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漫语》：学生与现实（一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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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对话）
《一二九漫语》：学生与现实整理 李星
1935年年底，北平、上海等地先后爆发大规模学潮，呼吁社会行动起来，抗击日本不断强化的对华蚕食侵略，史称一二九运动。那次学潮断断续续，持续了很久，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很多学生在这个过程里，思想左倾了。后来，运动的参与者有一部分成为敌后抗日运动的骨干。1940年，一二九的积极分子，清华学生兼中共党员杨述撰写了小册子《一二九漫语》，从他的视角，系统讲述了运动的经过。当然，书中难免有对事实的裁剪，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感受到那股洪流带来的激情。
由于运动的背景是30年代中期，中共城市组织普遍被破坏，导致地下党对学潮的介入比较杂乱。解放后，还出现了“究竟是谁代表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微妙纷争。这类纷争距离今天的现实太远了，且不去管它。
《一二九漫语》中指出，1934-1935年，清华“少了一些西装革履，多了一些蓝布长衫的清寒同学，思想大都是前进的。”但同时，多数学生是安逸的，“国家大事一问三不知（沉迷）恋爱电影溜冰”——这不太符合今天对那个时代的刻板印象，但却事出有因。30年代初，国民党在北平的中央宪兵单位，扫荡了学校里的不安定因素，这是学生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但更本质地说，阶级社会中的多数人，不管大环境是选票政治还是军事独裁，他们的日常状态就是安逸，或者说麻木的。
从书中的描述，可以发现七八十年前的北平，三十年代起就有活跃人士进行类似今天多元社运的活动，组织各种议题的社会团体。因为有着清华北大等高级学府，产生了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空间，类似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沙龙文化，简直就是线下的微博、知乎。学生远离政治，但社团活动比较积极，大办刊物。零散的地下党员，比如北大附中学生谷景生，找不到党组织，就自己办刊物，而且有一定的作者、读者基础。
当然，在面临深刻的危机之前，“沙龙”的讨论大体是浑浊停滞的。风暴来临前，思想的空间里难免充满了庸庸碌碌的各色人等。
现在看来，这个“沙龙”文化基本是自发的。虽然学生里有对俄国革命、左翼主张的一些好奇以及同情，但停留在纯粹的精神领域。
做个对比：左翼思想有群众基础，但没有组织性。北平的国民党有行政资源，但无法掌握多数学生群众。只能采取写匿名信咒骂、唆使反共学生砸场子等手段，企图破坏执政者担心的“共产党阴谋”。这个时期的体制内文宣能够招揽职业写手，擅于“毒舌”编段子，但在思想上是空洞的，不能给学生指出前进的方向。
有个很滑稽也很真实的现实因素，值得一说。1934年左右，北平的蒋系国民党力量，比如蒋孝先领导的宪兵三团，被日方施加压力而被迫撤走了。北平由杂牌军阀接管，这些军阀对日方的威压是软弱退让的，也不像蒋系那样全力镇压共产党，很多被宪兵预定枪毙的共产党都没有执行死刑。环境的变化，导致北平的学生活动比较自主，学校里的蒋系党棍们难以直接控制学生。
共产党就在统治者内斗的夹缝中生存下来，这种生存的智慧可以总结一下，能多活一个人也是好的。
学潮爆发，是抗日救亡的直接需求使得学生采取比平时更激进的行动，选择更激进的立场（无论是向左或向右）。一二九运动本身也比较缺少中共干部的直接领导，虽然有些骨干是党员或左倾了，但却是在与党的高层联系不通畅的情况下，学生们自己酝酿起来的。这种自发性的动力，表现为“日军已在城外”带来的紧迫感，更深层的原因，在于3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让中国社会必须寻找出路。
学潮起来了，零散的地下党学生全力参与，取得若干影响。但年轻的党员们也是摸索中前进，意见分歧一直没有消弭，关键就是要不要号召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看来，在1936年的学生中，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确实是夸张了一些，救亡图存的理念很有市场，群众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抗日。
在上海，国民党的力量依然强大，对运动进行的干涉就更为阴险，善于引导学生做无用功，比如搞午夜游行，而不诉诸简单的军警宪特手段驱散学生。
国民党的弱点是，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眼下到底如何抗日”。它一味要求学生服从国家指挥，相信执政党，相信领袖。但北平学生亲身感受日军已在城内，执政党的宣传难以服众。行动起来的青年并不能完整认识自己的动力，觉得自己只是爱国，不是极端分子。但执政者也讲爱国，而且是大汉族本位，也做青年工作，写起东西比共产党要煽情得多。但是，国民党身为资产阶级政府，在资本主义空前危机的环境下，不允许一个自下而上的学生运动持续存在，不允许学生去尝试把救亡与群众需要结合起来。结果，学生从救亡宣传走向发动群众一起救亡，再走向以社会改造去凝聚群众，最终走到1949年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一二九的普通参与者确实分化了，很多人回归私生活，结婚生孩子找份职业。但坚持做群众工作的，几乎都去了共产党。
跟了国民党的，也未必不能吃苦，未必不能跟群众“打成一片”。
在国民党的“群众工作”部门里，能吃苦、甚至拒绝贪污的青年一直都不少。他们的命门是无法从事阶级斗争，任何旧格局都不许碰，敢去碰的就没好下场。结果，他们最终也就无法团结群众。
1928-1930年的国民党青年干部中间，在阶级问题上分成几个派别：
一派认为阶级及其矛盾确实存在，需要面对，甚至需要扶助农工搞斗争，不走极端就好。另一派承认有社会矛盾，需要改良，但不要搞阶级对立，破坏秩序。这两派最后为了一官半职，都把阶级问题扔到脑后了。第三派主张悠悠万事、秩序为大，只有秩序强化了，国家手里的资源多了，阶级矛盾才有可能解决。这一派进化为特务头目、别动队屠夫，一度以清廉刻苦自诩，但到了40年代，个个没少捞。
这样一个执政党，无法吸引志在改造社会的优秀学生，是预先注定的。
一二九使大批青年迅速左倾化，让被彻底赶出城市的中共重新赢得了一批学生支持者。
虽然中共的旧组织几乎充分瓦解，大批党员声明悔过，或者坐大牢，但是谷景生这样的中学生，自己办个小刊物，很快又建立了读者网络。民国青年有寻求社会出路的需求，新人一茬茬冒出来。
在运动中，人们的面目迅速改变。《一二九漫语》的作者记述了很多人变得严肃、诚恳，能理解他人。当时的一个活跃女生陆璨回忆说“我从未参加过这样庄严的会议”。许多学生本来一心用功，或者沉迷打牌，运动让他们投入到广阔的社会活动中去。一个人改造社会的意愿越热烈，在特定因素催化下，就越容易成为资本主义的颠覆者。
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本书，我在迷惑个人和时代的时候，经常会去翻来看……
一个市场秩序稳固的地方，立足校园内部和学生群体本身，一样能产生挑战社会的运动。重要的是驱逐“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思想。现在的学生，什么都认为可以靠钱买到，太可怕了。跑操代跑、带饭、考研培训乃至作业抄袭，都产业化了。我曾经设想过，是不是可以从校园生活互助组织入手，让大家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但是我很难说服自己相信，用互相帮助替代钞票买服务，是更有吸引力的。
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市场和资产阶级选票政治的不可替代性，深入各国青年的内心。这是与一二九时代的最大不同。
最近20多年珠三角的工人对互助活动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只相信加班挣钱，或者做生意，其他“都是骗人的”。他们愿意参与传销，但是不愿意搞合作社。
消费主义太深入人心了，毕竟只需要付出钞票。移动支付普及之后，甚至只需要付出一点虚幻的数字，这比互助要轻松多了。以办刊物为例，也需要与消费主义的文化产业进行竞争。打游戏爽过打字，躺在床上翻翻手机就能获得极强的快感，还有谁愿意去做枯燥的文字工作呢？
举例来说的话，对于ACG来说，市场、版权、创作者权益等等的弊病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不少爱好者还是一副“用更好的市场建设当前不完备的市场”的思路尝试去弥合，仿佛理想中日本或者美国“完善的市场”存在的问题可以被自我解决一样。
我不否认一二九运动的相关材料读来很有既视感，但是21世纪的社会“洪水”和当年的救亡图存，可以说是各种意义上很不相似。需要找不同、找相同，找出对现实的启发。
要害不在于救亡图存，而是行动起来的青年，如何看待周遭的主流秩序。我们看到火山市的青年成群结伙嘶吼不止，但坐地铁都是乖乖付账的，可见他们对秩序的谦恭并没有丝毫动摇……今天的青年，无论涂抹了什么油彩，后边掩饰的，通常都是压倒性的政治保守主义，这是他们之所以高度驯服的精神根源。时代是否会改变这种死气沉沉的保守性？不好说。但无论如何，需要预先准备挑战秩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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