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从吃这方面来说，江志鸿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让我们家提前进入了“小康”时代。
母亲1977年嫁给我父亲时，刚满19岁。生下我两个姐姐后，1982年，她又怀上了我。我的父亲是个酒鬼，也是个赌鬼。喝醉了酒，他就骂人，甚至打人。
母亲几乎每天都被他骂，十天半月就被他打一次。没钱喝酒了，他拿着家里的粮食出去换酒。母亲心疼粮食，免不了要说他，说得他火了，就免不了挨一顿暴打。1982年的10月，我父亲因为赌博和人发生打斗而伤人致死，被当众枪毙在我们镇里的水库大坝下边，同被执行枪决的还有另外三个人。那天艳阳高照，很多人听说在水库大坝开公审大会，大呼小叫奔赴镇里去看热闹。母亲肚子里怀着五个月的我，带着我四岁的大姐和两岁的二姐，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1983年正月初三，母亲生我时难产，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我们母子俩都从鬼门关里闯了一回，只是，母亲从此再也不能生育了。我是八个月的早产儿，生下来才两斤二两，像只小兔子一样。我的乳名叫小兔，就缘于此。后来我长大了，母亲才对我说：“俗话说七活八不活，你生下来那么小，能活下来，算你命大。”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家里家外，既要做男人，又要做女人，缺吃少穿，我的爷爷奶奶不但不帮她一把，还经常对她指桑骂槐，她感到自己实在是撑不下去了。父亲死后只过了半年，江志鸿的姑妈就上门给母亲说媒了，说要把母亲介绍给他。她讲了江志鸿的基本情况：长得丑，脸上有一块三个指头大小的酱紫色胎记，，不过长得高大健壮，能干活，有力气，勤快，为人和善，人缘好，家庭条件还不错 。江志鸿是独生子，因为相貌问题，再加上他父亲是右派，三十多了一直单身。他父亲解放以前是大学生，解放后当了中学老师，吃国家粮的，五十年代后期被打成右派，回到村里务农。他父亲打成右派后，他母亲抑郁成疾，六八年走了。七八年他父亲平反，补发了二十年工资，办了退休手续，可惜了，刚平反才两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江志鸿用他留下来的那笔退休金，在马路边的自留地上盖了一座上下两层的红砖小楼，在当时的村子里，显得气派洋气。他想，房子修好了，也许能够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母亲的条件很简单：第一是不喝酒不赌博，第二是不嫌弃她不能生孩子，第三是对她三个孩子不能看轻，第四是要勤快。至于房子，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就行。外表长得再怎么丑，她也不在乎。江志鸿只抽烟，不喝酒，至于赌博，他根本没沾过手。他说：“不能生就不能生嘛，我把三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不也一样嘛！”有了江志鸿这句话，母亲这才真正心动了。1984年春节，江志鸿和母亲结婚了。江志鸿从乡政府租了一台装饰一新的大卡车，带上一队人马，十二担皮箩，半头大肥猪，六条大草鱼，六只大公鸡，把母亲和我们三姐弟风风光光地从我外婆家接到了他那座红砖小楼，热热闹闹办了一场婚礼，摆了八桌酒席，花钱请来乡里的电影放映队，在村里放了两场电影。母亲责怨他：“我一个二婚女人，办什么婚礼呀？搞得兴师动众的，浪费那么多钱，你钱多么？扯个结婚证，请亲戚们吃顿饭不就得了么？你不怕别人笑话呀？”江志鸿的八字眉竖起来：“谁敢笑话？谁笑话我撕谁的嘴！”然后他语气缓和下来，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喜事，一辈子的事，当然要热闹热闹！什么叫浪费？二婚怎么啦？二婚就不是喜事了？就不应该办婚礼摆酒席了？况且我可没把你当二婚，我只把你当个刚出嫁的妹子看待的，别人怎么嫁闺女，我就怎么娶你！”我对江志鸿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他起床后，满院子就热闹了，咯咯咯的鸡叫声、嘎嘎嘎的鸭子叫声、以及牛栏房里水牛的哞哞声、再加上屋后林子里的鸟鸣声，此起彼伏，互相交织在一起，像早晨快乐热闹的交响曲。待我们起来，天已经大亮，江志鸿喂了鸡鸭，剁好了猪草，把猪食煮在了煤炉子上，到地里干活去了。他回来时，要么是挑了两捆柴禾回来，要么是挑了一担牛草回来。农闲的时候，他就去附近的石灰厂打炮眼，抬石头，去山上给乡政府的锯木厂砍伐树木，砍倒后，再把树木扛到山下的马路边。这些都是最繁重的体力活，没有强壮的体力是根本吃不消的。我们村有一个造纸作坊，在村后山上的竹林里。作坊里需要一个有力气又不怕苦的人去“踩料”。所谓“踩料”，就是把浸泡在石灰水池里的竹条捞上来，放在作坊里一个两米多长半米宽三十公分深的石槽里，用脚把已经泡得软烂了的竹条踩成浆。造纸师傅和晒纸师傅都是白天做工，竹浆必须晚上备好。每天从庄稼地里回来，吃了晚饭，江志鸿就急匆匆赶往山上，半夜后才回来。他没回家，母亲睡不着。做了大半夜的苦活，他又困又饿。母亲给他下了面条，面条里边卧了个鸡蛋。江志鸿责怪母亲：“鸡蛋是留给孩子们的。我吃了，孩子们吃什么？你说我能吃得下去吗？”半夜后才睡觉，一大早就起床，每天只睡了四五个小时，白天晚上都要做繁重的体力活，两三个月之后，江志鸿尽管打肿脸充胖子，苦撑着，但他经常在床上翻来覆去，腰酸背痛。而且，比以前瘦了很多。母亲对江志鸿说：“你这是不要命呀，你身体垮了，不是害了我和孩子？你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我们怎么办？”但是，江志鸿根本不听母亲的，他在那作坊里一干就是五年 ，直到最后因为造出的纸张卖不出去而倒闭。我们家后边有一块平缓的坡地，大概有一亩地大小，全部是大理石石头，石头上面只覆盖了薄薄一层泥土，根本种不出庄稼，却顽强地长满了杂草和芦苇。江志鸿砍来竹子，用竹条扎成一两米高的篱笆，把坡地圈起来，在里边圈养了几十只鸡鸭。他觉得养猪划不来，把两头大肥猪卖了，用养猪的粮食喂鸡喂鸭。他叫母亲每天煮一大锅红薯，把煮熟的红薯搅碎，拌上米糠、玉米、高粱、剁碎的菜叶子和青草喂食它们。这样，节约了很多粮食，而且，鸡鸭吃下去营养更丰富，更容易下蛋。鸡鸭多了，下的蛋也多，多到我们吃不完。吃不完的，乡政府赶集的时候，母亲用篮子装了，提到集市上去卖。后来，江志鸿又学会了杀猪。我们家的房子在马路边，是沿河两岸十几个村子通往镇里的必经之地，从早到晚，来来往往的人多。他于是想到了一个既可以挣钱又可以每天让我们吃上肉的好路子，那就是去农户家里买猪，然后再把猪杀了，在家门口卖肉，自己赚取工钱和差价。做什么生意都有个起步的过程，刚开始，杀一头猪，要一整天才能卖完。慢慢地，知道的人多了，而且他从来不缺斤少两，顾客也多了，一头猪一个早上就卖完了。猪骨头那个时代很少有人买，江志鸿把骨头上的碎肉细心地一点点剔下，每天可以收获一小碗，母亲配上各种小菜炒了，成了我们每日餐桌上的标配荤菜。母亲又把那些剔光了肉的骨头放在锅里，加入桂皮、茴香，倒进清水，把锅架在煤炉上，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炖一天，渐渐的，浓郁的香气在屋里飘升缭绕。晚饭的时候，母亲用骨头汤下面条，再在每个人的面条里加上一个煎蛋，放入香葱和调料，那就是我们最美味的晚餐。现在想来，如果单从吃这方面来说，江志鸿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让我们家提前进入了“小康”时代，他不但让我们吃得饱，而且让我们吃得好、吃得香、吃得有营养。母亲和江志鸿结婚时，我大姐已经五岁，开始懂得了一些事。我和二姐从小就开始叫江志鸿爸爸，只有她，直到上了高中，都没叫他一句。小时候，母亲要她叫，她竟然说：“他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他长得那么丑，我才不叫他爸爸，丢死人了！”母亲被她气出了眼泪，把她打了一顿。江志鸿却责怪母亲说：“孩子那么小，不懂事，不叫就不叫嘛，你怎么能随便打她呢？”虽然我们三姐弟不是江志鸿亲生的，但他对我们比亲生孩子还要好。无论是吃的，穿的，他都没有亏待过我们。我们再怎么淘气，他也从没打骂过我们。倒是母亲，我们因为经常淘气，屁股上隔几天就会挨她手中竹鞭的一次抽打。1992年，我大姐上初二，在学校一次做广播体操时呼吸急促，心跳加快，送到镇里医院，医生要父亲赶紧带她去市里做个全面检查，很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到了市中心医院，被确诊为先天性左心室间隔缺损。父亲感到奇怪，问医生，既然是先天性心脏病，为什么长到十五岁了，一点症状也没有？医生说，那是以前病情不严重，所以没有任何不适症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心脏的负荷逐渐加大，功能就会出现异常。医生说，她心室缺损还不是非常严重，没有影响到肺动脉，做过手术之后，就能彻底治愈，心脏功能会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以后的劳动和运动基本不会受到影响，寿命也和正常人没什么差别。江志鸿找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又挨家挨户找了村里所有人，总共借了六千多块，然后又找村委会开证明，到乡里信用社借了五千元，最后把家里的两头水牛卖了，把山上的树木和竹子卖了，这样东拼西凑，凑了还不到一万六千块钱，手术费用还差了两万多。最后，没有办法了，江志鸿想到了他那座八二年建好的红砖楼。十年过去，那座楼房看上去还是新的一样，在村子里那些新建的楼房中间，依旧显得很气派。九几年的时候，我们那一带的农村，很多人家都在建新房。我们村里的刘叔那时在乡政府租了一座土砖屋开了个锯木厂，他看中了我家的房子在马路边，而且房子后边和左右两边都有很宽宽的空地，如果他买了我家的房子，把锯木厂从乡政府搬过来，那么他不但不用建新房，而且以后还省去了每年的租金，从长远来算，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在村干部的见证下，江志鸿和刘叔签了一张买卖房子的合同，连同房子周围的地皮一起，以五万块钱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刘叔。然后，他把以前父母留下来的老宅——一共四间土砖房，打扫检修了一下，我们一家子便搬了进去。大姐的手术很成功，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虽然医生说她可以参加正常的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但江志鸿还是不让她做太多体力活，只让她做些简单的家务。他去学校找了老师，要老师不让她参加跑步、打篮球之类的体育运动。大姐从医院手术回来，我们三姐弟挤在一间屋子里，我二姐对她说：“爸爸为了救你，把楼房都卖了，你怎么还不叫他一声爸爸呢？你真是没良心！”大姐抱着二姐，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打在二姐头上。她说：“我对不起爸爸，我……其实很早以前就在心里叫他爸爸了，可是，要当面叫他，总是叫不出口，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人呀？”我马上跑到江志鸿和母亲面前，把大姐的话在他们面前重复了一遍。然而江志鸿只淡淡地回了我一句：“还用你说？我早看出来了！”我们以前的老宅周围没有多余的空地，没有地方养那么多的鸡鸭了。更重要的是，老宅不在公路边，在山坡上，江志鸿没有地方卖猪肉了。这样，江志鸿失去了赚钱的门路，而我们的餐桌上，很长一段时间，又变成了清汤寡水。江志鸿从镇里的废品收购站买来一辆废旧脚踏三轮车，经过自己改装，踩着它每天一大早沿着公路两边的村子重新卖起了猪肉。这样走家串户地卖，比以前守在家门口卖，生意更好。加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每家隔三岔五就要买一次肉吃，有时他只要走过一两个村子，半个早晨不到，一头猪就卖完了。公路上到我们的土屋这边，只有一条窄窄的田间小道，根本过不了三轮车，江志鸿只好把三轮车寄放在刘叔家，也就是以前是我们家的那座红砖楼里，第二天早上杀了猪，直接把猪肉挑到三轮车上面去卖。他丢不下卖肉这一行当，当然是为了挣钱，这在当时的农村，也算得上是一门手艺。还有一点，就是为了能让我们每天能吃上肉。那时我们三姐弟一起上学，江志鸿经常鼓励我们说：“只要你们努力，能考上高中、大学，我砸锅卖铁也送你们上！”母亲笑着说：“也不知道你还有多少锅多少铁可以卖？”江志鸿说：“你就放心吧，只要他们成绩好，我就是拼了老命也不会让他们辍学的！”我们村里好些女孩子读完小学就不上学了，江志鸿经常感叹说：“哎，可惜了，孩子不读书，好比养头猪，难道女孩子就不要读书了吗？都什么年代了，还和旧社会一样！”我大姐虽然脾气倔，但脑瓜子机灵得很，从上小学开始，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每个学期都会拿回来几张奖状，通知书上面，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是九十分以上。老师来家里家访，都说她是大学生苗子。江志鸿却总是对来家访的每个老师说：“不能老是表扬她，等一下她飘飘然了，飘飘然就麻烦了，毛主席说的，骄傲使人落后，有缺点就要批评，！”1996年，大姐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她拿着录取通知书一路飞跑回家，没进家门口就大喊：“爸爸，妈妈！”江志鸿正坐在堂屋里编簸箕，母亲在他旁边给我们纳鞋底。大姐一手高高举着手中的录取通知书，咣的一声推开门，大声喊道：“爸爸，妈妈，我考上大学了，我考上啦！”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有大姐那一声“爸爸”，让江志鸿激动得老泪纵横。大姐说，她那天叫江志鸿爸爸，完全是无意识的，她实在是太高兴太兴奋了，只想把那个好消息尽快告诉他们。这印证了她说过的那句话——在她心里她早就叫过他爸爸了。我问大姐为什么要报考师范大学，而且还要考广东的师范大学，大姐说，家里没钱，上师范大学不用交学费。至于她为什么要考到广东去，是因为广东的冬天不冷，将来毕业了她想在广东工作，在那里成家，等爸妈老了，就把他们接到广东去养老。我和二姐的成绩在班上都只属于中等，初中毕业后，二姐考上了我们镇里的八中。在那时，只有考上县里的一中和二中，才有考上大学的希望。二姐不想去读八中，想去广东进厂打工，可是江志鸿说：“不管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多读三年书，多多少少要学点东西，对你将来总是有好处的。”然而二姐只在八中读了一年，说在那里什么都学不到，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钱米，无论江志鸿和母亲好说歹说，死活不愿意去了。第二年，她跟着村里几个女孩子，一起到深圳打工去了，进了一家电子厂，做了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这年她才十七岁。也就在这一年，平时成绩并不怎么突出的我竟然以全校第五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二中。江志鸿笑逐颜开，亲自挑着行李送我到学校，帮我交了学费和伙食费，再三嘱咐我在学校要认真，要努力，千万不要贪玩，不要三心二意。我开玩笑说他像我母亲一样婆婆妈妈。他笑嘻嘻地说：”嘿嘿，怎么能不啰嗦呢？现在，你大姐不用我们操心了，你二姐呢，操心也没用，打工去了，这一辈子我们就只能指望她将来找个好人家。现在我和你娘一心盼着你像你大姐那样为我们争口气，考上大学，那我们这一辈子，也就值了……”高一时，我的成绩依旧在班上中等，如果一直保持下去，也许能考个一般的大学。但是高二那年，我迷上了武打小说，课堂上把数学课给耽误了。数学不比语文、历史这样的文科类课程，耽误几堂课可以靠自己补上来，数学课只要一堂课耽误了，如果不赶紧找老师补上，就再也跟不上了。每次放月假回去，江志鸿都要问我学习怎么样，我不敢正眼看他，把头扭向一边，吞吞吐吐回避着他的追问。有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我正在上课，班主任把我叫了出去。走出教室，我一眼就看见江志鸿穿着一件臃肿的棉袄，头上戴一顶棉绒帽子，双手插在袖口里，瑟瑟缩缩站在走道上，一张脸冻得通红。他说这段时间他在山上挖了一百多斤冬笋，就特意给我们班主任送了十几斤来，主要是想向他问问我的学习情况。他虽然努力地想要装出平静和淡定，但我还是看出了他眼神里的失望和悲伤。他一句话都没有责备我，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什……什么都晓得了……即使这样，你也不要……破罐子破摔，考不上，还可以复读嘛……”他抬起一只手去擦眼睛，然后转过身，低着头，弯腰弓背地走进了茫茫大雪之中，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说：“没事，考不上就复读一年！”我毕业考试都没通过 ，出校时只拿了一张结业证书，更别说考大学了。江志鸿要我去复读，他说：“复读一年不行就复读两年 ，两年不行就三年！”我没有听他的，因为我心里清楚，我的数学成绩永远赶不上了，而数学是最主要的科目，数学赶不上来，哪怕我再复读十年也没有用。那段时间我心里焦躁而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动不动就对江志鸿和母亲发脾气。我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不出。江志鸿在我面前显得小心翼翼，对我说话都要放低了声音，生怕一下子就惹出我的无名火。而我的母亲却没有他那样的耐心，说：“你还要你爸对你怎么样？叫你复读你不去，你能怪谁？别以为谁都欠你的，要么你干脆像你二姐一样，去深圳打工吧！”这一年，也就是2001年的十月，我报名参加入伍体检，竟然过了，江志鸿和我母亲的眼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我入伍当兵了，在衡阳空军气象训练团训练学习八个月后，被分配在甘肃空军白银场站。我没有让他们失望，在部队，我虽然报考军校名落孙山，但在服役的第二年就入了党，立了三等功，在全师专业竞赛中获得第一名，成了我们场站气象台探空班的技术骨干。留队一年之后，2006年，我被正式转为中级士官。我二姐在在深圳打工的第三年，也就是2002年的春节，带回来了她的男朋友。大姐也回来了，她已经大学毕业，应聘到了广州一所高级中学担任高一的语文教师，而她还有更高的理想，准备一边工作，一边参加研究生考试。二姐男朋友比她大五岁，是她们厂的QC主管，叫黎小军，长得英俊高大。二姐长得小巧秀气，在他身边，用小鸟依人这个成语来比喻是最合适不过了。二姐像一只黏人的小猫，在家里也老是挽着他的胳膊，害怕一不小心就会把他弄丢了一样。母亲把她叫到一边，说：“你看你像什么样子，在家里也拉拉扯扯的！”二姐撅起小嘴，向母亲做了个鬼脸，说：“我就要拉着他，怎么啦，我喜欢！”我们一家子都对这个黎小军没什么好感，主要是觉得他太没有教养。他从不主动和我们说话，甚至没叫过江志鸿和母亲一声叔叔阿姨。早上吃早饭了，他还赖在床上。二姐喊他起来后，他像个公子哥们一样，把双手插在裤兜里，叫二姐给他倒洗脸水。江志鸿非常生气，偷偷对二姐说：“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这是找了个爹呀！你给你妈倒过洗脸水吗？将来有你好受的，赶快分手！”二姐语气的决绝，让江志鸿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气球，没了脾气。大姐也说她，告诉她这个黎小军没修养，她听了满脸不高兴，说：“我真想不清楚你们一家子为什么对他这么反感，他怎么你们了？你们也别再为我操心了，以后你们过你们的好日子，我怎么样，我自己担着，不用你们管！”由于一家子都在说她，二姐过了正月初三，就带着满脸的郁闷和黎小军去了深圳。为了联系方便，回家后大姐掏钱给家里装了电话。我们三姐弟约定，每个星期天都给家里打个电话。大姐那年正月十二回广州那天，下着大雨，江志鸿送她到镇里汽车站，大姐叫她不要送了，可江志鸿说：“想陪你走走，和你说说话。也许是老了，你和你妹妹刚回来又走了，你们三姐弟常年不在身边，我和你们妈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现在，我和你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妹妹了，自从见了她那个男朋友，我们整晚整晚地睡不着，总觉得她是在往火坑里跳。”他的预感是对的，不到半年，有一次他和母亲给二姐打电话，二姐在电话里呜呜咽咽，说黎小军不是人，他另外还有女孩子，而且，不止一个，有三个。有一个晚上，他竟然还把一个女孩子带到了二姐和他的出租屋里去了，两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江志鸿气得撂了电话，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大叫一声：“畜牲 ！”不一会，他又把电话打过去，说：“你还舍不得那个畜牲吗？还不赶快从他身边走开！”江志鸿怕二姐出事，和母亲商量后，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了镇里，坐上了通往深圳的大巴车。到了深圳见到二姐后，他让她从工厂辞了工，被扣了半个月工资也不在乎，二话不说把她直接带回了家。他安慰二姐说：“这是好事呀，如果你和那畜牲结婚了，生了几个孩子了，那你就真正跳进火坑，想跳出来都难了。现在你跳出来了，应该高兴呀！”此后，江志鸿和母亲再也没敢让她出去打工。过了几个月，江志鸿自己看上了一个朋友的儿子，那小伙子在镇里租了一家门店做铝合金门窗，生意不错，人也长得不错，主要是懂礼貌，有涵养。他于是找人让二姐和他认识，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便确立了恋爱关系，2003年冬天，他们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了女儿晶晶。此后几年，我们这一大家子好事连连。我和大姐先后结婚成家，各自有了孩子。我大姐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了当地的一家社科院工作，在广州买了房。我二姐也在镇里买了地皮，建了一座三层高的小楼，两个门面，一个出租，一个自己用来做生意。我们把老家那四间土房子拆了，重新建了一座红砖小洋楼。我大姐每年冬天，都要把母亲和江志鸿接到广州住上两三个月。可是，2012年，我母亲检查出肝癌，过了没到四个月就去世了。江志鸿比母亲大了十一岁，虽然长年累月地每天起早贪黑，忙碌劳苦，但他心态简单，性格开朗，整天乐呵呵的，所以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母亲五十四岁去世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头上却还见不到几根白头发，身体依旧硬朗，腰背挺直，走路还是大步流星，脚下生风，还能挑得起一百四五十斤的担子。而且，他还在种地，还每天天没亮就去杀猪，踩着三轮车沿着马路边的村子卖肉。母亲的去世，仿佛从江志鸿的身体里抽走了他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他像一辆正在下坡却刹车失控的汽车，急速地奔向衰老。他的腰弯了，头发先是变成斑白，没过多久就全白了，先前健硕的身体，几个月之后，瘦了十几斤。我大姐把他接到广州，准备让他在广州养老。可是，他住了几个月之后，就说住不下去了。因为大姐两口子要忙工作，外孙要上学，他一个人整天待在家里，没地方玩，没人说话，只要坐下来就打瞌睡。不像在老家，无聊时可以去村子里串串门，聊聊天，打打牌，一天的时间过得快，心里不会东想西想。他对大姐说：“自从你们母亲去世后，我感觉自己也活得差不多了。她只活了五十四岁，我干嘛要活那么长时间？她在，我活得还有点意思。她走了，我一个人有什么劲头？现在我随时都可以走，因为你们三个孩子都有了出息，都成家立业了，我没有什么牵挂了。我早一点跟你们妈去做个伴更好。人老了，说不定哪天说走就走了，还是待在自己家里放心。”母亲去世的三年后，2015年11月15日，我们的父亲，江志鸿也去世了。
口述：曾晓雄
撰文：寸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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