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蛋吧，暴力！| 反暴力还需法律撑

各位读者，请允许伞姐如此粗鄙地用了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宣泄着对暴力的态度。但是，在参加1月15日至16日为期两天的“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法律政策倡导研讨会”中，这句话就像弹幕一样，在伞姐脑中循环飘过。

我们常说的“对暴力零容忍”、“对暴力说不”都好像太客气了，听了这场来自联合国、学校、社会工作者等不同领域嘉宾们的分享后，必须说，咱有这个魄力、能力、方向与方法，把暴力赶回它“老家”！

那么，他们都说了什么？

校园里的暴力：让国家失去170亿产值

校园性别暴力，主要包括欺凌（比如《机器猫》动画片里的胖虎打大雄）和性骚扰（比如胖虎摸小静）两类。

为什么要关注校园性别暴力？穿着笔挺西装，看上去十分阳光健朗的来自联合国妇女署的李硕，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段往事。

那年，他初一，正是孩子本应享受校园快乐的年岁，却因为军训时挺胸太高，被同学取笑、奚落，别人口中的玩笑让他的初中过得艰难，而最后以休学告终。

李硕

李硕的故事，并不是个案。据悉，每年有2.5亿儿童遭受校园性别暴力，而在这其中，女孩更容易遭受心理欺凌、网络欺凌、性暴力和骚扰。

这个大规模的数据代表的意义不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是沉重的。就个人而言，每个经历校园暴力的学生平均将失去一年学习机会；从国家层面上看，它让全球中低收入的国家每年损失170亿美元产值。

究其原因，不平等权力关系，性与性别平等教育的缺失是产生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何进行改善呢？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曦影分享了该团队在北京王府学校实施的3年干预项目。

简单来说，该项目是通过同伴教育为依托的以预防为主的干预模式。其表现形式为，在学校中设立社工站，开工作坊，在同伴教育带领小组进行个案咨询，定期举办橙色校园，辩论赛等活动提升让学生们对该话题参与的踊跃性及频度。

同时，团队构成采用T级传递模式，以博士生，研究生为带领人，培训高中学生中的带领人，再由高中学生对初中学生进行培训。

目前该项目部分成果已辑录在橙志手册里，有望于今年4月左右出版，为高校预防性别暴力提供参考。

除此之外，与会者纷纷从校园内部、媒介及社会网络角度提出了建议：

1、校园内部应重视性别暴力问题，充分实施国家对校园欺凌的指导政策和教育大纲，完善学校相关基础设施及规章制度方面的应对机制，加强对老师和学生的性与性别教育；

2、媒介应从人权框架进行新闻报道，对媒体进行相关培训；

3、加强对实践的证据基础搜集及数据研究；建立校园内外应对暴力的联动机制，包括对受暴者的支持机制等。

 

家庭中的暴力：徒法不足以自行

家庭暴力的概念，大家都不陌生，得益于《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等影视作品及新闻报道的广泛传播。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有了国家层面的反家暴法，这是令人自豪的成绩。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如何让这部法律真正落到实处？反家暴事业中目前还存在哪些需要进一步突破的地方？

来自中华女子学院的孙晓梅分享了自己在推进反家暴立法中所做的努力，并总结了从最高法到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妇联等各国家部委、机构对反家暴法的回复及指导意见。

孙晓梅

她指出，现有家暴法还缺乏对性暴力和财产控制的规定。同时，她提醒大家关注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儿童隐私权的保护，及留守儿童“消极暴力”问题。

什么是消极暴力？孙晓梅举了个例子，比如，一些留守儿童被父母其中一方抛弃，长期承受间接的家庭不作为暴力，失去微笑的能力。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吕孝权律师结合自己的执业经历，进一步指出，在反家暴法无法在短期内进行修改的情况下，有两个配套制度应该出台：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法使用的司法解释，一是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家庭暴力案件工作的相关规定应该优先出台。

其中，怎么落实出警流程和具体工作规范，如何固定证据、履行保密义务、如何预防二次伤害，如何转介服务，相关家暴案件如何评估，告诫书制度和法律责任如何落实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李莹律师以其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为中心的综合性支持服务（包括法律援助，社工陪伴，心理支持，庇护以及延伸性服务的一体化服务），探讨了家暴法实施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对反家暴法不了解，相关培训严重不足；对人身保护令理解不足导致使用缺位；告诫制度未能被落到实处等。

同妻与同性恋：同为天涯沦落人

会场中，有两位女性的故事，让人听了五味杂陈。

一位是长发飘飘，言谈时总会让人想起林黛玉的同妻代表：微尘姑娘。

学古典文学出身的她，为自己的故事取名“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声泪俱下地把一个看上去美满的爱情故事扒开了让大家看其“看似美满，实则破败”的悲惨经历。

个中细节，伞姐不忍复述，但其提到自己爱情梦破灭时的失落，被丈夫威胁自己孩子安全时的愤怒，及希望他人避免走自己老路的劝解，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从跌倒到站起来的形象。

她的故事一讲完，一位叫凌轩妈妈的女士就站了起来，她的儿子是一个性少数，而她的儿子因为身份问题遭受了很多歧视及暴力对待，她决定为儿子奔走呼告，希望社会能够给性少数群体以支持。

她为微言心疼，同时也希望微言知道她只是遇到错的人，而不要把这种愤怒迁移到所有同性恋群体。

两个女人，都因为一个共同的名词相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而让她们都深知，这背后是社会对性别认知的问题，如果这个社会对性少数是包容而开放的，也许这1600万同妻群体（张北川数据）就不会存在，而那占总人口10%的同性恋群体（李银河数据）可以远离家暴。

同妻与性少数，因为身份的边缘性，要承受的家暴或校园暴力问题，往往更严重。

来自中南大学的李现红分享了对同妻群体的调研结果，在对近200名同妻的访谈中，发现

35%的受访者表示受过一次以上的肢体暴力；

52%的发现丈夫是同性恋后有过动过自杀念头；

对同妻而言，来自精神上的压力普遍存在。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孙耀东在采集了18000份LGBTI的样本后表示，

6.6%的受访者觉得家人对于性少数人群是完全或者比较接受的态度；

67.7%的人都面临来自家庭要结婚生子的压力；

54.2%的受访者表示曾经面对来自家人的负面对待，包括进行矫正治疗、经济控制、限制自由及身体暴力。

不仅如此，校内家中的性别暴力问题对于跨性别及残障人士而言也亟待被重视。

为此，同语的周林珂建议，应促进民间机构与民间机构、社会组织等的沟通和交流，相互学习，建立合作干预家暴的资源网络，而孙晓梅老师也建议将各机构做的调研汇总起来，形成有力合力，共同推进。

李红艳

最后，伞姐想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李红艳的提议来号召：“我们需要把大家的热情讨论转化成行动，转化成项目进而推动立法！”

因为，没有法律政策的保障，性别暴力问题就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而我们欣喜的看见，改变已经正在发生，只是，可以快点，再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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