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遭性侵？本不该被“无视”的证据……

上一篇文章：满14岁了吗？一个性侵幼女被误读的葫芦案 提到，钦州市检察院因小晴的性侵害幼女年龄未被确认，向法院提出了抗诉。庭审中，二审检察员提出的认为小晴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意见，也被二审法院裁定书“遗漏”了。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

小晴遭遇性侵害半年后，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出炉。农村学校学生中，因父母均外出而无人照料的留守状态学生占近三成。

这些农村留守儿童，因生活无人照料、情感无处寄托，更由于监护人的失职与监护不当，让处于监护“真空”的孩子面临各种意外及不法伤害。

小晴就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

由于法定监护人的父亲长期吸毒与犯罪、母亲离家出走多年未归，小晴和妹妹只能跟着年老体衰的奶奶，靠每月150元低保及打扫垃圾过活。即使在她遭遇性侵之时彻夜未归，也未能引起家人察觉。

有案可稽的信息记录显示，小晴的父亲在公安系统吸毒人员管控一览表中，赫然在列。

全国禁毒信息管理系统显示，小晴妹妹出生后的2006年9月至2008年1月、2007年2月至4月、2013年4月至2016年5月，他至少有三次被强制戒毒经历，其涉毒史长达十余年。2007年4月，他还因为盗窃摩托车，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多名村人及家人作证称，即使在断续恢复“自由身”期间，小晴的父亲也不在家中生活，常年在广东一带打工。小晴的母亲萧荷则向记者坦承，她自从2005年离家打工之后，的确再未回家，之后改嫁更不曾露面。

小晴的援助律师称，确认被害人小晴头上的农村留守儿童“标签”，不仅是本案的重要事实，而且该事实直接影响到量刑结果。

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第4项规定，对农村留守儿童实施强奸，应当从重处罚，更要依法从严惩处。

这意味着，被害人如果属于农村留守儿童，就像被害人年龄为幼女一样，都属于对被告人“从严”、“从重”刑罚的法定情形。

根据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桂高法（2017）142号”《关于常见犯罪的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第（三）项强奸罪第5点第（4）小项规定：

对农村留守儿童实施强奸犯罪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40%以下；

同时本案又存在该点第（3）小项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实施奸淫幼女犯罪的情形，可以累积不超过基准刑的100%量刑。

本案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同样是在广西，同样是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同样是牵涉到被害人留守儿童身份确认，同样是小晴法律援助律师代理的案件，“百色性侵案”却出现了与“钦州性侵案”完全不同的庭审结果。

“百色性侵案”犯罪嫌疑人接受庭审现场

2016年3月22日，广西“百色性侵案”一审开庭，援助律师当庭提出了两名受害人均为留守儿童的意见。休庭后，合议庭建议检察院启动补充侦查程序。

其间，为了确认受害人的留守儿童身份，公安部门派员远赴多地进行核实。其中之一就是受害人小然（化名）父亲的常年打工地广东。7月22日，休庭后的“百色性侵案”一审第二次开庭，小然等二人的农村留守儿童新证据被法院确认。

在该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控方通过休庭期间补充侦查的新证据，被法庭采信：“被告人王杰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奸淫同一幼女两次以上且是农村留守儿童，从重处罚。”

因为小然等人的农村留守儿童的身份得到确认，所谓的“助学达人”王杰，因此被加重刑罚，“顶格”获刑15年。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认为，2013年10月28日，公、检、法、司四部委联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将性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纳入7种依法应予“从重处罚”、“从严惩处”情形，就是为处于监护“真空”、极易成为性犯罪“瞄准”目标的高危群体，筑起一道保护屏，让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人遭到严惩。

因此，本案中的被害人小晴是否属于农村留守儿童，是法院必须要查清的重要事实。是或不是，都要拿出依据，最后给出说法。否则，立法就失去了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两次庭审，不仅未对该重要事实予以查明，在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中竟然只字未提。

援助律师认为，《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裁判文书应当写明裁判依据，阐释裁判理由，反映控辩双方的意见并说明采纳或者不予采纳的理由”。

两厢对照，对小晴留守儿童身份的不置可否，不管是无意遗漏，还是有意回避，不能不说是庭审的重大瑕疵。援助律师无奈地说，但愿“百色性侵案”的“休庭逆转”，不是受制于强大舆论压力下的极端个例。

注：本文观点代表特约作家个人观点，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张倩

前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资深记者，长期从事法律和人物新闻报道，并以调查深度报道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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