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权力与人-1

这是翟东升老师2019年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是作者在人大教授“货币、金融与汇率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过程中历时10年逐步形成的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和核心观点。本书的立意很高远——批判统治全球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代之以自己提出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凡此种种，以及学术之争，我作为门外汉无从置评。在此只是摘录一些个人觉得有启发性的观点。

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探讨了四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在全书剩下章节重点探讨了利率、汇率、债务等宏观问题。此第一篇读书笔记主要梳理第一章观点。这四种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可贸易品与非可贸易品的关系。其实，本着朴素的辩证观点，这些关系的核心应该是对立统一，即共生关系。

人与物的关系

探讨的是什么是财富以及价值的源泉，以及发展依靠什么的问题。马克思的经典劳动价值论指出人的劳动是价值的最终源泉，而非资本（物）。本书在此基础上的一个延伸是指出价值的源泉既包括人的劳动也包括人的消费。在现代经济社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人的消费即总需求和人的劳动即总供给是同等重要的。消费驱动市场交易，消费和生产一起构成了有意义的经济活动循环。苏联过于强调生产，忽视了消费没有有力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美国过于强调消费，忽视了生产，出现了寅吃卯粮和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中国应该吸取两家的教训，将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新路。

如何让需求最大化？取决于财富的分配结构和人口的年龄结构。极端的贫富分化会伤害总需求，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需求是递减的。人口老龄化也是有害的，会使得总需求萎缩，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要提共同富裕，也取消了计划生育并开始刺激生育。

发展要依靠人民，既包括精英也包括普通大众，精英和大众是共生关系。中心对外围的吸引首先是对精英的吸引。在美国主导的中心-外围体系中，所有外围国家的精英以讲英语为荣，以移民美国为人生目标，正如当年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外围国家由于人才的流失很难发展起来。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也出现了这一现象，这种智力流失可以看作是我们向中心学习的学费。好在中国足够大，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和家国情怀，我们能够负担得起这种学费。精英海龟开始出现了回流现象。但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

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物）还会产生一种“资源诅咒”现象。有研究发现，很多资源丰富的外围国家非但没有发展起来实现经济繁荣，反而出现发展落后、内战频繁等很多社会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主流观点是将政府视为一种恶，是对市场自然秩序的扭曲。要管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尽量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他们普遍有一种倾向，认为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尤其是中国有相当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从计划体制转向了市场体制，今后的改革方向就是政府管的更少，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市场。典型的如张**，许**，政府不要有任何产业政策。这是一种学术偷懒。

这种思想离不开一种广为流传的启蒙主义国家起源学说的影响：国家源自一群自由而平等的个体之间缔结的契约以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这种学说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暴力机器的观点。

自由主义思想普遍赞同小政府的主张。但作者的实证研究却表明国家的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正相关。当然，这里的政府规模是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它更多的体现的是政府的“社保”职能而不是对经济活动的管控权力。此外，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也提出了“邦弱国穷”的观点。

无论是对市场的崇拜还是对政府的神话，都是一种制度万能论，它是一神教思维的现代变形。西方政治学者对最佳制度的痴迷如同物理和机械“民科”对永动机的执着一般。相比较而言，更应该遵循我党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

国家的功能不仅是对抗外侮和巩固生产关系，它还向人民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产品。国家和人民之间是共生关系，不是对立关系。就是我们常讲的有国才有家。

虽然私人部门直接创造财富，而公共部门“吃财政饭”，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市场秩序等公共产品。按照文一教授的观点，市场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公共品，它只能由强而有为的政府提供。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免费。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工业化失败是由于社会协作失灵。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这一成本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忽视了。对于一些小国、穷国、弱国，中央政府连税收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创建市场机制；政府的管制能力极差，社会主要由原始的部落、家族等团体把持。

市场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从这里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央要提全国统一大市场。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存在映射关系。公共产品越丰富，市场活动越活跃。公共产品能够撬动一定量的经济活动，这个撬动能力的大小由综合税率的高低决定。综合税点下移会放大市场部门经济活跃度。综合税率体现出公共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通常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会减费降税来刺激经济活动。

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政府太弱势，财政收入和公共产品覆盖的人群有限。巴基斯坦财长2015年提到，该国纳税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5%。

很多国家的现实是“强社会弱国家”。就像中国旧社会的地方豪强、宗族社会控制了大部分人的社会关系。

强国家不是在自由平等的契约之间产生的，而是在暴力和动荡中孕育的。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革命和社会改造，因而没有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

归根结底，就是我党提出的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