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老师的祸从口出说起
3年前，马老师在上海外滩侃侃而谈“国内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
这句话怎么品，都像一记耳光。
不管这句话本身对不对，结果是把自己“推”到了传统金融的对立面。
传统金融是什么？是广义财政。
广义财政对于宏观有多重要？我在之前的文章已经列举了很多“债务/支出缺口”的对比，来说明广义现金流是关系到饭碗的。
把自己推到对立面，那么就是“逼”宏观来拆解你的股东，你想，本来这个蛋糕，是用来填补G库的，现在你竟然想代替，还说出来了，那你的股东，不就是在“分食”本该属于广义财政的蛋糕吗？
当然，股东一拆解，都是神仙。这个在其他文章中扒过了。
于是第二个月就被反垄断调查。蚂蚁停步。
再往深说，就是在广义财政涉及的领域，即供给侧端，迟早都要被“出清”。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工业领域的供给侧故事。
2001年加入WTO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出口刺激下游民营激发活力，大家都在加杠杆投资，直到08年外需骤然跌落。
然后4万亿基建出台（用内需补外需缺口）逆周期，但基建投资产生的GDP，形成不了循环，只创造短期的名义需求，恰逢劳动力拐点在2010-2012年出现（对应真实需求减少），则整个产能过剩严重。
产能过剩，意味着整体的利润率会下降，对名义GDP会产生压制。房价也出现了下行。
当时宏观试图用金融创新、大众创业来拉扯资金的供给侧配置，但除了投机外效果一般，并催生了股市泡沫和股灾。
于是在2015年下半年，两个新名词频繁出现——一个是工业供给侧改革，一个是房地产棚改货币化。
前者的初始意图，是想要把过剩产能出清，但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民营出清，因为上游G有垄断部分通过涨价，来把债务转移给中下游的民企（转移利润）——
于是供给侧改革，变成了G企去负债、民企去份额。
2015年本来是G有企业面临的艰难一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从5%以上直接跌落至2%以下，而同期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仍然维持在9%上下；来到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补一降”的推进下，G有企业出现绝地反转，螺纹钢期货结算价从2016年年初的1800元/吨左右到超过4100元/吨，动力煤期货结算价从2016年年初的300元/吨左右到接近600元/吨，G企工业增加值增速从年初的负数迅速拉升到6%以上，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相应掉落到6.5%上下。
规模小一点的民企，很多都没有扛住，在那轮大潮中退出舞台。
后者的棚改货币化，本质来看，也是把地方的（存量和增量）债务压力，转移给居民部门，只是表面上用了“去库存”这样一个比较中性的词。
但居民部门承接了债务后，所产生的问题是，在于透支了未来的消费力，而这是重要的工业需求侧源泉，这对于主要处于中下游的民企无疑是双杀，市场压力增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不包括城投的企业部门，由于利润率收缩，开始去杠杆了。
去杠杆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居民部门的就业市场。
2018年，统计局第一次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已经有10%之高。
这说明，经济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完全错配了。
供给侧，工业和土地供给上游，G企和地方垄断；金融资源，G企和民企双轨制（民企劣势）；人力（资本），保障和户籍又是双轨制。
需求侧，实体民企的压力重重，倒是让套利的民企一时风生水起，影子金融（资本）和房地产（本质也是金融工具）商变成财经媒体的风云人物。结果是，需求侧不多的剩余利润，又向套利民企集中。
马老师做电商，还能说是服务于千万个小微企业，但金融产品慢慢变了味。（它是辅助可以，但变成主轴则不行，因为它有了利润率诉求）
2018年11月，民企信心跌入低谷。宏观开始筹措“纾困基金”，进而成为了很多民企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
而这一举措的影响，也使得民企的实际控制人失去了“进取心”。
虽然那时房地产表面上看还在上行，但已经没有基本面支撑。影响未来经济中枢的生育率也在那几年骤降。
看这张青年失业率和生育率的对比——
虽然这期间投入了很多政策去修复，但因为双轨制和垄断的存在，导致政策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不是修复，是反过来做——
1）本来投资“物“的，现在投资”人“；
2）以前搞金融套利的，现在套住套利的；
3）以前吹房价泡泡的，现在去泡沫；
4）本来支出受益人不对等的，现在也不对等，但方向变一变，加大的是对原本失利人群的补偿；
等等等等。
等？
不要和美国比放水的魔法，不可能以魔法打败魔法。美国的痛点在于高端制造（保护）和分配（难以调和）。只要在这两点上，做得比它好，形势慢慢会向东方靠近。（一些大V太喜欢用G运这个词，非常低智）
但如果做得比它还差，那任何“大旗派叙事”，都没用（无法挽回信心）。
尤其是分配。
最后画组图感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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