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胡建淼：洞穴奇案——史上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

胡建淼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法治咖啡屋”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2年5月30日。

20世纪法理学大咖朗·富勒（LonL.Fuller1902-1978）于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虚构了一个“洞穴奇案”，作为一个用以讨论法律与道德、正义与情理关系的法哲学命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并被后来的人们称作为“史上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

这一虚构的案情并不复杂：五名洞穴探险人员因山体塌方被困洞穴多日，最终食材耗尽，濒临死亡。这时，威特摩尔提议，以抽签方式选出一名牺牲者，其余四人以吃他的血肉以求生存。大家同意这一提议。但在进行抽签时，威特摩尔又撤回提议并拒绝抽签。但其他四人坚持抽签，恰恰选中了这位出尔反尔的他。最终，威特摩尔成为“牺牲品”，其余四人坚持到被人发现和获救。走出洞穴后，四位幸存者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谋杀罪而被起诉。

我理解，人们之所以称该“虚构案”“伟大”，不是因为所虚构的“案情”本身离奇（我恰恰认为案情过于简单），而在于它会将人们的讨论引入“两难”的选择困境，如同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Foot）于1967年所设计的“电车难题”一样。不仅没有法律知识的人们，就连专业法官们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难怪作者朗·富勒还同步虚构了最高法院5位大法官对此案的不同判决。

无论人们如何讨论和选择，最后阵营只有两类：赞成者与反对者。

赞成者认为，这是不得已的选择。虽然这样做有点残酷，但是五人饿死会比牺牲一个残酷得多。

反对者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平等的，不能以人的地位高低和人数的多少来区分对错，否则就会滑向功利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我会坚定地站在反对派的阵营之中，非常赞同反对者的观点和立场。我在《以法治思维谈“电车难题”》（法治咖啡屋-法治妙笔第231期）一文中明确表态：反对以“一换五”，因为紧急避险不适用对生命的选择。但我在本案中，又似乎认为如果真的到达别无选择的境地，不牺牲一人必然导致五人的死亡，在他们五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以抽签方式选定牺牲者，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人类经过几千年的立法，还是忽视了一种比“紧急状态”还要严重的“特殊状态”以及对这一“特殊状态”的“立法”。我们暂且叫它为“绝望状态”。当人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法律应当允许绝望者个人或绝望者全体，出于自己或全体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自己处置自己的生命。这种处置行为可以得到法律的豁免。安乐死其实就是其中的一种法律形态。这一法律形态的适用，应当严格、绝对地被限制在下列条件之中：

1.绝望境地。指事情已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而且这是唯一的选择，这一选择已不可等待。如在安乐死中，安乐死者已不可能存活，而且他的死已远比痛苦活着幸福。在上述“洞穴奇案”中，必须是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而且以“一换五”是唯一的选择并且到了不能再等待的时候。

2.全体真实同意。在一人状态下，是否可以放弃生命完全由他个人自己决定。在多人状态下，必须由这一状态中的所有成员决定。它只适用“全体决定制”，而不是“多数决定制”。只要有一人反对，决定便无效。还有，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必须是真实的，不是被胁迫的。

3.局内人自我处置。这是局内人处置自己生命的方式，不得由局外人处置局内人，也不得由局内人处置局外人的生命。在上述“洞穴奇案”中，“洞穴”内的五人全体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决定牺牲哪一位，但“洞穴”外的人们讨论研究应当牺牲哪一位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期待着法律作以上的补充立法。

对照上述拟制的法律，“洞穴奇案”的结果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虽然它们是由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决定牺牲人选，但没有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意，再说，当时显然还没有到达不可等待的时候。因为他们还有体力组织抽签，并且根据四人的抽签去杀死一个未抽签的人，说明他们还有一定的体力等待，说不定第二天就被人发现并获救。

对照上述拟制的法律规则，我们同样有理由反对“电车难题”中的任何选择，同样也支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德国《航空安全保障法》无效（见法治咖啡屋-法治妙笔第233期），因为它们都是由局外人来决定局内人的生命取舍，违反了“局内人自我处置”的原则。

编辑：王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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