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酒神与革命：南阳迷笛事件的双面幻觉文》

南阳迷笛音乐节，乐迷的行李被河南农民洗劫一空的事引发了众多争议。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这件事不难让我们想起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当时由于林木变为私有，农民们平时捡拾树枝来做燃料生活的行为就被变成了盗窃，法律便要出台这样一个法案惩治他们。马克思指出，人们之所以去捡拾林木，乃是被生活所迫去这样做，而如今法律还要对这样的贫苦人民加以惩罚，看似表面上执行了一种朴素的惩治偷盗的正义，但实际上却是为那些把公共森林划为私有的强权势力而撑腰，不仅没能实现真正的正义，还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本就不公平的现实情况。

由此观之今天迷笛音乐节的事件，我们并不应该指责河南农民的偷盗行为。尽管相较于林木盗窃法案，这些农民可能并没有受生活所迫去捡拾物品，但是由音乐节的高昂票价和其光怪陆离的包装而生产出的摇滚景观无疑是全方位，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完全碾压了农民的存在。就像我们会去狗窝里找我们需要的东西吗？农民成群结队的前去音乐节现场捡拾，其实就已经暗喻着这两种群体及其生产关系的互相指认，农民被指认为前现代的落后的，而音乐节和乐迷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

而从这种全方位的落差中，我们可以从生产的视角看出这种落差实质上是——生产出这种摇滚景观的具体的艺术知识上的再生产和传递关系以及使乐迷在这里能够支付高昂票价，主办方能够组织起这场音乐节的属剩余价值投机（不平等）分配的生产关系在生产结构中的相对主导地位——同——前现代的农民在生产结构中的边缘化地位的矛盾，本质上是一强一弱这样两种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它与林木盗窃法案的逻辑是一致的。

在农业的剪刀差中提供了大量用以投机分配的剩余价值或使可投机分配的剩余价值更多的农民，实质上支撑了种种现代景观包括这种摇滚景观的存续。因此这些农民的“偷盗”行为甚至说不上是偷盗，而是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而对于农民，这样一群对青年人的网络政治参与都会感到极端和危险，能被十几个警察就镇住的前现代的温顺群体，他们显然不可能在主观上具有完全明白自己要去盗窃并仍前去的意志，这一明显标志着犯罪的意志。他们是确确实实的把自己的行为当成了捡拾。或许中产阶级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离开就等于对财物的放弃。

“这不是俺偷嘞，这是俺捡嘞，俺寻思莫人要嘞”所折射出的是属于农民这样一个在生产结构中被边缘化的群体的集体认知。如果你穷困潦倒只有五块钱，你一定会小心保护这仅剩的财物，生怕它被人抢了去。因此在节衣缩食生活条件不甚良好的农民群体看来，远离自己的财物和物品不加以看管就像是将要饿死之人主动放弃了一碗热粥一样荒唐。中产阶级们心照不宣的对文明、谦逊的幻觉共识就这样被他们从不在意的农民以最现实的阶级落差所击碎。

所以对于温顺的农民群体而言，这种组团的捡拾实际上是一种意外的勇气的锻炼。它破坏了现代社会所一贯喜于标榜的稳定，以及对现代景观的审美体验感受，诸如岁月静好、小确幸等一概与现实拉开距离而以取景框栅格体验运动的世界的意识形态幻觉。

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就在这样的事件中隐秘的降临，这场意外为我们揭示了这个运动着的残酷的世界的排泄场在何处，垃圾和问题会堆积到哪里去。所谓酒神精神，就是以绝望的姿态认清残酷的现实，它最终会成为人严肃的行动起来的最终极的内核力量，即行动不是基于某种信仰或自以为的幻觉，不是因为我定将纵横捭阖引领革命或某种革命的弥赛亚必将降临，大的注定要来或加速主义等而成为左翼，而是建立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最绝望的现实中，即我们本身在痛苦，在切身的浸泡在痛苦和绝望中，所以我们成为左翼。

农民打破了中产阶层赖以生存和自我安慰的现代幻觉，革命的左翼力量应当从这样的事件中警醒过来，发掘出这种酒神精神，而不是跟着乐子随意的以一种“河南人洗不白了，实锤了”或者玩河南梗这样的态度再次把打碎幻觉的力量例外化而维护了幻觉。

因此以左翼的视角来看，我们要支持农民去偷，支持他们去大偷特偷。今天可以偷音乐节，明天就可以偷更多，它可以使这片土地上历来受压迫最重的人民在现代这种靶子都无从找起的革命荒芜无始无终之时代中锻炼出来。

但是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这些参加音乐节被偷盗的中产阶层乐迷们甚至可能有咬紧牙关凑钱来的乐迷们大加指责，不允许他们抱怨吗？显然，相对于把这些乐迷宰个盆满钵满的主办方来说，乐迷在这里成为了“农民”，而主办方成为了“乐迷”。乐迷或许能碾压农民，但他们能碾压掌握了各种资源的资产阶级吗？显然，如果一个亿万富翁丢失了几百块钱，他一定不会在意。因此乐迷对自己被盗窃的抱怨虽然可以说有现代意识形态幻觉的成分，但最终使他们无法忍受而抱怨的，显然是这些各种物品等同的经济价值对于乐迷们来说仍然是不菲的数目。

正如他们面对被偷盗的孱弱一样，他们与主办方等资产阶级相比，则处于了与农民相似的地位。因此实际上农民们偷的还不够好，这本质上只是对办公室无产阶级的洗劫，如果多偷主办方的东西，那是更好的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和稀泥去辩证看待或批评农民们做的不对不好。

一次鼓励和肯定不一定能让无产阶级行动的胆量和魄力挥展出来，但多一次否定和挑刺一定只会让无产阶级们更畏首畏尾，不敢行动。为了最宝贵最重要的勇气，以左翼身份自居的我们就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在策略上支持这次事件的农民，至于农民偷的还不够好，不够有“政治自觉”这种事，至少农民在这种行动中锻炼了胆识，一定程度上可以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种问题也是一个可以慢慢解决的内部问题。

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对乐迷态度的问题，由于乐迷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所以对他们的抱怨我们不应该加以指责，正如英美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应对本国资产阶级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负责一样。对乐迷们的指责无异于强迫性的要求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对系统的、结构的不公平与不道德承担伦理责任，这无疑是法西斯的，因此同样的也不能说“你怎么不试试被偷呢”，这同样是把系统加诸于个人身上的逻辑，要求个人做到他所不必做的最好来搪塞他人。

我们亦不能假定摇滚乐迷就必定是左翼身份的某种自觉承担和政治自觉表现，也就更不能以此以政治上自觉严肃的左翼身份所要求的对革命的责任去约束可能只是普通群众的乐迷们。

因此这次事件中更使我们应认清的另一重隐秘幻觉就是，当铺天盖地的支持农民而攻击乐迷的论调兴起时，这之中是否夹杂着一种把农民捡拾行为对乐迷的冲击作为左翼运动及其安那其分支力量的污蔑和嘲讽？即所谓的叛逆或反抗到头来不还是需要秩序的这样一种法西斯情绪被发泄出来，这本质是对左翼及其政治现实力量高估甚至是蔑视的、同样把——现代系统结构对左翼力量的扼杀剿灭而使左翼力量微弱——视为左翼自身的伦理问题而加以指责和嘲讽——“你要这么做怎么没做到最好”之法西斯式幻觉的，对左翼进行着冲击的力量。

我们在支持农民的行动时也应当警惕这样的情绪倾泻，与之合流可能只会给左翼力量带来更大的损害而无益于无产阶级的运动和力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