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空气经常会被人问到几个问题：
“你们不是卖空气净化器的吗，
和做公益有什么关系？”
“你们一家工商注册的机构，
为什么是社会企业？”
“你们的科普内容是用来带货的吧？”
这些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核心矛盾是：
「商业+公益」
这样的模式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1
“ 原来我们是社会企业啊！
Smart Air
”
聪明空气的北京社企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2013年，北京海淀温泉镇一个20坪不到的小屋里，每到傍晚就会传出“咔咔咔”的拉锯声。几个年轻人从北京市里坐2个小时的公交来到这儿，用小锯子来来回回切割风扇表面凸起的零部件。
他们做这件事的目的非常简单：
把测试过的HEPA滤网绑在切好的风扇上、做成一个DIY空气净化器、打包、寄给那些有需要的客户。
2016年，一个在威尔士有机农场长大的连续创业者，作为CEO正式加入Smart Air。他叫Paddy，是社会创新家一篇专题中那个“不造飞机引擎造空气净化器的外国小伙”。
不知道为什么，Paddy总觉得Smart Air做事情的方式和别的商业公司有些不一样。在这家公司，「帮助别人」似乎总是排在首位。
后来，一位好心的粉丝点醒了他，“你们是一家社会企业啊！”。
于是，在自我实践了近6年之后，Smart Air终于找到了一个回应外界“为什么我们那么怪”的说法：
“我们是一家用商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
2019年被我们内部称作“社会企业正身之年“。这一年Smart Air同时获得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和中国金牌社会企业认证。
他们把这两个牌子领回家，挂在墙上，每天进进出出盯着它们看。渐渐的，心中开始产生一种不明所以的情绪：
我们真的配得上这些称号吗？我们真的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改变吗？2
“ 做不讲故事的商业模式。
Smart Air
”
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商业畅销书们经常会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告诫，无法通过智力影响人的时候，用情感。面对尽职调研的工作人员，Smart Air的两位负责人Paddy和Anna却试图通过智力和数字，而不是情感去建立交谈。
我们面临的问题，世界上91%的人口呼吸着不安全的空气，20个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中，有16个在亚洲——Paddy向来访者展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组数字。我们希望用公开数据和最便宜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Paddy说。来访者受北京社工委委托，对2019年评出的北京第一批社会企业做走访调研。Smart Air是四十六家中的一家。社会企业与其说是模式不如说是概念，这些机构成立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你们的产品有做过用户市场调研和竞品分析吗？”来访者提问。Paddy和Anna互看了一眼，愣了一下。“没有。”Paddy说。“但我们自己就是用户，我们需要什么，和其他用户是一样的。”Anna补充。“说实话，没有。我们也不打算写这样的商业计划书。”Anna回应。提问和回答显得有些错位。来访者正试图用常规逻辑，搜寻这家机构的商业模式。为了让错位的对话进行得更顺畅，Paddy搬进来一个小板凳模样的机器，还有它的三个原型。这是他们最新研发的产品。“我们没有必要去说一个故事，因为这台净化器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的故事。”Paddy说。
Smart Air最新一款机器Sqair和它的三个“前身”
3
“ 做空气净化器科技，
其实不必要那么贵。
Smart Air
”
在北京DIY空气净化器，这个主意2013年来自美国留学生ThomasTalhelm，他也就是Smart Air的创始人。在北京市面上外国人常买的空气净化器，售价在人民币四五千到一万四之间，但是，Thomas在北京只呆八个月，于是他决定研究空气净化器的构造，看能否找到其他解决办法。他发现，昂贵的空气净化器，最核心的构造不过是HEPA过滤网（High-EfficiencyParticulate Air），这是七十多年前的一项发明，没有专利保护，在北京上网几十块就能买到。这个意外发现进一步触动了Thomas的研究神经。他称自己是nerd（固执的书呆子），熟悉他的人都会注意到他每天吃一样的午餐，穿一样的T恤，买面包要搞清楚它的配料比。虽然他研究的是心理学，但研究基于数据的习惯是相通的。他舍不得花几千块钱买空气净化器，却花了两千多买了一台空气检测仪。按照空气净化器的工作原理，他把HEPA滤网绑到了家里的一台塑料风扇上，并用检测仪做了三个多月的跟踪测试。测试结果证明他房间空气变干净了。他买来不同型号的风扇又做了多组测试，还从朋友们那里借来其他品牌的空气净化器进行比较测试。“你花166元就能呼吸到干净的空气，而不是市场上的8000元。”Thomas把这个发现放到网上，并告诉给周围的朋友。他用自己的专业行为心理学进行分析：当消费者无法评估一件产品的真实价值时，往往诉诸于价格，认为越贵越好，商家正好利用了公众对污染缺乏认知。“但事实上，保护健康不用花那么多钱。”朋友间的分享很快变成了陌生人间的工作坊。来参加工作坊的人，是DIY净化器的最初一批用户。一开始多是呆在北京的外国人，接着从外国人扩展到他们身边的中国朋友，民间机构……DIY工作坊渐渐变成了SmartAir。
Thomas想了想反过来说，“不聪明的方式，是商家说什么就信什么。有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为自己省去思考时间，但如果你想省钱又希望得到同样的效果，可能就得多动脑子去思考研究，做个聪明人。”对付“雾霾”，“聪明人”Thomas的解决办法是——研究分享污染数据、制作便宜的空气净化器。在Smart Air早期经济最紧张的时候，有投资者表示愿意投资DIY产品，条件是售价从两百元涨到三百，其中一百元归投资人。几个负责人当晚讨论后决定拒绝这个要求。三百元的价位背离了初衷。“我们到底是为谁服务？” Thomas反问。“别人都在做（把安全的空气卖得更贵），我们的价值在哪儿？在于把价格压下来，让更多人呼吸到安全的空气。”
2015年，印度德里有人看了Thomas的文章后找上门来寻求合作，德里的空气污染最近几年持续恶化，平均值高出北京数倍。2016年蒙古，2017年菲律宾，2018年巴基斯坦、泰国、吉尔吉斯坦相继有人找过来，希望把Smart Air的模式复制过去。
Smart Air 通过两个路径完成使命：
研发和提供平价高效的空气净化器
分享普及空气污染知识及持续研究结果
从成立至今，Smart Air 以客观的行业研究以及强大的测试数据吸引了一批忠实企业以及个人粉丝。
4
“ 每投入1元钱，
能有多大改变？
Smart Air
”
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爆发，Smart Air全体新加坡同事被迫离京。时间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但我们的思绪却没有停过。SEED Lab，一个为社会创新机构提供洞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在这个时候介入，帮助我们完成了一件我们一直想做却无法做到的事：通过科学建模，评估Smart Air在2019年大陆地区所产生的社会和环境成果。3个月，26场深度访谈，300份有效问卷，300多小时的数据整理和分析，他们得到的最核心结论是：1.78，这是Smart Air 2019 年在中国大陆地区的SROI值。统经济价值层面的衡量，如成本效益分析、成果效用分析等工具，无法完整体现其使命所想实现的社会性价值。
作为一种定性定量结合的评估工具，SROI（社会投资回报分析）能够有效帮助像 Smart Air 这样的社会企业进行更全面的影响力评估，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传播并全面理解项目活动所产生的价值。“从SRIO的结果来看，2019年，Smart Air在大陆地区产生影响力最多的成果分别是：除了用定量的方式描述Smart Air的影响力，SEED Lab还和我们每一个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深度的沟通。从一个有温度、人性化的角度，我们看到Smart Air对每一个个体带去的改变。
根据SEED Lab的分析，这样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提升空气污染及防护措施的知识水平
● 加深空气污染对身体危害的防护意识与认知，并进行主动转播
● 降低改善空气污染问题的机构或个人成果
Smart Air是SEED Lab合作的第一家社会企业、共益企业，这对我们双方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与探索。通过这份报告，我们作为一家运营了7年的社会企业，得以向外界传达我们的态度和声音：
驱动我们走下去的，是我们给这个世界带去的真实影响力。
SEED Lab与Smart Air团队合影
整体而言，Smart Air 能够创造的社会影响力，得益于其坚持创造社会价值的组织理念、贯彻企业使命价值的研发方向和成果，以及持续输出空气相关知识的科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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