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之凡：我的导师理查德·拉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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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骆之凡，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于2021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现为加拿大约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研究兴趣：政治社会学、计算社会科学、媒体社会学。曾获美国科学基金会、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学、约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资助。在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Armed Forces & Society，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Global Health Promotion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正文

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导师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是在一个月前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上。说是见，其实不然，因为在今年8月的北美学术界，一切都仍然发生在互联网上。答辩开始前，隔着镜头，我们谈论美加两国的疫情。我说：“或许不用到感恩节，下一波疫情就来了。”

拉克曼皱了皱眉，又舒展开，露出一个笑容——熟悉他的人知道，这是他在反驳别人观点时常有的表情：“在大部分人接种疫苗的地区，疫情不会那么快地蔓延。”

我知道拉克曼有多盼望赶快进入后疫情时期。不久前他还说，希望在夏日结束前，美国边境能完全开放。那时，他们全家就带上护照，买张当天的机票——去哪儿都好，只要对美国护照开放——出国度假。

答辩结束时，三位导师中的两位给了优秀，除了拉克曼。这并不意外。他很早就向我表达了对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作为一种独立方法用于分析历史文本的怀疑。但是2：1，我拿到了优秀。

在发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里，拉克曼提醒我，记得把这个“优秀”添加到简历上。

那封邮件发于他离世前一晚。

  拉克曼其人

拉克曼教授的形象与刻板印象中的成名教授相差甚远。他有非常随意而固定的穿衣风格。短袖格子衬衫，配一条及膝沙滩裤，透过澡堂风拖鞋，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双条纹厚袜子。

作为学生，我们常在背后交流秘诀：如何才能在拉克曼的办公室里坐到10分钟以上？这不是因为他令人生畏。恰恰相反，他内向、拘谨、害羞。他并不健谈，总是带着耐心的笑容等待你抛出问题，再三言两语直击要害地为你解答，带着耐心的笑容等待你的下一个问题。

有学生总结出了让拉克曼滔滔不绝的话题，但今时今日已不足为外人道也。

拉克曼的一天到底有多少小时？这是另一个关于他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题。他仿佛永远都在电子邮箱的另一头。一位教授告诉我，几个月前，他把书稿的一章发给拉克曼评阅。三个小时后，他收到了细致的评论。我们都不知道，每周有多少学生、同事、知名的不知名的学者，把自己的作业、论文、评论、书稿发给他，笃定不日就会收到反馈，仿佛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拉克曼其学

拉克曼教授是如此平易近人，以至于有时并不能把系里走廊上的他和那个知名的历史社会学家联系起来。他的专著《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2003年度的杰出学术著作奖和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2002年度的巴灵顿·摩尔最佳图书奖。拉克曼本人于2005-2006年担任了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主席。在2019-2020年间，他又担任了政治社会学分会主席。

从比较历史到政治社会学分会主席，这多少代表了拉克曼学术旨趣的某种转移。在2007年写给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的一篇自述中，拉克曼谈到了这种转移。

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兴趣追溯到在普林斯顿求学的本科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美国是左派政治节节败退、资本势力在罗斯福新政后首次卷土重来的时期。其时普林斯顿校董事会与反工会的大公司牵连颇多，这与在反越战浪潮下动员起来的左派学生群体产生了冲突。站在美国政治右转的冲突前沿，拉克曼回到了马克思的问题：塑造着当下美国政治格局和经济不平等的现代资本主义来自何处？

在拉克曼看来，马克思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到韦伯。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是拉克曼的回答。通过比较封建晚期英格兰、法国、西班牙、尼德兰和佛罗伦萨的经济关系转型，拉克曼指出，精英集团间的互动与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与否，而非阶级斗争。他的研究基于精英斗争理论认为，无论在封建时代还是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代，内部整合的自为阶级都是带有可疑色彩的简化。

在外部成就上，《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可称为拉克曼学术生涯的巅峰。但这部著作基本脱离于他自普林斯顿时期起对当下美国社会及民主政治未来的关切。如何让自己的历史比较研究返回到今日美国霸权的衰落，是拉克曼在学术生涯后半程试图解决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契机，来自彼时的小布什政府。有趣的是，小布什的反恐战争似乎为不少历史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切入当下社会及讨论的契机。从伊曼纽尔·沃伦斯坦的《美国实力的衰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到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不连贯的帝国（Incoherent Empire）》，再到朱利安·戈（Julian Go）的《帝国的模式（Patterns of Empire）》，带着批判色彩的帝国一词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学的讨论。

拉克曼对这一问题的切入与上述几位学者不同。在由左派出版社Verso出版于2020年的《精英政治和大国衰落（Elite Politics and the Decline of Great Powers）》一书中，拉克曼找到了连接他之前对早期资本主义大国中的精英斗争的历史研究中与当下美国正在经历的衰落之间的落脚点。

拉克曼所谓的衰落，是国家能力的综合性衰落：对内，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基础教育水平停滞，医疗投入巨大而公民健康水平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令人堪忧；对外，美国拥有全球最高的军费、最强大的部队、最先进的武器库，却在战场上接连受挫。种种现象背后，从联邦到州，政府管理私有领域、汲取社会财富的能力和合法性不断受到挑战，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这种综合性衰落，并非源于某个精英的决策失误、帝国内部对帝国事业信心的丧失、世界体系的周期性重构、过高的帝国维系成本、或是外部其他势力的崛起。拉克曼将这一衰落归因于一国之内的精英集团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与结构性转型之间、带有偶然性的互动。以二战后的美国为例，直到70年代前，美国的精英内部存在较高的共识，保证了对累进税制、公共支出、社会保障工程的支持。这种共识建立在经济精英及与其联合的政治势力的分散上：地区与全国、行业之间的分隔保证了精英利益的多样性与相互制衡，由此与国家、工会达成妥协。但一波又一波的公司并购和行业整合打破了之前的平衡。随着地方性小型企业的消失和产业上下游的打通，经济精英在反对国家监管、反对工人组织化（unionization）、反对税收等政策目标上取得共识。这些目标的实现，进一步限制了国家通过税收提供公共服务、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和动员提升工人福利的能力。

在拉克曼看来，美国的衰落难以逆转。重要的是衰落这一结构性变化将如何影响美国国内精英和非精英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平等。换言之，衰落带来的损失将由哪个社会群体承担。回看历史，18世纪荷兰的衰落伴随着精英与非精英群体间不平等的加剧， 19世纪初不列颠虽然失去了霸权、工人工资却得到了一定上涨。这一差别并非来自两国精英的不同。拉克曼认为，工人组织化程度的差异解释了其在霸权衰落时是否被迫承担更大的损失。

那么，同一问题在美国将如何展开？答案并不在书里。

拉克曼在书外的公共写作，更能代表他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从2020年本书出版到离世前，拉克曼仅在左翼媒体雅各宾杂志（Jacobin）上就发表了6篇公共评论文章，内容涉及种族平等、反抗警察暴力、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等。9/11二十周年之际，拉克曼与合作者在雅各宾杂志发表了“9/11给伊拉克人民带去了灾难（9/11 Was a Disaster for the People of Iraq）”一文。文章指出，在9/11发生前几个月，小布什政府已在讨论对伊拉克的入侵。事实上，克林顿时期，国会中的鹰派就持续对白宫施加压力，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替换已不受控制的萨达姆·侯赛因。因此，反恐名义下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中东代理人政治的延续，9/11则为这场谋划已久的入侵提供了舆论与合法性的背书。作为拉克曼生前最后一篇公共评论，文章呼应了《精英政治和大国衰落》的主题：精英集团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将美国的军事、外交导入泥潭。在伊拉克战争中，这种自利行为的代价由伊拉克人民承担。

我在2020年完成了《精英政治和大国衰落》一书的中文翻译。种种外因所限，译稿尚未出版。若有一日此书能在中文世界与读者见面，无论褒贬，都是与逝者余音的共鸣。

    尾声

拉克曼教授走得突然。

噩耗传来在北国九月异常晴朗和暖的周日下午。几小时前，我还在聚会上和人说，“Today is the last summer day”.

不久前他说，希望在夏日结束前，能全家一起出国度假。

那天是夏日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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