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人人都有“五险一金”？
上个月，人社部等8部门出了一个意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的亮点是要求企业依法合规用工，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体而言就是劳动派遣、外包等就业，企业要承担用工责任，还说要进行试点等等。
这件事的最直接起因是去年9月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小镇可以非常直白地说，这篇文章以某种形式被顶层看到了，触动极大。
今年一些政策是否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小镇没法准确描述，但一定是有影响的。这就是舆论、民众对政策的影响，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点击，都有可能推动一些事的变化，但前提是方向正确。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今天就不谈了。
仅仅今年，我们就看到北京负责劳动保障的副处长去体验外卖小哥的生活，也看到外卖企业调整算法，其他类似的企业也在调整。
就在最近的政策中，明确要求外卖小哥的时间考核要算法取中。过去外卖员的考核是按照送餐最快的人设置考核线，一旦有人突破，那算法就会越来越严苛，直到只有少数人能够完成，这也是很多小哥被迫逆行、闯红灯的根本。一个超时、一个投诉，可能就是几天白干了。
而算法取中，就是要求考核线按照平均水平计算，不能把人逼到绝路。
所以，舆论是可以影响政策，政策和舆论合力，也是可以影响现实，让社会更美好的。
对未来，我们要有信心。
但是，我们不能太期待立竿见影。
有些事，往往是两难抉择，比如说对外包、劳务派遣的保障，就面临非常艰难的抉择，以至于迟迟无法去做。
对应的核心矛盾点是保障就业。
小镇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企业只要能给一个省带来5万个新增就业，就可以随时邀见一省书记、省长。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
在7月人社部等8部门发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的指导意见之后仅仅一个月，有一个更重量的政策：
8月下旬，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了七个重点任务，其中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不断扩大就业容量，7大任务中有6个都是为了促进就业，只有第六个任务是优化劳动者就业环境和保障。
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而是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更核心的是如何先实现就业，倘若连工作都没有、失业了、无法再就业，又何谈权益保障？
实现就业、拿到劳动收入，这才是最根本，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谈劳动保障的资格。
那为什么不能强迫企业取消劳动派遣、外包？
说白了就是企业承担不起，目前中国有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所谓灵活就业就是没有纳入传统的“五险一金”为代表的保障体系。这里面也分层次，高级的比如个人设计师、作家，又比如外卖员、农民工等等都在里面。
就算纳入传统的“五险一金”保障的，也还有多数并不完整，比如有的只有基本的保障，有的没有“一金”公积金，比如有的只按照最低缴纳，又比如断缴等等，就算如华为这样的企业也会按照最低的公积金比例缴纳。
能够按照法定完整缴纳、包括公积金也按照12%缴纳的，在现在的中国少之又少，可能也就是体制内、外企、比较正式的民企等等。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也往往按照最低额度缴纳，只有那些为了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才由于过去赴美股、港股上市的要求，全额缴纳。
为什么做不到全覆盖呢？其实很简单，核心就两点：
一是企业承受不起；
二是劳动者竞争激烈，很多人也不愿意全额缴纳。
第一个企业承受不起比较好理解，如果严格执行法律要求缴纳五险一金，公司需要承担员工薪资的差不多40%，这笔钱是额外的，也就是说员工薪资（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前）的140%才是企业实际支出。
至于第二个，除了竞争激烈，还有很多人希望公司按照最低要求缴纳，省下来的钱直接拿到手。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相比几十年后的养老，更需要解决现在的缺钱问题，又比如社保全国没有打通，有人担心回家后也拿不到，又比如对养老等政策不放心、想自己解决养老等等。
既然连正式员工的五险一金保障都远远没能实现，就更不要说解决还在五险一金体系之外的劳动派遣、外包人员的保障问题。
这也是人社部等8部门提出要创新适合新就业形态的劳动保障体系，而非直接纳入传统的五险一金体系。
我们总不能为了做好劳动保障，让企业承担根本承担不起的压力，那企业只能死给社会看，那很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失业问题。
至于国家，也承担不起，今年上半年只有上海财政实现盈余，而且国家财政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需要花钱的太多了。
为什么企业承担不起？首先解决多数就业的是中小微企业，而在最近几年，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已经从过去的2020年前的2.5年左右，降到了2年左右。
就算国企，经营压力也很大；有些地方的公职人员也开始进行薪资规范，降低薪资支出。
未来经济压力如何，就不多说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就业是一切民生工作的根基，这正是国家推出《“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用一个国家级规划的形式对全国就业问题进行整体布局。
总结一下：
实现就业是劳动者权益的根基，也是社会发展的根基；在实现比较好的就业基础上，控制住失业，我们才能够逐步解决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问题。
之所以无法取缔外包、劳动保障，核心是企业承受力，必须保证企业能够保持存在和发展。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不顾劳动者保障，对于一些劳动者反映强烈、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本质、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又完全可以改进的，我们一定要坚决先做起来，由易到难。
比如被算法裹挟的外卖员，国家出手强制采取“算法取中”，完全可以阻断企业间恶性竞争，重塑整个外卖体系。
在目前的改革中，类似这样两难、三难甚至更加复杂的还有很多，哪一个方向什么时候推进、哪一个方向暂时缓缓，这种节奏才最难把握。
毕竟现实不是游戏，改革无法重来，既要有雷霆骤雨，也要有徐徐图之的润物无声，稳就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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