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做公益盒子时，我们问自己的五个问题
全文共 7423 字，预计阅读时间 18 分钟。
文章纲要：
如果要做好事，应该关注什么议题？
如何对待不确定性？
是否追求可衡量的回报？
我们希望帮助的对象是她、他还是牠呢？
如何可衡量地提升人的生命福祉？
结语
2020年8月，何流发给我公益盒子的招募表格，邀请我加入团队。
来源：公益盒子问卷（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欢迎在微信后台查阅）
填毕，我既激动又感慨。激动，是因为我被即将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愿景所打动。寻找中国最具社会回报的捐赠机会，让有限的捐赠资源最有效地服务于受助者，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感慨，是因为我似乎会与伙伴们一起成为拓荒者，以一种间接、不确定性很高的方式来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我们究竟能否成功？
怀揣着这样的热切与忐忑，我们像任何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一样，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我所在的研究组，很快开始了国内的议题优先级分析，确定了一些具有高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在国内寻找相关组织。
每当新的成员加入时，我们都需要解释：我们关心什么议题？我们看重什么指标？我们如何定义“好”项目？这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好好地梳理一下，我们行动背后隐含的价值观是什么。
围绕公益盒子的价值判断，我们整理了5个问题，希望通过回答它们来解释在筛选项目时的价值预设。如果你也对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财富做好事感兴趣，这篇文章或许能够为你提供一种系统化的思考模式。
1. 如果要做好事，应该关注什么议题？
当一个人开始对做好事、帮助ta人感兴趣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或许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应该如何选择？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受教育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兴趣专长的影响，有些人早早地便发现了自己利ta的热情所在，乐在其中、很好地发挥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有的企业家早年是老师，或者深感教育对于自己事业的重要性，功成名就之后便特别爱给母校捐款，亦或设立奖学金、捐学校、培训专业人才。有的人可能在大学里深入钻研了某一个学科，比如医学、环保、法律、心理学等，毕业后便在相关领域从业，以不同路径帮助着世界以及更多的人。
出于个人兴趣与专长来选择议题是比较常见的，也有一些好处。将一个人的热情与特长结合，能够赋予人追寻理想的价值感、获得感，帮助我们持久、稳定地做好事儿。在过程里，人的潜力往往也能最大程度上地被激发出来，形成一种积极的正反馈。
不过，公益盒子倾向于“议题中立”原则。我们不想以个人化的价值预设来筛选议题，而是从影响力出发，依据一笔新的资源投入能改善生命福祉的程度来确定优先议题。我们认为，在选择社会议题时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他人”，而非“满足个人兴趣”。对议题保持开放能让人最有可能找到发挥其特长的机会。
不同议题的 “边际效益”(marginal return) 差别极大，因此，一个有效的议题优先过程能最大化个人或组织、捐赠或所花时间的影响力。一个具备高边际效益的议题应当是：
（1）大规模的，对个体影响深远且覆盖人数多；
（2）被忽略的，如果一个议题已经有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支持，我们的投入很难为解决问题带来太多额外价值；
（3）可解决的，有证据表明现有的措施、项目正在很好地解决问题，我们为其筹款能够显著改善受助者的福利。
议题优先级的分析能够帮助公益盒子确定最具社会回报的公益项目集中在哪里。我们无意去说，某个议题比另一个议题更“重要”，“重要”是个过于复杂丰富的概念。我们也无意评判依据个人兴趣行善。我们只是希望每一笔新的资源投入（捐赠、人才等）都能最大化社会价值。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而言，议题中立原则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理性地分析哪个议题影响的人最多、最被忽略且最能被解决，进而最有效地帮助改善世界。
关于议题中立的讨论还有许多，我们愿意在未来花更多时间和大家讨论。
2. 如何对待不确定性？
确定议题（或者保持中立）之后，下一个紧随而来的问题就是，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多高。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商业”的问题。风险高的项目可能造成较大亏损，但如果成功，往往收益比较高。在做公益时，其实也有风险一说。捐赠是一笔社会投资，为了实现某些社会价值而投入的资源，也可能“亏损”、投资无效。
来源：公益盒子
大体上来说，投资（或者捐赠）的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风险越高则潜在收益越高。高收益是对高风险的一种补偿，风险与收益的共生关系影响着投资决策。在权衡它们时，一个常用的统计学工具是期望值（Expected Value），计算的方法很简单，即罗列出每种情况下的投资收益，以每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风险）来计算加权平均值，即为期望值。使用期望值计算回报，可以将不同结果的价值和风险同时考虑进去。举例来说，假如我有10%的可能获得1000元，90%的可能获得10元，那我的预期收益就是：10%*1000+90%*10=109元。
期望值在理财投资中很常见。有人选择把钱存进银行、购买国债，换取较低但稳定的收益；也有人（如风险投资者们）选择投资初创企业，尽管绝大多数投资都会“打水漂”，但是一旦有少数几家企业成功，那么赚的钱就会连本带利地赎回前期所有失败的投资。公益领域如何运用期望值来进行决策？假如，有以下两种情况：
1）有100%的几率挽救回500个早产儿的生命；
2）有10%的几率挽救回5000个早产儿的生命，但90%的几率一无所获。
上述两种机会的预期收益相等，根据已有信息，一个理性人或许认为两的选项的价值相同。那怎么办呢？做公益，应该低风险-低回报，还是高风险-高回报？公益盒子倾向于追求较低的风险与确定的回报，通过“实证型“(evidence-based)研究来寻找最佳的捐赠机会。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从实证出发，利用公益项目现有的证据、过往的表现来分析其有效性，是一种向前回溯型的分析方法。循证方法可以让我们较为自信地推荐项目，确保捐款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受助者福利。在这方面，美国的公益评估组织 Givewell 做了非常充足的证据回顾分析，找到了在非洲进行传染病预防、儿童营养补充的公益项目，让捐赠者能够用数千美元避免一位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 。[1]
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公益捐赠需要采用“打靶式"慈善（hit-based giving），即不怕失败、大胆投资，频繁出手但只需成功一次，用长久积累的行业经验、敏锐勇敢的战略眼光寻找具有突破性的捐赠机会。这些机会往往由于还在早期，毫无证据可言，在一定时间后才会呈现的收益。从公益盒子的角度来说，我们现阶段不具备这样富有洞见的行业经验和大范围试错的资本，因此，我们宁愿更加保守地替中国的捐赠人找到确定的好项目。
高风险的行善机会是非常值得被重视的。它们往往集中在研究型、行业基础建设型的工作，一旦被挖掘出来可以说是益处无穷。历史上，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过提升农业生产力的项目，这后来被认为激发并开启了1950年代的“第三次农业革命“， 避免了超过10亿人因饥饿而死 。[2] 现在，一些慈善机构如盖茨基金会、Open Philanthropy Project 正在资助一些致力于避免下一次大流行病、防止人工智能风险的技术和项目，这些都可能在未来深刻影响人类世代的福祉。
相关的案例与讨论还有很多，我们愿意在未来继续分享。公益盒子虽然瞄准实证型的公益项目，但公益盒子本身定位是“打靶式”慈善。我们相信，一旦公益盒子的愿景得以实现，将为中国公益带来深远价值。
3. 是否追求可衡量的回报？
选好了议题、决定了风险-收益策略后，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可衡量的影响力？
公益盒子希望寻找影响力可衡量的公益项目。可衡量的指标往往清晰直观，具有说服力。如果一个公益项目可以证明自己挽救了多少生命、为受助者增加了多少收入，将给捐赠人更多支持他们的理由。通过度量和计算这些可衡量地结果指标，公益组织能更具体、深刻地展现自己的有效性，及时反思、接受监督与参与比较，持续性地提升自己行善的公信力与影响力。一些我们的榜样如下：
Givewell是一家公益评估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社会回报的捐赠机会。自2007年成立至今，GiveWell已经为全球最高效的公益组织募集了超过5亿美元的捐赠，这些公益组织已经至少挽救了75,000个生命 。[3]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是一家专注于为贫困国家提供疫苗的创新型国际组织。自2000年成立以来，Gavi已经为全球最贫困国家超过8.2亿儿童提供了免疫接种，避免了超过1400万例的儿童死亡。[4]
在国内，我们注意到陕西师范大学与农村教育行动计划 (REAP) 的研究。他们的“看清未来”项目在中国农村儿童筛查视力，并为农村学生配送眼镜的公益项目。经过随机干预实验测量，“看清未来”的证据突出、效果良好，给近视学生佩戴眼镜能显著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习成绩，相当于让孩子们多上了一年学 。[5]不过我们仍不确定“学习成绩”有多重要——小学阶段提高成绩，真的意味着孩子未来更好的出路吗？我们期待更长期的实验追踪影响，不过认同这种将结果指标量化的尝试。
来源：看清未来项目简介
相比之下，许多公益项目似乎很难衡量结果。乡村支教、给学校捐澡堂、改善厕所，应该用什么指标和方法判断有效性？如果没有可衡量的成果，这些项目就不重要吗？我曾在大二的时候密集地前往云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宁蒗县的村小支教，我一点儿也不认为我所做的事情能切实帮助到那些孩子多少，但那短暂相处的快乐，乃至于和几个学生维持到现在的联系也都是真的。如果那里的厕所能不再蛆虫横行、孩子们能每天洗上热水澡，我想也会是非常大的福祉改善吧。
可衡量的标准为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事实依据，但我们不盲目信仰可衡量标准。数字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健康或收入状况，但却无法表达全部价值，因为人类有太多美好事物不可被简单的数字表达 - 快乐、幸福、亲情、友情、爱情、尊严、正义、权利、自由……不胜枚举。我们不认为一种简单的问卷（如“生活幸福感”调查，“快乐指数”等等）或者寿命测量能合适地反映生命福祉的丰富内涵与意蕴。
对于公益盒子而言，我们寄希望于可衡量的影响力指标——清晰、确定、能比较，这让我们对挽救生命、改善健康、提高收入等项目有天然的亲近。但我们同样不希望因人性的幽微难测而摒弃对有限捐赠资源的尽可能优化，因此我们或许会在面对其他议题时（如教育、环保...) 花更多时间确定我们的道德预设，找出那些与人的生命福祉最为相关的可衡量指标。
我们的量化方式一定也是受当前知识发展情况、以及我们自身的道德判断所限制的，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我们也并不否认不可衡量的指标的价值。如果你感兴趣，我们会在未来的博客中更仔细地展开讨论。
4. 我们希望帮助的对象是她、他还是牠呢？
前文一直说的是人类的福祉，这也是我们大多数时候做公益的预设：帮助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弱势的她或者他。我们在这里希望问自己，“牠” - 即非人动物们，有多重要？
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很少，但这不应该成为忽略动物的借口。相信大部分养过宠物的人应该都有体会，猫、狗是有觉知的生命，一个更接地气的表述是：有情众生。牠们会渴、会饿，会开心、会难过，能够表达天性，也会感到恐惧、压力或痛苦。不只是宠物，其实家禽、农场动物也一样，鸡、鸭、猪、牛、羊、鱼、蟹，都很有可能是能有觉知的（程度可能不同）。甚至昆虫、植物也都可能值得被我们考虑，只是现在我们对牠们的理解还太浅薄。
现有的研究结论还太少，这让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感受到了非常高的道德不确定性，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些生命才是道德的。但因为动物每年死亡的数量如此庞大， 一旦做错选择，带来的生命福祉损失重大。在思考动物福祉时，我们至少可以通过思想试验衡量自身目前的价值偏好。假如你有能力选择：
A：延长人一年的生命；
B：延长鸡X年的生命。
你会如何选择？对你来说，多少“鸡年”在道德上抵得上一“人年”？
在这里选取鸡，是因为每年死亡的农场动物数量众多，而鸡占据了全世界所有农场动物数量的95%， 因此比较有代表性。如果答案是 x<10，动物与人类的生命福祉重要性近乎一样，是相当值得被考虑的；如果 x>100，那么相比于救鸡，救人更为重要且紧迫，人类与其他动物几乎不具备可比性。[6] 这看起来是个“无解”的问题，但却是在分配公益资源时必须面对的选择。
对于公益盒子而言，我们目前没法给出确定的X，哪怕在公益盒子的研究员内部答案或许差异都很大。但考虑到以下两个原因，公益盒子会优先关注服务人类的公益项目：
1) 在咨询专家后，我们认识动物福利公益仍处于早期，好项目少、风险高，不符合我们对于风险-回报的定位；
2）助人项目拥有更强的社会共识，为好项目倡导筹款、实现影响力更容易。
不过，这不代表我们不关注提升动物福利的项目，相反，这些项目很可能因其被忽略程度高而更需要资金支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开放，渴望看到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动物福祉的公益项目，也会在之后进一步分享我们的思考与发现。
5. 如何可衡量地提升人的生命福祉？
在进入最后一个问题的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公益盒子对前四个问题的答案：
1）我们以议题中立为原则，用开放的态度寻找大规模、被忽略、可解决的社会议题；
2）我们追求低风险、相对确定回报的捐赠机会，以过往的有效性证据为标准来筛选项目；
3）我们关注具有可衡量成果的项目；
4）我们优先关注服务“人”的项目，但对提升动物福利的机会保持开放。
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若要可衡量地提升福祉，究竟应该瞄准哪些议题？答案也许有更多，我们能想到的最主要的领域有三个：健康、贫困和教育。
5.1 健康：给生命平等机会
只要我们生过病，我们就会有非常具体、深刻的感受：当病痛的折磨到来的时候，生理性（包括精神）的痛苦是非常强烈、真实且具有压倒性的。促进生命福祉的一个含义就是避免苦难。帮助一个人避免病痛、挽救生命是重要的，这点或许无需花过多口舌论证。
健康不光避免痛苦，还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显著地影响着其他所有人类活动：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梦想，这些无不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健康的人和其他人、家庭、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当一个人生病乃至离去时，更多人的生命福祉也随之受到深刻影响。
健康不仅与福祉息息相关，同时是一个可衡量的事物。从人体内各项生理指标的数值，到一项卫生干预措施所能挽救回的寿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失能调整生命年”），我们已有许多卫生经济学工具来比较、筛选帮助人改善健康的项目的有效性。也是因此，寻找健康领域的优质公益项目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公益盒子的工作重点。
5.2 贫困：经济赋能生活
贫困是另一个影响生命福祉的事情。尽管我们充分意识到，收入的多寡并不直接反映一个人幸福与快乐与否，但在一个万物仍然标价的年代，人的生活质量与收入息息相关的。
汉斯·罗斯林在他著名的那本《事实》中介绍了“四个收入等级框架” [7]，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收入如何影响全球各地人们的基本生活质量：
第一级收入水平：每天收入1美元。你家里有5个孩子，他们没鞋穿。你需要每天拿一个塑料桶、走一个小时去一口井里打水，然后顺路还得检点柴火，回家煮粥喝（这是全家一年到头的三餐）。如果生病了，你只能天由命：因为你买不起药、看不起医生。全球有10亿人属于该收入水平。
第二级收入水平：每天挣4美元。你可以多少买点食物和廉价的衣服、鞋子，你可能会买一辆自行车或者是买个燃气炉，孩子们也能上学了，他们可以在电灯下做作业，但是经常停电。当然，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你只能卖掉所有的财产去买药或者看病，这样你就会直接跌回第一级收入水平。
第三级收入水平：每天挣16美元。有了一定的存款，家里装上自来水了，也用上了稳定的电，家里还买了冰箱、摩托车，你可以去到一个更远的工厂打工、得到更高的收入。一般的小病小灾，你省吃俭用一阵就能对付过去，不至于跌落回第二级或者第一级收入，你甚至可能带全家出门旅游。
第四级收入水平：每天挣超过32美元。这个阶段的你受过良好的教育，至少上了12年的学，当你出远门的时候会坐飞机，每个月你最少会在餐馆吃一顿饭，而且你还可以攒钱买一辆车。全球也有大约10亿人属于这个收入等级。
来源：豆瓣图书
当基础的生活质量有保障之后，收入还能提升人的生命福祉吗？一项2010年的研究指出，使一个人充分感到舒适和快乐需要每年 75000 美元。[8] 如果你赚的钱超过这个数字，快乐度就不会再提升。到2018年有研究者把这个数字更新到了 95000 美元，并且表示人们越有钱就会越快乐，而且是没有绝对的收入上限的。[9]
或许提升收入是普世的提升福祉的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金钱对于身处贫困的人意义更深。在中国，扶贫这个领域已经被政府、企业较广、较深地介入，留给公益组织的空间并不多，且拥有好的证据的项目较少。这对于公益盒子来说是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十分关注扶贫与增加收入的项目，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找到那些证据清晰、效果显著、额外的资金利用空间较大的项目。
5.3 教育：知识改变命运
尽管教育目前是中国资方最青睐的捐助方向，但就像我们访谈的一位专家所说的那样：人们赋予了教育太多（有时甚至不切实际）社会期待，认为教育能够帮助实现阶级跃升、“知识改变命运”，等等。
来源：公益盒子
对于公益盒子来说，我们非常关注教育如何提升可衡量的生命福祉，但认为好的证据很稀缺。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展示了受教育的年限、水平会显著影响一个人未来的收入，也能带来不少的健康收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更了解如何应对疾病、科学就诊；防灾减灾教育能让孩子们学会逃生，关键时刻能挽救性命；性教育能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避免过早婚育等等。教育对提升收入、改善健康的作用非常重要，但这些成果不会立即显现，需要很长的时间与很高的成本来论证。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如果我们能确定某一个公益项目帮助小学生提高了学习成绩，那我们至少还需要十几年的追踪才能判断孩子未来的收入有没有增加，还无法简单地将收入增加归功于教育公益项目，而不是其他因素（如天生的智商、家庭培养、运气，等等）。
我们对于教育有所保留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学习成绩之外，教育的其他益处、成果不好衡量，全社会乃至学界的共识都很少。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教育只是为了让人减少生病、增加收入，那实在是低估教育了——它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自己、他人与世界，培养形成三观，开发我们的思想与潜力，助力我们去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帮助人类世代实现知识的延续（像刘慈欣在《乡村教师》里写的那样）……太多了。常用的各类学生自测的心理学量表（认知与非认知水平发展、社会参与和融入度，等等），似乎都不能很好地捕捉到教育的价值。对于公益盒子来说，教育方面的测量手段暂时不如健康与收入上的有说服力。在我们真正理解教育的益处之前，或许暂时不盲目地去比较和筛选、保持谦卑和学习的态度，是一个更为明智的路径。
6. 结语
行文至此，我大概梳理了公益盒子的研究工作背后的主要价值预设，并分享了工作优先级的逻辑。做个简单的总结的话，公益盒子的研究：
1）议题中立：在筛选议题时，希望做到尽可能的中立，避免代入主观偏好，而是依据额外资源在该领域所能提升的生命福祉程度来确定优先议题；
2）低风险、确定回报：在筛选项目时，希望通过筛选和考察过往的有效性证据、成本效益，来寻找风险相对较低、回报确定的好项目；
3）影响力可衡量：我们希望项目具有可衡量的影响力，方便论证以及项目之间低相互比较；
4）人类优先：这些项目的受助对象可以是人类或者其他物种，不过考虑到风险-回报以及筹款的可行性，我们暂时优先服务“人”的项目，对动物类项目保持开放；
5）目标健康：基于以上的考量，我们目前正在大范围的搜集健康医疗领域的优质公益项目，也对提升扶贫以及改善教育的项目有兴趣。
开启公益盒子的第一篇博客并不容易，我和何流线上讨论了半天，线下讨论了半天行文逻辑，谨言慎行，希望数年后回顾起来，我们不至于太天真。尽管我认为这篇博客里还有许多疏漏、问题需要被更仔细地考虑与阐释，但期待它能抛砖引玉、引起讨论，为我们后面的博客创作提供灵感，也为我们与屏幕前的你的交流提供一个窗口。
我们相信，目前的答案仍有错误的空间。但至少我们有了一个思考框架，当错误出现时，我们可以判断出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何最好地“行善”，这是从古至今长期存在的主题，已经有千年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不求日行千里，只要尽己所能地推动公益知识和实践往前进一些，就可以了。
参考资料：
Givewell, Top Charities,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ivewell.org/charities/top-charities
John H. Perkins,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green revolution, 1990, Retrieved from: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BF01557305
Givewell, Impact,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ivewell.org/about/impact
Gavi, Our Impact,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avi.org/programmes-impact/our-impact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看清未来项目简介，2020, 摘引自：https://ceee.snnu.edu.cn/info/1351/1071.htm
The Global Priorities Project, How can we help the world? A flowchart,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globalprioritiesproject.org/2015/09/flowhart/
Hans Rosling, 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ogle.co.id/books/edition/Factfulness/N94sDwAAQBAJ?hl=zh-CN&gbpv=0
Daniel Kahneman and Angus Deaton,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7/38/16489
Andrew T. Jebb, Louis Tay, Ed Diener and Shigehiro Oishi, Happiness, income satiation and turning points around the world,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urdue.edu/newsroom/releases/2018/Q1/money-only-buys-happiness-for-a-certain-amount.html
本文由“壹伴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作者：李治霖 ｜ 编辑：何流 ｜ 排版：范韵欣
作者介绍：李治霖
治霖目前在公益盒子担任研究总监，负责探索和推进公益项目有效性的分析工作。他对中国研究、政治哲学与行善的思想史特别感兴趣，曾在不同的学术机构、智库与基金会实习、工作过。他是独立摇滚的忠实乐迷，常常行走于荒郊野岭，希望努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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