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篇——亦正亦邪的“雅典帝国”

希波战争的结果出现了三个意想不到。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成了最大的输家，二十万兴师问罪的讨伐大军折戟而归，不仅没捞到希腊半点好处，家门口东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属国纷纷揭竿而起，脱离了掌控。

而斯巴达作为希腊盟军首领，理应是最大的赢家，居然打了个寂寞，也几乎半分好处没捞到。这个应该跟斯巴达的农耕体制有关，他无法从希腊的环爱琴海联盟中获益。因此，波斯统治的希腊文化区被解放之后，斯巴达国王列奥提基达斯，提出了一个非常奇葩的主张。说让这些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集体搬回希腊内陆，然后让内陆那些私通波斯的国家搬到这来，这样大家以后都可以相安无事了。

这个听起来似乎很合常理，但又无比扭捏的办法，实际上是唯一能让斯巴达从这场战争获利，实现将势力延伸至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扩张计划。不过除斯巴达之外的国家，都表达了极力地反对。因为这实际上等于再次将小亚细亚拱手相让，关键没人愿意背井离乡，尤其是那些急于开括海外贸易的国家，对斯巴达国王这种小农思维嗤之以鼻。

更戏剧化的是，斯巴达摄政王帕萨尼亚斯，就是上篇在陆战中打赢波斯马铎尼斯的那位盟军首领，居然被波斯给腐化了。原本他都已经率军打到拜占庭（今土耳其最大城市），在国内已经名声高涨。可能正因为利欲熏心，澎湃的征服欲已经无法满足于做一个受制于斯巴达寡头体制的傀儡国王。开始与波斯眉来眼去，接受了薛西斯画的大饼。结果给揭发了，被斯巴达监察官给召回国受审。

然而当斯巴达派出替补将军，却发现盟军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雅典人手里。因为斯巴达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自身的独特文化与周边城邦已经格格不入。而雅典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文化教养和表达才能更具领袖气质，相比斯巴达人的粗野，傲慢，以及对战利品的霸道表现，要符合人心得多。而帕萨尼亚斯的“通敌门”，则是领导权易主的导火索。作为回应，斯巴达一怒之下班师回朝，也彻底成全了雅典。

如此，一度险些遭遇亡国的雅典，成了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所有人都没预料到。而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地米斯托克利的航海战略，让雅典称霸地中海创造了条件。

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也让地米斯托克利的事业达到了颠覆。但是此后他的思想突然变得保守，认为雅典真正的敌人是斯巴达，而波斯这一战之后很难会有勇气再犯希腊内陆。于是，他提议在雅典城和比埃雷夫斯港之间筑一道墙。该港是雅典的经济重地，只要保住这条生命线，那么以后就无惧斯巴达的军事威胁了。

建墙这个主张是否正确不评价，但地米斯托克利的思路我认为是对的，一旦雅典打破地区平衡，很容易成为各方围猎的目标。最终，这个提议在公民大会上也通过了。当然，斯巴达那边肯定不干，立马派人过来斡旋。不过他又不能说你建这么个墙我都不方便打你，只好推给波斯，说万一这墙被波斯给占领了，那就成敌人的要塞了。

地米斯托克利把斯巴达代表晾一边，说要亲自上门去解释，而另一边，又安排人加班加点赶进度。当时还处于同盟军共抗波斯的阶段，斯巴达吃了一个哑巴亏，这事就过去了。

不过随后，地米斯托克利出现了重大失误，几乎一夜之间断送了政治前途。他居然提议乘机毁掉其它城邦的舰队，以巩固雅典的海上优势。这个既远见又短视的主张，这让公众嗅到了暴君气味，结果导致其道德破产，在当年的选举中落败。随后，他又转而支持扩张策略，牵头30来个城邦建立了“提洛同盟”。

提洛同盟的出现，从真正意义上重塑了地中海的政治格局，让雅典一度同时拥有制衡斯巴达与波斯的能力。而这个同盟的初衷，是为了集结环爱琴海地区碎片化的希腊势力，达到共同抵抗波斯侵略的目的。不料同盟建立之后，不断有城邦要求入伙，最高峰时，达到了170多个成员。当然，也出现了雅典强行拉人入伙，以及不允许成员退出的霸道行为。

因为同盟让雅典的势力达到空前的强盛，扩大并维持它是必然的选择。但对其它城邦来说，加入同盟需要出人马出战舰，没有战舰就得缴纳贡银。钱倒不算多，除与斯巴达交战期间，整个同盟一般都控制在460塔兰特之内。相比波斯控制时单单一个爱奥尼亚区就400塔，确实不算多。加上盟金又是放在提洛岛，共同管理，还算是公正的。不过相对于那些实力弱小的城邦，这就等于出钱壮大实力更强的城邦，尤其是拥有几百艘战舰的雅典。

古希腊三桨座战船

正因为这一根本矛盾的存在，一旦波斯的威胁消退，很多城邦就不乐意出钱了，也不愿意跟着雅典在爱琴海四处“执法”。一会打海盗，一会帮起义，甚至为扩张势力范围而东征西战。尤其对一些寡头体制的城邦而言，本身对雅典的民主政体就很抵触。所以，此后雅典的主要精力就慢慢集中在了维持和管理同盟上，成了主要事业。

在国际事务上达到巅峰的时刻，雅典内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客蒙为核心的寡头派开始崛起。客蒙是米提亚德的儿子，就是马拉松战役立下赫赫战功的那个米提亚德。米氏在一战成名之后，原本深受雅典人爱戴，结果却滥用公职，假借出征解放小亚细亚的名义，却领着70艘战舰去攻打爱琴海上一个叫帕罗的小岛国，因为后者的一贵族曾在米氏的僭主时期羞辱过他。结果这一战不仅没打下来，还让雅典损失惨重，米提亚德也因为公报私仇摊上叛国罪而锒铛入狱。

而那次判决的主要推手恰恰就是地米斯托克利，所以客蒙理所当然就站在了前者的对立面。不仅如此，客蒙还是个公开的斯巴达粉丝，崇尚那套军国主义。也有史学观点认为，他应该也接受了斯巴达暗援，要把地米斯托克利势力拉下台。

当然，客蒙本人确实也算出众，身材高大，作战勇猛，又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而且非常擅于笼络人心。他常年开放豪宅的大院，里头的水果任人采摘。而且24小时备有现成的饭菜，穷人可以自由出入，免费享用。甚至经常带着锦衣华服的仆人一起出门，看见流浪汉就让仆人跟他互换衣服。如此反常的作秀，就足以看出他有非凡的政治野心。

最厉害的一招，是他把忒休斯的遗骸从海外给找到了，带回了雅典。忒休斯是希腊神话里的雅典国王，就是本卷开篇提及的，那个在迷宫杀死人身牛头怪物的王子。虽然忒休斯的真实性存疑，那具遗骸也无法通过DNA鉴定，但经过客蒙一番豪华装饰，送达雅典的时候，俨然如忒休斯本尊驾临。经此之后，客蒙的声望如日中天，盖过了地米斯托克利，并于公元前472年，启动陶片放逐法，把地米氏给放逐了。

雅典也正式进入客蒙时代，对内客蒙执行亲寡头政策，期间战神山议事会悄然复辟，这是代表雅典少数贵族利益，曾在梭伦改革被取缔的权力机构。但现在，他又试图重新架空五百人议会。然后，客蒙也对雅典海军进行了一些军事化改革，使海军职业化，意图打造海上版的斯巴达。

对外，则采取霸权姿态。比如前471年，城邦纳克索斯想退出同盟，客蒙直接率领舰队打到它改变想法，并没收了他在同盟的舰队和投票权。前465年，北希腊的城邦萨索斯因为地盘上的金矿与雅典的殖民地出现利益纠纷，愤而退盟，转向波斯。结果又被打到回心转意，千金散尽。

那时候波斯也已经罩不住小弟了，因为前一年刚刚在小亚细亚与雅典的环爱琴海“执法队”爆发了一场战役，结果从海上和陆上均遭惨败，200艘战舰被毁或俘，死伤和被俘人员也达2万之巨。而此战获得的巨额战利品，雅典根据出力比例取十分之一，余下的分给了同盟内部的其它城邦国。可能也正因为这种利益上的联系，让其它城邦更愿意跟着雅典混。

萨索斯其实是北希腊的主要势力，求助波斯无果后还向斯巴达求援过。但那会恰好斯巴达爆发了一次大地震，据史料记载高达7.2级，整个城邦只剩五座房子完好。关键这地震还不是主要的，黑劳士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奔走相告天神终于要惩罚丧尽天良的斯巴达人了。一时间全国各地的黑劳士纷纷揭竿而起，如同火山喷发一样势不可挡。斯巴达人早已是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空管萨索斯。

不仅如此，由于这次黑劳士起义和地震相叠加，斯巴达人完全是措手不及，只好请求邻邦（包括雅典）前来镇压。客蒙得知后，利用大希腊主义和个人的声望，在公民大会上力排众议，领重兵4000前去帮忙。不料，却被斯巴达人打发了回来，最终，雅典人震怒，认为已经构成国耻。于是，客蒙亲手断送了政治生涯，最后同样成了陶片放逐法下牺牲的大人物。

至于客蒙热脸贴冷屁股被打发的原因，史学界没有盖棺定论。我认为应该是雅典路程较远，当他们赶过去时，起义最激烈的阶段已过。一部分黑劳士已经转移到山地，并利用地险构建起要塞，即便英勇的雅典军队过去，也奈何不得。而斯巴达作为一个长期封闭的城邦，是不允许文化灿烂的雅典文明来散播有毒思想的，所以被打发走也不算意外。

而黑劳士这一次起义，持续了整整十来年。号称人均军事精英的斯巴达，加上整个伯罗奔尼撒诸联盟的兵力，居然打不下长期被奴役的黑劳士。这也足见黑劳士的反抗意志和争取自由的决心。

最终，迫使斯巴达人和他们达成协议，允许这一部分人离开半岛。随后，这些人坐船离开，最终在意大利西西里北部建立起自己的城邦。他们也终于摆脱了黑劳士的耻辱烙印，恢复了自己的名字，即赛美尼亚人。而这一批热爱自由的赛美尼亚人离开之后，余下的黑劳士就再也没有发动过像样的起义，一直被奴役到斯巴达人亡国为止。

再说另一边的雅典，乘客蒙出兵斯巴达的空档，雅典这边以伯里克利为主的民主派立马着手改革。重新取缔了战神山议事会（仅允许其保留宗教官司等少数审判权），把权力归还与公民大会。同时，伯里克利选择扩大官职范围，允许第三阶层的公民担任执政官，最后又延伸至了第四层。让雅典公民不论财富多寡，均能平等参政。

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古典民主制度基本完善，对外相比客蒙时代也更侧重于价值观外交，因为他发现同为民主政体的同盟，往往更为坚固。此后，提洛同盟的主要功能，也从解放被波斯掠夺的领土，逐渐转变为与斯巴达寡头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争夺。后来与波斯定下和平协议之后，同盟的向心力开始瓦解，雅典为了保持影响力，不断打压退盟的城邦，甚至将盟金从岛上搬回了自家城里。

所以不少人将雅典的黄金时期讽刺为“雅典帝国”，这一点非常有趣，作为当时公认的体制最先进，文化最繁荣的城邦，这个评价确实并不体面，也值得深思。这大概是因为雅典所谓的民主政体，是建立在奴隶制上的民主。他们所享受的自由，也并不是建立在土地之上，而是建立在万千奴隶之上。因此，在他们输出价值观帮助其它城邦建立自由的时候，往往携带着贪婪和压迫的邪恶本性。也正因如此，造就了雅典人在环爱琴海亦正亦邪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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