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专访 | 精英冲突、资本主义与国家形成 ——访纽约州立大学理查德·拉克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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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云南大学郭台辉教授将于商务印书馆再版的新书《历史社会学的技艺》第七章“精英冲突、资本主义与国家形成”，访谈对象为世界著名政治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理查德·拉克曼。正式版内容将于新书中公布，本文为作者初稿。本文得到了原创作者授权，由政治学评介公众号独家刊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近日，理查德·拉克曼教授不幸离世，为让更多学界同行了解到拉克曼的学术思想，特推荐此文。

正文

（为方便编辑，访谈中“郭”代表郭台辉教授，“拉克曼”代表理查德·拉克曼教授。）

一、背 景

郭：在对您正式访谈之前我想先引入一个有趣的话题。在学术界我们可以经常遇到两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其一，有些学者著作等身，誉满全球，在某个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可能长期身处一个名气很一般的大学或者研究所。换言之，是个人名气与大学名气严重不对称。沃勒斯坦在这方面是非常典型的。其二，有些大学在世界的综合水平和知名度非常普通，但它的某个或者少数几个专业却在学术界享有盛名，或者某个系的师资力量和科研实力在学术界得到同仁的一致认可。而您早年分别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接受了严格的历史社会学训练，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7年，在1990年之后就来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UNY-Albany），至今有二十多年了。我认为，由于您在美国的社会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却在一个很普通的公立大学任教；同时，您现在担任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而您所在系的名气又远远高于您所在大学的名气。您对上述这两种现象应该很有感触吧？这种状况对您的研究有何帮助和不足？

拉克曼：你一开始就问到最令我难受的事情，不过也没关系，我已经很释然了。我认为这种状况没有什么积极方面的帮助，差不多全都是不足。唯一的好处是，在一个差大学中的强系，我们可以获得比其他系更多的校内资源。当然，最大的不足是，我们招收不到优秀的学生，这里的本科生相当糟糕。我们都要任教本科生的课程，每年上的四门课中就有三门是本科课程。对于绝大多数老师来说，教这种课程都不是很好的经历。我们感觉到，对所教学的某个领域了解很多，或许能开设非常有趣的课程，但总体而言，给本科生授课就是浪费时间。研究生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属于一个系，而不是大学。任何一个申请研究生的人都要理解如何做研究，都要关注我们系的学术成就与师资力量。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对他们来说更不重要。对于想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更可能选择在一个名声一般的大学但却是一个科研实力强的系，而不是在一个大学知名度高但却是一个总体水平比较差的系。所以，随着我们的社会学系在学术界的声誉越来越好，我们也就能够吸收到越来越优秀的研究生。

    但是，过去30年里美国出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公立大学的资源越来越少。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公立大学的教授实际上比私立大学的教授有着更高的收入。比如，一般来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的平均工资高于哈佛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甚至我这个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教授的收入也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的更高。现在美国各州都消减财政开支，而私立大学却有能力筹集到越来越多的钱发工资。这真正成为两套教育体制，所以，我的系就与美国绝大多数公立大学的系一样，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发展科研，没法引进合适的学术人才。比如，我们没有能力承担许多研讨会和讲演的费用，即使我们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系。我们有很多申请博士研究项目的学生，但我们能提供给他们的财政支持却远比在私立大学提供的少得多。可以理解的是，许多学生愿意到一个科研条件更不好的私立大学，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经费。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我所做的研究并不需要很多日常的工作人员，也不用很昂贵的仪器设备，只要一张用于写作的办公桌，一个收藏书籍和期刊的图书馆，一间让我能够坐下来的办公室。所以，除了教学之外，奥尔巴尼分校不断消减财政预算对我也没有多大影响。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不需要很多资源就可以展开工作，但我那些做定量研究的同事就需要研究团队，他们不得不到外面去拿项目和经费才能做研究，因为他们没法指望自己单位提供任何经费支持。

      当然，我与其他大学的许多社会学家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我不是第一次说这种话。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有在两个系工作，一个是身体所在的系，那就是我现在任教的奥尔巴尼分校；显然，这个系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我做的这种工作，因为我有第二个系，同事遍布全世界，与我关注同样的问题。我们彼此交换观点和研究成果，这才是我在心理上真正归属的系，就像我在奥尔巴尼的同事一样都有他们自己知识领域的系。在我们的学术生涯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有着与我们同样的兴趣，因此我们在心理归属上的那个系变得越来越大。虽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从来不会超过几十个人，但身体所归属的那个系就必然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当我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些同学与我有同样的兴趣，后来我去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一段时间，现在就在这里了。但我逐渐认识到，对于大多数与我同样兴趣的人来说，他们会关注我写的东西并且与我保留各种联系，或者在美国社会学年会或者其他学术会议期间主动来认识我。再比如你这次来找我一样，以后，我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知识上和私人关系上可以一起分享成果与快乐。

郭：您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这些知名学府都有一段时间不短的经历，而且这些大学的社会学系都各有特色，您能否谈谈它们各自在哪些方面影响到您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呢？

拉克曼：哈佛大学对我有着强有力的决定性影响，主要表现为老师对我的学术生涯的影响。我可能没有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那么聪明，没有真正学到我博士导师哈里森.怀特最有名的社会网络分析，无法做出很漂亮的数理模型，因此我的研究也无法引起商务管理与企业家的兴趣，没有多少经济价值。但是，他对于社会结构和网络分析的思维方式深深影响着我。我博士论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是精英？他们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来源于他的启迪。哈佛大学另外两位影响我的人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西达.斯考切波和从事历史研究的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他们不仅仅是直接在知识上影响我，而且是很好的导师。他们仔细审阅我的论文，而且以最好的态度指导我思考问题。他们不是极力要我帮他们做事情，而是极力帮我做我自己的研究。换言之，他们帮我完成我自己想实现的诉求。

我也应该提到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本科生时，我的导师以及他们做研究的态度对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种榜样的力量。普林斯顿大学无论是那时候还是现在，都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在美国是很少见的一个社会学系，不仅非常重视比较历史分析，而且有意识打通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界限。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我应该做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地方。1970年代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知识传统是现代化理论，这显然不是我现在所做的研究。即使如此，那时候我也可以问一些宏大的历史社会学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如今有很多人做的社会学依然是倾向于比较历史研究。  

我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就去了威斯康辛大学做助教。但那里几乎还没有发展历史社会学这个领域，也没有这方面的学术传统和氛围，他们也的确不太喜欢历史社会学。所以，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系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我在威斯康辛的经历的确是最丰富的，最难忘的。我在那里度过七年时间，遇上了几位非常优秀的研究生，尤其是朱利安.亚当斯（Julia Adams）和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这是我在威斯康辛大学工作与生活时所获得的主要成果。但我更喜欢到纽约市来度假。所以，如果再给我换一个新的工作，我还要考虑是否距离纽约比较近，否则我早就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去了，那里有很好的比较历史研究传统，在学术界的声誉也非常不错。

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您与彼得.比尔曼在哈佛大学都是师从哈里森.怀特教授，分别是在1983和1985年获得博士学位，应该是嫡系的师兄弟关系。但你们在博士论文的选题方面非常相似，都是做现代早期的英格兰贵族阶层，而哈里森.怀特教授却鲜有这方面的杰出成果，不是这个历史领域的专家。我想知道，博士论文选题应该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那时候你们在做选题时是出于何种考虑的？你们导师又是如何会同意让先后两个学生都做如此相似的选题？有何特别的意图吗？

拉克曼：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哈里森.怀特是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和我的主要导师。一方面，我们非常相似，因为我们俩的博士论文都关注16.17世纪的英格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关注同样的问题。比尔曼的第一本书也是源于博士论文，对我后来的研究也很有启发，但他充分利用我对英格兰社会结构而构建的各种图表。所以我们俩是相互影响的。至于为什么我们选择相同的历史阶段，主要是因为，众所周知，英格兰的近代是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关键地区与关键时期。

    我一开始的兴趣是在于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因此，我们需要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地方。在那个方面，我们可以排除类似于世界体系或者从其他国家借用过来的其他因素，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是英格兰本身的议题。对于比尔曼而言，我认为他当时对此并没有产生实质上的兴趣，追随怀特先生的原因主要是被他的数理建模吸引住了，并且他想知道如何用模式来解释社会结构。哈里森.怀特对英格兰有着独特的兴趣, 尤其是被劳伦斯.斯通（Laurence Stone）的研究吸引住了，他的主要历史著作之一是《贵族的危机》。哈里森.怀特也想要让学生对此做模型研究，虽然他自己没有兴趣和精力亲自做专题研究。因此，比尔曼所做的工作非常独特，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又非常有争议，因为他的资料文献主要是二手的，他的贡献是构建了一个漂亮的社会网络解释模型，把社会网络分析与历史研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了。他与哈里森.怀特的另一个联系是，他第一本书是考察美国政府各部长的职业生涯,这是他发展网络分析的标志。而比尔曼在博士论文所做的是考察英格兰那个时期的官员与商人关系。这就是我与他的共性与差异，两人所做的研究以及之间的交流都对彼此都有很大的帮助。

郭：沃勒斯坦表明，他所做的研究属于“历史社会科学”，查尔斯.蒂利也反对“历史社会学”这个术语，认为所有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的。您如何理解1970年代的历史社会学在美国是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而兴盛起来呢？

拉克曼：在美国，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在制度上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早期。首先，这个分会真的是有关社会学思想的历史。经营这个分会的人都是韦伯学者。所有分会以前讨论的问题是韦伯为何写有关印度的论著，我们是否能吸收他关于印度与中国方面的观点，而现在都是把新教伦理视为一种逻辑连贯的理论。那么，1970年代开始的恰恰是这些伟大的比较历史理论家，比如巴林顿.摩尔。许多学者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域，他们提出了非常基本的问题，而另外一些书也真正激励了历史社会学家们。当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们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和蒂利的第一本著作《旺代》（Vendée）所启迪，而且，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学生引领着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很大程度上，这个群体处于非常高的支配地位，因为他们所提出的都是宏观历史变迁的大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学者也提出更为具体的、更集中的问题，他们把自己视为做更为定性的历史研究，或者用历史案例以及更多的视角关注当代问题。1970年代开始发展的另一个分支是社会科学历史协会，吸引人们不仅仅来自社会学，而且还来自历史、人类学和政治学，这对比较历史社会学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很多人都同时参与到那个组织中。因此，沃勒斯坦与查尔斯.蒂利的说法都是很正确的。

郭：经典的历史社会学家区别于年轻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主要表现在比较的范围方面。经典的社会学家能够在最广泛意义上处理比较分析，而当代的历史社会学看起来似乎成为一门仅仅关注一两个社会的学科，您对此有何看法？

理查德·拉克曼与郭台辉

（本文作者提供图片）

拉克曼：区别之一是美国化与当代化。换言之，更晚近的社会学家想处理更晚近的历史，而且主要是关注美国本土。在最近十年加入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的许多人主要是考察美国问题，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许多人关注的是相当晚近的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代。当然，还要很多其他人也关注一些更早的主题，但是，如果你回顾过去20年，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各种方式关注与现代世界的发展相关的主题。当然，现在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适应这个来自于马克思、韦伯以来的漫长学术传统，也没有意识到承接这个传统的巴林顿.摩尔、蒂利与沃勒斯坦。显然，与80年代之前的老一代历史社会学家相比较起来，90年代之后兴起的年轻一代新锐似乎就显得更没有学术底蕴，没有全球意识，无论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都显然是蜕化的，也可以视为历史社会学本身的危机。这前面提到的美国社会与社会学存在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见证者和亲身参与者在教学与研究时要警惕的问题。

郭：您认为历史社会学如何看待9.11事件?

拉克曼：在最近的这几年里有一些人是研究帝国，他们一部分人回答的问题是：美国是一个帝国吗？美帝国与其他帝国相比较而言有何差异？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源于衰落议题。也就是说，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吗？如何比较此前各帝国的兴衰特性？但这仍然是美国比较历史社会学领域中相当小的一部分。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内，提出这些问题的只有几个分会是比较历史社会学。当然，世界体系是最为重要的标志，他们关注的所有时间变迁路径就是其核心问题。

   二、理论与方法

郭：与欧洲社会学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社会学似乎更为专业化或者甚至碎片化。比如，美国社会学会有50多个分会。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学这种高度分化的特点？

拉克曼：这里可以有很多解释。其中之一是，这是美国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方式，应该允许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应该有很多选择。美国人了解观念议题就像购买商品一样。你去商场，你想要有五十种不同类型的粮食。如果你想要研究社会学，我有一个观点，你有另一个观点，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分会。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这意味着，这个领域内部的主题相当不连贯，很少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对于这个领域应该研究什么内容都没有共识。这产生的一个问题在于，正在想进入社会学的学生没法对某个主题有着深刻印象。一些聪明的人真正想进入社会学，另一些人喜欢社会学但决定不研究它，因为这个领域似乎内部缺乏连贯性，不是一个严谨的学科。美国社会学家所研究的许多成果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意思。至少可以表明这一点的是，美国社会学会的年会每年都要列出几百篇论文。如果你自己看这些论文，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所有主题的论文彼此之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任何关联。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有关美国社会自身的。我对美国社会学的一个最大关注是，绝大多数都是解决美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当他们发展理论时，许多理论只能在美国背景下才能理解。你无法普遍性运用他们关于人口、犯罪或政治等方面的理论，无法用来研究法国、中国或印度。所以，在构建理论方面，他们并没有获得很多推进，对学术史来说以及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都没有什么贡献，这是致力于成就一番学术事业的学者应该警惕的问题。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解释。对于在美国做比较分析的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美国学术界的一个优势是，我们更加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优秀学者可以在美国获得最大程度的学术自由，他们非常具有创造力，对其母国的文化传统与语言有着深厚的了解，来到美国之后可以在直觉与思考上产生出强有力的对照，这是做比较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因此，二战以来美国学术界之所以可以得出许多具有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移民的学者。同样，受到他们的启发与教育，我们也就有着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不仅如此，从历史上来说，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相当一部分优秀成果是作为一种反种族主义的力量而创造出来的。社会学这个学科一部分是主张反对科学上的种族主义和研究上的歧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焦点，但却产生两种后果。其一，美国社会学仅仅聚焦于美国，现在有很多学者所提出的问题类似于美国的种族主义如何不同于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种族主义；其二，美国社会学给人们产生的一种感觉是，包容所有观点，并且把所有研究领域都等而视之。美国的许多社会学家进入到这个反种族主义领域，挑战歧视和不平等，然后让他们告诉学生和同事，所有的关注都是有意义的。换言之，你可以研究对你自己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小问题，而且与研究资本主义的问题或其它一些大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很少人会告诉自己的学生：你要研究的主题是细枝末节的，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理论结论，所以应该选择另一个主题。显然，这与美国这个强调民主平等的社会体制以及个性化与原子化的社会风气是一致的。

郭：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社会学缺乏理论上一致的分析框架呢？您认为这种不一致和碎片化是一个优点还是缺点呢？

拉克曼：如果你有一个可以研究很多主题的领域，你就很难发展一个前后连贯的理论。另一方面，不但是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大多数社会学理论都是关注几个争论，比如马克斯.韦伯对了还是错了，他在哪些方面是对的，或者有关韦伯与涂尔干的几个相似问题。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学充满朝气，而社会学家有着高度共识。即使在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高度一致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依然在走向衰落，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研究韦伯。比如，即使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每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本书都以“这是马克思……”开篇，但实际上你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从事现代化理论。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是内在一致的。部分是因为这在全世界都是社会学的一个难题，但我认为在美国的确显得更糟糕，因为美国社会学有着千差万别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家们正在研究各种迥异的主题。比如，有些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是年轻人为何以及在什么时候犯罪，但有的年轻人不会犯错，所以，他们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根本没有兴趣，因为所从事的研究根本不需要马克思和韦伯。他们需要一些非常具体的数据和现象，这样就导致理论更为混乱。

     当新的研究生或本科生入学之后，他们就得上导论课，老师不得不给他们的一种感觉是，这个领域在关注哪些前沿问题。我们不得不教一个一个不连贯的知识点，而没有一种很清晰的理论。结果如何呢？这显然就意味着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进步，人们所确立的理论核心没有一致的基础，而且，教师自己对学术界正在的研究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把握，也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你对正在关注的问题投入大量的工作，但有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显然，也有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有人们在尝试不同的社会问题与现象，这是不错的，但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而且，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是没有多大社会政治意义的，不值得投入毕生的精力。

郭：宏观历史社会学家如何不同于没有理论模型的历史学家，如何区别于区域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比较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

拉克曼：美国的区域研究有着很长的历史传统，首先是从冷战发展起来的。美国政府花费很多钱鼓励学者成为专门研究世界各地的专家，但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专家，正如越南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与得出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他们给出的决策与战略并没有满足美国政府的利益。当他们有些人的确想做点事情时，美国政府反而没有官员愿意听他们的声音。有些专家警告并反对越南战争，但政府官员却罔若置闻。同样，在中东问题上，真正了解中东的专家却得不到重视，而政策必然是与事实相距甚远。想研究这些区域的社会学家们首先是要学习其语言，而美国人在学习其他文化的语言方面是相当糟糕的。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学习更多的语言，所以，如果你精通了一门外语，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有些人所学习到的语言在美国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他们做的研究往往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包括查阅档案文献资料，访谈当地人。不久，他们就成为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的专家，随着他们越来越深关注这个区域，就可能越来越不关注更大的比较研究和超区域问题。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如果你越来越关注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就可能越来越难以深入某个区域隐性但稳定的文化、语言与历史层面，而是仅仅重视显性但易变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这个矛盾对于历史社会学家来说是很难解决的。

对于现代化理论来说的一个利好方面是，由于它是一个逻辑连贯的理论，就有一些人关注这些宏大的研究项目，他们会说“让我们比较几个国家看看”。比如，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就发现，那些研究类似于日本与俄国现代化的著作，一般是让一个人了解俄国的人研究俄国的教育，让另一个了解日本的的研究日本教育，各自写一章，而第三个人就可能分别找两个专家，或一起讨论，并且在二者的基础上再写一章关于日本与俄国教育比较的内容。这样就可能产生一个社会学家撰写一个总结性的内容，考察两国相似和相异之处。但是，现代化理论一旦被抛弃，随之而来的就不是那么体系性，也难以把那些区域专家结合起来从事一个共同的项目。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学家是世界体系分析，但他们并不是关注某个或几个区域，而是整个世界体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关注某个特定的国家。也有一些做世界体系分析的人的确知道特定社会的当代特性，他们也的确关注个案研究。但是，他们的目标不是成为该区域的专家，通常也不做几个区域的比较研究。相反，他们试图证明一切都非常符合沃勒斯坦的理论。总而言之，无论是比较历史分析还是区域研究，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和共同的难题，但他们各自都有一套理由，说服自己继续做下去，并让读者相信他们的观点。

郭：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一个比较分析的专题访谈中说过，语言的丰富与精准是做一流比较与历史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他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是他最后一本在不知道所研究国家的语言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是，与摩尔一样，您的研究也主要依赖于英语文献。所以，在您看来，语言在比较历史分析中起到什么作用?

拉克曼：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正在关注的问题。如果你很重视语言，你就可以做大量的考古与档案研究。最好的是你是否可以把详细的档案与历史文献与比较和理论构建联系起来。哥伦比亚大学大学的凯伦.巴基（Karen Bakey）是一个好榜样。她在土耳其长大，第一本著作是关于奥斯曼帝国晚期，语言的重要性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她不仅阅读土耳其历史学家的大量资料，而且在晚近许多有关帝国研究的著述中还比较其他帝国的案例，虽然她并不谙熟其他的语言。她发展的其他案例都与她非常熟悉的土耳其这个案例关联起来。再比如，威维克.琪贝（Vivek Chibber）研究印度时做了很多档案工作，然后与韩国做一个比较研究，虽然他对后者的语言并不知晓，仅仅依赖二手资料。这表明，虽然你不了解语言，也没有去该地做研究，但却可以表达一些很有意义和很有新意的东西。凯伦.巴基并不了解俄语，但她思考一些俄国的历史案例，并探讨一些对土耳其有重要作用的东西。如果你想关注理论研究，那就要关注许多案例，但又不可能知道所有语言。我们在比较社会学领域可能最好学习的是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他的著作《 封建制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只是关注法国大革命，但他却还学习俄语，因为诸多研究法国大革命中大众崛起的好著作都是苏联历史学家完成的。为了做好一个国家的研究，他还要学习英语、法语和俄语。我们美国人很幸运的一个方面是，英语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如果我懂得德语，我也不可能很快就与德国人打交道，只要用英语交流就行。

除了语言之外，更基本的问题是来源：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我使用的文献大多数不是一手资料，虽然有些数据我也会查阅原始资料，但我的研究基本上是二手资料。我一直要面临的问题是“你是如何知道这个数据是精确的呢？”而我给出的答案是，我所能做到的是，大量阅读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尽量理解他们的争论并找出他们意见相左之处，然后我再从一个视角来思考，并说“这个观点是对的”并指出其原由。有时候，我所能共享的东西是，指出史学家之间争论是如何进行的，争论双方错过的真正的问题，或者他们的分歧对于我想要回答的问题无关痛痒。因为我是想与其他案例作比较，我能发现史学家陷入泥潭的地方，而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其间细微差异之处，但我非常希望我的研究有利于推动史学家们的研究。

三、小结 

郭：您能否总结一下您对历史社会学的主要贡献？您目前正在承担什么研究项目？

拉克曼：我有两个贡献。一是精英冲突理论，我认为这对于分析所有历史案例是非常有帮助的。另一个是我撰写的《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这可以解决资本主义起源解释中的一些问题，这不是一些总结性的观点，但提出了一些正在讨论的争论，我希望这是一本可以不断被阅读的书，在未来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方面可以被引用的。

     我现在主要研究的是霸权的衰落，正在写的一本书是，解释美国为何正在丧失全球霸权以及比较此前的不列颠霸权与荷兰霸权，也考察法国与西班牙作为两个在欧洲具有地缘政治支配优势的国家但从未获得经济霸权。对于不列颠，我要把分析带入到19世纪后期，这比我刚出版的那本书关注的时间段更晚些。美国是我研究的全新领域。这一部分与一个研究项目有关，但其本身现在成为一个项目的全部。虽然我生活在这里，每天都接触新闻，也知道很多有关美国研究的知识，但现在我必须做一个原创性的研究，充分理解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表现。这个课题目前集中在军事方面，旨在解释美国在近二十多年来为何没能赢得任何战争。我的部分回答可以分为制度与观念两个角度。

     我发现，目前美国政府设计的武器装备体制是用来对付苏联，而这个冷战时期的对手已经消失了25年之久，但他们仍然把大量军费投入到没有任何效率的武器研发、生产、消费方面。之所以维持这种武器装备体制，是因为诸多私人公司从中可以长期合法地牟取暴利，还可以让部队军官维持一种很高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投入大量费对待那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武器。但改革这种冷战时期的武器装备体制，削弱或取消武器发明、制造、销售和消费的财政支持，必然遭到大财团的阻拦。况且，军事精英的地位可能因此下降，政治精英再也无法掌控他们了，经济精英也不为其竞选提供任何支持。这样，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军事精英就处于相互利用和彼此依赖的状态中。这是导致美国军事走向衰败的结构性因素。但是，研究美国军事衰退还有一个角度。对于战争导致美国士兵的伤亡事件，士兵家属越来越不可容忍，容忍度在历史上出现大幅度下滑。越南战争时期导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亡，产生很多抵制战争的对立面，人们会说：“伤亡太多了”。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牺牲2000士兵，公共舆论就会说：“够了，不能再这样了”。这是美国对外军事霸权走向衰败的社会舆论压力因素。显然，一个国家被限制在自己发动的战争中，无论它采取什么方式都要把伤亡限制在一两千人的概率以内。这就是一个导致美国军事 霸权衰落的原因。所以，我要尽力解释的是，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转变的社会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人们跟过去相比较有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战争死亡问题。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列出每一次阵亡的士兵姓名，有文章讨论他们悲痛欲绝的亲属、伤残士兵的痛苦生活及其心理疾病问题。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我就会说：“我在越南战争期间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要我的学生查阅美国报纸有关越南战争的相关报道，发现所报道的内容与方式相当不同。头条文章可能是这样的：他们描述战场时也只是提到六个美国人被杀。在《纽约时报》中，他们只给出有纽约籍士兵的阵亡人数；在《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也只报道芝加哥籍士兵的阵亡人数，甚至不会提到其他地方的阵亡士兵的名字。所以有着很大的变化。现在，美国人关注伊拉克战争中每一个阵亡的美国士兵，即使不是现役军人也一样。大多数人都不担心是否被杀害，而是关心他们所了解到的士兵被害的详细过程与惨烈场面。

     现在我还有一个学生正在研究美国国会荣誉勋章的授予，这是最高的军事荣誉。网上列出了从革命战争时期到当前的所有授予方式与对象，我们发现，在越南战争期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此之前，对于越南战争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勋章都颁发给英勇杀敌的士兵与军官，一个典型的事例说明：这个士兵受伤之后还可以继续英勇奋战而且打死50名日本人，或者在越南战争初期，某个士兵冒着生命危险突出重重包围打死30名越南人。到了越南战争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颁发勋章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士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某个士兵之所以授予荣誉是因为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名受伤的战友拖回到安全地带。（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文章来源：节选自郭台辉教授即将于商务印书馆再版的新书《历史社会学的技艺》，本文为初稿，内容经作者审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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