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由史》古希腊篇——一次改革让雅典起死回生

斯巴达通过军国主义改革，一跃成为希腊头号军事强国之后，给周边国家造成了不小压力。公元前594年，雅典这边也出了一位出色的改革派政治家，即梭伦。

梭伦刚接盘的时候，雅典正处于一种恶法酷吏，民不聊生状态。连懒惰都是重罪，然而勤劳又不能致富，一些穷人甚至负债累累，卖田卖地不够，就连妻子儿女都要卖身为奴。整个社会矛盾重重，民怨沸腾，几乎要演变成流血冲突。这时候，梭伦说要改革，首先就是免除穷人的债务，禁止债务奴隶。

这一法令让穷人看到了希望，把那些暴动边缘已经走投无路的人安抚了下来。富人虽然看似失去了一些利益，债务收不进来了，但是确保了阶级地位，免除了血光之灾。所以梭伦的改革得以继续推进，其实即便放到现在来看，梭伦的一些改革思想也是先进的，对一些落后国家也是适用的。

比如这第一条，他提出根据财产来分配政治权力。具体为年收入500斗以上的人，可以担任一切官职。其次，年入300斗的人，除了司库（管公共账本的）一职外，跟第一阶层享有同等权力。再次是200斗，可以担任低级官职，同时有资格进入400人议会。那么200斗以下不能当官的人怎么办？没关系，你们都可以加入公民大会。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万恶的钱权社会，梭伦明显是安抚了穷人然后为富人办事。不过当时的雅典人不这么想。哈耶克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金钱会对穷人开放，权力则永远不会。

先不论证这句话的对错，就当时整个希腊社会而言，政权是长期由一些大贵族垄断的，他们仅仅凭借血统就可以长期把持一个国家。如果血统世袭合理，那么市长的儿子就默认为下任市长，市长的孙子生下来就是市长接班人了，究竟谁更万恶？

所以，梭伦的改革方案，直接给依靠农耕经济的传统贵族阶层造成了致命一击。那么谁更受益呢？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商人阶级，你只要生意做得越大，赚的钱越多，就越有话语权。因此，梭伦改革的重点，并非贫富阶层，而是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其实也有点类似于英国近代史上的光荣革命，奠定了古典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

事实上，某些层面比17世纪的英国还更为先进，更民主。因为中产阶层可以进入400人议会，然后剩下的第四阶层可以进入公民大会，而公民大会是雅典至高无上的权力机关，一切决策和法律最终由公民大会表决产生。即便是那些年收入500斗的贵族土豪，还得经大会上一众寒碜的平民挑选之后，才能成为执政官。

因此，梭伦这一改革，是进一步稳固了社会的秩序，让原本几近脱序的雅典，得以起死回生。此外，他还建立了公民陪审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司法的主导和监督。然而梭伦并没有执政很久，在他制定好法律之后，跟雅典人立下君子之约，说十年之内不许变更我制定的法律。然后挥一挥袖，就周游列国去了，超脱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就此，梭伦为雅典，也为整个人类社会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它显然并不完善，过于理想主义，低估了人性的贪婪。在其隐退之后，雅典长期陷入不甘落寞的传统农耕贵族（平原派），与新兴的工商业贵族（海岸派）之间的博弈，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阶段。至于处在第四阶层的平民来说，他们还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直到公元前565年，雅典出了一个挺厉害的“创业者”，叫庇西特拉图。就是后来请伊索过来帮助洗脑的那位，后者写了篇寓言故事《青蛙求王》。大致就是告诉雅典人享受眼前的岁月静好就行了，不要瞎折腾。

庇西特拉图是梭伦的表弟，他打着梭伦的旗号，建立了“山地派”。雅典呢位于阿提卡半岛，这里以山地为主，平原稀少，正因如此，在漫长的农耕时代，雅典始终处于希腊各邦的贫困行列。这大概也是多利亚人瞧不上雅典，去隔壁斯巴达建国的原因，穷得让人失去欲望了。不过也正因如此，逼着雅典人穷则思变，开始发展海上贸易，一下成为了希腊地区的富庶之地。于是以航海贸易为生的“海岸派”，逐渐对平原地区的农业贵族形成压力。

而山地区域的穷人，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基本盘，却始终没能掌握话语权。现在庇西特拉图说建立“山地派”，要代表平民阶层的利益。结果一呼百应，被汹涌的民意推向了权力的巅峰。而这迅速引起了贵族阶层的警觉和不安，促使平原派和海岸派联合起来，将之驱逐。

但庇西特拉图败走之后，海岸派的工商业贵族们逐渐落了下风，为了对抗平原派，他们决定拉拢庇西特拉图，激活平民阶层的力量，扳倒守旧的平原派。然后为了不至于失控，海岸派领袖迈加克利斯还要搭上一个女儿给他，算是政治联姻。尽管庇西特拉图已有妻室，但还是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双方开始策划让庇西特拉图回归，而且相当有戏剧性。他们物色了一个姿色较好的姑娘，打扮成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模样，站在战车上，与庇西特拉图并肩而立，徐徐驶向雅典城。城里的海岸派则开始大肆宣扬，号称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娜的庇护下归来了。

这还有谁敢出来反抗？就这样，他们用最封建的方式，击败了最封建的势力。平原派的贵族就此彻底溃败，而庇西特拉图再次入主雅典的权力之巅。

如此一来，雅典社会的发展矛盾消弭，开始演变为贵族与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而庇西特拉图显然不甘于做一名傀儡，这种不屈意志甚至表现在了他的卧室里，拒绝跟迈加克利斯的女儿同房，以致后者状告到了娘家去，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一番操作之后，庇西特拉图不敌海岸派贵族的势力，第二次遭到放逐。

不过庇氏在雅典的政治影响力，成了周边邻邦争相投资的本钱。而他个人也擅于经营，在左右逢源的人脉和资源中，建立起跨越各个城邦的商业版图。终于在十年之后，他带着一支千余人的雇佣军，卷土重来。当然，庇西特拉图不是领着这一千人就去冲城门，而是在离雅典城不远的马拉松把大旗往地上一插，宣布自己回来了。

光这一招就把压力丢给了雅典城内的贵族寡头们，因为平民阶层对贵族不满，都选择支持庇西特拉图，于是纷纷响应他的旗帜，加入到他的军队来。很快，这支队伍越来越庞大，大到寡头的军队难以抵抗，于是，庇西特拉图第三次入主雅典。不过这一次他在位的时间久得有点尴尬，一直干到老死，成了独揽大权的僭主。

僭主简单说就是非君主制的独裁者，不过庇西特拉图执政风格还算比较开明，他基本推进了梭伦的政治理念，使雅典工商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进步，然后不停地刷基建，把城市弄得很漂亮。按梭伦的说法，你是最好的僭主，但是雅典人民要的是民主。他曾写信这样告诫庇西特拉图，但是后者痴迷权力，不愿退位，甚至还把政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而这也成了他生涯的最大败笔。用生殖器交接权力在当时的雅典已经没有市场，他那两个儿子面对公众的不屈服，逐渐变得狂躁和暴虐，执行高压统治。终于在公元前514年，双方摊牌，雅典人先是弄死了庇氏的一个儿子，次年，直接联络斯巴达的军队，将庇西特拉图的另一个儿子希庇亚斯赶下台。

这里需说明的一点是，为什么斯巴达愿意帮助雅典人民搞起义？因为在当时的整个希腊文化圈，僭主政治都是不得人心的。他们只认可两种形态，一种是寡头政治，一种是民主政治。准确得说，民主占据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部分地区贵族势力过于庞大，压制了平民的意志。

斯巴达就属于这种贵族寡头政治，为了防止独揽大权，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双王制”，两个国王享有同等权力，相互制衡。不仅如此，王权还需要受制于监察官，如果监察官认为国王违反了法律，有权将其逮捕，这种构架设计有效确保了上层贵族之间的利益平衡。

虽然斯巴达也有公民大会，但没有提案立法的权利，很大程度上只是摆设，平民阶层行使权力的时候基本靠吼。立法和重要决策均由长老会议制定，然后拿到公民大会上走个过场，斯巴达人用吼声来表达赞同，声音高即表示通过。这样，斯巴达的平民阶层既没有权利，却又行使了权利，也算是斯巴达特色的一种寡头政治。

现在，他们介入雅典政局内斗，也就是试图在那里扶持一个寡头政治。然而推翻希庇亚斯之后，雅典的民主派控制住了局面，虽然寡头派再次邀请斯巴达人过来进行军事干预，但是这回遭到了聪明的雅典人激烈的反抗。于是，雅典第二号改革派人物克里斯提尼上台，给梭伦的改革打了一些补丁。

首先，克里斯提尼把四百人议会增加到五百人，这样等于扩大了平民阶层的权力，以制衡寡头贵族。跟着，为了使军队保持独立，他又弄了一个“十将军制”。原先雅典分四大部落，每个部落一个将军，由抽签决定领导权。改革之后，雅典变为十个区，并产生十个将军，再经公民大会选举产生首席将军。

这样，他觉得还是不够保险，为了防止有人破坏民主，克里斯提尼还设计了一个最古老的“弹劾法”，即“陶片放逐法”。这个制度给雅典政治添加了不少娱乐性，也丢失了些许严谨性。人们可以通过启动该法，将潜在成为僭主可能性的政治强人进行预防性流放。宁可天下人负他，不可教他负天下人。优点是可以将独裁者扼杀在摇篮里，缺点是容易被人利用来攻击自己的政敌。

但经此改革之后，雅典的民主制度越加稳健，社会矛盾也只剩下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不过雅典的奴隶，应该是当时整个人类社会所有奴隶阶层中最舒适的。因为当时雅典社会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奴隶从农耕生产中解放出来，很多奴隶可以从事比较轻松体面的活。其中最知名的应该是帕西翁，搞金融业一不小心搞成了超级富翁，不仅花钱为自己赎身，后来还被赋予了雅典公民身份。

另外，雅典人自己从政，但是基层的公务员，很多都是由奴隶担任，就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由奴隶组成。所以，雅典社会整体而言算是相当开明，这应该跟当地超前的人文环境有关，当时的雅典是整个希腊的文化中心。而且即便从军事角度来讲，经历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也从一个二流的国家，逐渐具备了抗衡斯巴达霸权的实力。尤其是他的海上贸易不断输出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巨大的造富能力，不断冲击斯巴达守旧的农耕经济。

后者是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农耕为主，有限的商业活动交给庇里阿西人。这是处于斯巴达人和黑劳士之间的自由民阶层，主要功能是为满足斯巴达人除农耕产品之外的工业品需求。但庇里阿西人没有政治权力，所以无法壮大商业。甚至为抵御雅典的商品经济冲击，斯巴达还铸造铁币，搞起了金融闭环，以防止金银硬通货流失。

总而言之，希腊双雄争霸的格局已经形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式，和针锋相对的政治形态，成了古希腊文明的时代旋律。当然，如果没有梭伦鬼斧神工般的改革，雅典绝无成为地中海强国的可能。

而他的改革之所以能后成功，关键在于激活民权，帮助先进经济体制在博弈中淘汰了守旧的经济体制。假设没有实现这两种机制的成功更替，那么梭伦的改革依然还会化为乌有。后世的无数国家和王朝，最终都倒在了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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