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波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恩怨纠葛
对波兰人而言，乌克兰问题是一页痛史，其痛主要来自俄罗斯，波兰人对此的态度也历来比较一致。但对乌克兰人就不同，由于乌克兰既有反俄，也有反波的历史，波兰人一向对乌克兰也是态度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不但存在于左右之间，在左右派各自内部也存在。
在波兰访问期间，笔者深感乌克兰问题对这里的强烈影响。波兰紧邻乌克兰，历史上与乌克兰的恩恩怨怨之复杂不亚于俄罗斯。
作为历史上东斯拉夫人文明的发祥地，一千多年前基辅罗斯曾在今天的乌克兰强盛一时。基辅罗斯衰落、解体后，其主要故土成为周边几大势力——俄罗斯、波兰、瑞典与奥斯曼土耳其争夺的“边区”(“乌克兰”一词即“边疆”之意)。而“边区人(乌克兰人)”则主要以推选产生的盖特曼(非世袭酋长)为首，形成哥萨克(“自由自在者”)社会。他们既希望保持自主，不愿臣服任何一方，又习惯于依靠一方的保护来抵御另一方，因而不断“改换门庭”。其中，东北方在蒙古金帐汗国羽翼下崛起并反客为主的莫斯科罗斯-俄罗斯，和西北方在“卢布林联合”后强大起来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是这片土地上的两个主要对手，双方展开了长达四百年的争夺。开始是波兰占有先机，几乎整个乌克兰(除南部沿海属于鞑靼人外)都是其势力范围。后来俄罗斯长期居于优势，十七世纪吞并了东乌克兰，以后又扩张到西乌克兰，乃至到1795年干脆通过三国瓜分灭亡了波兰，从而也第一次占有了几乎整个乌克兰(除归奥属波兰的利沃夫一带外)。
1918年波兰复国，乌克兰也第一次建国(即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现在乌克兰人所说的“第一共和国”)，加上“十月革命”后出现的苏俄，三个新生的“共和国”立即延续了当年国王和酋长们的事业：苏、波为争夺乌克兰，乌克兰人则为独立，展开了血腥而残酷的搏斗和眼花缭乱的合纵连横。以后的几十年几乎是以前几百年历史的浓缩再版：乌克兰先是回到了盖特曼时代，而后社会革命党人、左派革命家彼特留拉(苏联时代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莫名其妙地把他算成“白军”，其实他先是俄国白军的死敌，后来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敌人)领导民众推翻盖特曼建立共和国。这时西乌克兰的波兰人要求回归波兰，与乌克兰人发生一场短暂冲突。但很快，以彼特留拉为代表的乌克兰共和派感到苏俄威胁更大，转而采取联波抗俄政策，波乌联军进入基辅。不久苏俄大举来攻，不仅摧毁了乌克兰第一共和国，击败波军，一度夺得整个乌克兰，还兵临华沙，企图再次灭了波兰。结果强弩之末在华沙铩羽，被波兰复国领袖毕苏斯基打得大败。史称“维斯瓦奇迹”的这场战役后，波兰不仅转危为安，还通过1921年苏波里加和约夺回了西乌克兰(主要是以利沃夫为中心的加利西亚地区，比今天以德涅伯河划分的西乌克兰要小，但却是波兰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然而，十八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趁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从背后出兵攻占了按苏德密约规定分给它的“东波兰”(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使波兰再度亡国，而德苏两强重演了瓜分的一幕。同时苏联还从捷克斯洛伐克手中夺取了罗塞尼亚，从罗马尼亚手中夺取了北布科维纳，从而把苏占乌克兰扩张到了超过沙俄帝国的程度。
二战后德国战败，波兰再次复国并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战胜国的苏联保持了它在二战初期(苏德战争前)夺自波兰的土地，而让德国在西边割地给波兰作为补偿。于是波兰这个国家等于整体西移，连同波兰民族和其他相关族群也出现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在包括西乌克兰在内的战前“东波兰”土地上，几百万波兰居民被赶走，而奥德-尼斯线以东的原德国领土上也有成百万的德意志人被驱逐，把地方腾给从西乌克兰等地被驱赶出来的波兰人。东边原来波兰人聚居的大城市维尔诺(今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和利沃夫(今乌克兰发音应为勒维乌，过去曾是波兰仅次于华沙的第二大城市)变成了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的城市，而西边原来的德意志人城市斯德丁(今波兰的什切青)和布勒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则变成了波兰人的大城市。如今天弗罗茨瓦夫的居民多是当年从西乌克兰的利沃夫迁来，甚至弗罗茨瓦夫大学也几乎就是战前利沃夫大学的异地搬迁，与原来德国人的布勒斯劳大学没有多少传承关系;而今天的利沃夫大学(全称利沃夫国立伊万· 弗兰克大学)校史虽然可以上溯到波属时期的1661年，实际上则是二战后建立的乌克兰学术中心。
在乌克兰境内的波兰人被驱逐的同时，今波乌边境波兰一侧的许多乌克兰人也被当时的波兰政府驱离家园，安置到波兰的西北边区。
这一系列的领土变迁和民族迁移都伴随着强制和暴力，甚至战争与流血。在波兰、乌克兰与俄罗斯三个民族之间都造成严重的创伤和怨恨。同时也形成了俄罗斯、波兰对乌克兰，尤其是俄罗斯对东乌克兰、波兰对西乌克兰分别具有强大影响的历史传统。乌克兰人的国族认同因而也变得十分复杂。
不少人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在种族、语言、宗教上都更接近，而与波兰较远。但实际上与语言的远近相比，在与乌克兰哥萨克的关系方面，影响更大的其实是俄、波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异。
历史上波兰政体长期是贵族制乃至贵族共和制，与乌克兰人的哥萨克盖特曼政体相比，两者都有明显的政治多元特征，而它们与俄罗斯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制差异都很大。乌克兰依附波兰时，盖特曼自治的空间也较大，1658年乌克兰首领维戈夫斯基甚至与波兰和立陶宛缔结平等的戛佳奇三方联盟条约，要成立波兰-立陶宛-罗塞尼亚(乌克兰哥萨克当时的国名)三元国家，三方平起平坐，如今这被认为是1918年以前乌克兰人争取民族权力的最高成就。显然，与专制集权的俄罗斯是不可能建立这种关系的。
但另一方面，当时波兰的经济是私有的领主庄园，西乌克兰因而出现上层是波兰贵族领主、下层是乌克兰农奴、而庄园管家则往往是犹太人这样一种民族-阶级结构。乌克兰农民与波兰贵族和犹太管家间容易形成阶级矛盾。而俄罗斯则盛行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与乌克兰的哥萨克公社制度比较接近。俄国农奴制主要是专制国家把公社分配给贵族军人作为服役报酬的方式实现的，而哥萨克群体本身全民皆兵都必须为沙皇服役，沙皇无需在他们中推广农奴制，但政治压迫则比波兰更明显。所以，乌克兰人与波兰的矛盾具有更多的阶级矛盾色彩，而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矛盾则具有专制体制下官民矛盾色彩，在不同的时期与地域，两者的权重不同，也影响着乌克兰人的亲俄还是亲波。
波兰华沙
波兰人的乌克兰观为何从趋异到趋同?
几百年来，乌克兰既有亲俄反波的势力，也有亲波反俄的势力，当然还有既反俄也反波的势力，二战期间这最后一种势力主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曾经给苏俄与波兰都造成很大打击。苏联二战中阵亡的最高阶名将之一、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大将和共产党波兰首任军方二把手希维尔切夫斯基大将都是被乌克兰游击队袭击身亡的，而乌克兰人遭遇的报复就更不用说了。
有趣的是，这类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往往交叉多于重叠。1918年乌克兰右派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曾先后亲德和亲俄(指民族主义的俄国白军)，而左派领袖彼特留拉却曾联波抗俄(既抗苏俄红军也抗俄国白军)。在沙皇俄国，犹太族、波兰族和格鲁吉亚族是有名的“三大社会主义族群”，二十世纪初那一代左派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信徒和工人运动精英高度集中于这三个帝俄少数民族中。据说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百分之七十都是这三个民族出身。其中最著名的波兰人有契卡之父捷尔任斯基、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乌克兰共产党创建者柯秀尔、白俄罗斯共产党创建者博古茨基等。就乌克兰而言，可以说引入马克思主义，并把乌克兰最终带进苏联的很多都是柯秀尔这样的左派波兰人，但在乌克兰最敌视苏俄的也是波兰人。布尔什维克早期最著名的“红歌”之一就是“华沙革命歌”，但1920年红军恰恰就在华沙栽了最大的跟斗。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俄罗斯化”，这三个民族的革命家几乎都被清洗出局。就波兰人而言，除早死的捷尔任斯基外，上面提到的拉狄克、柯秀尔、博古茨基等波兰族布尔什维克后来都在苏联死于非命;旅居苏联的波兰共产党领导层更是在“共产国际解散波共”事件中几乎全部被杀。经过大清洗和大迁徙，乌克兰西部原来众多的波兰人，不分红白基本上都消失了，不同的是白色波兰人多数是在大迁徙中被驱逐，红色波兰人则多数像柯秀尔那样，在大清洗中被杀。像希维尔切夫斯基那样死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红色波兰人也远不如像柯秀尔那样死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多。
对波兰人而言，乌克兰问题是一页痛史，其痛主要来自俄罗斯，波兰人对此的态度也历来比较一致。但对乌克兰人就不同，由于乌克兰既有反俄，也有反波的历史，波兰人一向对乌克兰也是态度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不但存在于左右之间，在左右派各自内部也存在。例如在反俄(苏)的波兰“右派”中，就既有支持乌克兰抗俄的“亲乌派”，也有担心乌克兰与俄罗斯联手反波的“疑乌派”;反之，在亲苏俄的波兰剧变前当局中，有把乌克兰与俄罗斯都当成“苏联老大哥”的组成者来敬的，也有把乌克兰民族主义当成苏波当局共同敌人来镇压的。
当代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更牵动着波兰的神经和脉搏。十年前的乌克兰“大选风波”曾引起这里人们的高度关注，十年后的“俄乌冲突”使乌克兰再度成为焦点。波兰是欧盟的东部屏障，波兰对乌克兰问题的敏锐程度在欧盟国家中也是无人能比。
但是与以往这类问题争论很多的情况不同，今天绝大部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都前所未有地一边倒“亲乌反俄”，历史上的波乌矛盾则几乎隐没不见。2014年7、8月间我们的波兰之行中，仅在华沙就看到两次声援乌克兰的游行。我们还发现这里亲乌社团与NGO十分活跃，而原先的一些疑乌社团则销声匿迹。我们看到华沙大学附近的新世界大街上就新出现了一个“乌克兰世界”社团，据说其办公地本是个“极左派”社团，最近“待不下去了”，“乌克兰世界”遂继而入驻。华沙的“乌克兰热”由此可见一斑。
这时乌克兰几乎成为一个“支配性”的话题，我们分别与波兰外交部一些专家、民间智库波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华沙大学一些学者，以及毗邻乌克兰的卢布林省有关人士以及乌克兰人-乌侨协会的负责人聊过乌克兰的局势，得到不少认识。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如今乌克兰问题在波兰国内与国际的含义与历史上已经大有不同，许多分歧之源已不存在，而波兰人对乌克兰态度的全民一致性则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一致性甚至超过了俄罗斯。我们知道，这些年，铁腕的普京对反对派打压明显，而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普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确实是民意的主流，但即便如此，反对普京政策的“亲乌克兰声音”仍然是明显存在的。这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莫斯科等地都多次发生过反普京、声援乌克兰的反对派游行示威，有的达到数万人规模。俄罗斯“总统直属人权委员会”(一个叶利钦时代设立的官方机构，如今其地位虽已边缘化，但仍是官方身份)也发表过对克里米亚“公投”结果的指责性调查，在乌克兰阵亡俄军的家属更是有如当年阿富汗阵亡者家属，对其亲人的“秘密死亡”发出了强烈质疑。这一切一方面表明俄罗斯的“民主倒退”如今尚属有限，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俄罗斯社会对乌克兰问题确实存在分歧。
反观波兰，尽管波兰的民主化与政治多元化水平比俄罗斯明显要高出若干数量级，在许多问题上都是众说纷纭，但是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无论左派或右派、执政者还是反对党，具体细节会有区别，基本态度可以说是高度一致，都是强烈“反俄亲乌”的。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思考是：现今乌克兰问题对于波兰的国内与国际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但俄罗斯并非如此。
波兰人眼中的乌克兰问题：国内与国际
就国内而言，战前的波兰和俄罗斯都是多民族国家，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版图内的乌克兰人很多，就像沙俄版图内也有很多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一样。但是1945年民族大迁徙后，苏联仍然是多民族国家，仍然面临乌克兰分离倾向的问题，波兰却基本上变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绝大部分战前“东波兰”的乌克兰人被划在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因此也从战前俄波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变成了苏联(俄罗斯)独有的问题。虽然1945年后波兰的海乌姆等地仍有少量乌克兰人，他们在旧体制下也遭到过强制迁徙和宗教压制，但本来波兰这类问题就远比苏联温和，1989年后波兰迁徙、宗教完全自由，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1985年波兰恢复乌克兰东正教团契，1991年后当年被迫迁到西部的部分乌克兰人返回，2005年1月6日波兰出台新的少数民族权利法案，进一步落实乌克兰人的宗教、语言自治。波兰乌克兰人对此普遍满意。
当然，由于民族情感的非理性特征，有时优惠的民族政策反倒会鼓励更多的民族诉求。但是波兰的乌克兰人人数很少，事实上难以形成民族运动，这与苏联、俄罗斯和如今的乌克兰等国是完全不同的。况且近年来波兰经济政治状况不但优于乌克兰，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乌克兰本国人都想向西跑——富人想把资产从动荡的本国向西边转移，穷人也想在经济更为繁荣的西边寻找工作机会。波兰私有化过程中很多工厂的买家居然是乌克兰投资者，这样的资本外流对于严重缺乏资本的乌克兰而言不是好事，但是既然那边的乌克兰人大都想向西靠，波兰本国数量不多的乌克兰族在边界那边的同胞看来算是幸运儿，自然没有叛离波兰之理。何况，早在社会主义时代，波兰、乌克兰两国的经济社会结构都已根本改变，两国都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国有化，经济上当年那种“乌克兰农民对波兰贵族、乌克兰乡村对波兰人城市”的“阶级对立”却已经不存在，因此无论经济、社会、政治还是种族构成方面，过去波兰国内的波乌两族矛盾都已没了土壤。
在国际方面，过去波兰是与俄罗斯争夺乌克兰，两国都以乌克兰的主人自居，除了两者的矛盾，自然就还有乌克兰人与这两个“主子”的矛盾存在。现在俄罗斯很多人恐怕还是这样想，但波兰人从1945年以后就为摆脱苏联“主子”而奋斗，与乌克兰人只有同病相怜的份了。剧变后波兰固然站了起来，但离与俄罗斯争霸还远不够格。即便按俄罗斯的说法，据说西方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其实就是势力范围的同义词)，那也从无扩张“波兰的战略空间”之说吧。现在的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本国的主权都已让渡出去不少，岂有不受欧盟约束自顾与俄争雄之理?而欧盟这些年内部问题成堆，维持尚且不遑，哪有主动“东扩”的雅兴?只是东边那些在咄咄逼人的北极熊面前患了恐俄症的国家一个个拼命想向西靠，自身也有点恐俄的欧盟如果冷酷无情推拒太甚，于国内国际都无法交代而已。有些论者，一方面说“西方”或欧盟在全力与俄罗斯争夺乌克兰，后者的“亲欧”全是西方拽的;另一方面又说欧盟百般刁难乌克兰，设置种种苛刻条件不愿接纳乌克兰，如此自相矛盾怎能自圆其说?还有人极力声称入欧对乌克兰没什么经济好处，而与俄结盟则有许多甜头可吃。假如真是如此，为什么除东部小片地区外绝大多数乌克兰人还是反俄亲欧?难道他们是傻子?
其实只要认识到恐俄是东欧各国争相谋求“入欧”的主要动力，上述现象就很好理解。如今欧洲大陆到俄罗斯边界为止，基本上是越东边、越靠近俄罗斯的国家越恐俄、反俄(白俄罗斯算是唯一的例外)，而越西边的国家越不想开罪于俄罗斯。乌克兰比波兰、匈牙利恐俄，波兰、匈牙利又比德国和法国恐俄，而欧陆最西边、离俄罗斯最远的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就对俄最软弱，对制裁俄罗斯的兴趣最小。假如是西欧拉东欧加入“反俄阵营”，那情况不应该正相反吗?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便“入欧”的经济好处不如“结俄”(当然这个说法本身值得怀疑)，那些国家仍然要入欧——因为他们本来首先要考虑的就不是经济好处，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也是如此。比如乌克兰确实有亲欧、亲俄两派，但除俄罗斯直接给予军事支持的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外，亲俄派都失势于亲欧派了。为什么?因为亲俄派(亚努科维奇等)不喜欢入欧和亲欧派不喜欢结俄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亲俄但并不恐欧，亲俄不成按他们的算计也就是少了点经济利益，不会被欧盟给灭了。而后者亲欧首先是恐俄，亲欧不成首先就有被俄灭了的危险。所以后者的抗争意志要比前者强。本来这个区别还不明显，所以两者可以轮替。2004年橙色革命中亚努科维奇败选下台，不几年也就东山再起了。
但是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用兵，就把不少人吓坏了，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不久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乌克兰，乌经济遭受重创。人们又从经济上更加感到乌克兰需要保护。但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寻求这种保护，对立就更加凸显。应该说如果两边都能给予保护，所有乌克兰人都不会反对。但如果两者只能得一，那么亲俄乌克兰人的危机感就远不如亲欧乌克兰人。因为有了格鲁吉亚事件的教训后，前者尽管亲俄，却并不担心欧洲会侵略乌克兰;而后者不但亲欧，还非常担心俄罗斯的霸权威胁乌克兰的生存。至于入欧还是靠俄哪边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大，反倒是次要的。今天我们这里常有些自作聪明者算计欧盟能够给乌克兰的好处是否足以弥补与俄罗斯交恶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论证如果说在格鲁吉亚事件以前还能有点说服力，在此以后就会被嗤之以鼻了。
所以加快入欧对于亲俄乌克兰人的刺激，远不如中止入欧对亲欧乌克兰人的刺激大。亚努科维奇如果只是亲俄，东部人会支持他，而西部人的抵制也是有限的，这就是他在橙色革命后能够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亚努科维奇如果绝欧，西部人就要拼死反抗，而东部人倒不见得会大力支持他——欧罗迈丹之后亚努科维奇在东部也无法立足，连地区党也抛弃了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总之，历史上是有波兰与俄罗斯长期争夺乌克兰的问题，但如今俄罗斯或者说普京仍然是老思维，波兰或者欧盟却已经变了。波兰人害怕俄国人重建帝国，当然非常关心和支持乌克兰自立并挡住俄罗斯的扩张，但他们并不想做乌克兰的“主子”，与乌克兰也就没有了历史上那种矛盾。同时在波兰人内部也少了过去那种如何看待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分歧。
来源：《上海书评》2015年3月1日刊 作者： 金雁
关键词：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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