体的例子，用大量的例子证明道理：为什么旧社会有不少的读书人，仍然没有个人前途，没有家庭幸福？为什么连林彪那大的“人物”，最后也臭名远扬而失去了个人前途和家庭幸福。
学生终于明白，读书的最大作用，首先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我就布置写一篇“为革命读书”的文章。
后两个星期五，就讨论合写一篇“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文章。
这样一来，思想觉悟，学习成绩，日常表现等，就和你个人的前途，家庭的幸福，国家的富强结合起来，虽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对学生的行为规范促进作用还是大多了。
起码他们觉得自己长大了，再快要毕业了，要珍惜学习时间，珍惜同学感情。像吴传学这样的几个同学，都在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的过失，总之，班风正了。
在老师之间，我作为一个班主任，对任我班课的老师，我也总在请他们耐点烦，再个把月，学生就离校了。
老师们都懂，有事无事就到教室里与学生聊一聊。其意思无外乎是，我们再要分别了，同学们也有一种以前对不起老师的感觉。
我抓住这一契机，一天课间休息，我故意只与冯先付等几个同学聊，其实在教室里的同学都听见了。
我说：“学校校长给了我班那么多的荣誉，我们左港小学六年级的优秀集体，全公社的学校都知道。可你们这么好的一些学生，就这么轻轻地走了，没有给学校留下一点什么作纪念，多可惜啊！”
“连老师，那你说怎么办呢？”旁边的同学也凑过来了。
“我想给学校而不是老师个人送点什么，让今后我们的弟弟妹妹、父母、大队的人到学校来一看，就知道是我们七二届的小学毕业生送的。”
“那当然好，那当然好，送点什么呢？”很多同学都有共同的想法。
我沉默了一下就说：“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像各一张。”
“嘻嘻，两角钱一张，我一个人包了。”冯先付大方的说。
“五张像的外面还要买五个像框子，悬挂在办公室，才能永久保持，永久纪念。”
“那好，我们就回去找家里要钱。”同学们纷纷说。
“我看这样好不好？拿不出一块钱来的同学，拿几角也行，直接跟父母说是为了买伟人像送给学校做纪念。家长不乐意，你们就天天起早一点，在家中捡一点猪粪积点肥，或帮妈妈洗衣做饭，像我们学的“愚公移山”那样，来感动我们的上帝，好不好？”
“好！”
“那就感谢大家了，不过别性急，三天两天，一个星期交齐都不要紧，钱交给班长，班长将各人的钱数记下来，收齐了之后，再由班长向大家公布一下。”
令人感动的是，五十几个同学，收了四十多元钱。
连中学的主任熊剑锋都说：“这个工作不容易做。学生读一季书也只两块五角钱，这一下一个学生就是一块，这些小学生比中学生还有感情一些，好，我没钱，也出一份力。我在汉口有个关系，是专门卖这些玻璃东西的，我替你们到汉口去买回，车费都不要你们的。”
结果，他只花二十块钱，就买回来五个大像框子，样式又好看，油漆漆的放亮。
办公室内，五个伟人的像框一上墙，陡然一亮！
老师们都笑，中学的办公室都只一张毛主席像，我们这很有一点公社办公室的气派了。
这几天我们六年级的同学都是喜形于色，精神饱满，连几个衣服总是穿得脏兮兮的同学，衣服也换勤了。
这天，我对王金汉说：“学生出的钱买了领袖像后还多一大半，这二十多块钱是怎么处理呢？连熊主任跑路车费都不要，我们难道能乱花同学们的一份心意吗？”
“那……？”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是总是向你要材料纸发给学生吗？学生见了一两张材料纸一个大喜欢，我看干脆一个同学发半刀，多的钱就作为费用。如果学校吃了亏，就算了；如果能多几块钱出来，一个学生又可发几个信封，好吗？”
“好，好，就这样，让他们家里写个信也方便一点，家长也高兴一点。”
当几个同学感到不好意思地说“我出的几角钱被我拿回了”时，我真情地说：“可是你们的心永远在学校里”，全班同学一听这话，都显得很激动！
可越是临近毕业考试，同学们的脸上笑容越少。他们担心的不是考试，用很多“大”学生的话说，就是“这学期读得过瘾一点，我们又要毕业了。”
“连老师的《闪闪红星》还没讲完哩。”
“考完了之后，叫连老师跟我们讲半天。”
是啊，“大”学生是难教，可教好了，“大”学生又难舍了。
暑假快到了，学校的结束工作也更忙了。
星期六的上午，王金汉通知，今天老师们吃了午饭后不到学校，学生休息一天半，下周一来期末考试。老师们今天下午直接到大教小学去开会，要带记录本。
下午一点半，大教片各校的老师们已到齐准备开会了，人挤人的坐满了一个教室。黑板上写着“模范共产党员优秀事迹报告会”。
首先发言的是重一中学的校长邓南庭。听口气，他是以大会主持人的身份在讲话，其内容是说共产党员在教育战线上的先锋作用和献身精神，要全体老师学习这种精神。
接着，是以迎群小学校长张长安为代表的模范党员谈事迹。这几位发言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从黄陂北片的蔡店，姚集，石门，塔耳等公社转调回的，他们在那里有的工作近十年了，最短的也工作了四年。
60年代，这些还是青年的教师，服从县文教局的分配，有的未婚，有的妻儿丢在生产队里，毅然到离家百里之外的山区学校工作。
他们近几年才陆续调回来，可他们调回确实不容易，当地学校的挽留，家长的挽留，使他们左右为难，这说明他们在那里做出了成绩，赢得了声誉。
可他们的本人，有的只30岁出头，身体就垮了；有的没有赶上家中的老人在闭眼之前见上一面；有的孩子夭折；有的至今未婚；有的甚至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调回后，他们又挑起了家乡学校的重担，干出了可喜的成绩。尤其令与会老师们感动的是，张长安校长发言时，不断地咳嗽，看上去像40多岁的人。
最后发言的是左港中学的校长陈同发，他讲话的时间最长，他先对上述同志的发言做了中肯的评价，接着表达了自己要坚决向他们学习的决心.
最后，陈同发谈了几件具体事：自己再不是大教教学片的片长（党支部书记）了，由邓南庭同志担任；左港中学再不是大教片的中心学校了，中心学校改为重一中学；由今年的暑假教师集训大会起，左港中学和左港小学的老师，将只以一个学校的形式参加集训学习，两校合并后的新校名为左港小学。
此后，左港小学将成为戴帽子（小学戴中学）的学校。由下学期开始，两校合并上课。
回家的路上，我观察到王金汉和黄光喜的心情沉重，避而少谈学校的事，而谈其他的话题。
我预感到，合并后，恐怕他俩就当不成领导了。这次党员老师们的讲话，是鼓励，也是警钟。
陈同发边走边和我们谈，他说，他这几年成绩平平，又有病（肺病），看样子领导可能要照顾他休息了。我听了这话，心里也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他陈同发毕竟是对我的印象还不错呀。
8月5日，一年一度的暑假教师集训大会开始了。
我接到通知后，为搞好关系起见，就去对石头说：“我今天再不能带着学生们出工了，公社要开教师集训会，得二十多天的时间。”
石头说：“你再是学校的人，也回来出了这么些时的工，那你就去吧。”
旁边的几个人说，浩这一走，这些伢出工就没那么带劲了，那就再不能让他们在一起，将他们带在大人中间，分开出工。
在横店剧场，上午听大会的动员报告。我和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没到会场门口，遇到了我初中的同学陈先富，当年他是我班的学习委员，又是团员。
陈先富先发现了我：“传浩，你好，你好，士别三日……”
“打住，打住，老同学别一见面就说挖苦人的话，你也在教书？”
“我没教书，怎么知道要对你刮目相看呢？……”
“叫你不要提这些话，我们一别就是十年多了，还好吧！”
”就不是那样混……”正说着，他们学校又围过来了几位老师：“哦，左港小学的连老师。
”“……”
“哈哈，你当然不认识我们，可我们认识你这位赤脚老师，你怎么把我们民办老师改成赤脚老师呢？”
“在队里打赤脚，到学校当老师，不是赤脚老师是什么？”
“哈，哈，有道理，有道理。”就这样说说笑笑地进了会场。
想不到，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几个月了，老师们还将我的赤脚老师一句记得这么清楚。
进了会场，陈文会见到我们，就说：“大教片的老师都在这里，这边来坐。”
我自1966年和陈文会在毛主席著作辅导员培训会上认识之后，他看见我总要打个招呼。现在我进了学校，他变得更热闹。
我挨着他坐下，顺口说了一句：“今天好热啦。”
陈文会笑道：“你不是从头顶冷到了脚心吗？”
“那是对吴传学感到失望了。“
”你讲到这一句时，我们都笑了，都说你发言中的幽默话多。”
陈文会的爱人王冬珍也是民办教师，她是我小学的同学，也在旁边闲聊：“传浩，你讲到你刚进学校的心情，说由‘我听队长的，到学生听我的’，我们这些民办老师又笑起来了。”
开会的途中，陈文会说，下学期他有可能要调到左港来，这个会结束的那一天，就要宣布的，叫我在这开会期间莫跟别人说。并说他调来之后，希望我传浩捧他的场。
我在心里默默的想，他是大教小学的公办教师，听这口气，难道调到左港来就要提升为领导了。
大会主席台上作报告的是龚伯洲组长，他说，今年暑假的教师集训就是继续批林批孔深入学习党中央文件，搞好教育革命。
他按大会上的惯例：一国际，二国内，三本单位。他从美苏的反华大合唱，讲到林彪的叛国投敌，最后落实到教育战线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绝对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权，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占领学校阵地。
今后20天的集训学习，就是要武装教师的思想，来一场真正的教育革命，真正为党和国家培养可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接着，教育组的干事就宣读了集训的程序和纪律，最后通知各片的片长和各校的校长留下来领文件和研究具体事，其余的老师到十一中吃中饭，下午，老师们以校为单位开始学习文件。
因天气太热，很多男老师吃了晚饭后都是到彭家岗的塘里去洗冷水澡，可这几天，塘里抗旱车干了，连鱼也吃了。
老师们晚上没洗澡的水，有不少近处的老师就回去了，大会的要求随气候的变化也放松了一点，但要求早上不准迟到。
我见徐延斌，左祖奇几人没回家，也安心地住在十一中，由于走了一部分人，晚讨论就流入形式。
这天，广播中通知，今晚放电影，是进口的彩色故事片。因为这几年来，大家看《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大京剧样板戏的电影已经背熟了，一旦有进口新片，大家都很高兴。
电影放的是《多瑙河之波》，内容是以爱情、凶杀和破案为主线，老师们看得津津有味，电影场上十分安静。
看完了电影，大家在教室门外坐着谈论了好一会儿，才陆陆续续地回到教室里睡觉。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得迷迷糊糊的，隔壁的个教室嘈杂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以为天亮了，但抬起头朝窗外一看，是月亮。
第二天，我早起端着洗脸盆和牙刷向塘里水沟边走去，听到有些老师在低声议论，显得有点不正常，我见都是我不认识的老师，也不便贸然瞎问。
直到中午的午睡，晚上的乘凉，我才断断续续的听明白了，原来，昨晚放完了电影，夜深人静之后，老师们都回到教室入睡了。
由于天气热，无论男老师教室，还是女老师教室都是大开着门窗。教室里也是铺连铺的，月亮照在教室里，静静地见到的只是一教室的蚊帐。
突然，有一个住女老师的教室里传出了一声尖叫，紧接着就是扭打声和求救声，一瞬间，这个教室里几乎所有的女老师都掀开帐子，跳下铺，向门口冲来，而惊呼、扭打、求救声正是来自门口的个竹床铺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这个帐子内冲出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一下子冲到门口，将自己放在门口窗台上的短裤头一抓，捏着短裤头跑回了我隔壁的教室。
后面的女老师，有几个气愤已极的，就紧紧地追过来了。这个赤裸人钻进了自己的蚊帐，以为自己教室的男老师不知道，但女老师们早已惊醒了所有的男老师，一开灯，此人还在慌着穿裤子，一身的汗……
本应是学习讨论六天之后的听报告，可这一下提前了，大家都已猜到是什么原因了。
果然，报告大会的主席台上，坐着的领导，没有像往常那样交头接耳地等主持人去讲话，个个都显得非常严肃。
大会开始了，龚伯洲一坐上讲台，一开口就说：“今天开的是临时决定的现场阶级斗争会！”
他一转头，手一招：“将夏××带上台来。”
夏××一上台，头虽垂得很低，但台下还是轰动起来了，叽叽喳喳声不停。
龚组长站起来，向台下大喊了几声：“肃静！肃静！”会场才安静下来。
龚组长接着说：“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活生生的和平演变，简直是教师队伍中的败类。”
他接着简单陈述了夏××禽兽行为的经过，痛斥了夏××的这种可耻行为，并反复告诫大家，既要提高警惕，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又要时刻在自己的思想上打一场反修防修的突击战，否则，一名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一下子就会变成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接着，夏××所在的梁岗小学的校长，女老师的代表（横店小学的副校长胡艳芬）都上台对夏××进行了控诉和批判。
最后，是公社武装部的王龙胜代表公社党委，将夏××清除出教师队伍，现场由两名老师将夏××押下了台，送出了会场。
下午的学习讨论很具体：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的反映？如何加强自身的反修防修？怎样当好一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
陈同发说，大会安排这个问题学习讨论一直至集训结束。要人人谈，个个写，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这样一讨论，会场也一下子严肃认真起来了，不过晚上自由讨论的时候就随意多了，除了晚上的发言也是乘凉式的，不做记录外，再一个主要原因是，这是个桃色新闻，大家总是不自觉地谈到那方面去了。
“人家又没跟你谈对象，怎么这么糊涂呢？”
“谈个鬼的对象，他又不是没有老婆，孩子都好大了。”
“听说以前还是大队的会计。”
“靠得住是看电影看疯了心。”
“看疯了心也不能去行蛮呀。”
“这叫行蛮吗？这叫色胆包天。”
“他这一下回去，怎么见他的老婆呢？”
“那你就去代他向他老婆求情吧！”
“我劝他钻到个塘里去死了算了。”……
这一晚的乘凉自由讨论，使大家嘻嘻哈哈地睡意全无。
接下来的几天，也谈正事，也谈“歪事”，直至最后听大会的结束的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请来了公社党委重新派的分管文教卫生的主管书记桂长元，无外乎是总结成绩，找出差距，向老师们提出新的要求。
最后，由龚组长宣布工作调动和任免名单，其中，跟我校有关的是：陈同发病退休息，熊剑锋调往公社专案组，他的妻子邓望珍调往横店小学。
张文华调往左港小学任校长，免除王金汉校长，陈文会调往左港小学任主任，免去黄光喜的主任。
左港中小学合校，正式挂牌“左港小学”。
20余天的集训会，在我们的意想不到之中结束了。
暑假教师集训结束后，老师们在家休息了两天。8月26号就到校准备开学工作了。
新调来的领导和老师，最熟悉的是主任陈文会，因为他曾经在左港小学工作过，加之人又热情，笑话也多。
校长张文华，除了左港小学的几个老民办教师认识他，我们都是第一次与他接触。这人的像貌真可爱，脸上永远挂着微笑，有人说他睡着了也是一脸的笑。
王金汉悄悄对我说：“张文华的外号是笑面虎。”我听了心一沉，糟了，能够认可我的陈同发走了，今后在“笑面虎”名下工作，可得小心谨慎。
随着他调来了的，还有张文学，据说是张文华的堂兄。我一想这更糟，笑面虎还带了一个自己人，不知今后的情况如何？
我见是这样的个局面，就铁了心，不管他们的事，专心搞好自己的教学。
1972至1973学年度的第一学期，我几乎是在埋头拼命干中度过的。
开学初，大队的贫下中农管校代表徐才元（60多岁，合作化时的社主任，老共产党员）住进了学校，管老师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老师们的出差补助，要他签了名才能报销。
他识字不多，写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同意报销”四字也不会写。一次，陈文会请他在一张收据上签名。他将徐才元的“徐”字双人旁写成了三人旁，陈文会打趣笑他，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人多些热闹些。”
这么样的个老实人来管校，大队里的用意也很明显，是那回事就行了，何必派一个水平太高了的人去将老师们管得那么死呢？
因此，徐才元主任管校，也就成了聋子的耳朵。这样一来，也导致有些不自觉的老师，到头来还是害了自己。
我想，即使徐才元老人不管校，学校的校长、主任还可以管我呀，我对学生失职，学生还会回去告诉父母呀，何况又多了一个管校代表。
徐主任人虽老实，耳朵不灵，眼睛欠佳，但他经常要在大队去汇报学校的工作呀，他当面不说我们，难道在大队的会上也不说吗？
他说公办老师的不是，了不起公办老师调走，但如果他说民办老师的不是，我们就只有“调”回家了。因此，工作上我不敢有松懈。
紧接着，学校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学工、学农。
学校就委托王金汉办一个抛光车间，大队也全力支持。从大队搬来了两台电动机和相应的设备，安装了两台抛光机，学生24小时不停的换班为大队里抛光皮带款子。
一班四个学生，两个小时为一班。一个学生抛一会，就让过来休息一下，另一个做接着抛。
晚上，也有上夜班的同学睡在学校里面。王金汉对我说：“我一个人确实搞不过来，一天24小时怎么受得了，你能帮个忙吗？”
“我怎么帮忙呢？”
“晚上你只来睡，只怕到了换班时，学生睡着了，喊一下就行了。”
“那学校领导同意吗？”
“我先商量你的意见，你同意了，我再去跟张文华讲。”
如此一来，白天我上课，晚上还要跟抛光的学生一起睡。
好在抛了不久，大队抛光场的加工货源不足，他们自己也“无米下锅”，学校抛光厂就停办了。
一天放晚学后，在教师会上，等校长将教学工作安排完了，管校代表徐主任说：昨天大队干部会上，谈到了左港队在新村后面靠近张黄队的那块荒地，有三四亩，这是原先左港队的砖场，现如今都是死土，半头砖又多，杂草长满了。
这么大一块地，荒在大路边，不说对左港队，就是对整个新春大队的影响都不好。
大队决定，将这块荒地开发出来，左港队又不想开，又不能给私人，这是集体的一块公地。
就决定交给学校作为学农基地。收的粮食，由学校自由处理。现在，你们研究一下，要立即动手，将它开出来，让草晒死了，多办几次，收一季小麦没问题。
张文华说：“好，如果明年麦子收的多，就喂一头猪，过年让老师们有点指望。“
会后，张文华问我：“老连，牛是个难题，只有你的左港队近一点，你能不能到你们队里去借一下？”
我答应了，这一答应，就让我忙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一整天。
荒地、杂草、砖头，根本不好犁，牛也拉得累死了。如果要让师生来挖，那真的要愚公移山了。
地集中时间犁起来了，再耙，再又犁，又耙，我就只能在放了晚学之后，抽自己休息的时间去办了。
一块地抽了半个月的空余时间，才办得像个地，终于做得可以播种了。
合校后，我只顾埋头教学，埋头“学工”，埋头“学农”。学校里有事，放学后就在学校里忙，春环总是喊我吃饭喊到学校里来了。
有一段时间，中午忙得完全没有时间回，春环就不耐烦地说：“你这忙，我也没工夫去喊你吃饭，你干脆到学校里去吃中饭算了。”我也真的照办了。
公办老师全都在校住宿，在校起伙，民办老师就回家吃饭。
我一个人就拿米到学校蒸缽饭，中午公办老师的菜，是按餐出钱，我没有出钱，就带点咸菜去装在个小瓶子里，又将一个小瓶子装了一点猪油。吃饭时，就趁热饭，将冷猪油和咸菜一搅拌。
公办老师们觉得我很艰苦，但我觉得吃得还津津有味的，比在后湖挖藕吃结了冰的饭，舒服多了。
吃了饭，饭缽子一洗，不是忙于班上的事，就是忙于改本子等。慢慢地，我的付出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
张文华也开始喜欢和我交言。他背后总是给我打气：“你能武能文，你莫眼热那些总想占点便宜的人，民办教师有希望的。”
一次晚饭后，我到学校里去玩，陈文会张文学等人在打牌，张文华一人在他的寝室里看报纸。这一次，我俩闲聊了好一会儿。
他说，他的妻子李汉生也是民办教师，家中六个孩子。本来，他在迎群小学工作，和李汉生在一个学校，回家也好有个照应。
四个孩子在读书，两个最小的还不到读书的年龄。你说家中每天有多少的家务事，又没有爹爹婆婆帮忙。
以前，一放了学，我们两人回家都忙不赢，现在一下子将我调到这里，家里所有的事就都甩到李汉生一个人头上去了。
说起来是将我由一个老师调到这里来当校长，其实给我的家庭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又不想当这个校长，快50岁的人了，还讲个么校长不校长呢。
年轻的时候，我当的是教育组的辅导员，“四清”运动时，抽出去当“四清”工作队的队长，住在祁家湾宋店。要谈级别，那都比当个校长还玩人一些。
如今人老，谁想挑这个担子，能照顾下家庭和孩子就行了。但如果不服从组织安排，又怕今后李汉生的转正受到影响。说穿了，每一个人做的事能让领导放心，让同志们认可，还不是为了自己吗？
这一次闲聊，张文华颇有一点“酒逢知己”的味道。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还没有看出这个人是什么“笑面虎”呀？
可过了不久，左港小学开始无风起浪了。
首先，是张文学老师带的个初中二年级（初二就是毕业班），开学初还没什么，学生、班上，一切都像其他班一样正常，可过了不久，张文学老师班上的学生开始闹事了，学生完全不服他的管教。
课间操时，班上总有五六个男生不出来做操，堂堂的班主任张文学上语文课，学生当着他吹口哨。陈文会也去处理了几次，可压不下来，再一看故意闹事的，几乎都是杨大塆的男生，这就有点么鬼名堂了。
都是当班主任的，看到张文学老师的工作不顺手，我虽是一名新手，也并不是想去对他能帮点什么忙，只不过是怕他心里难受，就想与他多接近一点，让他吐吐苦水，心里也舒服一点。
于是，空闲时，我见张文学在他的寝室中，就无意识地进去玩一下。他也总是热情的递烟，我每次谢绝，他也总是喜欢每次客套一下。
由于张文学的待人客气，他的寝室又是住校老师中最干净的一个，玩长了，自然有了一定的感情。
一次，放午学后，在回家的路上，杨大塆的几个男生和我走到一起去了。
我虽没教他们，但杨庆华，杨宗熹几个学生我早就认识，他们的哥，一个是我小学的同学，一个是泥瓦匠，在我们队里做了不少的房子。
出入对张文学的友好，我就劝杨庆发，别再跟自己的班主任过不去。不提此话便罢，一提，杨庆发就站下来不走了。
他见没有人，就他们几个，庆发就对我说：“连老师，你不了解情况，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得通了天，让大家都知道。你哪天再到姓张的寝室里去玩的时候，你就只管大胆的说我们几个要揍他，他如果不服气，要更加找我们几个的麻烦，我们就真的办他的人。好了，你莫跟其他的老师说，只跟姓张的讲。”
听了这几个的一番话，把我搞得云里雾里，不知其所以然。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我不便跟张文学讲，怕他去找学生论理，把我也夹进去了。
我猛然想到了张文华，他们是堂兄弟，文华又是校长，就将此事跟张文华背后说了。张文华对学生存心闹事的现象有所察觉，见我如此一说，就没有做事，而是对我说：“你对文学是好心，但你不声张此事，我去调查一下。”
结果，张文华叫女老师阎兰君出面，去做了张文学班上一个女同学的工作，做了几次工作，这个女同学承认张文学对她有几次猥亵行为。
这个女同学就是杨大塆的，也和杨庆发是一个房份。张文学总是晚上去走访，主要目标是杨大塆，而走访又往往是鬼鬼祟祟，来无影，去无踪。
一次被杨庆发撞见了张文学夜晚在杨大塆的一个巷子里，与送他回校的女生拉扯……
又一次，我在张文华房里谈天，张文华说，他要赶快把张文学调走，不然的话，张文学要吃大亏的。
其实，阎兰君老师调查出的问题，老师们全知道了。张文华对我说：“文学在我们迎群小学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才将他带到左港来，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张文学不是傻瓜，他也凭感觉猜到了张文华要“办”他。
张文学住校，王金汉也住校。他王金汉一见张文华调来，自己的校长被免职，不说对张文华有多大的嫉妒，自然从平时也不想与文华多接近，就与文学接近得多一些。
王金汉喜欢练毛笔字，喜欢画画，而这，都是张文学的强项。张文学自己创作的铅笔画的雷锋扫地，雷锋补衣服，挂在他的寝室里，没有哪个不赞扬。
王金汉自然与张文学相处得十分融洽。张文学见自己的事要犯，就迁怒于张文华。王金汉也“关照”我少跟“笑面虎”接触，他说张文华蛮阴险，张文学当年划右派，张文华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现在又跟他过不去。
这些，可能都是张文学跟王金汉讲的。
即使老师们暗地都在议论此事，张文学也知道，可他还是不收敛，时而叫这个女生为他买鸡蛋，时而叫她去洗菜，可他带的个班上，更乱了。
张文华见张文学鬼迷心窍，曾痛心地跟我说，张文学四个儿子两个已到了成婚的年龄，家中困难得要死，赚几个钱只顾自己。
如果他在左港此事发了作，丢了饭碗，他张文华也对不起张文学的家里的人。所以，张文华对我说，不能等到下学期，现在就要将他调走。
果不出一个星期，教育组就来了通知，说千波中学急缺一个教导主任，张文学因祸得福，高兴地到比左港小学高一级的千波片中学上任去了。
（后话：张文学调到千波中学不到两年，就因强奸女生罪被开除。回队后无脸在队里出工，就在横店街上摆个写字摊。无奈还是熟人太多，又维持不了生活，又搬到滠口去。老婆被他气死后，他又找了一个老婆，四个儿子有三个自杀，张文学成了横店有名的悲剧人物）
张文学被调走了，可张文学在这里时，说的张文华的种种不是，王金汉都知道了。
张文华作为校长，去上面或其他学校开会是常事，但有时第二天才到校，王金汉就疑他回家去了。
学校因公招待的烟，有时没抽完，进了张文华的荷包，这也是常有的事。
期中考试后，阅卷过分，张文华带的中学的政治，张文华将各班主任的记分册要来，将每个学生的政治分数登记上去了。
张文华回家后，王金汉在文华的办公屉子里面看了各班的试卷，试卷一张也没有批阅，分数就登记上去了，这件事，也让老师们暗地里都知道了。
吴传学已在读初中一年级，一次老毛病又犯了，弄到办公室，张文华和吴传学互相扭着，张文华的烟头将吴传学的脖子烫得大哭大闹，张文华说不是故意的，吴传学说是故意的，王金汉自然站到了吴传学一边。
学校的经济大权，自然是在公办教师手里，由阎兰君老师当出纳。
但考虑到民办教师的人数占多数，我和文志炎又是教的中学部，郑老师的妻子董凤琴虽是公办教师，还是教的小学，学校里也适当的给了民办教师一点权，就是由王金汉当会计，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事。
虽无权，但王金汉很多事情他都知道了，也就是经济开支上那些不合理的事。当然，他一知道，整个民办教师都知道了。知道得越多，心里也就越不舒服，王金汉就自己把自己陷进去了。
机会，终于来了。
这时，报纸上又吹出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上，矛头是对着邓小平；下，要求要联系实际。
王金汉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发动初中毕业班同学，两天之中，学生的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走廊，白纸写完了就用报纸写。
王金汉亲自拿起了大排笔，一个报纸上写一个大字：“左港小学有阶级斗争！”
“不准张文华捂阶级斗争的盖子。”
学生写的则多数是王金汉宣传出去的张文华打学生、贪污、欺骗、包庇张文学等“罪行”。
这一下，学校里可热闹了，连左港队的社员都说，王金汉造反了，王金汉想当校长。
也有的社员笑我：“你怎么按兵不动呢？民办老师要团结起来呀。”
“你批林批孔不是很积极的吗？”
也有的社员说：“王麻子成不了气候。”
也有的跟我开玩笑：“张三、李四过了，才是王麻子，你连老师是老几呢？”
我就回敬他们：“我是老实砣子，老教书，老学工，老学农，不介入他们的斗争。”
也有几个刚毕业的初中生批评我：“你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我故意说：“我只晓得肚子论，肚子饿了就要吃饭，要做事才能有饭吃，要专心才能做好事，我现在不跟你们抬杠了，我要回去吃饭。”
背后，我听他们在说：“浩精得很，他跟个个校长的关系都搞得好。烧他的火烧不起来的。”
不但贴了张文华的大字报，还要开全校的师生大会检举、批斗张文华。
但这上面也没有明确的精神，王金汉作为一名普通的民办教师，也无权去向公社教育组请示。
校内，还是张文华当家，要开师生大会，总得校长同意吧。何况校长又没有谁撤他的职，即使撤了职，还有主任陈文会。
陈文会更不会钻这样的烟囱，他也表了自己的态：“我只管教学工作。这是学校的政治大事，不与我相干，你王金汉要开，你就去主持。”
王金汉见碰了个软钉子，就问我和左祖奇，左祖奇只说了一句：“其他学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都没有这样搞呀。”
我也说：“这又不是敌我矛盾，张文华这人是有些问题，如果你要想赢得老师们的支持，最多也只能请学校领导主持召开一次教师生活会。在会上，三人对六面说清楚就行了。”
王金汉见老师们都“发动”不起来，就同意了我的办法。
我又说：“你也无权主持这样的会，只能建议陈文会在周务工作上做出安排，才是一种正当的，有组织纪律的行为。”
陈文会被缠得没法，只好在周一安排工作时，将周一至周五写满之后，再在周六一行中写上“下午全体教师生活会”（周六下午是教师的学习、会议时间，学生一周休息一天半，教师一周休息一天。）
这几天也忙坏了王金汉，他总是拿着报纸给老师们看，说报纸上搞得这么激烈，我们左港小学太落后于形势了。
周六的下午，陈文会先开口，他谈了民办教师上学放学在路上来回跑的辛苦，公办老师住校舒服多了。
他是个高人，他不说民办教师回家可以忙家务、种菜等，让民办老师自己去想。也谈了一些教学工作的问题，他自己要负责任。谈掉了的问题，希望老师们对他提出批评，态度很诚恳。
陈文会想当挡箭牌，也没有人向他射箭。轮到张文华，他还没有讲完，就被王金汉打断了，金汉说文华的“交代”太不“老实”。
张文华拍案而起，我们都看到文华脸上气极了也仍是笑相，他生成的是这相貌嘛，怎么能伪装得出来呢？
他耻笑王金汉：“你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口气，交代，我向你交代什么？你是党组织领导？你是政府领导？我不老实，我是敌人，是罪犯，你姓王的好大的气派？”
王金汉也站起来了：“难怪群众不敢说你的半个不字的，原来你……”会还没开始，就闹起来了。
管校代表徐才元主任耳朵虽有点聋，但他可以看双方的神态呀。也忙站起来，只摆手叫停止吵闹，制止了半天，才停下，口里自言自语地说：“还不如一些当队长的老粗在大队里开会。”
这话有分量，张文华才又开始接着他刚才的发言。等他讲完了，金汉才开口。
金汉讲的张文华的一些问题，也不过是我们在会上再重新听一次，张文华也沉得住气。
金汉对事情的分析议论也偏激：“盒把烟，还值得往自己口袋里统，还是堂堂的校长，一个月大几十块钱的工资，这点小利也看得中，就是我这个连工分都靠不住的民办，送给我我都不会要，不如将个嘴巴放在地上擦一下……”
这一次，张文华拿出极好的耐性，大有你讲到什么时候，我就听到什么时候，悠闲地抽着烟，完全不打断金汉的话。
王金汉讲完了，我以为张文华要申辩的，但他仍保持沉默。看来，他是对金汉的话不屑一顾了。
接下来，是老师们的发言。可话题一下子转了急转弯，没有一个人搞批评，都是搞的自我批评。
会后，张文华也没在老师中寻找市场为自己辩白，王金汉也觉得很不痛快，几乎是没有人给他帮腔。
我觉得，如果晚上无事，再光只到文华寝室里去玩，对双方都不妥了。在白天的中午，我也常到金汉的家中坐坐，几乎全是谈的家务。
一谈到家务，金汉就与我有很多共同语言了：“传浩你还有个一间屋的家，我半间屋都没有……你队里不给工分，还有你老婆做工分，我们两个在学校里，队里不给工分，就喝西北风……”
慢慢地，与金汉的家务话谈多了，他终于被我潜移默化了。我们毕竟是九年的老同学，他从小丧母，我从小丧父，人到中年，该考虑家庭大事了，“人过三十万事休”是指为国家干大事。
我们现在的身份，严格地说，应该是一个农民，只能听人指挥，任劳任怨了。三十岁的农民，国家该有多少啊，用哪一个好呢？
终于有一天，王金汉考虑要到彭家岗买地基做房子了。学校的事情，他还是烟不出、火不出地有些不耐烦，但比过去强多了。
我的考虑是：在民办老师中，都看出了我跟张文华的关系蛮融洽。金汉跟我是患难之交，如果因这方面连金汉也嫉妒我，那我在左港小学的这个民办教师就当得更累了。
再说，我又没请张文华到家里喝过一杯茶，也没向他递过一支烟。学校的工作，你叫我教初中，我教；你叫当班主任，我当；你叫我带初中的四个班的体育，我带。
我事做不完，家在学校门口，中午也在校蒸饭。饭碗一洗，就埋头办公。我这样做，一是陈文会没来之前，就叫我给他捧场，二是我为了自己，不是给张文华做。
除非张文华是疯子，他才不会跟我融洽。再说六个孩子的家庭，也确实是不容易的，他也是被迫才来左港小学工作。
1972年快过完了，转眼，我就进校快工作了一年。
放寒假前，学校按教育组的安排，评选优秀教师。张文华说不搞一言堂，用投票的方式，以免产生些不必要的矛盾。
分给我校的指标是四名，由陈文会具体操作。我心想，我干的工作绝对不比一般的老师少，如果大家的心态是正常的，应该有我一名。
但我又怕，怕今后别人背后说闲话，怕心里压力大，怕工作有闪失被人暗笑。可唱票的结果，我只差两票就是全票，阎兰君第二，陈文会第三，王金汉第四。
事后，王金汉对我说，他投了我一票。一次几个人在左祖奇的房间里喝花生酒，一个公办老师都不在场，他们说：“王金汉敢说，连传浩敢干，我们只敢船行大伴。”
合校后的风波平息了，我怕老师们嫉妒的多余的忧虑，也烟消云散了。
再过几天，就要期末考试了。
还没开始评选优秀教师之前，我就考虑，眼看来校快工作一年了，该给学校里一点什么样的表示呢？
说实话，在校教书，确实比在队里出工强多了。
在校教一年书，也没在队里出一天工流的汗多，跟又脏又累的农活比，我算是天天在休息了，自己觉得没干出什么，而老师和学校领导还是给了我荣誉，我应该对学校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感谢。
请老师们到我家去吃一顿，别说没那么大的锅灶，屋里坐人都坐不下去，舆论也会认为，不是年不是节的，你连传浩又没什么喜事，发了疯？经济上也承受不了，老师们也不会去。
评上优秀教师之后，心情一舒畅，办法也来了。对！就这么办，花不了几个钱，也提高了自己。热爱学校的表现，大家也看得见。
于是，还没有放寒假，我就开始了准备——给学校的每一个门上都贴上春联。
不知怎么，这几天，我的心情特别好。过年，比往年要强一点，方方可以不要人引，卫卫可以引弟弟了。在学校一年的工作，也名利双收。
寒假的晚上，可在家写春联，那春节期间，又干什么呢？在队里出工时，每年的春节，自己就像个苕一样，又不会打牌，又没有蛮多的亲戚走，队里又没出工。
今年的春节，报上登着党中央也号召全国人民过革命化的春节。再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又有一个设想在心里形成了。
但这个设想，不是像写春联那样，我一个人熬几个夜就行了，这个设想，靠的是大家。我虽信心十足，但由于靠大家，我决定先去投石问路的调查一下。
我把突破口放到了在十一中读高中的几个小青年身上。找谁好呢？要在思想上激进一点的，又要有点号召力的。我一下想到了我的表弟胜灾，他是高中生的合适人选。
那天晚上，我到我舅舅家去找到胜灾。简单地谈了一下报上登的过革命化春节，着重讲了一名高中生应有的理想、前途和现实中该怎么做，大有激励他去参加当年的“五•四”运动的架势。
他听得不耐烦，直问我春节想干什么？我绕了十万八千里，再才说：“我想在春节期间成立一支反修防修突击队，在大路边去干几天的义务劳动。从正月初一就开始，平整农业学大寨的方格田。”
胜灾一听，怪我不相信他，把他的思想觉悟看低了。他立即说：“我等一会就写一份倡议书，我还要把这份倡议书拿到我们学校里去。至于我们队里的几个高中生，都包在我身上。”
我舅舅也说：“这可以，青年人过年玩着也是玩着，我们那时候土改斗地主，不晓得做了几多义务工。”
第一个人成功了，后面的就好办。我想了一下，又去游说左港小学初中毕业班的张正方，因为他家不但是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而且他的父亲、伯父、叔父都是共产党员。
我一去，将在胜灾家的情况一介绍，张正方的父亲，新村队的队长张国海就笑起来了，忙说：“连老师，谢谢，谢谢！”
他手上拿的是一根大公鸡的烟，又忙去房里拿出一包圆球的，我没让他拆开：“我不抽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今天来叫你的儿子过年去做义务工，你怎么还说谢谢呢？”
“那还不谢，你带年轻人过年去平田，那个田是我们队里的。冯书记批评了我几次，说那个田角里那么大个墩子，在个大路边，太难看了。我队的劳力又少，一直抽不出人干这件事。你说该不该感谢？再说我家正方，就是农忙假回队里栽个秧，星期天总不出工，你们搞义务劳动，不把他也带勤快了吗？”
正方还没来得及插嘴，就让他的爸爸先表了态，作为他又是左港小学初中毕业班的团干，忙笑着说：“连老师，我去，我去。”
我又想起了张运珍，她是初中已毕业在队出工的女青年。她父亲张志伟是横店木材站的站长，属国家干部，是这么大的个横店公社，为数不多的坐过了飞机的人物。
我到他家，将陈胜灾、张正方的情况又跟他重复了一次。他说：“传浩，来，来，你不抽烟，喝杯这个茶怎么样？这是我从长白山带回的。”
这年头，有这么好的茶叶的，恐怕只有他家了，我当然不能却了他的热情。
他说：“运珍去横店去了，她就是喜欢这些热闹场合，这事包在我身上。你这个年轻人脑筋活，想出了这么个紧跟形势又有影响的点子……”
接着，他又谈到了他的大儿子张松波，松波和我是九年的同窗，后考上了大学，现在武汉测绘学院工作。
松波的一首二胡拉得出神入化，每年暑假，他总要回来玩些时，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
志伟老人感叹地说：“你传浩要是当年也读出去了，现在的发展比松波还快，你的脑筋活……”
“哪里，哪里，都是你老的夸奖，我的发展现在还是有啊，修补地球。这是多大的手笔呀！”
“对！对！年轻人是要这样乐观一点……”
“好，不多打扰了，运珍回了，你老跟她讲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
不等学校里放寒假，我就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成功地发动了十几人。
像新村的抗美援朝的功臣徐传乐的儿子徐克勤；退伍军人冯大国的弟弟冯小国；解放重庆的“老八路”冯子清的儿子冯秋苟；老贫农冯先登的儿子冯善魁；左港队的高中生胜灾、清浩、国顺、光明，初中生国珍、香勤、焕友等人，都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学校放寒假了，我还是照样下湖挖藕，忙菜地，做点家务。晚上，在腊月二十六之前，我就将学校里的近三十副春年写好了。
我将过革命化春节的事写了一份报告，将这样做的意义和具体程序都写上去了。
参加者，以在校学生为主，主办者，以新春大队的名义，我将这份报告给冯书记看后，他很高兴。
他说：“今年报上登的是特别强调要过一个有实际意义的革命化春节，公社的大队干部会上，也提到了此事。会后，幸福大队的书记杨宗福对我说，他们准备开出一个蓝球场，做两个铁蓝球架子。你看我们大队的球场现成的，明天我去横店买两个篮球回，也劳动也打球。”
我说：“那就更锦上添花了。”
冯书记又说：“你这个报告上说想在那月三十晚上在大队办公室开个会，我同意。具体的事情，你可以去找徐才元，他是管校代表，他会支持的。”
徐才元一听，说：“好主意，三十晚上我到会，我还要去找新上任的民兵连长哩，让他也来。”
腊月二十八的晚上，大队新上任的民兵连长付志强到我家里来了，他一进门，喜上眉梢：“连老师，有板眼，这个点子出的好，徐主任跟我一讲，我又到冯书记那里看了你写的报告，我就立即赶到横店去做了一面旗帜。你看，怎么样？”
付志强和我在堂屋中将旗帜展开，好大一面红缎旗，上书七个金黄色的大字“反修防修突击队”，我也喜不自胜，想不到大队这么支持，也支持得这么具体。
付志强说：“旗帜这两天放在你家，大年三十晚上的会我也来参加，就在会上举行一个授旗仪式，正月初一，你就准备一个长竿子，将旗帜插在义务劳动的工地。”
接着，他跟我又进一步地完善了开会的程序。他说：“会场由我来布置，你只将队员们在吃了年饭，九点钟之前带入会场就成功了。”
说完他就要走，我留他吃晚饭，他说：“不必了，我还要回去写会标。”送走了付志强，我又将旗帜展开欣赏了一下。
再只两天就过年了，春环也再不让我下湖挖藕。
好在家中人少，过年也没什么贵客登门，不存在什么办年菜，到了三十里下午，随便是鱼是肉，炒几个菜就行了，因此，也没什么忙。
我自己也知道，每年的腊月二十九，甚至三十的上午，总有人送红纸来叫我给他们写春联，这是完全不能拒绝的事。
我心想，学校是个国家单位，他不比农民单个的家庭，讲那些陈规旧俗，非要到三十的下午，快吃年饭前再贴对联，那学校里的二三十副对联，那么短的时间，怎么贴得完呢？
我就二十九里一清早，将昨晚搞好的浆糊和春联拿着，一个人去贴起来了。
王金汉一家，回他岳父家过年去了。郑老师早上起来要来帮忙，我忙谢谢了：“郑老师，年内真正的无日了，当家的人，哪里没有一点事的呢？你老去忙吧！”
郑老师一边在门口帮董老师洗床帐被子，一边看我贴在教室门上的春联：“传浩，老师为学校的个个教室送春联，没有谁舍得花这大的工夫。”
“也只今年一次，今后再不这样了。第一年进校，大家对我不错，表示一下。”
“一次也难得，好多人都认为这是校长的事，了不起也只在校门口贴一副就行了。你这个个门都贴满了，真正是迎接开门红，满堂红。”
当我贴到郑老师家门口时，郑老师不过意：“传浩，我马上就写我门上的，要你贴怎么像样呢？”
“你老是书法老将，我写的字是难看多了，但这是我的一份心意。我很早就想好的这副对联，你老不要，再贴到其他的门上，就不合适了。”
郑老师和董老师两位老人忙擦干手上的水，抢着来帮忙贴他们家门上的对联“将心血浇灌春苗”“用汗水融化坚冰”“摆渡人家”。
董老师笑道：“传浩，我们哪达到了这高的境界，人家看了这副春联，不笑话我们吗？”
“那不会，我读小学时，要不是郑老师像春联上面写的那样待我，我今天还能成为一个老师？再说，对联的意境也不全是写实，还可以写虚，用来作为勉言呀。”
“对了！对了！”郑老师高兴地接着说：“传浩教一年书，大有长进，对联本来就是勉励人的嘛。我最欣赏的是传浩你把我们称为摆渡人家，我教几十年的学生，不知有多少到东南西北去干大事去了啊，可我们还在小学里摆渡。”
我贴完了学校所有的春联，准备回家，董老师一把将我拉住了：“传浩，你来我家坐一下，我有个事问你。”
“就这里说不一样吗？”
“不一样，只几分钟。”
我来到她家一看，桌上一双筷子，一碗腊肉下麺，一个方凳。我一看，什么都明白了，立即转身。
两个老人一下子拉住我，董老师只问了我一句话：“你吃不吃？”
看着他俩那么慈善真诚的眼神，我不忍拒绝了。撒谎说吃了饭的，也说不出口，我一清早来贴，两位老师已经开门在做事了。
我吃着吃着，人不禁动了感情，就说：“郑老师，我读小学时，家中连遭不幸，你老还记得给我写的一句成绩单上的评语是‘大丈夫能伸能屈’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句话……”
郑老师笑道：“评语是记不起来，但你的身世和遭遇，我也忘不了。”
接着，又谈了一下往事，我怕春环又喊来了，就道谢回家了。
春环，也在洗衣服，她说：“我是准备去喊你吃早饭的，怕你又吼我，饭在锅里，我们都吃了。”
“我也吃了。”
“在哪里吃的？”
“郑老师家。”
“你这个人么样这样不讲礼性呢？”
“好，我不讲礼性，不讲礼性，你洗你的衣服，我来洗碗。”
果然，我还在洗碗，国庆、建军就拿着红纸来要我写春联。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怕晚上开会人家先去了等我，就早早地吃了年夜饭，想把碗筷屋里收拾一下，这时，门外是冯秋苟的声音：“连老师，吃了年饭吗？”
“吃了，吃了，门没闩，可以进来。”
“我不进来，徐主任已到了大队办公室，我和冯善魁也来了，徐主任叫我来喊你。”
我没洗碗，就和冯秋苟一起来到了大队办公室。
我一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一个像葫芦一样的大灯泡，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墙上贴的一张新毛主席像，像的上方成弧形地贴着“除夕夜新春大队反修防修突击队成立誓师大会”的会标。
看样子，这个会标还可以保留下来，今后上级领导来检查大队工作，也算是成绩吧。
乒乓球台子做的主席台上，还铺上了红桌布，桌布上放着一套小锣小鼓的响器。
徐主任对我说：“我来时走到上左塆，碰到付志强才回去吃年饭。他在忙布置会场，他说他要不一会就来了的。你现在就叫他们这新来的几个年轻人将锣鼓打起来，按你们先约定好了的，他们一听到锣鼓声，才好来。”
我说：“好，那我们去敲打。”
徐主任笑道：“你也想去过瘾？你就和我坐在这里，他们听到锣鼓声来了，也有个人接待呀！”
“对！对！好，秋苟，正方你们四人就去吧，从左港一直打到新村。”
他们四人在办公室里练习了一会，统一了一种打法，就走出办公室的门：“铿铿锵！铿铿锵！铿锵！铿锵！铿铿锵！……”
人越走越远，声音传得越来越小。
他们走后，徐才元向我递烟，我说：“您老又是领导，又是长辈，经担不起！”
“这一根你一定要接着，今天又是过年，大队也应对你表示感谢。”我只好接下烟，顺手放到桌上去了。
他又担心地说：“他们来不来哟？又是过年，这又是尽义务，又不能像通知开会那样，要是没有人来，那才不好下台呀！”
我说：“照说不会，我天天在和他们联系，他们和我一起下湖挖藕也在谈此事。年轻人，我想这点上进心还是有的。”
话还没说完，冯书记的小女儿冯香琴，我舅舅的大女儿陈国珍等女中学生来了，我问她俩：“那些男生呢？”
“他们都一起去玩敲锣打鼓去了，说是再号召更多的人来。”
我问国珍：“你哥那么大的个人，也打锣去了？”
“他在家中抢记他的发言稿。”
果然不到一小时，大家都笑嘻嘻地来了。
这些青年到底是“知青”，一个个还蛮懂事的，进了办公室的门，都问候道：“徐主任，连老师，恭喜！恭喜！……”
付志强也喘着气进来了，他说，他听到锣鼓声，在路上跑了一气。
除夕夜新春大队反修防修突击队成立誓师大会开始了。
张运珍主持司仪。第一项：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着，唱着，左港队吃了年饭的小学生也来看热闹。
下一项，付志强代表大队，以民兵连长的身份，向突击队队长张正方授旗，付志强回敬的一个军礼，仍不减军人的威风。
接着，就是齐诵誓词：“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反修防修，永不回头！”
又下一项，付志强祝辞，他一开口，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同志们，同学们：反修防修是一场战斗，是一场争夺接班人和反争夺的战斗，是一场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我们革命青年，要义不容辞地投入到这场不见硝烟的战斗中去！……”
付志强的话掷地有声，几分钟的祝辞，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再接着，是队员发言表决心。
陈胜灾抢先走上主席台：“今晚，是在不平常的时间，不平常的地点，开的一次不平常的誓师会……”
接着，他谈了这次活动将在我们参加者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深远的影响和生动的教育。他表示，要将这种新风带回学校，带入社会，带动大家，学习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精神，使毛主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花结果。
胜灾不愧是高中生中的佼佼者，讲起话来从容不迫，不带半句口头习惯语，他讲完了，大家除鼓掌外，都说，到底是高中生。
接下来，是初中生的发言，他们虽是照着讲稿读，但也各领风骚。
例如冯秋苟的发言开头：“尊敬的大队领导，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就赢得了大家的赞扬。
会后，国珍说：“我哥的开场白连个称号都没有。不管么样说，是过年，加上称呼客气些呀。”
最后，叫我总结，我直摆手，我说我只给大家搭个台就行了。我叫徐主任总结，他也只摇手，但大家鼓掌，要他讲。
徐主任就说：“正月初一就去劳动，总归还是过年，不出早工，吃了早饭再去，晚工收早一点，要走亲戚的，就跟连老师请个假，好吧？”
“好！”
“散会”
“怎么散会呢？这么早，娱乐一下。”
一说娱乐一下，司仪的张运珍来了劲，她说：“对了，是要娱乐一下，我们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无论哪一个家庭，都没有我们今天的三十夜热闹。我带个头，然后你们就接着唱。”
她说：“大家后退一点，看我跳的像不像，我来一段《白毛女》中的北风吹。”一听说她还要跳舞，大家又鼓起了掌。
运珍一站在中间，举起了手，踮起了脚尖，扭起了腰，“芭蕾舞，跳得好！”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风吹那个雪花，在门那个外，风打着门来，门自开。我盼爹爹快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欢欢喜喜，过——个——年！”
运珍做了一个造型动作，敬了个礼，说：“见笑了，见笑了！”
掌声，喊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不行，我跳得太难看了，下面欢迎连老师来一段！”
“我不行，我不行！”
“你怎么不行？我哥回来时，你总在我家，一个拉二胡，一个唱。刚才的讲话你也没讲，这次非来一段不可。”
我无法推辞，也不能扫了大家的兴，也做了一个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动作：左手摆出撩起大衣衣角的样子，右手摆出握着马鞭的样子，一边慢步转圈，一边口里打着京剧的锣鼓点子，步子由慢转快，锣鼓点子也由慢转快：铿、锵！铿，锵！铿，锵！铿，锵！铿锵！铿锵铿锵……”
“好！杨子荣出场了！”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唱到此处，我双手伸到胸前，左手五指并拢伸直，右手握成拳头，抵在左手的掌心，腰一弯，向大家敬了一个江湖礼，俨然是威虎山老九拜见座山雕的造型。
大家又一阵掌声，也是喊再来一个，我说：“我也向张运珍学习。”
运珍马上反击：“那不行，我虽只演一个，我报了你连老师上场，你不再演可以，也必须报一人上场。”
我脱口而出：“好！现在欢迎反修防修突击队的队长张正方上场。”
张正方也不含糊，他首先声明了一句“不会做动作”，也来了一段《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词。
就这样一人推荐一人的演下去，到了陈胜灾名下，他不开口说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表演的什么，但大家被他哑剧式的动作吸引得全场鸦雀无声。
只见他走到主席台正中间，拿一个方凳坐下来，双手摆在桌子的边沿，十个指头摆开，轻轻的在红桌布上一滑，几乎在同时，嘴里发出了一阵钢琴的1234567i的声音，大家都是内行，因为在电影中看多了殷承宗的钢琴伴奏《红灯记》 ，胜灾刚才的动作和声音是在钢琴上试音，大家一见，不约而同的也叫好。
接着，陈胜灾的手、脚、头都动起来了，口里也模仿钢琴“弹”出了：“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在苦里生来苦里长……”的曲调，随着唱腔的起伏，陈胜灾的头，时而快挨着“钢琴”，时而猛地抬起，时而水波不兴，时而狂风巨浪，像月光泻在静谧的树枝，又像暴雨打在翻卷的荷叶，大家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角色，一起跟着“钢琴”齐唱：“……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大年初一，隔壁治平家新年的鞭炮声将我惊醒。我急忙穿衣，起床，出门，一看，大路边的机耕田，红旗还没有插出来。
我赶忙洗口洗脸，准备热鸡汤让一家人过早。
吃了早饭，我背上早已准备好的洋镐、铁锹，向大路边的机耕田走去。田里，已来了四五个人。
一见我来了，忙说：“连老师，祝你新年好！”
“一样，一样，祝大家新年愉快！”
一会儿，大家也三三两两地都来了，正方将“反修防修突击队”的大旗插在田边抽水机台子的渠道高处，红旗在北风下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我见人已到齐了，拿起洋镐挖下第一镐的时候，张正方把洋镐夺过去了，他笑着说：“你不是说只搭台的吗？怎么也想上舞台来过瘾呢？你看，我们这全都是年轻人，连一个二十岁的都没有，你怎么也来干呢？快回家去打牌算了。”
“我不会打牌，我虽不像你们那年轻，也不到三十岁嘛，胜灾昨晚不是说要将这种新风带入社会，带动大家吗？怎么不能带动我呢？”
胜灾忙说：“对，对！浩哥也是年轻人，算大年轻人，还有我家的小年轻人国庆过一会还要来哩，他个懒家伙才起床，还在过早。”
谈笑中，我又拿起铁锹。于是，上土的上土，挖土的挖土，挑土的挑土，十几人就热热闹闹的干起来了。
干了不一会儿，挑土的徐克勤就第一个将棉袄脱下放在田埂上去了。我忙说：“克勤，有风，小心感冒了。”
“连老师过年真会开玩笑，你什么时候见我感冒过了呢？旧年腊月在后湖挖藕，回来时，我打着赤膊用冷水洗身上的泥巴，你也是叫我莫洗那干净，怕我感冒了，我感冒了吗？我一做事就出汗，把衣裳汗了，那真要感冒。”
大家一见，都夸克勤：“克勤今年可以，做了一件新棉袄，棉布衬衣也是新的。”
克勤也幽默地说：“那当然啰，连胡传魁都鸟枪换炮哩，革命青年过年不换新衣服划得来。”
又一会儿，田埂上一件一件地摆了一排脱下的衣服。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有的带着手套，有的围着围巾。
徐克勤的衬衣，上方的两个扣子已被他解开了，露出黑黝黝的正在发身的胸肌。
这时，过来了一老一少好像是祖孙俩的路人，老者说：“这包原是抓的赌博的人在罚做义务工。”
少者立即反驳：“莫瞎说，你又不认得字，这是新春大队的反修防修突击队。正月初一里，哪有那积极的干部去抓赌？”
冯秋苟在田里喊起来了：“是抓的赌博的，是抓的赌博的，我们等一下休息还要在田里赌的，你过一下快点转来，跟我们凑角。”
秋苟的“吊气”话，说得我们也笑了，那个少者也回头对我们笑。
大约上十点钟，新村队的张国海队长来了。
当张队长发烟时，大家都婉言谢绝了，秋苟的“吊气”话又来了：“我们都是学生，张队长叫我们吸烟，这哪里是反修防修呢？这是叫我们快点修。”
张队长大笑：“秋苟再也会说话了，好好干，伙计！你今后胜过你爸爸。”
是啊，一谈到冯秋苟的爸爸，还是解放重庆的战士，响当当的老革命了，由于大字不识一个，脾气暴躁，还在冯秋苟很小的时候，就将秋苟的娘打跑了。从此，秋苟就由婆婆爹爹照料。秋苟的爸爸只会在队里出点死工，一言不合，就与别人争起来了，打架也是时有发生。
可喜的是，秋苟的脾气一点也不像他爸爸，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个嘴巴笑话连天，特别接人缘。像他这样出生在光荣又不幸的家庭的孩子，能参加这样的义务劳动，大家都暗暗为他高兴。
张队长指着大路两边这一两百亩的机耕方格田，激动地说：“我们大队要不是前年得了上千的人来做义务，怎么能改成这么好看的一大片方格田。如果要不是一场雪，再加上人家都要回去过年，这个大角角人家也挑平了。一顿下来，就过了一年。在个大路边，一个大方格田只三个角，是不像样子。要不是你们今天来挑，真不知要放到哪年哪月，才有工夫挑平？”
我坐得身上有点冷，就说：“还干一下，回去吃中饭。”
张队长见我的一把洋镐在旁边，也拿起来挖。我忙劝：“张队长，算了。我来干，他们都嫌我不是小青年，你大我上十岁，更不够资格了，回家吧。”
“干一下，干一下，是个意思，我们队的社员今后总记得你们。”大家见张队长也参了战，干得更欢了。
早上出工时，我到工地，已经有好几个人先去了。
吃了中饭，我想去早一点，顺便带上看了几次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想，大家若还没来，我就坐下来消遣一下。
谁知，我过了桥，一看，田里有一人背对着我在挖土，我走到身边一看，是国才哥。
互致新年祝贺后，我夺下洋镐，说：“这是教育小青年防修，并不是真正为了做事。你是老革命，过一会大家都来了，他们觉得让你也初一里就劳动，太不好意思了。”
“那怕么事呢？我像你一样，又不抹牌，你桂仙嫂也不抹牌，两个人在家又没什么做，人少好过年，饭也好弄。我上午在门口，看见抽水机台子上一面红旗，问是做么事，我老二国海说是连老师带着学生伢们在搞义务劳动。我一喜，就早早的吃了中饭，赶来了。”
我听了心中一热。是啊，一个感受到了大家温暖的人，总想找机会回报。
前年，一场大火，将张国才兄弟三人三家的房屋财产烧干净，幸亏是白天起火，人在外面没回，否则，连人都烧死了。
当时我们左港队的人都掉眼泪，于是，大家捐钱的，捐物的。公社书记也号召公社捐献，送来了几汽车东西。
国海哥因有五个儿子，人多，不好借屋住，再说，也没谁家有多的屋，就用捐献的材料做了一个很简陋的小屋，国才哥至今还是借住的房子。
国才哥也是土改入党的老积极分子，虽不到五十岁，但很年轻就入了党，所以，全大队都喊他“老党员”。
解放后，由于家穷，快三十岁了，才娶了一个因不生小孩离了婚的女人胡桂仙为妻，于今，已成老夫老妻了。
本来，我们过年应去向这样的好同志拜年，可他今天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怎不让人动情呢？
吃了中饭后来到田里的人，都说“老党员”这么大的年纪不该来的，一年到头在队里做得累死了，过年不抹牌，在家中休息几天也是好的呀！
可他笑着说：“我是个贱命，做点事人还舒服一些。去年过年时，我想到塆前塆后去捡一点猪粪，不说是交给队里赚工分，就是积点肥种菜也是好的呀，可桂仙将我捡粪的粪扒子藏起来了，他说叫花子也有三天年。其实那都是老一套，人家汉口的人年三十，正月初一还不是照常的上班？再说过年的好菜，不做点事还吃得不过意哩！你们看，队里大农忙的时候，不说是好菜，有的人家连饭也吃不饱，还要去出工，你们说，是这回事吗？”
不爱说话的高中生姜国顺说：“是这回事，是这回事，有道理，老党员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上起课来了。”
张正方忙说：“我大伯有道理的话多得很，过一会休息再聊吧，再只一两个人没来，我们开工吧。”
上土的人伸腰的空都没有，挑的人像跑接力赛一样，你追我赶。
又有人要脱衣裳了，我说：“不脱，不脱，下午的气温低一些，我们这还得几天干的，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冯秋苟又有高见了：“还没有做到屁大一下就休息，这哪里是防修，我看还修得快一些。”
我忙笑着纠正：“修不了，修不了。人家过路的人不也是在说，初一里就有这么多人出工真不简单。如果劲太出猛了，不休息一下，你明天睡在床上不想动，不能来，那大家才真正要说你秋苟修了哩。”
“那是，那是。”秋苟高喊：“休息！休息！”
休息的时候，高中生陈光明（陈国庆的堂兄，也算是我的表弟）一屁股坐在田埂上，见屁股下有一本书拿起来一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举着说：“谁的书？借我看几天。”
“是我的，借么事，你拿去看吧。”
“哟！是浩哥的书。挺有意思的，要是照今天我们的做义务工而言，应该看这本书。但要照反对修正主义而言，又不能看这本书了。”
“怎么解释？”
“我们今天的义务劳动，也跟保尔一样，他筑路，我们平田，证明这本书该看。但当年的苏联，现在已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这本书就不该看了。”
胜灾的头脑反应快：“这恰恰证明了我们更应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年像保尔那样的苏联红军出生入死打江山，如今的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搞土豆加牛肉的修正主义。今天看这本书，才是防止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出修正主义。”
一谈到书上面，读书的人来劲了，几个高中生更是谈得津津有味。
“如果说中国的青年，再过若干年和平日子，不思进取，以甜为苦，是容易变修，看哪个不想吃好、穿好、玩好？”
“像类似我们今天这样的活动，青年人多搞一些，是能防修。”
“那刚才有过路的人说我们这是形式主义，又作何解释呢？”
“形式主义是有形式无效果的事，才叫形式主义。我们将田挑平了，面积也扩大了，又不是像五八年那样搞假亩产双千斤，将别的田里的草头挑到路边的田里摆起来。如果说这叫形式主义，那大家今天去替死了人的人家拜新香更是形式主义。”
陈胜灾站在田里，大家坐在田埂，一问一答，特别是他们几个高中生，都提出难题，钻牛角尖。可陈胜灾对答如流，颇有一点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度。
正争论得带劲，冯书记来了。他说：“不错，一天就挑了这么多，今天就算了，打球去。冯大国他们几个退伍军人在球场打球，我专门来喊你们的，走！去打一场，先到我家喝点茶再去。挑土也好，打球也好，只要不赌博，都是革命化，对不对？”
“对了，对了！打球去，打球去！”
初二里吃了早饭，冯书记也参加了我们的义务劳动。
他说：“昨天是走不出来，香琴又不愿在家，她说她来参加义务劳动好玩一些，我就和她妈在家中当了一天的炊食员。你们看，这大的个面积的方格田，如果不是上千的人来帮我们做一两个月，我们新村和左港两个队的人，花几代人的工夫，也不能改成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气派。就是这个墩子在个路边的田角，像个蛮漂亮的人脸上长个气包一样，如果这几天把它搬平了，就有整体形象了。”
我们正在边干边说，突然，路边有一个去横店的中年干部模样的人喊了一声：“冯书记，祝你新年好！这才是老革命挑战新问题，不简单，不简单！”
冯书记也忙放下扁担，迎到大路上去。我一看，是冯明初辅导员，冯书记握着冯明初的手，问他往哪里去，他说去县里拜年。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因他在暑假教师集训大会上讲了话的，是教育组的教育辅导员。
冯明初不停地赞扬冯书记，说一个大过年，就组织这么多年轻人成立一个突击队，这要一定的动员水平和组织能力。
冯书记笑着说：“是左港小学的连老师发动组织起来的，参加者都是大队里的学生，我只是来给大家鼓个劲，凑个热闹。”
冯辅导一听，好像记起了什么：“哦，就是那个在大会上自称赤脚老师的连传浩老师是不？”
他又从路上走到田里，和我握了握手：“干得好，开学后，我要为这事写篇通讯，在各校宣传一下。”
“那到不必，我不过是和小青年们把这几天就这样玩过去。”
“这个玩有非同凡响的意义，我现在要到横店去赶班车到县里去。我下午提前回，再跟你谈一下，你们慢点忙。”
“冯辅导慢走，到亲戚家去安心玩两天，这里，就再不必问了。”
休息的时候，冯书记跟我们谈规划。
他说，要将方格田之间的机耕路铺成沙石路，路两边栽白杨树，夏天做累了好乘凉。既然有机耕路，队里明年争取买拖拉机，买机耕船，草头用拖拉机往稻场上拖。要摆脱这个小农经济，要办社会主义的大农业……
冯书记的盘算、计划，我们听得入了神，仿佛看见了社会主义大农业是个什么样子。
正说着，我隔壁的姜国才穿戴一新，手上提着一大包礼品去姚塆新女婿上门拜年。几个小青年一下子拦住他，不让他走，要他来和我们一起做。
他见冯书记也参加了劳动，脸一红，将包一放，将新春装一脱，顺手拿起了洋镐就挖起来。
“好样的，好样的！新女婿连门都不上，这才是特大新闻，这才是反修的钢铁战士。”
冯书记慌忙站起来，夺过姜国才的洋镐，大声地批评：“你们别瞎闹，这开的不是玩笑。他这重要的事，怎么能让他不去呢？这是只有初二里才去的好日子，又不能改在明天。国才，快去，快去，去晚了人家要见怪的。”
姜国才还要抡洋镐挖，他弟弟姜国顺也笑着说：“书读少了的人心里晓得几笨啰，人家跟你开玩笑，你也当了真的。”
姜国才提着包走了，我们这里的笑声更欢了。
连续四天的义务劳动，就在这欢乐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度过去了。最后的一块方格田，四角完整地展现在过路人的眼中。
寒假一二十天，一晃就过去了。
开学不久，即将迎来1973年的3月5日，就是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十周年的日子。
学校召开了师生大会，领导号召全校师生要掀起学习雷锋做好事的新高潮。
合校一学期以来，我见住校的公办老师每天早晨总要轮流去一人到横店买菜，遇到菜的淡季，一斤小菜由两三分钱一斤，涨到四五分钱一斤。
稍微时令一点的新鲜菜，角把钱一斤，对于一个月只30多元工资的他们来说，还要养家糊口，总在为菜发愁。
队里派到学校去做饭的胡桂仙（张国才的老伴。因她家中无牵挂，就照顾她在学校做饭，队里给她记工分），总是叫苦。
她总是对吃饭的老师说：“你们只晓得将自己的米洗好了往厨房里一送，这个菜就愁死人。上十人，那么一点菜，做咸了，你们说本来讲课喉咙就不舒服，再把咸菜一咽，就要人的命了。做淡了，你们人说饭还没吃完，菜就完了。我每次跟你们分菜，手总是在打颤，上十个小细碟子，摆在案板上，一个碟子只能打半碟子菜，难怪民办老教师说你们咽的菜像供祖宗一样。实在是太少了，叫我也没办法。”
一次我去厨房喝水，桂仙嫂对我说：“连老师，这还是得了你家春环的好意，是她找队长说，叫我来学校做饭。说起来是比出工轻松一点，但太愁了，我在家中没菜咽，两双筷子也好办一些。学校这么多人，总是要我去给他们愁菜，有时还要我去赊菜。算了，算了，麻烦你回去跟你家春环说一下，让她叫队里重新派一个人来，我回队里出工算了，我这人太笨了，做不来。”
我忙说：“那怎么行呢？咽菜的问题不解决，派谁来这都是个头痛的差事。你将这学期干下去再说，看我能不能为他们想点办法？”
“你想办法？你去贴钱为他们买菜？你在哪里捡着了一大包？”
“试试看，万一不行，你老嫂子再走也不迟。”
放了学，老师们又都一人端着小半碟子菜，吃饭的时候，我说了做饭的桂仙嫂的情绪和我的建议，陈文会主任第一个表态说：“好，那当然好！不过，那要辛苦你，就不好意思了。”
张文华校长也说：“老连，你们民办教师比我们更可怜。你种菜我们咽，也于心不忍。那我们今后弄你种的菜，还是给钱，让你也适当增加一点收入。”
“那就谈不拢了。要钱？我是那样的人吗？再说，我也不过是像春节做义务工那样，只领个头，真正做的，还是靠学生，你们如果有空（其实他们多的是时间，都用到扑克牌上去了）也可以到菜园里去打理一下。”
“那好，那好！”老师们都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当天下午的班会上，我就向初中一年级我班的同学开了一个“用实际行动学雷锋”的主题班会。
我自己带头先讲，我说：“我虽没打骂过同学们，但有时见到有的同学不听话，我就爱吼他们。从今天起，我要对同学们像春天般的温暖。以前遇到下雨天上体育课时，我总是叫你们自由活动，下雨不能去外面又没什么好玩，大家叫我讲故事，我总是推说不会讲。从今天起，我要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再遇上雨天的体育课，我就跟你们讲全世界著名的一部战斗故事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的讲话被同学们的掌声打断了，我等大家安静了，就说：“好，现在由我们大家出做好事的点子吧。
”我从今天起，帮别人扫地。”
“我帮别人提水洒水。”
“我看见操场上有砖头瓦片，就捡到操场边上去了。”
“我放学路上，帮横店回的老人拿东西。”
“教室里一下雨就渍水，我和几个同学将教室外的沟挖深一点。”……
我接着提示：“我们能为老师们做点什么好事呢？”
“我去帮忙扫办公室。”
“我去帮老师洗菜。”……
“我来提个建议，是帮住校的老师解决困难的好事，大家愿不愿意干？”
“愿意！”
“很好，那我就先让同学们去调查一下。我现在派两个同学到食堂去看看老师们咽的菜，不看菜的好坏，只看菜多不多？”
“不用看，不用看，老师们在办公室吃饭，我们早就看见了，一个老师只一口菜。”
“那怎么办？”
“我从我家菜园里带菜来。”
“我带鸡蛋来。”
“我家有一大坛子酸萝卜。”
“那不行，同学们的家庭都不富裕，影响也不好，那老师就成了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了。”
“那怎么帮老师呢？”
“我们和老师一起种菜，好吗？”
“那当然好，但我不会种。”
“我可以教你种。”
“那好，那好。”
“如果我们学会了种菜，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还可以帮家里种菜。”
“回答得太好了！”我鼓起掌，同学们也鼓起了掌。
下课了，我赶快布置：“那么，我们明天上午就带锄头、铁锹来搭菜园子的围墙，好吧？”
“好！”
第二天上午的第三节体育课，我说：“同学们，这一节体育课搭园子，下星期我一定将这节体育课还给大家。”
“没问题，小意思。”
我又从家中拿来了粪桶，水桶，再加上学校的一担水桶，抬水的、挖土的、和泥巴的、搭园墙的，忙成一片，老师们没课的，也都参加了劳动。
王金汉说：“这样围着教室的墙一搭，还是个不小的园，这一着搞对了，怎么我在这个新学校住一两年，就没想到这一着呢？”
我说：“主要是水困难，到下街的河里去挑水浇菜，又远，坡子又陡。我是看中了这个做学校用过的石灰凼，不过这个凼还可以挖深一点，只要下雨稍微动点流，这个凼就会满，一凼水，用个半个月没问题。再将厨房里的杂水积起来，每天也有好几担。”
五十多名学生，人挤人地站成一排，真是快手不如众手，两方是教室的墙，只搭剩下一方，不一会儿，一个三角形的菜园就搭成了。
放学后，老师吃了饭，又将搭得高低不平的地方补搭了一下。
我接着又布置大家砍一些刺树条子来插在墙上，一个蛮好看的、畜牲又不能进去的菜园就成功了。
接下来的整地、栽菜，我就利用朝读课的时间。一次我带一个组到菜园里去，学校里也买了一些必须的生产工具。
我就教学生整地，做厢子……如果种菜，生长期太长了。再说这还是正月，也不是种菜的季节，石灰凼中的水也不多。
我就号召学生，家中有莴苣秧子或者黑白菜秧子的，就带一点来。我将自己家中没栽完的几十棵黑白菜秧子也扯来栽上了。
我对同学们说，如果你们家没有菜秧子，就将你们家现在在咽的白菜扯两棵来就够了，但一人只准扯两棵，太扯多了，你家就没菜咽了。
结果，谁都不止扯两棵。这样一来，一下子就栽了两大厢。老师们一见，这栽的不是菜秧子，是成品菜，都说不出十天，菜一活了就有菜咽。
我说：“现在就有菜咽。”
吴四玉，王巧珍在菜园里玩，问我：“那菜从哪里来呢？”
我说：“这你俩就没有我内行了，你们别看这一大棵一大棵绿油油的白菜，一栽下去，叶子就会发黄而死掉，因为菜根因移动而大伤元气，根的吸收力小于菜叶子的蒸发，叶子脱水就黄了，只是菜心是活的。所以，现在就可以将菜叶子打下来咽，再过两天黄了，你再打下来就没用了。”
哦，是这个道理，难怪春季里栽发了叶子的树，要将枝叶打干净，只栽一个主干，和你这种菜一样。”
当胡桂贤提着篮子来菜园弄菜叶子的时候，一边掐菜叶，一边说笑话：“连老师劲大，心大，栽的菜也大，还没见过谁栽这大的整棵子菜，你前脚栽，我后脚就可以弄菜咽了。”
我对张文华校长说：“你们住校的老师，那个每天去横店买菜的人，就晚上放了学到菜园里去浇浇水，将一担粪桶就放在菜园的墙角里，男同学可直接到菜园里去小便，这样，每天的尿就可以用来浇菜。厨房里的杂水现在暂时用桶装起来，装满了就提到菜园去浇菜，一天两三担水，浇这些白菜也差不多了。到了播种的季节，或是要栽什么菜秧子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再来帮忙。”
张文华看着像变魔术一样变出来的菜园和青菜，感激地说：“你想得太周到了！我们即使是公办教师，哪一个在家中又没有种菜呢？都是内行。今后，就再不麻烦你了，万事开头难，再后面的事，就好办多了。”
晚上，我边吃饭，边听春环唠叨：“你把你的书教好就行了，再莫说下神。队里有的人在说，说你不该叫他的孩子回来扯白菜，拍校长的马屁，今后，这样的事你再少干一些。”
我一听，苦笑着说：这话是谁说的，你不说名字我都知道，这些人是典型的红眼病。
你一个女将背水车，挑塘泥不带铁锹去上，总是苕挑，脱粒机打谷，你总是去钻机子喂草头……这也叫拍马屁？
那吃亏上当的事，帮人解难的事，增进团结的事，叫谁去做呢？
说这种话的人，就是让你听了有气，你有气，就向我出，我在学校里的工作就泄气，就混得不成样子，甚至被学校清退回，说那些话的人心里就太平了。
你再莫上他们的当，我在队里时，不是也有人说闲话吗？我不干了，到学校去，他们又说到学校里去了。
他们越说我拍马屁，我越拍得厉害，气死他。
话说回来，世上没有绝对吃亏的事。连刘少奇那么大的人物，都说吃小亏占大便宜。
我想今年下半年就做砖，新村的土都做完了，又没有现成的场地，即使都有，今后烧成功的砖，还要从那远的地方往下拖，劳民伤财。
我想就在学校旁做砖，借用学校现成的操场和篮球场，说不定将来就在学校旁边做屋，你说，这要占学校多大个便宜。
你不对学校有点贡献，使领导碍于情面，他当校长的会同意吗？因为你一做砖，学校的体育课、课间操，就暂时要停止了。
人，在社会上混，该吃亏就吃点亏，付出总有收获。
“那你在学校做砖有把握吗？”
“这你就别操心了，只要你不到学校去公开拖后腿，我就有百分百的把握。在学校里做砖的事，你可别嘴巴无收管地说出去了。不是有几家拖土在自己家门口做砖吗？说出去了，人家抢了先，将土挖光了，我们就做不成了。”
“你怕我那苕，我是么样会说呢？”
“反正我今年是决心要做砖，煤在家中放了几年，塞位子。再也只差一两吨起火煤，就只做砖几天的生活费和上窑点火的办酒席。我想今年多喂些鸡，多喂些鹅，到时候一杀，也花不了多少钱买鱼肉。将砖做了，歇口气，聚几年钱，再做屋。如果不在学校里干，一年就少了七八十块钱的收入，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一头猪的利润。”
“你在学校里安心干，我的意思是你莫太冒尖了，做么事还是找你们几个民办教师一起干，以免民办老师搁不得民办老师。”
“这个分寸我知道。”从学校工作谈到家庭，才终于将春环的不理解说清楚了。
菜园就在我们教室旁边，同学们下了课，我也和他们进去边扯草边讲种菜经。同学们也知道看见菜中长一棵杂草就心里不舒服，非要扯了才甘心；在菜叶的反面找虫子，更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还有的同学将爸爸妈妈的种菜经拿到学校来念，使学校的这块菜地，几乎成了我班的一个学科基地。
金汉一家四口，他们在菜园中另外种了一厢，张文华无事也将自己的洗脸水，洗脚水往菜园里送，菜是湿的，他们就将水倒在石灰函中存起来。
由于大家总在菜园里同劳动，同谈天说地，张文华和王金汉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
我看到报纸上有不少的学校都在开展学雷锋政治思想教育活动，我想，我们学校也不能落后于形势。
这天我吃了晚饭，又停了电，无事可做，又寂寞，就想到学校里去把我的想法给校长聊一聊，一进学校，见校长的寝室里点着罩子灯，陈文会，黄金汉都坐在里面，看样子，是在研究工作。
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心想，学校的工作，无甚秘密可言，再说，他们照理也不会回避我，我只有帮他们出点子的。
但我在门外老远还是开了一句玩笑：“看样子是开的首脑重要碰头会，我可不可以进来呀？”
“老连，你那会说话的人现在说的个鬼话，”
张文华不平地说：“看哪个还把你看外了？来坐，来坐，就坐在铺上……”
金汉也笑道：“你怎么也学会挖苦人呢？我是在建议，看学校里是不是能让民办教师的补助抬高一点，其他学校有的加了两块，有的加了三块。现在东西都在涨价，学费也比去年收高了一点。”
陈文会来劲了：“这样的会，重不重要？你不会反对吧？”
“好，好！我说错了，说错了。这是个重要的事，但这我更不能插嘴了。”
张文华马上接过去了：“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不插嘴的原因，你错误的认为，这涉及到了你的私利，怕我们对你有想法，是不？那准你们民办教师同情我们，就不准我们同情你们，是不？”
我忙说：“好，好，听了你们的话，让人感动，让人感动。现在暂不谈这，我也来提个建议好不好？”
“你说，你说，别绕圈子”
“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带我班的同学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
“什么？”陈文会一惊：“到湖南韶山冲？”
张文华，王金汉都笑了。我忙纠正：“武昌农讲所，也就是武昌都府堤41号，毛主席旧居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张文华说：“是有很多学校，工厂等组织人去参观，但这带学生去是很大的个麻烦，难得组织好他们呀。”
陈文会也说：“我看有的学生连汉口一次都没去过，丢失了一个就不好交差了。”
金汉一笑：“既然老连提出来了，肯定有计划的。”
我说：“那是，那是。如果领导同意了，我再写个活动计划给你们，不过，这不是这几天的事，我想过个把月后再进行，这个把月的时间就按计划在校内开展学雷锋活动。如果学雷锋活动干出了成绩，就带他们去，否则就取消。”
文会说：“这也是个办法。事先在学生中一宣布，可以激励学生。他们对去武汉肯定是感兴趣的。”
金汉说：“到时候，我也去帮你带学生。”
张文华说：“选一个星期天，还可以多去几个老师，放心些。”
第二天朝读的时间，我对同学们说：“春节后开学来，我班学雷锋做出了一点小成绩，为老师们的吃菜难解决了一点实际困难，因此，学校对我们一（二）班深表感谢，决定让我们去汉口参观……”
我的话还没说完，全班都欢呼起来了，有的同学还怀疑地问：“真的吗？”
有的问：“是明天去，还是后天去？”
我做了一个叫大家安静的手势，“大家安静，先别激动。学校领导是决定了，但对我班的组织纪律，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等方面还不太放心，加上我班又是全校最大的一个班，如果谁到汉口缺乏一点纪律观念，出了一点小问题，更不要说车祸或丢了一个同学，那就问题严重了，你们说是不是？”
“这……？”
”我们不会的，又不是三岁的小伢。”
“我们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
“好，大家别争了，大家的保证我相信，但要让家长相信，让学校里所有的老师相信，还要看我们的实际，空保证是不能算数的。如果大家学雷锋做出了更大的成绩，就定在3月5日，毛主席向雷锋同志题词十周年的纪念日去，如果成绩不太大，就定在“五•四”青年节去，如果没有成绩，就取消不去！”
“要去，要去！”
“我们坚决要去！”
“好，那道理就很清楚了，要去，那要干出什么样的成绩呢？”
“更大的成绩。”
思想一统一，积极性一调动，我就开始着手我的计划。
这天上午的最后一节，是体育课。出教室到操场列队时，虽比往常快一些，但仍不够理想。
我说：“同学们，为什么前几年将体育课说成是军训课，就是要向军人训练一样，这场景我们在电影中也看过了的，但现在我们的体育课跟军训课比，差的怎么样？”
“差的太远了。”“回答得对，是差得太远了，那今天，我们就从快、齐、静三个字做起。解散，回教室。”
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好一会才全部进了教室。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在操场上吹起了集合哨子，同学们有的跑，有的走，先出来的按我的手势已排好了队，后面还有人才出教室。
“立——正！向左看——齐！刚才的动作快不快？”
“……”
“快不快？”
“不快！”
“好！解散，回教室！”
这一次，大家都是跑步进教室，但很多同学没回座位，笑着趴在窗口，站在门口，看着我。
我也回到教室门口，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这些同学见势不妙，才回到了座位。
我来到操场，吹响了哨子，这一下，大家是快多了，可排队又不整齐，又不安静。
几乎跑出跑进地练了大半节课，才勉强做到了快、齐、静。我问他们：“如果像开始那样，这样的队伍拉到了武汉市，谁能保证不出问题？”
“……”
“谁能保证？”
“……”
“没有人敢保证吧，我更不敢保证，好，我现在将队伍交给班长，由班长来训练大家一次，汉口去不去，就决定于这一次了。”
果然，激励产生了信心，压力产生了动力。这一次班长的指挥，才真正地做到了“快、齐、静”。
下了课后，回到办公室，带小学体育的左祖奇老师说：“连老师煽动性的语言是厉害！”
“错了！”我回敬左祖奇一句：“这叫煽动吗？叫鼓动！”
他笑嘻嘻地说：“叫鼓动，叫鼓动。我今后上体育课也这样鼓动鼓动看。”
后来的上体育课，课间操，升国旗，一（二）班的列队总是在纪律和动作上名列前校第一，“快、齐、静”的三字口令，为全校树立了一个看得见，学得到的样板，促进了校风的好转。
一次，我站在水泥乒乓球台上指挥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我自己一边做，一边吹哨子喊拍节。随着“嘟！嘟嘟！嘟！嘟！”的哨声，几百中小学生做得整齐划一。
自树立一（二）班为榜样以来，全校的课间操天天是做得这样好看。
此时，教育组的冯明初、吴发青、彭树平几位领导骑自行车到红星小学去检查工作，在大路上，从菜园那一方的个墙角，他们一惊地看见了左港小学的做课间操，三人同时下了自行车，一直看到操做完才走。
下午，他们三人返回时，来到我校，同校长主任谈了几句，就找到我，问我“怎么能将课间操指挥得这么好，能不能写个经验的材料？”
我忙解释：“不，不，做得糟得很。今天是瞎子碰上个死老鼠，班主任都在督阵，才做得好一点。”
“不是这回事，不是这回事，这跟你们校长说的不一致……”冯明初硬是缠住我不放。
说实话，体育课是不好上，就只有篮球和乒乓球活动。篮球场一遇下雨，就得好几天才能干；乒乓球台，一节课也容不下几个学生玩。
再说，篮球一打破了，这学期就没钱买，到下学期才能买新球，有时乒乓球也没有。篮球场多数时候成了学生们打珠子，踢毽子等的活动场所。
校长开会也强调，体育课不能放鸭子，放鸭子还要插一根篙子。就只好有时让同学们做列队，做操。
完全没有体育器材，建议学校买吧，又开不了口。因为连一根粉笔，用得实在捏不上手才丢掉。
陈文会说这还不算节约，他说有的小学的老师，将细粉笔头捣碎，用水和成粉笔泥，再做成新粉笔。除了十一中和横店小学，体育老师就是上体育的活器材。
这天的体育课，我将学生带到校外去跑，也是我带头，班长断后。跑累了，我在一块没有种油菜，长满了豆腐草的田里停下来，叫大家休息。
我站在队前问：“同学们，苦不苦？”
“想一想二万五。”
“累不累？”
“比一比老前辈。”
“你们的回答让我感动。这说明上体育课是苦，是累，只是跟革命前辈的牺牲一比，就不算什么了。你们的苦和累，一周只两次，可我一周有八次。根本的原因是学校太穷，买不起体育器材。”
我接着说：“我今天将大家带到这里来，就是想避开学校的老师和其他班同学，大家来献计献策，在不花钱的情况下，自己搞体育设施或器材，给全校师生一个意外的惊喜，为我班学雷锋取得更大的成绩。现在，你们就开始想吧。”
“我上体育课带绳子来跳。”
“不错。”
“我多做几个毽子，送给班上。”
“很好。”
“我用木头做几个手榴弹来。”
“有板眼，你会做？”
“我会做，去年我做的一个，我妈还将它当了洗衣服的芒槌用了的哩。”
“还有谁献计？”
“我买几个乒乓球来。”
“那不行，你为学校做好事，但向家长要钱就成了坏事了。”
“我只买一个，说是我自己要玩，可以不呢？”
“我做一副乒乓球拍子来。”
“这更好，这比手榴弹还好做一些。还有谁献计？”
“好，说了半天，都是同学们献计。现在，我也献一条，我这条计是有一点累人，但能为全校的几百同学做一件大好事，你们怕不怕累？”
“不怕！”
“很好，我献的计，就是去搬沙。”
“搬沙做什么？”
“做两个沙坑。”
“做沙坑干什么？”
“这你们没见过吧，一个沙坑跳高，一个沙坑跳远，它是一项田径运动，开体育运动会时，就有这两项。”
“到哪里去搬沙呢？”
“到乌泥港。”
“没听说过，有多远？”
“一去一回三十里，四个小时就够了。”
“……”
“怎么，你们不做声，害怕了？”
“不，不害怕。”
“是有点远，但我们去时是空手，一路上这么多同学，像春游一样，要经过我们横店最大的七里畈水库，还要经过我们从没见过的山，还可以看乌泥港是个什么样子呀，这走路，其实就是玩，我们去搬沙的时候，女同学，小个子同学只搬一书包就行了……”
“哈哈，搬那一点，不就白跑一躺了吗？”
“不要紧，一书包有一二十斤，力气大的男同学可多搬一点，加起来，我们班上就可以搬一二千斤了。在路上休息时，我还可以为大家讲一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们说，好不好？”
“好！什么时候去？”
“明天就是星期六，就明天下午去，好吗？”
“好！”
“那你们回家后，跟家长讲一下，如果书包有破了不结实的，就补一下。如果有的同学不用书包，带一条米袋子就更好，背在肩上，像扛了个枕头一样，又舒服。”
思想统一了，学生们又被我鼓动起来了。这时，学校放学的钟声也响了，我再一次的嘱咐大家：“不要声张，保密一天，明天下午将沙搬回，给大家一个惊喜，好不好？”
“好！”
“愿我们的计划顺利成功，现在就在这里解散，各人就近回家。”
星期六上午放学前，陈文会布置说下午老师开会，叫老师早点来，早来早散会。
我说我下午要带我班学生去乌泥港搬沙，他和在场的老师听后，大吃一惊：那么远，学生愿意去吗？
我说：“那你就不用操心了，这我都安排好了。”
左祖奇在旁一听：“老连，我也去，欢迎吗！”
“说哪里话？怎么要你去跑路呢！”
“多一个老师去，帮你招呼一下学生过铁路马路的安全。再说，我乌泥港有亲戚，那条路我跑光了，路线比你更熟。”
张文华一听，就说：那就辛苦二位了，老连成了点子专家。学校里现在还哪里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哟。
下午不到一点，同学们就到齐了，叽叽喳喳的围着我问路线怎么走？
我说：“你们看，那是谁来了，左老师。他为我们带队。”
左老师虽没带我们班的什么课，但大家也为他的行动欢呼起来了。
我见左祖奇是挑的一担土箕，而我是拿的绳子、扁担和袋子，他就说：“拿这些东西挑着，担子爱摆动，走路不舒服。”
我于是也跑回家拿了一担土箕，就带着学生出发了。
真的，在路上有两个人招呼学生，方便多了。左祖奇带队，完全没有走弯路，我断后，没有一人掉队。
果然像我估计的一样，一到了马路北的山脚下，同学们就不听左老师的带队了。左老师说就顺着这条路绕山转半个圈子，再下坡就是乌泥港了。
可大家偏不听，说走到了山脚下，不爬上去玩一下太不过瘾了。
左老师说：“上了山也可以从前面下山到路上来，就是山太陡，有石头，没这平路弯着走舒服。”
同学们一边爬山，一边说：“不要紧，我们到山顶上去，看能看到乌泥港不？”
全部人都上了山，有的同学已喘着气坐下来了。几个同学站在山顶，指着北方：“那前面一条河，一长条沙滩的就是乌泥港？”
左老师说：“对，对，再只两三里路。”
“那对面地平线那个地方，怎么有那么多楼房呀？”
我笑道：“那就是我们黄陂县的城关，你们没法过？”
“我们没去过，好玩吗？”
“那比我们横店好玩多了。”
“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玩一玩？”
“过不了几天就去，要比城关还要好玩一百倍。”
“那又是什么地方呢？”
“你们怎么忘了，不是要带你们去武汉市吗？”
“对了，对了，去武汉市！”同学们欢呼雀跃地跟着左老师下山了。
来到乌泥港的沙滩上，同学们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哎呀，这么多沙，放在这地方没有发挥一点作用。”
“这些沙要是堆在我们横店的飞机场（当年日军侵华时修的个大飞机场，机场未竣工鬼子就投降了，后人一直习惯叫这片开阔地为飞机场）就好了，做屋就不用花钱买沙了。”
“这些沙在你塆里，那你塆田地不收谷，只收沙……”说笑中，各人装沙的书包米袋都装满了。
回来的时候，有的男生像兔子一样，跑呀，笑呀，喊呀：“同志们，冲啊！为董存瑞报仇！”我和左祖奇喊都喊不住。
祖奇高喊：“跑快一点，跑到山脚下等我们，看谁先到山脚下！”
我笑了，祖奇的意思是看你们有多大劲，十几里路，到时候说不定有人要哭的。
果然，我们在后面紧跟着来到山脚，就都坐下来了，没一个人再往前跑。
左祖奇也学着我的“煽动”：“真不愧是样板班的小老虎，一口气就跑了两三里路。现在我带队，特别是过马路，过铁路，要听指挥，谁也不准超过，但也不准掉队，超过了我，老师不光荣。掉了队，同学们不光荣，对不对？”
“对！”
“那就跟着我走，都光荣，好不好？”
“好！”
到了七里畈水库，离到家已走了一大半路了。
一到水库边，同学们都不由自主地歇下来，洗脸的，喝水的，我和祖奇密切地注意着每一个学生，一直到大家都离开了水边。
同学们喊开了：“连老师，太阳还这么高，回去还早得很，你不是说要跟我们讲故事的吗？”
“好，但只讲大约半个钟头。你们看，我和左老师一人一担沙，有你们的四书包多吧？”
“不止，不止。”
“那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累了，衣服里面也汗了，坐长了会发冷。那上次讲到什么地方去了？”
“上次讲到保尔在雪地里筑路，一只靴子的底完全掉了。”
“好，那我就接着讲……”
回到学校，老师们都散会回家了。王金汉从厨房里挑出了一担水，郑老师拿出了他私人的一包糖精。郑老师还端出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满了碗，舀子，茶杯。
这一下同学们可来劲了，喝了一碗又一碗。郑老师在一旁乐呵呵地笑：“好样的，好样的！”不知他是说搬沙是好样的，还是说喝水是好样的。
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祖奇在金汉家中坐着谈路上的经过，也是想休息一会儿。
正聊着，管校代表徐主任来了：“传浩，听说你带学生搬沙去了，我不放心。刚才散了会我已回家，我一想又转来瞄一下，学生中没什么事吧？”
“都回来了，没事。他们快活得很，你怕是你这个老骨头。”
“那是，那是，都像我这样那这世界完了。”
说着说着，天阴沉了。我说：“祖奇，总是受了累的……”
“还有么事？”
“如果晚上下雨，就把沙流跑了，我们现在干脆把沙坑挖起来，好吗？”
“可以，可以，这点小事后天要学生做也不好。”
学校里有锹，我回去拿来了洋镐。金汉说：“不能挖深，挖深了下雨爱积水。”
一个小时都不到，我们就挖成功了，再将沙转进了沙坑。
正说着，徐主任又来了，他说：“天也快黑了，我给你们在大队小卖部里买来了一斤酒，来，就在金汉家中一人搞两口吧。”
“这怎么好意思呢？你这大年纪去花钱。”
“说得丑，六角钱一斤的酒，小卖部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卖的，就是这二角钱一斤的酱萝卜。”
左祖奇笑道：“酱萝卜好，酱萝卜好，你这个老将，用酱萝卜招待我们小将，看哪个犟得赢一些！”
金汉的妻子张家金老师，打开炉子，说还有几个鸡蛋，我立即起身：“要搞复杂了。我现在就回家。”
我将炉子重新封上。叫家金引着孩子到我家去玩，别在这里“妨碍”了我们谈“工作”。
左祖奇说：“我房里还有几节藕，拿过来就那样一洗，也不切不炒，一人一筒生藕，就那样下酒怎么样？”
金汉说要炒，我说那又复杂了，就按祖奇说的办。
四个人，一斤酒，四个碗一分，三个人的手上，不是拿个酱萝卜，就是一筒藕。
徐主任直摆手：“我不要，不要，我的牙齿嚼不动，我就用话陪着你们咽酒。”
老、中、青三结合，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工作”开始了。
王金汉说：“徐主任，造孽啊，我们民办老师，一个月六块钱。要不，也不至于让他们俩累了半天，就用这招待呀。”
我说：“这招待又不是学校的，还是沾的你徐主任的光。”
左祖奇说：“我这个快乐的单身汉好过，有婆娘伢的老师就苦了。”
金汉说：“你管校的人，拿点权威出来，向张文华说一下，不就行了吗？”
“不那么简单，我跟他说了的，他说叫大队拿，我再去找冯书记，冯书记说，首先要将民办老师的工分落实，一定要叫各生产队长，不能少靠了他们的工分，首先保住口粮。至于加补助，我们大队里的几个人，去找谁要补助呢？他们现在每月还可在学校领六块钱，克服一下吧……”
我们三人一听，都感觉没指望了。
回家时，路过冯书记家后门口，天已经全黑了，他见我拿着挑沙的工具回家，就站在后门口说：“对的，能不花钱的事，就自己干一下。听说有几个民办教师在闹加补助，你莫学他们那样瞎闹，眼睛要看看全大队几千社员找谁去闹补助。”
我笑道：“你以后遇着张校长或徐主任再问，看我向他们提过此事没有？”
“是的，是的，本来现在大家对你的印象蛮好，不进来坐一下。”
“不了，身上都汗了，要回去洗个澡。”
星期一下了朝读， 正好第一节课我和陈文会都没课。我就按我递交给学校的以社会为大课堂的计划，与他商量去瞻仰毛主席旧居的事。
我说：“我班的学生的组织纪律性，从体育、体操、升国旗等方面已进行了验收，吃苦精神，奉献精神，从搭园、栽菜，搬沙等方面已进行了验收，我想这个星期六就带他们去农讲所，下周正好是三月五曰，也好让同学们好向学雷锋十周年汇报。”
陈主任：“那这几天你要按计划中说的，认真做好精神上的准备。这不比搬沙，搬沙是农村的学生到农村，这是农村的学生到城市，每一个细节，你必须充分考虑，要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中午放学时，我叫同学们都留下几分钟。
有的同学瞎猜：“是不是还要去搬沙？”
我说：“这次活动，不是搬沙，而是对搬沙的奖励，这个星期六，我们班就要去汉口了……”
班上一下子狂呼起来了，有的还使劲的鼓掌。
我说：“我们这次是去瞻仰毛主席的旧居，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是将广阔的大社会作为我们的大课堂，因此，我们的行动必须军事化。今天星期一，今天下午半天，明天星期二一天，这一天半的时间，每个同学必须借一件军绿色的春装，一件蓝裤子，鞋子不要求统一。如果自己有，不用借的同学，今天下午就可以穿来，到了明天下午，就全部穿齐，我们好在校内进行几天的游武汉市的模拟训练。”
本来，平时班上就天天有上十个同学穿军绿色的军装，我这一动员，下午就有近二十人穿军装了。
星期二的下午，全班同学着绿春装，蓝裤子，黄军鞋，着装一统一，上课的纪律也比以前更好了。
正好，语文课程也上到了陆定一写的回忆录《老山届》，这是一篇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翻过第一座大山老山届的记叙文。
我就以本文中红军黑夜点着火把上山的事例为榜样，专门训练学生们一个紧跟一个走，不掉队、不抢队、不混队的纪律。
从星期二的下午放学后开始，每天训练一节课，再加上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两节体育课，拉到外面的大马路上去训练，打着“左港小学”的校旗，旗手将一米来长的校旗举过头顶。
训练的项目是慢步、中步、快步，立正、坐下、起立等，星期五的下午，将最后一节体育课和放学后的时间留在一起，来了一次“彩排”，模拟转换队形、上车、下车、清点人数、出发……
校长和主任站在操场边验收。张文华对我说：“可以了，别把他们训练得太累了，在校内训练都这么规矩，到了汉口，农村的伢更不敢随便离开队伍。”
进了教室，同学们腰板挺直地一个个坐如钟。
我高兴地告诉同学们：刚才校长看了我们的彩排，放心了。
现在还补充两件事：车船费每人一元两庙钱已全部收齐了，大家再不用操心。但如果有的同学中午要吃点什么，你们就自带粮票和钱，或者再在家里带几个熟鸡蛋就行了。
反正我也是穷老师，没打算在汉口吃什么。到后湖去挖藕，你们的爸爸，不也是照样中午没吃饭吗？
再一个事，就是明天早晨是八点钟去汉口的火车，我们在校六点半出发，可以在车站里让同学们休息好一会儿。
因此，你们明天早上不要慌，六点半太阳也快出来了，就按这个时间赶到学校里来就行了。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了。”
“那好，现在就放学，回家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去武汉。”
同学们哄地一下涌出教室，向学校的四面八方散去。
第二天，房里不见亮色，就被学生们喊醒了：“连老师，怎么还没起床呀。”
“一大半人都来了，叫我们来拿办公室的钥匙打蓝球。”
“你们怎么来这么早呢？我估计五点钟都没有。”
“大家都说睡不着。”
我开门将他们让到屋里，在电灯下一看，哎呀，一个个挺精神的，有三个同学背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的书包，还有两个同学腰间束着皮带，很有一点小红军的神气。
同学们见我上身穿的是毛衣，忙关心地问我穿的是什么衣服，我说我跟大家一样，也忙拿出了一件借的别人的军衣穿上。
一个同学说：“这才是真正的军装，你们看，扣子上还有‘八一’两字。”
我将钥匙给他们，并嘱咐：“打球时小点心，别把衣服搞脏了。蓝球在我的办公桌下面，我炒点饭吃了再来。”
我到学校一看，学生们几乎到齐了。陈文会刚起床，他说：“你昨天叫他们来这早干什么呢？四点半钟，就有学生来把我吵醒了。”
“我叫他们太阳快冒头时再往学校里走，他们现在都说睡不着。”
接着，左祖奇，王金汉都起了床，陈文会拿一筒麺到厨房去打开炉子下麺，叫我们都来吃，我说我吃过了。
他三人还在吃麺的时候，同学们就到齐了。
大家不停地催，我说：“我刚刚看了陈主任的手表的，六点钟都不到，早得很。在学校里自由活动一下，时间还好过一些。”
几个女同学闲得无聊地说：“要是上学迟到了，在路上走再快还是来不及，如果上学来这早，走得再慢，也不会担心迟到了。”
我也接着她们的话说：“这话说得对，这就叫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那是什么意思呢？”
“起得早，脸洗得光，头梳得光，饭吃得光。起得晚，洗脸慌，梳头慌，吃饭慌。”
“看来，还是起早好一些。”
“那当然啰，为什么说早起三日当一工呢！”
同学们见三位老师已过完了早，有的也穿起了绿军装，就又催起来了。
我将同学喊进教室说：“现在六点刚过一点点，你们再将衣服鞋子检查一下，口袋里的钱检查一下，厕所里去一下，时间不就到了吗？六点一刻钟集合出发。”
因为时间实在太早了，出发时，走到新村队路口，就停下来整队，再叫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像军人一样穿过新村。
新村起来出早工的社员，以为真的是路过的解放军，一见是我们左港小学的师生，都笑道：“搞得像真的一样！”
我说：“去瞻仰毛主席旧居，走毛主席的路线，难到不是真的吗？”
叶明清笑道：“你传浩说话又在钻我的空子，我是说像真的部队一样。”
特别是到横店街上，当我们这支五六十人的小分队像解放军一样突然地出现，队伍整齐，歌声嘹亮，赶集的人和卖菜的人都自动地给我们让开了一条路。
有些人见了校旗，自言自语地说：“左港小学的伢们还蛮听话，这么早就到哪里去呀？”
来到火车站的站台上，陈文会一看手表，还不到七点钟。陈文会叫大家进候车室坐一会，他去联系买票。
我走到候车室门口朝外一看，见两个穿铁路制服的女服务员在打扫站台，我就悄悄地告诉两个女同学，叫她俩去称人家“服务员同志，我们是学生，让我们帮你扫”，千万别说是老师叫我们来的，两个女生一笑，就走过去了。
可两个服务员谢绝她俩不给扫帚，两个女同学只好用手捡站台上的果皮垃圾，两个女服务员不过意，只好将扫帚给了她俩，又去拿来了扫帚扫。
候车室里有同学一见，也用手捡候车室里的垃圾，丢进垃圾桶。可这也没有“消磨”掉多少时间。
我就站在站台上将哨子一吹，同学们一听，以为是火车来了，急忙在站台上站成了四路纵队，面对着铁路，俨然一个准备上车的样子。
我叫旗手走出队列，站在我身边，举着旗子别动。
我站在纵队排头中间，喊一声：“成体操队形散开，现在准备做广播体操。”
候车室里的乘客也陆续地出来观看我们做操，我一边吹哨子，自己也一边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同学们按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拍节，做得意想不到的规范。
做完操后，我们再到候车室时，陈文会已将车票买好了，一人发了一张。
大概时间快到了，候车室内的乘客都站在了站台上，我也带着学生们列队出来了。
当我们在站台的中间拉开距离成四路纵队站好的时候，其他乘客就没和我们在一起，都向站台两端走去了。
当祁家塆那个方的火车徐徐进站的时候，我见火车头上的几个师傅向我们微笑，好像有意照顾我们，几个车门正好在与我们相差不了几步的地方，火车停稳了。
车门还没开，我就欢呼：“同学们，这趟列车成了我们去武汉的专列了。”
车门开了，下车的人只有几个来横店卖菜的孝感人，同学们帮他们接下菜担子，就都很顺利地上了车。
看来，我们这次的活动，赢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头：车站服务员的谢谢，火车司机的微笑，卖菜人的感动。火车鸣笛，开动了。
火车在运行，同学们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谈天说地，有的盯着窗外，有的观察车厢。
我见他们都是在闲等时间，就对身旁的一个女生说：“我们来和男生拉歌，好吗？”
“谁领头呢？”
“就你呀！”
“那……车上这多人，不丑吗？”
“这你就是第一次参加集体社会活动了，现在，这个车厢就成了课堂，说不定乘客也要和我们一起唱哩。你胆子放大一点，往前面传话，叫你们女同学作好拉歌的准备。”
这个女同学就对身边的同学说：“传话过去，叫女声准备和男生拉歌。”……
我身边的个女生就开腔了：“女同学，请注意，现在，我们为乘客们献上一首歌，《毛主席窗前一盏灯》，预备——唱！”
女生异口同声：“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夜秋冬夜长明，伟大的领袖窗前坐，指明中国锦绣前程……”
车厢内刚才还是乘客嘈杂的声音，一下子安静了，有节奏的车轮声伴随着歌声，飞向整个车厢，传递着中学生们热爱领袖的激情。
“男同学呀！”“来一个呀！”“男同学呀！”
男同学在车厢的那一头，正听得津津有味，以为是女同学在为乘客表演，现在一“军”“将”到自己头上来了。
再说，在校时又没进行这方面的项目“彩排”，一下子就乱了阵。
女同学一见男同学你望我，我望你，又喊：“一、二、三！”“快、快、快！”
如果要是在学校里，男生会甘当失败地沉默下去，可这是在火车山。不少的乘客，还在座位上回过头来看男生。
果然，“时势造英雄”，男生中有人领头了：“远飞的大雁，预备——唱！”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啊，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
男生的这一唱，是逼出来的，再加上全车厢的注视，真的一下子来劲了，唱得一点也不比女生逊色。
歌声一停，女生也来了劲：“男生唱得好不好？”“唱得好！”“男生唱得妙不妙？”“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这时，有几个青年乘客也喊起来了：“要！”“要！”“再来一个！”车厢内，变成了联欢会。
时间在飞逝，火车在飞奔，歌声在飞扬。
到了汉口车站，顺利地从两个车门下了车。乘客们都急匆匆地走向出站口，我们的同学，仍是成四路纵队站在月台上。
等出站口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我叫同学们将各自的车票拿在手上，走到门口查票的服务员面前时，主动向人家示意一下。
一个服务员笑着对陈文会说：“到底是学生，规矩多了。”
出了站，我叫同学们在车站前的小广场上休息一下，主要目的就是上厕所，并指引厕所的位置。
见各组的人已到齐，仍是陈文会和旗手带头，我断后，从车站路出来，左拐弯向沿江大道走去。
一路上，很多路人都将目光投向我们。
由于按我们在校的布置，在大街上行走一律不准讲话，目的是不让汉口人听出我们的口音，不让城里人知道我们是乡下人，要把我们整齐的队伍、自觉的纪律，让城里人给我们作个评判，看他们怎么看待我们这支小小的学生队伍。
有汉口人在互相议论：“嘿嘿，又好像我们串联时的味道了。”
“人家这可比你那红卫兵串联时规矩多了。”
“左港小学，左港小学在哪里？”
“没听说过。”
“一个学校怎么只这些学生呢？”
“那还不是人家学校里选拔的优秀生。”
一路上，总有一些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市民谈论我们。
到了江边的轮渡口，陈主任到窗口买票，我叫大家在堤上坐一会，我又鼓励他们：“再在船上和到了农讲所，更要显出我们的风采来，让汉口人对我们括目相看。”
票买好了，学生们一个个地将“硬币”投入收票箱内，下着台阶到趸船上去候船。
在趸船上，大家的心情再也无法控制了。我就开笼放雀，让大家唱所欲言的谈笑。
看样子，来过汉口的同学，像这样亲临长江的同学确实不多。
单说我自己，如果不是舅弟在武昌的荣军休养院，恐怕也不易一睹长江。
面对一望无涯的滔滔江水，有的同学恨不得一下子乘到江心去看看，迫不及待地说：“人都上来了，这船为么事还不开呢？”
我和左祖奇笑起来了，身边的两个汉口人也笑了，陈文会忙解释：“这不是过江的轮渡，这是趸船。”
“趸船是什么船？”
“趸船就像火车站的站台一样，人站在这个地方，轮渡的船靠拢来了，人再上船就方便多了。”
江心，一艘大渡船正向我们开来，船一靠拢趸船，眼巴巴等待的同学又问我：“船也靠拢了，为什么还不开门？”
“你看那里，那不是人家正在下船吗？要等人下空了，这边的门才打开。”
等同学们都上了船后，有的抢到了座位，有的没有座位，有的坐在同学的腿上。
船一开，没有座位的同学都站在船边，手扶栏，凭栏观江。
有的指武汉大桥，有的指天水相连的尽头，有的低头看船“犁”出来的浪花，一个个欢快地“指点江山”，听陈主任“激扬文字”。
本来有座位的同学一见也放弃了座位，都成群聚在船边。
陈文会边手指边说：那远处江面上的武汉大桥，是长江的西方，俗称长江的上水，水是从那里流过来的。
如果你要去重庆，轮船就由武汉大桥下钻过去，逆水行驶。那个天水相连成地平线的地方，是长江的东方，俗称长江的下水，水一直往那里流向大海，如果你要去上海，也就顺流而下到长江的尽头。
我们刚才上船的一方是长江的北岸，汉口、黄陂都在江北；对岸是长江南岸，武昌、农讲所都在江南……
船上的一位汉口太婆说：“这个老师跟他的学生讲得几过细哟。”
陈文会也操作一口汉腔跟太婆逗乐：“太婆，您家说，不讲细一点，万一走失他们跑到上海去了，我在哪里去赔伢呢？”同学们笑起来了，太婆也笑了。
起了船，不少的同学在上岸的台阶上进行“爬坡”比赛，一出了轮渡门口，见到宽阔的马路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同学们又习惯地排好了队，一查人数，全到。
我说：“同学们，要横过马路了，你们看，车子川流不息，为缩短过马路的时间，还是四路纵队并行，中速，不要慌。我们尽量放神气一点，把这马路当成天安门前的阅兵场，只要我们摆出了架势，汽车会停下来让路的。”
这时，我们四个老师也不约而同的在队伍两边如同警察一样，双手向两侧伸直，拦住过往车辆。同学们紧跟着校旗，“临危不惧”，井然有序地横过了马路。
走了一会，带队的陈主任叫停一下，用手指着前面：“同学们，你们看，前面那座老式红楼，就是农讲所的大门。”
在这里，将队形改成了两行，再往前走，楼门正面上方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几个大字也清晰可见了。
陈主任叫我们等一会儿，他说到门口去联系一下。过了一会就笑着转来了，他说人家不看介绍信，也不收费，叫我们直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