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三胎和生育之困中的女性
五月的最后一天，三胎政策平地惊雷般地颁布了。
当天，一位连续四年在“两会”提议放开三胎的代表接受采访时又补充建议：延长产假至3年，配套相应生育奖励政策，提高年轻人生育意愿。
网上一下炸开了锅。有人调侃：一个女员工生三胎，每胎孩子再“三年产假”，招一个女性就要休10年——
要知道，假如一位女性24、25岁拿到硕士学位再工作，到公认的职场35岁危机，她的职业生涯说不定一共就这10年。
对于放开三胎以及衍生的“三年产假”声音，很多女性忧心忡忡。
一些行业群里，开始有女性小心翼翼地问HR圈对放开“三胎”的反应，担心自己的职场危机要在35岁之前到来，也有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员工小范围私聊，说“三胎”声音一出，自己的公司要限制招27岁以上的女性产品经理了。
不明白那位代表怎么想的，居然会认为延长产假至3年，让“妇女生育后有足够的时间照看孩子”，会有利于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或许吧，或许这样的政策会提高男性的生育意愿——伴侣休3年产假，请育儿嫂的经济压力消失了，争吵哪边老人来带孩子的家庭矛盾也解决了，自己有正当理由“在外打拼”，累是累点，但家庭地位大概也会因掌握经济大权而提高。
但女性呢？这样的政策只会打击女性的生育意愿，把她们进一步困在原本就已经不平衡的结构里。
因年龄步入30+，身边女性朋友陆续生育，笔者今年也更真切地体会到生育这份工作的沉重之处。
身边一位名校硕士学历的女性朋友小A，和老公两人都在北京工作，去年上半年生子。双方父母都还未退休，无法长期来京帮忙照顾孩子。
小A夫妇先后请过月嫂，请母亲和婆婆来家里帮忙，也付费请表妹来家里帮忙，但都只能缓一时之急。在各种讨论、协调甚至争吵过后，小A最终决定辞职，放弃了业内Top咨询公司的研究经理岗位，打算等解决了孩子看护问题后再找工作。
小A是我们几个朋友中能力、责任心、情商等综合实力最优秀的女性朋友之一，工作5年一路升职，正是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我相信她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疫情毕竟为行业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说不担心是假的。
像小A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在知识密集行业从业的女性，已经是幸运儿。她们在家庭中有较高的话语权、议价资本，家人起码不会理所当然的要求她牺牲职业、做全职妈妈。
这比很多教育程度没那么高、职业没那么光鲜的女性的处境已经好很多——对待后者，辞职、照顾孩子，往往是不需要讨论就达成的共识。
但那又怎样呢？即使小A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连她自己也难以接受丈夫调整工作，照顾孩子，只有自己先辞职再说。
“孩子还是要生的，问题总能解决”。
很多人在劝女性生孩子时，都是这么说。然而事实上，问题解决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牺牲自己。
小A是我们中间最早结婚的女性朋友，也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别人家的孩子”。以前聚会提到生孩子，小A的态度不容置疑：孩子肯定要生啊，大家都生了呀，问题总有办法解决。但历经一年多的波折，再见面时，她的态度有了细微变化：其实我觉得孩子不生也行。
关于生育，女性的现实处境是非常非常弱势的，太多东西在绑架她们。
一旦生育，她们无力和企业抗争，因为企业追求效率，似乎也很无辜（而且还有专业的HR和法务团队，以及文化对职场性别歧视的默许）；
她们无力和亲人爱人、以及约定俗成的家庭分工抗争，因为身边每个人都被灌输了照顾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是她们；
她们无力和政策抗争，政策本来就是强化这种性别分工和性别文化最大最牢固的力量；
她们也无力和自己对孩子的爱与责任感抗争，因为她们也会内疚，不能陪伴孩子；
如果不想走进这种牺牲自己、无力抗争的死胡同，唯有“不生”这一种方式而已。
女性本来是有生育意愿的，但碰壁碰多了，就渐渐没了。
那些受“惩罚”的单身女性
女性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恰恰是性别化的公共政策和文化打压的结果。
女性原生的、自发的、强烈的生育意愿，从那些历尽千辛也想延续生命的单身女性身上可见一斑。
但与“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不同，单身女性正因为未婚生育，受到漫长的惩罚。
某金融机构的高管Sarah在40岁的时候与男友分手后发现怀孕，考虑年龄、人生规划等各种因素，她决定生下孩子。
但生下孩子后，因部门重组裁员，正处于哺乳期的Sarah被辞退。为了争取产假工资和劳动权益，她从2017年至今一直在进行维权诉讼。
她的诉求主要有三个：要求生育保险待遇、要求和已婚女性一样的产假工资，要求劳动权益。
相比已婚女性有伴侣做经济上的兜底，单身女性对产假工资和劳动权益的需求更是刚需。
而当代女性对高质量情感关系的需求，也提高了她们婚姻的门槛，增加了不婚的可能、延长了单身期——社交平台探探今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超六成女性受访者认为有高质量的爱情才愿意结婚。
像Sarah这样的受过良好教育，经济基础不错，社会化和自我实现程度非常高的当代女性，如果没遇到理想中的伴侣，但又想延续后代，大概率宁愿选择单身生育，也不愿选择充满妥协和将就的“生娃合伙人式”的婚姻。
这样的女性，肉眼可见地会越来越多。
笔者就考虑，如果四十岁之前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单身生育也不是不能考虑——当然前提是这些政策性的障碍能扫清。
Sarah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就早已超过了那份产假工资，但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身份公平问题，她需要得到答案。
不光她需要答案，我们这些后来者，也需要答案。这些优秀的单身女性所争取到的成果，也能让女性拥有更多的选择。
提高生育意愿，
政策和市场还大有可为
引用一位朋友的观点，其实原始社会中，女性生育和采摘，男性狩猎和保护，大家虽然有分工，但都是围绕生存和繁殖来工作的，生育的成功也由双方共同享有，尚且算公平。
但在今天现代社会，生育的成果太容易被全社会分享了，企业得到了劳动者和消费者，国家得到了纳税人，但生育成本却依然大部分由女性自己承担，得不到报酬也得不到尊重，自然愿意生的人少了。
而要激励生育意愿，瑞典的政策堪称典范。
图/sweden.se
瑞典在政策制度层面就关注性别中立、托幼社会化，以及被社会学者们称为“双职工/双照顾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和女性平等分担挣钱养家以及育儿顾家的义务。当然，这些政策是以瑞典全社会的平等共识为基础。
举例来说，瑞典人都认同追求平等是全社会的主要目标。能够工作和自食其力也被视为一种基本权利，没人会把“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当作一种男性美德。
1974年以前，瑞典的产假就被性别中立的育儿假取代，它传达给全社会的信息是，父母应该共同承担工作挣钱和育儿养家的责任，而不是把育儿的责任强加到女性身上。
图/Her culture
具体的休假政策每年有些细微的变化。2018年，瑞典父母享有480天之久带薪育儿假，理想情况下，父母会均分，单亲家长可以独自使用全部。
政府还会强制父母休假。1995年，政府提出育儿假中有两个月必须由父母各休一个月，不休则废。
到2016年，父亲和母亲必须要休的育儿假是各自90天，被称为“妈妈月”“爸爸月”，也就是父亲也必须休3个月带薪育儿假。剩下的10个月不强制规定谁休，在孩子8岁之前，可以由父母自由分配这些假期。
这些假期足够孩子长到1岁，而之后，就可以进入公立的日托机构了。这样的政策下，女性不需要辞职，生育也能保有有报酬的工作。
瑞典性别中立的育儿政策能够我们带来良好的参考，但制度性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公平性政策之外，一些新型的育儿实践也正在创造着。
目前，在一些中国城市的社区中，也有妈妈们在探索“互助式育儿”，据媒体报道，在上海的五角场街道，出现了社区妈妈团，由各有所长的妈妈们自己组织起来，策划亲子活动，或者开设一些绘画、手工课程。
妈妈们受过良好教育，有职场经验，兼具草根的灵活性和与制度对接的能力，使这些活动能与基层治理融合，得到一些资源支持。
通过将育儿议题带入小范围的公共生活，建构出来真实、复杂和多维的关系，孩子们可以得到较为稳定的玩伴和社区生活中的真实体验，而妈妈们，也得到了相互交流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但这种互助，本质上还是女性群体抱团取暖，试图独自解决育儿问题，父亲或者政府依然都是缺位的。而且这种基于社区的信赖网络，在一线城市的陌生人社区中，未必有推广的潜力。
其实携程以前的亲子园，未尝不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方向，企业作为工作单位，对父母们来说有更好的信任基础，可以很好的承担一部分育儿工作。不过频繁出现的虐童事件，也让这种形式发展受阻。
尽管遇到障碍，但政策和市场，其实还大有可为。
性别中立的产假、育儿假，可信赖的托幼机构，新型互助的民间托幼形式，对单身生育的尊重，都可能带来长久的改变。
还是希望除了放开“三胎”这样的短平快的方式之外，我们能提出更多、更可持续、更根本的解决方案。
女性的贡献应该得到回报，女性的牺牲应该获得缓解。
毕竟，我们费劲力气，去努力争取教育机会，去努力在千军万马中存活下来，努力进入职场，努力立足社会，真的不希望因为生育，将这一切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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