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程门问学
我本来是想按部就班地在安大外语系好好读书的。基础英语之类的课程虽然有点繁琐，但我深知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训练，也就认认真真地学下去了。但我心里有一个长期目标，便是做英诗中译的工作。
我读过的外国诗歌不多，而且都是读的中文译本，但已经觉得英国和俄国的诗歌都堪称惊才绝艳。可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同样是拜伦的一曲《哀希腊》，为什么马君武的译文和苏曼殊的译文出入那么大？难道翻译诗歌的自由度竟像写诗一样无拘无束？后来顾树柏的舅舅借给我一本英文原版的《拜伦诗集》，我从《唐璜》中找到了《哀希腊》那一节，与马、苏两人的译文对照一过，才知道译诗果然是一种再创作。
进安大后，我自恃读过几首中国古典诗歌，对汉语的诗歌形式略知一二，如今又学上了英语专业，便想今后把翻译英美诗歌当作努力的方向。当然我深知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当前，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学好功课，绝不能好高骛远。
可是我的平静心态忽然被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就像平静如镜的水面突然被投入了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的涟漪。
一九七九年春，从七班调往六班不久的武国强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六班有好几个同学正商量着要报考研究生！
六班是七七级的“快班”，他们的课程比其他班先行一步，他们的英语水平也比其他班同学好一些，尤其是在听说方面。可是六班的同学再强，毕竟只是刚升入二年级的本科生，怎么就能提前报考研究生了呢？研究生不是应在本科毕业后才能读的吗？我对此将信将疑，觉得这与自己毫无关系，便没有深究。
可是新的消息不断地传来，有人说六班的某某同学已经向学校里正式提出报考研究生的申请了，还有人说某某同学已经报上名了。紧接着又从中文系传来了类似的消息，说是那个经常到外语系来旁听的“文学巨人”也决定要报考研究生了。七班的同学也蠢蠢欲动起来，然而他们自己并不想报考，却一味地撺掇我去试一试。
不知何故，七班有好几位同学认为我是个博览群书的人，武国强尤其坚持这种说法。他曾借来一本唐诗选本，每天晚上临睡前读上几首。我习惯于晚自习下课返回宿舍后，便不再看书，早早的爬上床铺，闭目养神。我听到武国强读唐诗，发现那些诗都是我所熟悉的。每当武国强读出第一句，我便接下去与他同声诵读。这使武国强大感惊讶，他知道我并没有看到他刚从图书馆借来的那本书，而那本书又是新近才出版的呀！武国强断定我腹中颇有几滴墨水，当他听说六班的同学要报考研究生时，第一个念头便是我也应该去试试。他说：“他们都去报考了，老莫为什么不去考，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说真的，我一开始根本没有动考研的念头。我不认为自己已经不用再念本科，就可以直接读研究生了。然而同学们不断地游说我，有人甚至用实际利益来引诱我，说研究生的助学金每月有三十六元，比本科生的多一倍。这真使我怦然心动。
我在安大每月可领到助学金十八元，那是当时的最高等次。
十八元一个月，勉强够在食堂里吃饭。至于其他的日常开销，都没有着落。我在汴河的三年中积蓄了七八十元钱，离开泗县前姨妈又塞给我四十元。我在安大过了一年，囊中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姆妈和弟弟有时给我寄点衣物来，我怎么好意思再向他们开口讨钱呢。
一九七八年暑假我回太仓看姆妈，已经退休的她看到我还没有手表，就不顾我的强烈反对，拿出她几年的积蓄，悄悄地托人从上海买来一块手表让我戴上。她不知从哪里得来一个固执的观点：“一个大学生怎么能没有手表呢？”
我对此感到非常内疚，我已年近而立，却还要让年迈的姆蚂为我操心！现在好了，竟然有每月助学金三十六元的机会出现在面前！三十六元，这与Fessor等“带薪上学”者每月所得的工资差不多！“研究生”三个字在我心目中的分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倍，我一心想去读这种有钱可挣的书了！
当我决定要报考研究生后，才发现事情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报名的关口就难以通过！
经过六班同学的反复申请，校方总算网开一面，说考虑到七七级学生的特殊情况，允许他们中的优秀学生提前报考研究生。
六班是快班，快班的学生当然是优秀学生，况且六班同学中要求报考的人只有四五个，肯定都是胸有成竹的佼佼者，他们的资格当然没有问题。我的成绩虽然在七班名列前茅，但是到底不在快班，自己究竟算不算优秀，心里没底。不过我班的同学却竭力促成此事，纷纷为我打气，说我肯定是优秀学生。三人成虎，我也就相信自己是“优秀学生”了。
我前往省教育厅去查看陈列在那儿的各个大学的招生简章，事实上我只查上海和南京两个地方的大学，因为我很想与姆妈离得近一点，结果挨了当头一棒。原来各大学的“英美文学”专业的考试科目中都有“第二外语”这一科，而此时我刚开始读二年级上学期，系里还没有为我们开二外课，我对英语之外的外语连字母也不认识。
我沮丧地回到学校，向武国强打听六班同学的情况，方知他们的报考志愿五花八门，有一个想考经济类，另一个则想考法律类，只有一个人明确地要报考外国文学，但是他早已自学过第二外语了。
我几乎想打退堂鼓了，可是七班有人考研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系，要是我还没报名就偃旗息鼓，岂不是要让我班大大地丢脸？为了集体的荣誉，我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往前闯。况且每月三十六元助学金的条件实在诱人，我为此多经历一点麻烦也划得来。我开始在英美文学以外的专业中物色对象，同学们也自告奋勇地来帮助我，七嘴八舌地给我乱出主意，简直与我七七年填报高考志愿的情形相映成趣。
我又一次跑到教育厅去看招生简章，选来选去，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唐宋诗歌”方向吸引了我的注意。唐宋诗歌？这倒是我很感兴趣的方向。规定的五门考试科目好像也不难对付，只是指导老师程千帆教授却是素昧生平，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曾写过什么著作。我那时以为所有的教授都是白发苍苍的，就想象程教授也一定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先生。
1979年的程千帆先生确已白发苍苍
我向系里提出报考的申请，系办公室的汪秘书看了一眼我的申请报告，便一口回绝：“不行！”
我不服气，便问他为什么不行。他回答说：“凡是报考非外语类专业的，系里一律不同意！你要报考中文类，我们怎么知道你在中文方面是优秀学生？什么唐宋诗歌，与外语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磨破嘴皮与他论理，汪秘书仍无动于衷，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教室。
我班的同学听了，都很感气愤，大家议论纷纷。孙立群便自告奋勇，到学校去为我说情。孙立群的父亲是安大的校长，她去说情当然很有分量。但是这种小事怎么可以惊动校长呢，况且孙校长也未必就支持我报考呀！我觉得事情仍是吉凶未卜。
没想到第二天，校长办公室便通知我到中文系去接受面试，待面试后再决定是否允许我报考。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指定的中文系办公室，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已在那儿等我了。他们一连问了我十多个问题，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我尽我所能地一一作答，两个老师听着听着，脸色由严肃逐渐变得和蔼起来。一小时后，他们微笑着让我回去听消息。
又过了一天，从中文系的同学那里传来了消息，说他们的老师对我昨天的面试很满意，还说我考取的可能性很大。果然，系里不久便通知我，学校已同意我报考了。
四月十二日，我带着系里的证明，到教育厅去报了名。此时离考试的日期还有五十天，我便开始复习迎考。
南京大学规定的考试科目一共五门，其中外语一门我不想再花时间来复习，政治则留待临考前的两天再抱佛脚，需要复习的只有三门专业课：一是古代汉语，二是中国文学史，三是唐宋诗歌专业知识。前两门课我都不怎么怕，规定的参考书也曾看过，多少还存有一点印象，只要再借来温习一下就可以了。只有第三门不知会考什么，我曾读过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的诗选，还背诵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但不知会不会考到我没读过的诗人？规定的参考书有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和梁昆的《宋诗派别论》，都是从未听说过的，安大图书馆里也借不到，只好胡乱读一些可能有关的书来充数了。
此刻我有两件事要向别人求援，一是借书，二是请假停课。
借书为什么需要别人的帮助呢？原来安大图书馆规定，学生每人限借三本书，还掉一本才能另借一本。我需要的参考书至少有二十本，远远地超过了规定。孙立群、刘鸿英等知道此事后，立刻在同学中征集了五六张借书证，并发动大家到图书馆去帮我借书。两天后，凡是安大图书馆里所能借到的参考书都堆在我床头了，同学们的帮助真是雪中送炭！
第二件事情更为难办。系里对我们提前考研并不支持，汪秘书尤其心怀不满。现在学校里虽已同意我们报考，系里却规定报考者必须正常上课，否则以旷课论处。汪秘书得意洋洋地说：“你们不是优秀学生吗？优秀学生哪里需要停课复习！”
我估计了复习所需的时间，觉得要在五十天内读完二十多本书，光用课外时间是万万不够的。可是系里的规定谁敢违抗，要知道谁也没把握一定能考上研究生从此与安大再见呀！我无计可施，便向罗老师提出请求，允许我在课堂上看中文参考书，并要求他不要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罗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便“身在曹营心在汉”：我每天都照常上课，但是我对罗老师和同学们的话充耳不闻，只管埋头看我的中文参考书。罗老师和同学们也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是穿着隐身衣坐在教室里一样。
至于课外的时间，我当然是一分一秒也不敢浪费。体育委员小靳也特别开恩，允许我在下午七、八节课的“课外活动”时间里不跟大家一起打球。
教学大楼有一扇侧门常年紧锁，门外的小平台成了人迹罕至的死角。我把一张椅子搬到那个死角，一下课便跑到那儿看我的参考书。我暂时离别了一年多来朝夕相处的英语，一头栽进李白、杜甫的古代世界。
艰苦奋斗了五十天，我终于把借来的参考书全都看了一遍，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走上考场了。
考场设在合肥市二中，从安大到二中没有公交线路，为了熟悉道路，我提前一天照着地图到二中走了一趟，弄清了步行走到二中需要四十分钟，还摸清了考场里有开水供应等情况。
二日清晨，我带上三个馒头和一个水杯，便出发前往。到了二中，离开考还有半个小时。考生们聚集在教室外等候，交头接耳。我与大家交谈了一会儿，发现考生的身份可谓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有国家机关的干部，有大学里的助教，有中学教师，也有少数的工人、售货员乃至街道居民，还见到一个合肥工大的在校学生，而且也是七七级的。大家的年龄也大小不等，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前年参加高考时我属于年龄大的一群，而在这个人群中我又算是比较年轻的了。
上午考英语，我打开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觉得试题相当容易，便从从容容地答起题来。规定的考试时间是三个小时，我用了两个小时就答完了，不过我耐心地反复检查，等到铃声响了才交卷。
下午考古代汉语。我打开试卷，看到题目的数量很多，但是难度不大，绷紧的心弦一下子松弛下来。我逐题逐题地往下解答，信心越来越强。答到“现代汉语译成古代汉语”一类试题时，我更感到得心应手。有一道题的答案中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一句，可能是由于我当时还不够沉稳，便想卖弄一下自己的学养，在此句后面画蛇添足地加上一个注释：“此为《孟子》原文，按照语法，此句中的‘以’字可以省略。”
当天夜里，我在枕上回忆白天的考试情况。两份试卷都出乎意料的容易，难道这就是考前让大家谈虎色变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我反复地回忆每一道试题，重新推敲每一个答案，思之再三，觉得自己的答案无懈可击。（我进了南大才知道，我的英语得了九十六分，古代汉语则得了九十八分。）看来我的考分肯定不会太低，也许我真的能够考上了？我很快就可以每月领到三十六元的助学金了？不知道接下去的三门课会考得怎么样，南大会不会故意把难的试卷埋伏在后面？
我越想越兴奋，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进入梦乡。我从未尝过失眠的苦头，那夜算是初尝此味。到了半夜，我还神志清醒地躺着。我警告自己，要是不马上入睡，明天就会精神不振，下面两场考试就完了！可是我越想快点入睡，却越是神清气爽。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昏昏入睡。
果然，第二天我萎靡不振地走进考场，两场考试便考得大不如前。
上午的中国文学史试卷出了八道名词解释和四道问答题，名词解释中竟有两个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它们究竟是什么内容。
下午的“唐宋诗歌专业知识”试题难度更大，几道问答题都煞费苦心才算答得差强人意。我留在最后回答的一道题是：“你会写格律诗吗？如果会的话，请写一首或抄一首旧作给我们看看。”我在读高中时就摸过平平仄仄，下乡插队后还试着写过一些律诗。可是那些诗都是随写随忘，此刻哪里记得起什么旧作？
我决定当场写一首七律，来表明我是懂得格律的。可是剩下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中间两联又怎么都凑不好。我急出一头冷汗，勉强凑出一联，交卷的时间却快到了。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把绞尽脑汁凑出来的那一联忍痛割弃，并把七律压缩成一首七绝：
欲向江南负笈还，非因苍翠梦钟山。
区区愿立程门雪，不得华章自汗颜！
交卷之后，我的信心已经一落千丈。我想象白发苍苍的程千帆教授看到我的诗作时，多半会莞尔而笑，便觉得羞愧无比，我的诗中“汗颜”两字倒要成为点睛之笔了！
六月四日上午，我考完政治，走出考场。紧张了两个月的心情顿时松了下来，“谋事在人”的部分已经结束，接下来就留给“成事在天”了。
与我同一个考场的考生中有十多人也是报考南大中文系的，我们的准考证号码前都同样标着“南大中”的字样。不过三天下来，到场的考生一场比一场少，最早失踪的一人只考了一场就杳如黄鹤了。
和我一起坚持到最后的考生还有七八人，大家每天见面，就比较熟悉了。交卷以后，我来不及赶回安大食堂去吃中饭，便照旧坐在二中院子里吃我带来的馒头。多数考生出场后便彼此道别，匆匆离去。只有与我邻座的一个考生走过来和我搭话，他点上一支烟，说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再回去。
这人是前几年从安徽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现在安徽农学院当助教，报考南大的现代汉语专业。他与我拉扯了几句闲话，便神色诡异地问我，有没有到南大去见过指导教授。
我说没有，招生简章上又没说要考生去见导师，我跑去干什么呢？
他左右张望了一下，说：“你这就傻了！事先不和导师联系，怎么可能考得上呢？”
原来他的父母都在南大工作，他本人早已到南大跑过几次。还到导师家里去过，可以说已经与导师很熟悉了。听说我连信也没有给导师写过，他摇头叹息，说：“那就希望不大了！可惜啊，可惜！”他对我安慰了几句，便志得意满地走了。
我目瞪口呆，想不到世间还有这等事！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安大，把听来的情况告诉这王和那王。他俩一听也傻了眼，说他们本来对我信心十足，可是这样一来就难说了。这王还叹息说：“看来老莫在社会上白白混了十多年，对人情世故还是了解得太少啊！”
其他同学知道后也议论纷纷，有人劝我马上写封信给南大的老师，补救一下。
我觉得事已至此，写信也没什么用了，况且我在信中说些什么呢？说我的学业水平如何如何？那根本不用我说，我的试卷已经送往南大，他们难道会不看试卷而听我的自我评价！或者说我应该事先到导师那儿去拜谒，可是因故未成，请求老师的原谅？可是我并不认为我应该那样做，招生简章上又没有明文规定。况且考前跑到老师家去岂不就是走后门，我本人不是一向鄙视那种做法吗？如果导师仅仅因为我没有事先去拜谒就不录取我，那样的老师不要也罢！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恢复了平静。考研的事已经结束了，我没有必要再多想了。古人说破甑勿顾，已经过去的事多想也没用，况且此事的过错并不在我。我已经为考研耽误了不少功课，还是赶紧回到英语学习中去吧。
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许，我正在教室里看书，我班的邮件送来了。我收到一封来自南京大学的挂号信，拆开一看，竟是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我的心中一阵狂喜，但不想惊动正在埋头自习的同学，便收起信件继续看书。到了五点钟，同学们陆续走出教室，我悄悄地叫住孙立群，把录取通知递给她看。我觉得孙立群对我的考研帮助最大，应该让她第一个分享我的喜悦。孙立群接过录取通知看了一遍，高兴地说：“你这个老夫子，还真能沉得住气！”
一小时后，我走进食堂去吃晚饭，同学们纷纷向我祝贺，原来消息已经传遍了全班乃至整个七七级。我的考研终于成功了！（九月中旬我到南大中文系报到，见到了全体新生，其中并没有安徽农学院的那位考生。）
入学后的莫砺锋（右一）与导师程千帆先生（右二）、同学徐有富（左一）、张三夕（左二）同游栖霞山
>摘自《浮生琐忆》，《莫砺锋文集》第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