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锡全：荆州纪南城遗址究竟是楚国的哪个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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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楚国都城“郢”及“某郢”的位置是楚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清华《楚居》简的公布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讨论。保存至今还比较完好的荆州纪南城遗址究竟是楚国的哪个“郢”，一直存有争议。黄锡全教授此文在论证其为楚宣王至顷襄王迁至“陈郢”以前的楚都“戚郢”的同时，认为此地可能先存在一个“某郢”，“戚郢”只是利用这个“郢”改建或扩建，并变更其名。这一推断得到湖北近年在其东垣附近发现早期城墙的考古证明（见后“编校附记”）。现将原文转发，以方便关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参阅。
荆州纪南城遗址究竟是
楚国的哪个郢？
黄 锡 全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原江陵县）城北约5公里的纪南城遗址，是一座古老的都城遗址，规模宏大，城内城外具有丰富的文化遗存，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地历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湖北方面作了艰苦细致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这座古城的年代及性质，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前的工作，不论是文物考古部门的田野发掘，还是历史地理的研究，前辈所做的艰苦努力与探索都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能见到如清华简《楚居》这样的新材料而责怪前贤的讨论意见。相反，正是因为有前辈学者的深入研究与考古发掘，才为我们今天作进一步探讨打下了基础。为避免繁琐，本文只是简略条述个人倾向性的意见，有兴趣者可阅读文中所列有关学者论著［1］。
我们所说的纪南城遗址，是指现今还保留有城垣的遗址。该城东西长约9华里，南北宽约7华里（东垣长3706米，南垣长4502米，西垣长3751米，北垣长3547米），周长计15506米，面积约16平方公里［2］。大家讨论的年代与性质主要是针对该城址而言。
根据考古发掘与发现，纪南城的城墙建筑年代或遗址年代主要有如下依据：
第一，《考古学报》1982年3、4期连载《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有数处结论性意见：
1.纪南城西垣北门的发掘，报告称：“根据纪南城内发现的水井和纪南城内出土的陶器的初步认识，以及江陵地区楚墓出土的陶器序列研究，表明这些被城门所压的遗迹遗物的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而城门兴建年代不能早于这个时代，也就是说，西垣北门的兴建年代大约在春秋晚期或稍后。另外，城门兴建以后至废弃期间的地层（第三层）和同期灰坑中出土的平沿大口宽裆陶鬲、浅腹陶盂、铁器和铜带钩等，显然是战国时期的遗物。据此，城门存在的时代也应在战国时期。”见3期341页。
2.南垣水门遗址的发掘，报告称：“木构建筑的兴建年代可定为春秋晚期，而使用年代可延至战国。”见3期348页。
3.城内松柏区30号建筑遗址的发掘，发现有早期遗迹和晚期建筑基址。根据地层关系与出土遗物，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物的下限可定为春秋晚期，这也是下层大型房屋建筑基址（F2）的下限年代。其始建年代有可能早到春秋中期。因早期遗物太少，尚难确断。”“上层房屋建筑（F1）的年代下限应为战国中期，其始建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即上层建筑使用的年代较长，乃战国早期至中期的一座大型房屋建筑。由此可知，本建筑遗址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始建年代也可能是在春秋中期。”见4期483、485页。
4.城内西南陈家台遗址的发掘，“从台基附近发现的炼炉遗址以及与铸造有关的遗物看，这里应是当时一个铸造作坊遗址”，根据出土遗物及炭化米的年代测定，“这个台基的时代可定为战国时期”。见4期488页。
5.城内水井、窑址的勘查与发掘，报告称：“纪南城内经过发掘的水井、窑址，没有找到它们之间的明显的地层早、晚关系或互相打破关系，而水井则大都未清理到底，窑址仅存底部。因此对于它们进行分期，目前尚有困难。根据形制特点及遗物特征，它们的上限年代都不早于春秋中期。”见4期495页。
6.报告结论：“根据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纪南城就是楚之郢都。无论是城内的普遍勘查还是多处城门、城内宫殿基址的发掘以及城垣断面的试掘，或是城外靠近城垣的一些遗址的调查，所获资料都足以证明现存城垣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形成的。”见4期504页。
第二，2011年，经对纪南城东南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弄清了烽火台台基与城垣为同时规划修建。报告认为“城垣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城垣的使用年代为战国早期以后”［3］。
第三，2011—2012年，经过对纪南城遗址松柏区30号台基西南部的发掘，报告认为：“通过本次发掘，我们进一步明确认识到纪南城遗址宫殿区至少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第一次应该是与1982年简报F2同期相关，其年代或在战国中期。第二次应该是与1982年简报F1同期相关，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两次建设中都有大规模平整台基周边场地的工程。而从本次发掘之H2与82年简报西垣北门H1、J5等城垣夯土下单位之比较，纪南城城墙之建筑年代似晚于F1，这一点有待后续进一步工作中进行更确切的验证。”见报告27页［4］。
这就是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经过2011-2012年的工作，对《考古学报》1982年3、4期所刊简报意见有所修正，将原来“现存城垣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形成的”修正为“城垣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城垣的使用年代为战国早期以后”，进而提出“纪南城城墙之建筑年代似晚于F1”，“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将30号建筑台基F2“其始建年代有可能早到春秋中期”修正为“其年代或在战国中期”，将F1的年代由原来“年代下限应为战国中期，其始建年代应为战国早期”修正为“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晚段”。换言之，经过2011—2012年的考古发掘，发掘者认为纪南城城墙的建筑年代应在战国早期或以后，甚至可能晚到战国中期晚段。30号台基早期建筑F2在战国中期，晚期建筑F1在战国中期晚段。
若是这样，现存纪南城遗址就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城址，其结束年代无疑当在“白起拔郢”之时，即公元前278年，这就为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纪南城遗址是楚国什么时代的“郢”
有不同意见
有关文献及传统说法，一般认为纪南城遗址是楚文王或楚武王所都之“郢”，直至“白起拔郢”，作为楚都长达400余年。如《史记·楚世家》：“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正义》引《括地志》云：“纪南故城在荆州江陵县北五十里。杜预云国都于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也。”《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世本·居篇》：“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杜预《春秋释例·氏族谱》：“楚国……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5］。”根据清华简《楚居》，武王始都郢名“疆浧（郢）”，我们主张即“郊郢”，在今湖北钟祥［6］。也有学者主张“疆郢”就是纪南城。如辛德勇先生认为：“楚国此都之旧名或作‘疆郢’，或称‘南郢’，其作‘纪郢’者则颇有可能是由‘纪南城’衍生出来的名称。”［7］守彬先生认为，楚都“郢”一直在纪南城，“×郢”并非城邑名，而是宫殿名”［8］。
亲自参加纪南城考古发掘工作的刘彬徽、郭德维、杨权喜等几位学者，对纪南城的年代与性质也曾发表过意见。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9］。刘彬徽先生认为：“战国时期的郢都在此，已基本上得到了证实。问题在于春秋时期的郢都是否在此？由于还未找到春秋时期郢都的城垣加上春秋时期的遗迹遗物较少，很容易使人对此产生怀疑。”“目前，我们仍然认为纪南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郢都故址［10］。”清华简《楚居》发现后，他认为楚文王“始都为郢”是正确的。“为郢”“应在今荆山南麓至沮漳河流域，也可能仍应在今荆州区内［11］。”
郭德维先生认为：“通过纪南城内发掘所获的一些考古资料，如西垣北门兴建时所压的遗迹、遗物，南垣水门清基、奠基的遗物，上层宫殿台基所压下层宫殿台基的情况及下层台基的遗物等，这些显然都要早于城垣、城门或与修建时期同时，通过这些遗物的分析，可以看出：纪南城大概修建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由以上的考古与文献资料证明：纪南城是战国时代的楚郢都”。楚都迁至纪南城在楚惠王时期，此前“吴师入郢”之郢在当阳季家湖古城［12］。
杨权喜先生，作为纪南城首批考古报告的主要执笔人，另写有当年对纪南城考古调查发掘和资料整理的一些情况，进而对纪南城的年代与性质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而其基本观点不变，即“楚文化起源地和发展中心区域都在鄂西沮漳河流域；今纪南城就是楚郢都，‘始郢都’也可能就在今纪南城”［13］。
张正明先生认为，楚迁都至纪南城在楚昭王时期［14］。孙华先生认为楚郢都一直在纪南城［15］。
石泉先生认为，楚国的郢都在宜城楚皇城，江陵纪南城遗址“是战国时具有都城规模的楚国大城，却并不能确证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春秋早期直到战国中晚期（公元前278年以前）的楚郢都”［16］。
王光镐先生认为，“纪南城只是一个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中晚期之际的楚城，存在了不过四五十年，大体相当宣王后期至顷襄王元年前后。”“这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顷襄王元年前后的楚陪都，称‘栽郢’”。根据鄂君启节有“栽郢”与“郢”的称谓，认为“这种称谓的区别显然是指不同位置的两个‘郢’，其‘郢’为正都，‘栽郢’为陪都”。“白起所拔之郢，亦非江陵纪南城的郢。”“真正的楚郢都应在汉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遗址”［17］。
尹红兵先生认为，“纪南城应是整个战国中晚期的楚国都城”。“结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寻郢就是战国中晚期的楚都纪南城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迁都之后，寻郢成为正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楚人也不再称寻郢而径称郢，于是寻郢就成了郢都”。倾向所谓“栽郢”为龙湾遗址（吴郁芳这样认为）。今宜城境内蛮河流域的郭家岗遗址“作为春秋楚郢都故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18］。
王红星先生认为，“楚国行政中心及楚王宗庙所在为‘都’，楚王所居之地，除了楚都之外还包括楚王的游宫、离宫或行宫等临时居地。因此，‘X郢’为楚王居地且未必均在楚都可信。但也不能排除‘X郢’多在楚都之‘郢’的城垣之内或距其不远的近郊。这一认识如果不误，或可提出一个假说：‘戚郢’有可能位于目前多数学者认定的秦将白起所拔的楚都纪南城之内。那么，纪南城的始建年代就不会早于楚肃王时期，也不会晚于楚宣王早期，废弃年代则为公元前278年，而江陵蔡桥基址群，也有可能是早于‘戚郢’的‘X郢’。”“如果‘戚郢’位于纪南城，‘寻郢’位于蔡桥，这一假说与纪南城目前所见遗迹、遗物的年代基本吻合，也可以解释等级较高、年代早到战国早期之末的崇源铜器群何以在该区域发现的原因。当然，这一假说还需要更多的材料论证［19］。”
仅列上述意见不难看出，楚国都“郢”的时间、地点等分歧意见较大，还需要如清华简《楚居》这种新发现、新材料的佐证。
清华简《楚居》记楚先祖所居之地
及诸楚王对应的诸“郢”
清华简《楚居》，是一篇研究楚史极为重要的文献，体裁近于《世本》的《居篇》，叙及楚人自季连以降的历次迁徙，迄于楚悼王之世，涉及楚国世系、王居迁徙等重要信息。其中楚先祖所居之地及诸楚王对应的“郢”名截录如下［20］：
季（连）初降于
（騩）山，氐（至）于
（穴）竆（穷）。
（前）出于乔（骄）山，
（宅）凥（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凥（处）于方山。
……季（连）……
（毓）
（徜）羊（徉），先凥（处）于京宗。
穴酓（熊）（遟—迟）
（徙）于京宗。
至酓（熊）（狂）亦居京宗。
至酓（熊）（绎）与屈
（紃），思（使）若（
）
（嗌）卜
（徙）于
（夷）
（屯）。
至酓（熊）只、酓（熊）（
）、酓（熊）
（樊）及酓（熊）
（锡）、酓（熊）
（渠），
（尽）居
（夷）
（屯）。
酓（熊）（渠）
（徙）居发渐。
至酓（熊）（艾）、酓（熊）
（挚）居发渐。
酓（熊）（挚）
（徙）居旁屽。
至酓（熊）（延）自旁屽
（徙）居乔多。
至酓（熊）甬（勇）及酓（熊）严、酓（熊）相（霜）及酓（熊）（雪）及酓（熊）训（紃）、酓（熊）噩（咢）及若嚣（敖）酓（熊）义（仪），皆居乔多。
若嚣（敖）酓（熊）义（仪）（徙）居箬（鄀）。
至焚（蚡）冒酓（熊）（帅—率）自箬（鄀）
（徙）居焚。
至宵（霄）嚣（敖）酓（熊）鹿自焚（徙）居宵。
武王（前740-690年）熊自宵徙居免，焉始[□□□□□]福。衆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至今曰郢。
至文王（前689-677年）自疆郢徙居（沈）郢，
（沈）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
至庄敖（前676-672年）自福丘徙袭郢。
至成王（前671-626年）自郢徙袭
（沈）郢，
（沈）郢徙[□□，□□徙]居睽郢。
至穆王（前625-614年）自睽郢徙袭为郢。
至庄王（前613-591年）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烝之野，烝之野[□□，□□徙]袭为郢。
至恭王（前590-560年）、康王（前559-545年）、嗣子王皆居为郢。
至灵王（前540-529年）自为郢徙居乾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
景平王（前528-516年）卽位，犹居乾溪之上。
至昭王（前515-489年）自乾溪之上徙居郢，
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乾溪之上，乾溪之上复徙袭
郢。
至献惠王（前488-432年）自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
（沈）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梄澫，梄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
吁。
王太子以邦复于（沈）郢，王自
吁徙蔡，王太子自
（沈）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
柬大王（前431年-408年）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郢，
郢复于
。
王太子以邦居郢，以为处于
郢。
至悼哲王（前401-381年）犹居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
由此可见，楚国先祖先王先后迁居较为频繁。如果将纪南城视为战国城址，至“白起拔郢”，中间有惠王、简王、声王、悼王、肃王、宣王、威王、怀王、顷襄王等9代楚王。除去惠王前所见之疆郢（免郢、福丘）、（沈）郢、樊郢、为郢、鄀郢、睽郢、同宫之北、烝之野、乾溪之上、章华之台、
郢、鄂郢等外，惠王（含惠王）之后所见迁居之地有：为郢、
（沈）郢（肥遗）、梄澫、鄢郢、
吁、蔡、疆郢、蓝郢、
郢、
、
郢、鄩郢。如果再除去明显不会是指纪南城遗址或难以达到纪南城遗址规模者外，剩有为郢、
（沈）郢、疆郢、蓝郢、朋郢、
郢、鄩郢。“为郢”，赵平安先生释读为“鄢郢”，主张在宜城郭家岗遗址［21］。
郢，黄德宽先生释读为“沈郢”，认为可能在汉水以北地区，或者钟祥东之沈鹿（详下）［22］。疆郢，我们主张即郊郢，在今钟祥郢中镇一带［23］。蓝郢，何浩、刘彬徽先生主张在钟祥西北境的汉水西岸的“那口”，即“蓝口”［24］。朋郢、
郢，我们主张在湖北天门、应城［25］。鄩郢，何琳仪主张在河南商丘附近［26］，我们主张在潜江与原江陵之间的龙湾［27］，罗运环先生主张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28］。武家璧以为在齐长城附近［29］。若是这样，纪南城就没有对应的“郢”［30］。
《楚居》记述到悼王徙居“鄩郢”，不见“戚郢”，写作在肃王时。新蔡葛陵楚简也只见蓝郢、倗郢、肥遗郢、寻郢，不见“戚郢”。葛陵楚简，据简文及有关研究，墓主人平夜君成卒年即“王徙于鄩郢之岁”之年，李学勤、刘信芳先生推断在公元前377年，即肃王四年［31］。刘彬徽、宋华强、武家璧先生推断在公元前398年，即悼王4年［32］。报告推断“平夜君成墓的年代或可定在悼王末年”［33］。后来李学勤先生又修正自己的意见，同意定在公元前398年，即悼王4年［34］。说明“戚郢”可能出现在肃王或以后。肃王之后的材料，目前只见有“戚郢”。
1.荆州天星观M1楚墓竹简多见“戚郢”，简文有“秦客公孙鞅问王于戚郢之岁”，该墓报告推定该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35］。
2.荆州望山M1楚简多次出现“某客某某问王于戚郢之岁”纪年套句，墓葬年代报告推定为楚威王时期（前339-329年）或楚怀王（前328-299年）前期［36］。
3.鄂君启节记述“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王居于郢之游宫”，“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为楚怀王6年，即公元前323年。是怀王时居“戚郢”［37］。
4.包山M2楚墓竹简出现有蓝郢、朋郢、郢、戚郢，墓葬年代据报告推定为楚怀王前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16年［38］。
5.荆州望山桥M1卜筮祭祷简有纪年文字“秦客亮成䎽（问）王于（
从艹、下从木，新的写法）郢之岁”，祭祀的最后一位楚王是肃王，墓葬年代报道推定为宣王晚期［39］。
6.1984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涂家冲废铜物资仓库拣选到一件铜量，铭云：“
（？）客臧嘉䎽（问）王于
郢之岁……”，报道者周世荣先生认为：“根据字形、铭文内容特征，其相对年代约相当战国中晚期”［40］。“
郢”，何琳仪先生主张释读为“
郢”［41］。
7.湖南常德夕阳坡战国楚墓M2出土有两支简，其中一枚简文有“王处于郢之游宫”，与鄂君启节铭文类同［42］。
由此可以推定，“戚郢”当出现于肃王之后。肃王在位为前380—370年，仅仅十年，修建如纪南城这么大规模的城址似乎不大可能。荆州望山桥M1属于宣王晚期，祭祀的最后一王是肃王，说明“郢”只能建在宣王时期。宣王在位于前369—340年，有近30年，修建如此规模的纪南城是可能的。楚宣王在位相当于战国中期。
“郢”之“
”构形比较复杂，对其之释有不同意见，过去释为“栽郢”者较多见。我们曾根据当时所见材料做过梳理，将其归纳为下列8式：
经分析，认为其与金文“戚”之演变关系为：
即左旁从“尗”演变，当释读为“郢”或“戚郢”。说详此文［43］。近年，黄德宽先生根据新见安大楚简又作了一些补充论证［44］。上举荆州望山桥竹简此字作
，在F式的基础上又有所改变，也应释读为“
”。说详拙文，此处从略。
1.俞伟超、李家浩先生曾经引录江陵天星观M1楚简“秦客公孙鞅问王于“（郊？）之岁”。疑“
”为“郊”［45］。何琳仪先生考释长沙铜量主张释读为戚郢，以为“郊郢”，在钟祥［46］。我们亦主张释读为“
郢”，指纪南城遗址［47］。
2.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先生认为，“郢”上一字所从，“与汉印‘叔’字左旁极为相似，故暂且隶定为‘’”。“‘
郢’疑指江陵之郢”［48］。
3.刘彬徽、何浩先生认为“裘锡圭、李家浩释此字为‘菽’（全按：应为）。我们同意此说。按，菽与椒可通假，椒又可通湫。楚有以‘湫’为名之地。”湫城“在今钟祥县北偏西的汉水东岸”。“湫郢，当是楚于战国时期在湫城一带另设的一处别都。”［49］
4.黄德宽先生根据安大楚简《毛诗·召南·何彼襛矣》“曷不肃雝”句中的“肃”，《毛诗·唐风·椒聊》“椒聊之实”“椒聊且”句中的“椒”，与楚简中常见的“戚郢”之“”写法类同，认为“这就为将地名“
郢”读作“湫郢”提供了一个重要佐证”［50］。
5.刘信芳先生后来与刘彬徽、何浩先生意见类同，赞同“菽郢”读“湫郢”，但认为其地在湖北宜城县东南的楚皇城遗址［51］。
6.《楚居》中的“郢”之
，赵平安先生主张释为“黍郢”，读“湫郢”，疑在宜城楚皇城［52］。牛鹏涛先生赞同
郢、黍郢是一地，即湫，在宜城楚皇城［53］。
7.单育成先生认为，楚简中常见“戚郢”，而若依清华简《楚居》整理者的释文，“戚郢”在其中未尝一见，似乎可疑。其实，《楚居》中是有“戚郢”的，但被整理者释为从水从禾从水的“”。他认为“
郢”即“黍郢”，就是“戚郢”。“黍”与“戚”古音可通［54］。
8.王红星先生认为，“郢”就是“戚郢”缺乏力证［55］。黄德宽先生据新见安大楚简《诗·鄘风·柏舟》“髧彼两髦”之“髧”，与“
郢”之“
”形同，认为
与甲骨文表示沈祭的专用字
、
构形模式一脉相承，从“禾”乃沿袭了沈祭于河以求丰年的传统。甲骨文和楚文字中表示沈祭的专用字，后来为“湛”字所替代。从楚国历史发展的走势看，楚文王、成王徙居
郢，大概与楚经略中原的战略相关。
郢的地望很可能在汉水以北地区。但又认为，如果将
郢直接联系到湛水流域，似乎还难以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于是在注24中“猜想”也可能在钟祥东部之“沈鹿”［56］。
上举纪南城周围之望山、天星观、包山楚墓所出楚简，多见“戚郢”而无一作“郢”，只能说明二者出现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戚与所谓的“黍”判然二字，不大可能是同时的一个郢。因此。“戚郢”与纪南城应当有关。考虑到战国中期材料中至今还未见到“戚郢”以后出现的“郢”名，“戚郢”可能就是肃王以后至顷襄王迁至河南淮阳“陈郢”之前诸王居住的“郢”。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即顷襄王迁都前的郢为“戚郢”，这个“戚郢”无疑就是纪南城遗址。而不论将“戚”或“”释读为什么字，根据前面的论述，此城当建成于宣王时期。宣王在位于前369—340年，若从公元前369年开始计算，至前278年，“戚郢”作为宣王至顷襄王迁至“陈郢”以前的楚都建设，具有90年左右的历史。纪南城的规模及周围的高台建筑布局，以及周围的墓葬群等，与将近一个世纪的国都的历史应该匹配，也与30号台基的年代大致相当。若此，纪南城在战国中期以后的近一个世纪的楚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一座悲壮的历史古城。
因纪南城为楚国迁都“陈郢”前的最后一个大都会，又有保持基本完好的大规模的城墙，故后人多误以为楚国“郢”都一直在此。其实，“郢”即“某郢”省称，并不是国都称“郢”，而“某郢”为陪都。如《楚居》所记吴师“阖庐入郢”之“郢”即“为郢”，是“郢”乃时王所在“某郢”省称。葛陵楚简数见省称“郢”应指“肥遗郢”或“寻郢”，鄂君启节之“郢”也即纪南城“戚郢”［57］。
至于1982年简报所述，城内西北徐岗陕家湾墓区，年代在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城内西北徐岗东岳庙墓区，年代在春秋中晚期至春战之际；遗址中出现有战国以前的遗迹遗物等；这些墓葬及遗迹遗物当是修建如今所见纪南城（戚郢）以前当地居民所埋葬、所遗留，与“戚郢”年代与性质可能关系不大。
考虑到最先的考古发掘报告将做过工作的城墙建筑年代推定在战国早期前后，有些情况还不十分明确，此地是否先存在一个“某郢”，“戚郢”只是利用这个“郢”改建或扩建，并变更其名，这种可能性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或新材料的发现［58］。
附记：
我曾考虑“为郢”作为楚国国都“郢”，地位举足轻重，只有纪南城这样的规模才可匹配。《楚居》所记文王时就迁居“为郢”，至惠王还居住过“为郢”，以后虽不见记述，“为郢”可能一直存在。怀疑“为郢”就在纪南城或附近，至惠王时修建或重新改建，至宣王时改名“戚郢”，“白起拔郢”后废弃，完成国都使命。但苦无确凿证据。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楚左司马沈尹戌反对令尹子常之言曰：“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说明武王、文王时之都城未必修筑有城墙。1975年冬，我曾领导纪南城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学员与荆州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一道，配合纪南城内外龙桥河改道工程进行清理发掘工作。正如文中所引杨权喜先生《江陵纪南城的年代与性质再探讨》55页所记述，出人意料，“纪南城内最低洼的龙桥河两岸，竟然在距地表约3米深的动土面上（在现代河床底部）暴露出大量的遗迹遗物，其中有许多东周水井、几段古河道遗迹和黑灰土层”，令人震撼！“龙桥河西段获得的考古资料因缺少明确的地层关系和没作系统整理而没法进行分期。据其遗迹遗物特征和碳14测定井内出土建井木料年代六个数据，除I段79号井的木料年代为公元前790年（西周晚期）以外，其余井的木料年代为公元前655年至公元前435年（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属于龙桥河改道工程的雨台山楚墓区，经抢救清理发掘的墓葬554座，《江陵雨台山楚墓》（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报告将其划分为六期，时代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前段。《江陵九店东周墓》（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95年）将发掘的596座东周墓进行分期，年代始自春秋晚期晚段（报告405页）。等等这些均是年代较早的参考证据。小文草成两年有余，迟迟不敢面世的原因就是时时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认为“戚郢”指的就是纪南城遗址，一方面又感觉纪南城遗址所在及周围可能不会这么晚。楚国建筑遗址，除潜江龙湾外，就数纪南城大，只有该城址才能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泱泱大国相匹配。
特附记于此，仅供关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参考。
2018年9月于武汉大学召开的“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刊载徐少华等主编《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
2015年11月初稿
2018年5月修改稿
编校附记：（拟收入拙著《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续集）
近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闻磊报道：（见互联网有关信息，及闻磊：《楚纪南故城考古发现早期城垣遗迹年代应为战国早期中期》，“文博中国”，2023-01-30，https://mp.weixin.qq.com/s/B4-qIr0NTacyELwH002jfw。）
2018-2021年度，为配合“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之夏商周课题”和“楚纪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楚纪南故城东垣南门及其北城垣（含护城河）展开考古发掘及整理工作。通过本次发掘，揭示出规模宏大的城门一座，基本搞清了现有城垣堆积状况及其建筑年代，并发现了早期城垣遗迹的存在，为城址形制变迁和始建年代提供了新线索。同时，对该区域的护城河及相关水系有了新的认识。......在对现有城垣发掘至底时，发现其下往西错位约两米处有一道宽约12米的黄土堆积，较为纯净。遂继续进行解剖发掘，确认其为更早的城垣堆积。根据叠压关系将现有城垣定为二期城墙，新发现的早期城垣定为一期城墙。
这是一次重大的发现，证明修筑现存的楚都纪南城遗址之前已有早期城墙建筑。我们过去一直怀疑纪南城遗址可能有多次建设，也曾多次钻探寻找，“苦无确凿证据”！得知这一消息感到特别兴奋并转告当时一同在纪南城工作过的刘彬徽先生。如果楚国的“为郢”或者其它“郢”曾在此处，有关“吴国破郢”、涉及到的历史地理及“诸郢”问题就得重新澄清或考虑。快何如兹！
如果“为郢”在纪南城遗址，那么“南郢（沈郢）”可能就在其附近不远（或者位于今之“郢城”一带）；如果“为郢”不在纪南城遗址，“南郢（沈郢）”可能就位于纪南城遗址。这些推断，还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及新材料陆续发现的佐证。
有关问题,读者可以关注发掘报道或研究进展,以及拙文《谈谈楚国的“沈郢”问题》（《出土文献》2020年1期）、《从安大楚简<诗经>的（肃）、椒（
）说到楚国的“戚（椒）郢”》(西南大学《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待刊，中国《诗经》学会、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联合主办“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诗”类文献专题】论文，中国·重庆，2021年11月27-28日) 。
2023年1月31日作者附记
注 释
［1］我因在纪南城做过一段时间的考古工作，对楚都的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清华简《楚居》面世后也写过相关文章，终因局限于目前所见材料未敢再轻易发表意见。2015年11月27-29日在湖北荆州召开纪南城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报道见《江汉考古》2015年6期，我因故未出席会议。此文即为这次会议准备的小文，现略加修改而成，所述倾向性的意见仅供参考。
［2］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3期327页。另可参见冯秋生《楚都纪南城与同时期中原诸国都城之比较》，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2期20页。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遗址松柏区30号台基2011-2012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5期。
［5］另如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380页楚都“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楚都纪南城研究》，刊《楚学论丛》，《江汉论坛》1990年增刊；《说郢》，《湖南考古辑刊》第六辑，1994年。
［6］黄锡全《楚武王“郢”都初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
［7］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路里程简册初步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四辑181页，中西书局2013年。
［8］守彬《从清华简<楚居>谈“×郢”》，武汉大学简帛网2011年1月9日。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9］主要列举亲自参与考古发掘者及当代有关研究代表之意见。有关诸“郢”的不同意见，还可参见髙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95-133“南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楚简中的都郢地名》37-6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刘彬徽《纪南城考古分期初探》，《江汉考古》1982年1期。《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江汉考古》1980年1期。
［11］刘彬徽《关于清华简<楚居>的思考》（之一），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12］郭德维《楚郢都辨疑》，《江汉考古》1997年4期，41、44页。
［13］杨权喜《江陵纪南城的年代与性质再探讨》，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59期62页，2013年12月。
［14］张正明《楚史》238、24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5］孙华《楚国国都地望三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
［16］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41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17］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456、458、459、46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18］尹红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263-267、24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9］王红星《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索》，《江汉考古》2011年3期。据悉，所谓蔡桥基址群为晚期建筑，与楚都无关，见荆州博物馆《荆州区马山镇蔡桥村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荆州博物馆《荆楚文物》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20］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21］赵平安《<楚居>“为郢”考》，见其著《文字·文献·古史——赵平安自选集》（六零学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
［22］黄德宽《试释楚简中的“湛”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7年6月6日。
［23］黄锡全《楚武王“郢”都初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
［24］刘彬徽、何浩《论包山楚简中的几处楚郢地名》，见《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25］黄锡全《“朋郢”新探》，《江汉考古》2012年2期；《长江中游楚国“ 郢”试探》，长江三峡博物馆编《长江文明》第一辑，2008年。
［26］何琳仪《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3期。
［27］黄锡全《楚都“鄩郢”新探》，《江汉考古》2009年2期。
［28］罗运环《葛陵楚简鄩郢考》，《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10年。
［29］武家璧《葛陵楚简的历朔断年与纪年事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30］尹红兵主张纪南城遗址为“鄩郢”，潜江龙湾遗址为“戚郢”（尹读“栽郢”，见尹书266-267页）似乎不大可能。悼王因“邦大瘠，焉徙居鄩郢”。悼王后所见材料多见“戚郢”而不见“鄩郢”，说明王居“鄩郢”的时间不长。如宣王晚期的望山桥M1只提到“戚郢”而无“鄩郢”。“戚郢”的延续时间与纪南城遗址匹配，而“鄩郢”难当。现在看来。“X郢”内多有“游宫”。如包山简所记“王廷于蓝郢之游宫”等。所以将“戚郢”置于龙湾遗址似乎也不大合适。
［31］李学勤《论葛陵楚简的年代》，《文物》2004年7期；刘信芳《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
［32］刘彬徽《葛陵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讨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七集，岳麓书社2007年。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武家璧《葛陵楚简的历朔断年与纪年事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3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墓》184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34］李学勤《清华简<楚居>与楚徙鄩郢》，《江汉考古》2011年2期。
［35］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1期。
［3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210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7］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4期。
［38］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332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39］荆州博物馆《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2期；蒋鲁敬、刘建业《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简及墓葬年代初探》，《江汉考古》2017年1期。
［40］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江汉考古》1988年4期。
［41］周世荣《楚客铜量铭文试释》，《江汉考古》1987年2期。
［42］竹简摹本可参见刘彬徽《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216页，岳麓书社2001年。
［43］黄锡全《“郢”辨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于郭店楚简《尊德》7、《语丛》1.34、诅楚文“戚”字的写法小异，右旁也当为“尗”形改变，字形可参阅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82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尗、叔，书母觉部；戚，清母觉部。
［44］黄德宽《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二题》，《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5期。李守奎、贾连翔、马楠编著《包山楚简文字编》30页将从木者释为从木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5］俞伟超、李家浩《论“兵辟太岁”戈》，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46］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江汉考古》1988年4期。
［47］黄锡全《“郢”辨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过去“戚郢”释读虽然意见不一，但多指此郢为纪南城遗址，说见拙文。
［4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237页附录二《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文物出版社1996年。
［49］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附录二四《论包山楚简中的几处楚郢地名》56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50］黄德宽《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二题》，《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5期。
［51］刘信芳《楚简帛通假汇释》12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52］赵平安《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中国史研究》2011年1期。
［53］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国都城研究》334页，2013年4月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4］单育辰《占毕随录之十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1月8日。
［55］王红星《楚郢都探索的新线索》，《江汉考古》2011年3期93页。
［56］黄德宽《试释楚简中的“湛”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7年6月6日。
［57］黄锡全《谈谈楚都“郢”为“某郢”之省称》，待刊。
［58］都城改名，如《楚居》中“疆郢”又称“免郢”，又改称“福丘”；“郢”改称“肥遗”。姑且记此以备参考。但这种揣测不影响本文认为“戚郢”乃现今纪南城遗址的讨论。
（本文据作者原稿推送，引用请据正式出版物）
编辑|化雨
审核|周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